中国在澳门将掌握极有力「反制裁」武器_风闻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的其中一项重要议程，是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增加《香港基本法》和《澳门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草案。据知，所增列的全国性法律，是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十九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

　　《反外国制裁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为应对外国制裁但相关法律手段不足而制定的法律。其适用情况是「外国国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以各种借口或者依据其本国法律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干涉我国内政的，我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而制裁措施有三类：

　　一、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二、查封、扣押、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三、禁止或者限制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此外，还有「其他必要措施」的包底条文。

　　《反外国制裁法》将能发挥针锋相对、「以『毒』攻毒」的作用，对美欧各国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毫不妥协，「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其实，美欧各国就香港事态所作的所谓「制裁」，并没有伤到香港特区。但如果中国进行反制裁，对方可能损手损脚。就以目前正在进行诉讼的孟晚舟案来说，是因为汇丰银行而起事。如果加拿大法庭裁决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汇丰银行就将会是被反制裁的对象。此举对香港金融的损害不大，汇丰银行撤走，自有其他金融机构顶上，但汇丰银行的损失则是重大，将会损失五分之三的营业份额。

　　那么，澳门的情况如何？目前，尚未见美欧各国有甚么动静。曾经管治过澳门的葡国，一来本身没有甚么实力，二来与中国也没有甚么矛盾，相反还较为友好，对澳门发生的事情，除了几个政客以个人名义说三道四之外，作为政府，葡国还是默认甚至是不反对的。因此，《反外国制裁法》基本上不是以葡国为实施对象。当然，日后葡国国内政治态势丕变，跟随「五眼联盟」反华，并干涉属于中国内部事务的澳门事务，那又是另一回事。

　　因此，《反外国制裁法》主要是针向对中国极不友好的美欧各国，其中又以美国为主。不过，从目前情况看，美欧诸国对澳门，尚未使用「制裁」手段。这当然首先是因为澳门特区践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有出色表现，有关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完全是澳门特区履行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宪制责任而自行立法，而无须最高国家立法机关直接立法。而为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取消被认定为「不拥护、不效忠」者的参选资格，也是澳门特区的选务管理机构和立法机关自行根据澳门特区的选举法律作出决定/裁定，而无需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专为完善澳门特区的选举法律制度而做出任何决定。何况，由于澳门具有深厚的爱国爱澳优良传统，「反中乱澳」势力根本「郁不得其正」，澳门特区也就无需动用较为激烈的手段实施管控。因此，美欧各国根本就没有对澳门「下手」的籍口。

　　即使是前一段时间依法「DQ」被认定「不维护、不效忠」者的参选资格，虽然欧盟和美国也发表了相关的谈话，这当然是干涉中国内部事务的严重挑衅行为，因而遭到中国相关权责机构的强烈反击；但相对于美欧各国对香港的事态的反应而言，在程度上还算是较「轻」的。

　　美国没有可能对澳门进行「制裁」的籍口及机会，但中国却有对美国进行「反制裁」的正当性及对象，那就是美国在澳门博彩业市场的巨大利益。这是因为，其中两个美国博企的持牌人，曾经长期充任美国朝野政党政客的「金主」，而且与美国情治机构的关系极为密切，对中国的国家安全和澳门特区的政治安全构成重大的威胁。如果中国实施对其实施「反制裁」，不但是美资博企损失巨大，而且美国朝野政客也将会「断米路」。因此，不但是美资博企不愿看到会有此前景，而且美国朝野政客也将会「一百个不希望发生，一千个不甘愿」。

　　其实，无需等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将《反外国制裁法》增列为在澳门特区实施的全国性法律，就是为了维护本身的巨大经济利益，希望在未来的赌牌重新开投中能够「保住」赌牌，也已经注意到避免「瓜田李下」，改变了策略，实行「揸FIT人本地化」改革。其中一家美资博企趁着其创办人及持牌人逝世，正好趁此机会进行澳门企业管理层转型；另一家美资博企更是主动出击，借着其创办人兼持牌人涉嫌性骚扰被美国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将其「踢」出董事局，并由具有省级政协委员身份者掌管行政大权，不但是将该美资博企牢牢地掌控在「爱国爱澳者」的手中，而且更是推动落实「企业除罪化」。实际上，这位「盲侠」大享此前长期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合作，不单止是美国政客的「金主」那么简单。这两家美资博企的「出招」虽然手法不同，但殊途同归，颇为聪明，对其在参与赌牌重新开投中争取到有利位置，掌握到主动权。

　　不过，即使如此，美国资本仍然在这两家美资博企中占有主要股份。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前，从澳门特区攉取了大量财富，并成为挹注美国政客的主要资金来源，甚至连特朗普的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开销，也有来自澳门赌场的得益。此外，有的本来应该留在澳门进行再生产发展的盈利，流到新加坡开设新赌场，或意图参与日本新赌场的投资建设（后主动放弃）。如果这两家美资博企能够成功重新获得赌牌，在疫情受到控制之后，仍然是「会生金蛋的鹅」，美国股东继续坐享「红利」。除非是修改《博彩法》，对每一家参与竞投的公司，严格地限制其股本结构，外国资本不能超过一半或更小的比例。

　　美国当局似乎「闻到阵除」，因而在对香港继续色厉内荏的同时，却对澳门「笑脸相迎」。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美国国务院在今年八月上旬发表的「二零二一年度全球投资环境报告」中的澳门部分，竟然一改以前的态度，声称并警告美国公司在香港的「风险上升」的同时，赞扬澳门特区政府「致力于维持对投资者友好的环境」，强调「澳门对外国投资没有限制」，并强调当地经济仍然「透明、非歧视和自由市场」。

　　这就显示，美国当局似乎是不想在澳门议题上刺激中国政府，以至在澳门重新开投赌牌时断绝了其「米路」。当然，这个「报告」是在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反外国制裁法》，并声明将会列入香港、澳门基本法的「附件三」之后的两个月发表的，其「规避」《反外国制裁法》的意图也就十分明显。

　　因此，中国政府及其直接管辖的澳门特区，不怕美国「制裁」澳门，反而掌握着极为有力的「反制裁」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