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宏，该说还是不该说？_风闻

20世纪70年代吹捧美国是远见卓识。

20世纪80年代吹捧美国是视野宽广。

20世纪90年代吹捧美国是知道常识。

21世纪00年代吹捧美国是陈词滥调。

21世纪10年代吹捧美国是战略忽悠。

21世纪20年代吹捧美国是不合常理。

21世纪30年代还在吹捧美国是让人鄙视。

一、 该捧还是不该捧

张文宏最近因2021年7月底的一篇长文引起轩然大波。但是，争论的双方都没有切中要害。我在前面发中美关系文章时只是顺带提到相关问题，但没想到太多网友留言讨论这个话题。因此就追加一篇文章专门澄清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可以说，张文宏引起这么大争议主要是三个方面原因：

他该不该吹捧美国。

对一些并非他专业范围的问题发表了很多比较随意的看法。

直接引发这次争议的文章提到的“完全开放，与病毒共存”的观点是否合适。

本文就来一一解读。

首先我们来看，他对美国医疗和抗疫的看法，基本上可以用不管结果是什么，都“高度吹捧”来形容。如果仅仅有人说美国好，就批评人家显然是不妥当的。战忽局的张局长也说过很多比较肉麻的吹捧美国的话。比如他说：即使人家美国军力完全停止发展20年，中国也不可能追得上。那为什么不批评张局长而要批评张医生呢？这有几个方面的本质区别：

首先是时代的不同，在不同历史时代吹捧美国是差异巨大的。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我们与美国的差距在迅速拉近，并且开始呈现反超局面。当然，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即使在总体上全面超过美国后，所有国家当然也包括美国，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的地方。只是这种尊敬和学习，需要与时俱进，符合历史时代的客观现实。当然，在中国成为世界领导者之后，需要具备一个能力，就是可以在不如自己，甚至差很远的人身上发现可以被学习的地方。否则就很容易陷于停步。

第二个方面是领域的不同。兵不厌诈，在军事问题上就是要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所以，战忽局的张局座无论怎么说都没问题，甚至这就是人家的专业和职责所在。但是，防疫是一个人道主义的事业，即使我们与美国政治上有争议，在防疫的问题上也不该去公然地忽悠和欺骗美国。明明美国的防疫差到极点，硬要说他高明到世界第一，医疗科技是世界上最好的，他的所有措施都是很英明的，中国比美国差太远。作为一个医生难道对美国60多万人的死亡完全无动于衷吗？如果不太方便说，最多含糊地讲下，美国的医疗科技本来是很发达的，可能他们有他们的考虑，这还可以理解。但过度地吹捧美国显然是不客观的。张局长可以忽悠，但张医生不能，在防疫的问题上对任何人都不该忽悠，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美国都是如此。

第三，“真话”还是仅仅“听起来感觉像真话”。很多人认为张文宏“敢于讲真话”，但我们要知道一点：“真话”和“听起来感觉像真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真正的真话，往往是大多数人不太好理解的，这就叫“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听起来感觉像真话”，这是只要迎合大多数人的观念就可以了。张文宏确实讲了很多真话，这个我们要客观看待，但也有很多只是听起来感觉像真话而已。简单无度地吹捧美国，就是一种听起来感觉像真话的内容。讲一些无边无际非专业的话，也会听起来感觉像真话。张文宏的确很有语言天分，很会讲话。当然，如果只是这么说还远远不够。因此，下面我们会深入地，从专业角度分析一下他说的某些话问题所在。

**二、**专业还是不专业

毫无疑问题，张文宏是一个专业的医生，在他个人的专业范围内，其专业性是不需要过多质疑的，或者说不需要我们去质疑。有人提到张文宏个人并不是流行病专业，但是，在医学的范围内，即使不是本人大学里的专业，只要你去学习并从事相关的工作，也会很快掌握相应的知识，只是深度多少的问题。真正在工作中从事的完全是自己在大学里学习的专业情况是不多的，绝大多数人的实际工作性质，都会与大学里的专业有一定偏差，甚至完全改行。当然，在医学领域改行的难度要远远大于其他领域。对这种细节专业区别，我们并不想去过多讨论。

但是，张文宏的知名度在去年与疫情同步爆发后，邀请他演讲的场合非常多，有专业单位、政府机构、媒体等。很自然地，人们会问他各种各样的问题，尤其是大多数提问的人是非专业的，常常超出或远超出张文宏个人在大学研究的专业，甚至工作专业范围，这对他个人会带来巨大的挑战。问题就在于，他并没有很好地应对这个挑战。

例如，很多问题是涉及到疫情与宏观经济的关系问题，疫情的发展与投资策略问题，疫苗的研发和产品质量，医疗器械和防疫物资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支撑才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不能说张文宏就不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是，他必须在首先进行了精准跨学科的深入研究之后，才能去准确回答这些问题：要么是作为一个医学家去研究经济学，从而获得防疫经济学研究的结果。要么是一个经济学家，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去研究疫情，从而获得经济防疫学的研究结果。但是，张文宏显然没有对经济学作过什么研究，就对相关问题随口给出非常自信的意见。例如，如果不开放就会发生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了死的都是穷人。但凡懂些经济学的人一听这种话就明白，这是根本就没读过任何经济学文献的、非常不专业的、想当然的信口开河。这种话在私下里作为外行说说是可以的，但在正式的场合信心十足地讲这种话，显然是非常不专业和不负责任的。现在的事实是：中国出口额在疫情中暴涨。宏观经济的变化涉及到的因素太多太复杂了，其实每个专业领域都是如此，怎么可能只是因疫情的某种简单处理差异，就肯定会引发经济危机，并且“死的都是穷人”呢？问题不在于这个观点的对错，而在于什么情况下会发生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到什么程度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经济危机到什么程度才会死人？张文宏做过经济学的数学模型研究吗？有具体数据吗？或者参考、引用过哪位经济学家的研究和数据？作为一个医生为什么有信心认为这个研究的结果是可信的？任何经济学的专业研究都没有做过，怎么就能在正式场合随口发表这么信心十足的，有关疫情经济学的相关意见呢？

即使在医学范围内部，表面看起来，作为医生似乎应该对所有与医学相关的知识都懂，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考古学家可能会广泛用到碳14测年法，热释光测年法，虚拟探方技术等。但对相关技术和产品，考古学家们基本上都是纯粹的外行，这些技术是完全属于其他专业范围的。人们在防疫中大量用到核酸测量技术，如PCR，还有呼吸机等医疗器械。医生们只是这些产品技术的用户，但这些却完全不是他们的专业范围。他们与这些技术的距离，就如同他们和汽车专业的距离是一样的。大多数医生都会开车，但这不意味着这些医生就懂汽车专业，会开车、会修车和会造车是完全不同的专业概念。所以，张文宏说在医疗技术领域，中国用的都是国外公司的产品技术，本身就是外行之见。他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就如同他不是汽车领域的专家是一样的。你可以对某种车的驾驶体验作为一个用户发表一下看法，但千万别以为有了这么一点点使用体验，就认为自己是汽车领域的专家，甚至是会造车的专家。

那么，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才合适呢？我的朋友袁岚峰在这方面就做得就非常好。他本人是凝聚态物理学专业的，作为科普专家，其科普演讲和文章中涉及的专业范围非常广泛，远远超出他本人的专业范围。但在涉及超出其专业范围的问题时，他都大量征询了相关专业领域的专家意见，并且在演讲或文章中明确提到这不是他的专业范围，甚至直言他是外行，是与他的朋友某某交流后认为……。他在诸如通信、芯片等领域的专题要进行演讲和出科普文章时，就时常与我提前进行交流沟通，并且在文章或演讲中明确提到与他的朋友某某进行过交流，甚至很专业地把他人的文章链接注明上。你只要研究过，与专业的人员交流过，并且学习能力很强，就没有什么专业领域是绝对不能涉及的。尤其是现在中国特别需要跨学科的研究，相关的跨学科专业方法就显得非常重要。

可以说我的研究范围是全科型的，涉及科学的所有领域。但我在每一个介入的领域都是非常小心谨慎的。首先必须要清楚：自己讨论的问题涉及的专业范围有哪些，所谓专业不是什么都懂，而是知识范围的约束。另外，要清楚对各相关专业研究到什么程度才能解决相应的问题，尤其要充分尊重人家各个领域相关专家的意见。只有这样，你才能得出有价值的研究结果，并提出有价值的、真正科学的专业意见。本文我主要从两个专业角度来讨论，一是PCR等核酸测量专业角度，二是经济学专业角度，原因在于我本人在学校的专业是测量学，并且长期以此作为学术研究核心基点。再者我对当前国内外所有经济学可以说有系统的、全面的专业研究，并且以我建立的纯科学方法，在系统总结以往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马克思的经济学等基础上，研究出版了《科学经济学原理》一书。

三、该提还是不该提

作为一名专业的医生，对相关问题发表一下看法，这在一般情况下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引发争论的，是他在2021年7月底发表的文章提到“完全开放，与病毒共存论”的策略观点。如果看看他的原文就知道，他并没有提出任何与病毒共存的具体策略，只是说要有“新的智慧”。这种泛泛而论，如果是在正常情况下谈谈倒也没什么。但问题是，7月底这个时间点正是因南京疫情爆发，引发国内多地疫情扩散的危机关头。同时又是遇到高传染性的德尔塔病毒，他在文章中也明确提到了南京疫情，显然是针对这次疫情而来。但在7月底，这次疫情还远没有结束，尤其南京确诊病例都还在不断出现，并且传播到张家界、扬州、郑州、湖北、北京、沈阳等地区。在这种疫情的关键时刻，普通人说话都应该非常慎重，况且是一个知名度非常高的职业医生。

因高强反驳他的文章，很多人在争论中认为这有些政治化。但是，说更严重一点，在这个时候随意讲错话是有可能涉及法律问题的，作为专业的医生尤其是如此。这个可就不止是“政治化”的问题了。

对疫情采取什么样的防控措施，这不单纯是一个流行病学的专业问题，也是一个经济学的问题。显然，张文宏的文章中所提的意见，也主要不是从流行病学角度，而是从经济学角度来提的。原因在于，如果只是从防疫角度考虑问题的话，显然是防控越严越有利。但是，这里面是有社会和经济成本的，如果是要谈综合考虑社会和经济成本而应该采取什么策略，那显然就不是从单纯防疫角度出发，而严格说是“在防疫约束前提下的经济决策问题”。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张文宏显然不具备任何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基础。那么，从经济学专业角度，说清楚为什么他的观点是错误的，这才是关键。

微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中，有一个重要的结论：正确的决策并不依赖于过去的历史是什么，而是基于经济现状的边际分析结果。因为不同国家疫情的现状不同，其边际分析的最优解也很可能是不同的。到底该不该坚持“病毒清零”的策略，这要基于不同国家的不同现状。至于是什么原因造成不同国家差异的历史和现状，它合理还是不合理，与边际分析完全无关，我们就不去追究了。显然，中国的现状是：病毒已经清零或基本清零了。因此，对中国的防疫策略选择问题，必须是基于中国“已经基本将病毒清零”这个前提。在此前提下，我们有两个策略的选择问题：

一是在“保持清零”，与“完全开放、与西方国家看齐”这两个策略之间做出选择。

二是在假设我们最终不得不选择“完全开放”，那么在什么时间点开放更为合适的策略选择。

首先来看第一个策略选择。保持清零的策略在防疫上的边际收益为：“基本接近零感染，零死亡”。完全开放的策略，在防疫上的边际收益为“低于可接受的0.46%死亡率”，假设开放后中国感染人数为1亿人，那么死亡人数为46万人。这是“接近零死亡，与几十万、几百万死亡”之间的对比选择，而不是2.1%死亡率，与0.46%或0.1%死亡率之间的对比选择问题。千万不要搞错了。这体现了现状不同，即使采用完全相同的策略，其边际收益也完全不同的原理。

需要特别澄清的一点是：不能简单地认为低于某个死亡率就一定可以被社会接受。例如，狂犬病的死亡率接近100%，但我们事实上是选择了与病毒共存，全社会并没有把这个传染病当作很大的事情来对待，也没有因此就不让养宠物狗了。原因在于：这个病每年发病人数只有几百人，它并不会人传人，一般只是在病兽咬伤人之后才可能发病。现在也已经有比较有效的针对性疫苗。因此，更关键的是死亡数量，而不仅是死亡率。假设每年流感发病人数是353万（这是中国2019年实际发病数字），按死亡率0.46%算是死亡16238人。（注，2019年中国实际流感死亡人数是269人，死亡率为10万分之0.0193，这才是我们愿意接受与流感病毒共存的实际死亡率数据）。但是，如果因德尔塔病毒或新的拉姆达病毒传染性远比流感高，使得发病人数达到3500万人，0.46%的死亡率对应的死亡数就是16万多人，这个是否还可能被接受就要明显打个问号了。如果发病数达到3.5亿人，那么对应的死亡数字就会达到百万量级，这显然是难以被社会接受的。

**保持清零策略的边际经济收益为：**中国是接近零感染、零死亡地区，因此经济安全性显然是最高的，人们更愿意将订单交给中国。

**完全开放的边际经济收益为：**中国与其他国家一样不安全，中国最好结果只是“不比别人更差”。

**保持清零的边际成本投入为：**出现零散疫情后，最大投入为有针对性的楼宇、小区、城区或一个城市等的封锁、核酸测量、密接与次密接的排查与隔离，确诊人员的治疗。

**完全开放的边际成本投入为：**数以亿计感染人群的核酸等检测、隔离、治疗，更大人群的核酸检测、隔离等。

从风险评估角度来看，保持清零策略的边际收益与成本计算，对病毒变异，以及疫苗研发生产的各种不同结果很不敏感。而完全开放策略的各项经济性计算，却深度地依赖于病毒变异的不同，以及研发疫苗的技术差异。例如，现在认为完全开放了死亡率可以降到0.1%，但你怎么能绝对排除这样的可能性：拉姆达病毒进一步变异后，即使打了世界上的任何疫苗，死亡率也可能会提升到0.65%以上呢？这个死亡确实比原来的2.1%要低，可是却已经显著高于所谓0.46%这个可接受死亡率了。如果出现这种尴尬的结果，病毒又已经传遍全国了，那该怎么办？

可能还存在我们在上面没有列完的成本、收益和风险因素。例如，因为采取较严格的防疫措施，尽管只是针对COVID-19疫情的，却导致其他法定传染病普遍下降，有些甚至下降幅度非常大。2019年中国丙类传染病发病人数为717万，2020年却只有313万，下降了一半多。死亡人数也从304人下降到70人。但这些已经不重要了，只要知道了这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任何人都可以非常容易地得出相同的结论：对中国，并且仅仅对中国来说，尤其是仅仅针对这次南京碌口机场引发的德尔塔病毒小爆发来说，保持清零策略的收益成本比，净收益，抗风险能力等指标，都绝对压倒性地好于完全开放策略。病毒清零策略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否为最优解，我们这里不去操太多心，只能真诚地从人道主义角度祝福他们。

当然，有些人可能辩护说，张医生说的并不是特定地针对这一次疫情，而是说因为这次疫情引发的思考。因为其他国家都采取了完全开放的策略，中国最终也不能不受到影响，最终只能采取开放的策略。那么好，我们就接受这个前提假设，进行相应的有条件的策略选择分析。既然假设中国迟早必须采取开放性的策略，那么，这个策略选择的空间就是：在什么时间点，尤其是在什么样的技术措施基础上，我们不得不放弃保持清零策略，最终采取完全开放的策略更优。

由于我们已经清晰地证明：保持清零策略，在任何经济评价指标上，都压倒性地好于完全开放策略，那么，我们的时间选择策略就非常简单：越晚越好。并且，因为还存在病毒变异，以及疫苗跟随研发等，众多不可完全精准预测的风险因素存在，“不得不完全开放”的这个前提性假设，并不是完全确定的。因此，从风险评估角度说，等其他国家实际完全开放后，能够确认完全开放策略是否有效，具体时间至少等一年以上，根据他们的实际效果评估之后，再来作出选择显然更为有利。

这个策略选择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而且是我们建立什么样的技术条件更好的问题。技术条件不同，完全开放后的收益成本显然也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采用越晚越好的策略，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建立更好的技术基础，这样完全开放后的收益成本比肯定会更好。因此，就算我们接受“最终必须完全开放”这个前提假设，具体策略也是在时间上越晚越好。在这次南京碌口机场引发的德尔塔病毒疫情上，肯定不应该采用开放策略。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该在这个时间点上提出这个问题。尤其是没有任何具体技术措施、泛泛而论，没有进行任何专业策略分析地提出这个问题。同时，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外部有很多人忽悠中国现在就采取完全开放的策略，如果不去进行明确的区分，人们当然就会认为张文宏就是在说服中国政府完全接受国外的建议。这样，他受到批评也就不算冤枉了。

四、该关注策略还是该关注技术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能简单地认为中国“保持清零”策略，就等同于完全封锁。事实是：我们从来就没有完全封锁过国门，现在与外界的交流依然是存在的，只是程度大小的问题。如果是完全封锁的话，就不会有这次南京的疫情了。而即使是没有疫情，也不是说就国门大开，还是有查验护照和签证的问题等。所以，如果最严谨地来看待，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是：

技术上如何进行提升，以实现精准防疫，从而在“保持清零”最佳策略前提下，可以更大程度地实现与外界的交流。

目前，中国公司研发成功了一种世界原创性的技术，被称为**“生物源性纳米晶体磁珠”，**（注：磁珠法是目前普遍的核酸测量等最核心和最基础的材料），它可以实现核酸测量灵敏度数量级的提升。其技术指标显著地超越西方国家用常规物理法或化学法生产的磁珠。该技术已经获得规模商用，并且在国家疾控，海关等机构获得了实际验证。这个技术进步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比现在的测量技术显著提前、并且更精准地确认密接或次密接的人是否感染了病毒，这对精准防疫价值是非常大的，可以避免某些地方作了8次核酸测量才确认感染的问题。越早确认感染，就可以减少其再接触其他人的可能性，有效减少传播率和核酸测量的次数。另外，通过人工智能、5G、监控网络等技术，可以实现密接和次密接的精准确认，从而大量减少不必要的规模核酸测量需求。还有智能移液工作站效率的极大提升等，可以使核酸测量的前处理时间成倍缩短。

另外，假设病毒是长期性，同时其死亡率又难以真正下降到被社会所接受的程度，那么在保持清零前提下如何使人员可以更少障碍地来中国，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这个其实也不难，可以选择相对较偏，又有基本生活设施的中西部城市机场作为国际防疫的中转机场，在这里大量设置隔离居住区。假设每天进入5万人，隔离14天，需要容纳70万人的居住和隔离设施。但这个可以是自费的，并不是国家成本支出。

这些技术的进步和更多防疫的有效措施，才是真正有价值和实际解决问题的，而不是简单地非此即彼的选择。简化的策略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楚理解问题，但在实际操作中，技术手段上的改进才是更多需要考虑的因素。

要有“更多的智慧”，这种话肯定是不会错的。问题在于，什么才叫更有智慧？显然，作为一名科学家，采用更对口、更完备的专业分析方法，获得更完善和更精确的测量数据，选择最优的目标策略，采用更多的技术改进，这才有可能“更有智慧”。无论如何，更有智慧肯定不是盲目崇拜国外观点。

五、分析框架说明

以上为了减少争议，我们是尽可能采用微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专业语言。这个分析框架一是国内外所有经济学界基本都听得懂，二是人们基本上都认可这个分析框架。但在实际计算中，我又是在保持兼容性的前提下，尽可能使用我所提出的科学经济学框架，以满成比更大化，净满足总额更大化等原理进行分析计算。科学经济学在完备性、一致性、简单性、严谨性等指标上都远远超过微观经济学的边际分析。另外，从纯粹理论的角度说，边际分析方法也是有一些内在问题的，例如边际收益并非一定递减，它也没有采用满成比更大化、净满足总额更大化等最关键的经济评价指标。因这些与本文主题无关，就不再深入讨论了。

汪涛，“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倡导者，“纯科学”和“科学经济学”理论体系创始人。

上海析易船舶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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