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爷爷眼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_风闻

众所周知，政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不折不扣的舶来品；五四运动的口号“民主与科学”也是舶来品，还给取了两个中国名，即“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既然都是西方的东西，中国共产党是一成不变地接受，还是赋予自己的定义呢？在经历一战和二战后，本为战胜国的旧中国之地位却远不如战败国的屈辱，以及看清美西方帝国主义的本质后，五四运动前后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受到1917年俄国共产党十月革命成功的影响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启蒙后，义无反顾地走出了一条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探索之路。  

2013年3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中说了一句话：“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要知道，马克思主义揭示的只是当时欧洲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当下即便它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但因各国千差万别的国情，如果照搬硬套，肯定会有水土不服的现象。因此，我再借用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中伟人毛泽东在说的话：“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和活的灵魂，就是具体的事情，具体地分析。”  

1982年9月，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992年初，邓小平更是语重心长地说：“‘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 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左”也好，“右”也罢，钱本身没有善恶之分，关键在人。有鉴于此，在对五家公司做出点评之前，我想强调，任何掌握资本大权的人，如果欠缺社会责任，守不住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底线，他或她就应该感到羞愧。第一家，“滴滴”的程维和柳青，视国家安全如草芥，不是白痴，就是眼里只知道追逐财富；第二家，支付宝的马云，他只要能管住自己的嘴，内敛不张扬，我个人对他还是比较肯定的，因为他把支付宝从阿里巴巴剥离的战略眼光；第三家，联想的杨元庆，一个不认为联想是中国公司的人既是忘本，也是得意忘形，即便联想是跨国公司，请记住联想的属性是中国公司；第四家，华为的任正非，无可挑剔；第五家，福耀玻璃的曹德旺，这种公司就该旺。

在所有中国字里，我对“中”及“和”字情有独钟。数学概念里的“中”是个很死板的数字，但是在中国文化传统里，“中”字却有其独特的定义，即《中庸》所说的“天下之正道”。正道是什么？一般人会说，不就是做人要规规矩矩，不偷不抢不骗，就是正道。至于说到治国理政，所谓正道的学问可就大的去了，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角度，就是所谓实践检验真理后要走的路。

至于“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意义呢？我是这么想的，《论语》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谈的的是人，与其陷在“公有制”与“私有制”左左右右的争论里，何不把“和而不同”从“中”的观点融合二者呢？ “和”在数学中是加法的得数，1+1=2，但是如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很好地融合“公”与“私”，皆大欢喜， 1+1≥2就不是幻想。

就拿民间投资来说，撇开2010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新36条”）不谈，就拿近年来鼓励民间资本参与电信、能源、国防科技（包括航天）等领域的市场准入来说（这也是“和”），只要决策集体（董事会）都有大局观，大方向正确，管理到位(私企派人参与管理)，就能更好地发挥资本的功能， 1+1肯定大于2，和而不同后的中国经济肯定能更上一层楼。

1992年初，为了给改革开放增强信心，88岁高龄的邓小平不辞辛劳，毅然决然地南下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有一段话今天读起来依然振聋发聩。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我个人认为这段话就有“和而不同”的涵义。

所以，“和而不同”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公有制，也有私有制。实际上，中国共产党要走的路，并非全无脉络可循。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就提出了对外开放的经济战略思想，并主张私人经营与国家经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民生主义更是强调“节制私人资本，发达国家资本。”先生也曾试图通过走西方资本主义道路来拯救中国，但未成功，乃转而与俄国合作；这也是为什么在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下才有国共第一次合作。令人扼腕的是，由于先生的逝世及蒋介石412反革命政变，这些宏伟的构想未能付诸实践。   

邓小平于1977年第三次复出后不久，就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龙马精神，立马就在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明确指出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   

可以这么说，中国共产党决定要走的是一条前无古人走过的，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的道路，其挑战的难度可想而知，邓小平的“黑白猫论”和“摸着石头过河”就说得非常形象。对于中国共产党能不能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当时大多数在美留学生是没有信心的；基于中华民族开天辟地的民族性和人往高处爬的心理，我个人自始至终都是非常乐观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从我走出校门迁居至洛杉矶不久，就成立了一家中美贸易咨询公司，经营不到三年就关张了。为什么？美国跨国公司对新中国的政治稳定没有信心。美国跨国公司对外投资是非常小心的，投资前必须对所在国家的政治环境写份预研，即political forecasting，这也是为什么美国汽车公司比德汽和日汽晚了十多年的原因。   

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能不谈改革开放。我个人一直是这么想的，新中国的改革开放只要坚守一条底线，即国家和人民利益，就大可以走出左左右右、条条框框的束缚，甩开膀子大胆地干，大胆地尝试，实事求是，勇敢地纠错和积累经验。有一个词非常有意思，英文是crisis, 中文是危机，但中美两国为政者对这个字的解释就完全不一样；美国人只看到危险，中国人却从危险中看到潜藏的机遇。改革开放就是这么个情况，危险与机遇并存，事实证明，中国人硬是蹚出一条新路来，什么原因呢？一句土话，活人哪有让尿给憋死的，只要精神不滑坡，方法总比问题多，是吧！更何况，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向来顾全大局，对关乎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大事更是看得深，看得远。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创造性地开始了试点经济。比如，经济特区的建立，自1979至1988年，先后批建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天津、上海、大连、秦皇岛、烟台、青岛、连云港、南通、宁波、温州、 福州、广州、湛江 、北海、营口市（1985）、威海市（1988）等首批沿海开放城市。毫无疑问，深圳的成功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深，原因当然与其得天独厚的的地理位置有关。因为与香港毗邻，一经开放，港资和台资很快就以势不可挡之势发展起来，阻力当然也不小，甚至姓“资”姓“社”和离经叛道的议论都冒了出来。为此，1992年初，邓小平专程南下发表南方谈话，除了坚持改革开放100年不动摇外，同时强调改革开放的胆子还要大些，要敢于试验，看准了，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1935年1月15日召开的遵义会议、1978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两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前者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奠定了红军长征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础；后者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征程，为中国经济发展屡攀高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光辉历程，谨以唐代黄櫱禅师的“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和伟人毛泽东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与朋友们共勉。

40多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方针、政策是非常正确而英明的。今天，当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改革开放之初，在诸多困难和严峻考验的面前，如果没有邓小平的“100年不动摇”作为定海神针，真的很难想象中国的改革开放会发展成什么样子。 

1981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个五年计划，即六五计划（1981-1985），到今年（2021）已是第九个五年计划，即十四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40年来，我国经济快速增长，工业化逐步向纵深推进，多元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并向高端市场迈进。当下，我国产业的发展已经完成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领跑的转变，目前我国拥有39个工业大类、191个中类、525个小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从而形成了一个举世无双、行业齐全的工业体系，能够自主生产从服装鞋袜到航空航天、从原料矿产到工业母机的一切工业产品，可以满足民生、基建、军事、科研等一切领域的需要。

谈到改革开放，政策试点是最大的亮点。为什么国家经济政策每每遇有重大调整时总会有政策试点的先行先试，例如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货物贸易外汇管理试点、自由贸易试验区、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试点（QFLP试点）、人民币自由兑换试点、数字人民币试点 …. 等等？其目的无非就是通过小范围实践，检验真理，积累经验后再推而广之，以避免因为大面积的错误而导致政策的失败。试想，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人口大约是10亿，如此巨量的人口能不能适应一下子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是个问题，成功便罢，万一失败就有可能鸡飞蛋打，所以政策试点无疑能够确保国家经济发展的行稳致远，的的确确是个非常聪明的做法。   

改革开放对国家进步、人民幸福、国力提升的巨大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对社会风气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无可避免的。舜在三千多年前就有“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叹，今天社会面对的一些乱象仍然是人性的问题，可想而知教育是一项怎样艰巨的工作，用两句成语：“代代相传、任重道远”都无法形容。据我个人的观察和实验，教育净化人性对多数人是可行的，对少数人（3%+）无疑必须辅以国家法令。说到法，谨以古人之言略申法之不可或缺，比如，韩非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治强生于法”、“法不阿贵”；管仲：“立法以典民则祥，离法而治则不祥”；司马迁：“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沈家本：“有法而不循法，法虽善与无法等”；朱熹：“治国之道，在乎猛宽得中”。

清朝曾国藩说过：“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现在的社会远比满清时代要复杂很多，影响社会风气好坏的人，估计一百号人不止，特别是娱乐界和商界。重商主义、本本主义、享乐主义、奢靡浪费之风的抬头，绝非国家之福。各界名流精英和知名公众人物非但要自觉自重自律，切勿得意忘形（张陶、张哲瀚事件），头脑一定要时刻保持清醒，切勿为名利迷惑。   

就当下的移风易俗、净化社会风气而言，教育（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之地位举足轻重，唯中国共产党人亦责无旁贷，当发挥敢为人先的优良传统，再辅以法令、媒体宣导和其它手段。比如，影视作品（非常遗憾，百年来，这么多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像样的作品却不多）可以通俗，可以有多样性，但主题必须正确，绝不能粗制滥造、内容低俗，审查必须从严；鼓励或政策奖励知名商业品牌从时代楷模、感动中国、劳动模范等先进代表选择代言人；以及设立“知识扶贫办”，组织大专毕业生（人力资源浪费严重），深入城乡各个社区、企业，从事国家政策和法令、公民常识的宣导及调研。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内（人性方面：熙熙攘攘，皆为名利）外（来自美西方危机感的干扰）因素的交互影响，国家安全（包括经济）环境面临的挑战将日趋严峻，未雨绸缪之策宜早不宜晚。有鉴于此，面对新冠病毒的无尽肆虐，应对策略及溯源工作应有持久战准备，以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顺利向纵深推进；确保执政为民初心和使命得到践行、确保国家经济行稳致远、确保综合国力再攀高峰。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因为大环境不断地在变，除了因地制宜和从严治党外，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物（特别是网络管理）制宜、因法制宜，已是迫在眉睫。

最后，在我眼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民本思想现代化，大白话就是一切为了人民。

结束之前，郑重推荐两篇文章。2021年6月6日和2021年6月7日，两篇感人肺腑、意味深长、醇厚隽永的宣言，分别刊登于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这是两篇值得一读再读的好文章，“绿叶衬得红花美，玩味再三意更殊”；我不再多言，朋友们可径自点击细品。

第一篇是《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1-06/06/c_1127535562.htm 第二篇是《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21/0607/c1001-3212471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