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女篮队长，家里有矿，你敢娶我吗？”_风闻

作者|  昔央

来源|   最人物

　　甚多文学巨擘描摹过爱情。

　　王小波言“但愿我和你，是一支唱不完的歌”、“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时，你是我的军旗”。

　　莎士比亚言“爱情像海一样深沉，我给人的越多，自己就越富，因为这两者都是没有穷尽的”。

　　沈从文言“我们相爱一生，还是太短”。

　　民国，一个文学大师辈出的时代。

　　鲁迅、沈从文、林语堂、张爱玲、林徽因、钱钟书、郁达夫、冰心、陈寅恪……

　　文人和文人间细腻微妙地碰撞，打造出民国各具特色的爱情传奇。走进民国大师的情感世界，便是走进一段鲜活的民国人文史。

　　本文所描绘的传奇故事，只不过是民国爱情大海中飞溅起来的几束浪花罢了。

　　但是，近百年来，这些浪花穿越时空，抵达有情人心底，至今仍在他们心间泛起无数涟漪。

　　别人对我无意中念到你的名字，我心就抖战，身就沁汗！并不当到别人，只在那有星子的夜里，我才敢低低的喊叫你的名字。

　　——沈从文《我喜欢你》

　　1929年9月，新学期伊始。

　　沈从文第一次登上大学讲台，紧张到长时间说不出一句话。有文字曾这样记载：

　　众目睽睽之下，沈从文呆呆地站了近十分钟，才终于开口；而一旦开口，又急促难控，结果把准备的内容匆匆讲完，再次陷入窘迫；最后，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课堂下听讲的，有一位女生，名叫张兆和。听说沈从文是大兵出身，也曾拜读过他几篇小说，“可我们并不觉得他是可尊敬的老师，不过是会写写白话文小说的青年人而已。”这话是张兆和说给二姐张允和的，当时她对沈从文的印象大抵如此。

　　张兆和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大家族，曾祖父张树声是清末淮军将领，做过两广总督、直隶总督。

　　1927年，她与二姐一起进入中国公学预科，是学校招收的第一批女生。张兆和不仅成绩优异，又擅长体育，担任着女子篮球队队长，追求她的人几乎要排起长队。

　　张兆和（二排左3）

　　沈从文来此教书那年，张兆和已在外文系读到二年级。

　　某些情愫是在心底里暗暗生长起来的。

　　他总是在傍晚散步时，不自觉地走到女生宿舍楼下，希望能偶遇，又希望不被她看到。然而有时候真的遇上了张兆和，他又只是呆呆地站着，不知怎么开口，最后只是机械地蹦出几句“最近功课跟得上吗”“最近在读些什么书呢”。

　　无辜的张兆和对这个害羞的老师感到十分好笑，又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心中开始狐疑。不久后，她收到一封信，上面写着：“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

　　这是来自沈从文的第一封情书。张兆和没有太惊慌，她用一贯对付情书的方法来回应——不予理会。

　　在日记里，张兆和写：我是一个庸庸的女孩，我不懂得什么叫爱——那诗人小说家在书中低回悱恻赞美着的爱！

　　然而，沈从文的信一封接一封涌来，她终于感到不堪其扰，找到了校长胡适家里。本以为校长会替学生做主，劝退“打扰”到她的老师，哪知胡适却来了句，“他顽固地爱着你。”

　　张兆和愤然地回道：“我顽固地不爱他。”

　　沈从文年轻时

　　没过多久，一封情感真挚的信又来到她跟前：

　　“……互相在顽固中生存，我总是爱你你总是不爱我，能够这样也仍然是很好的事。我若快乐一点便可以使你不负疚，以后总是极力去学做个快乐人的。”

　　吃了闭门羹的沈从文，一度郁郁寡欢。他在公开发表的信件中这样表达情感：

　　“一个女子在诗人的诗中，永远不会老去，但诗人，他自己却老去了。”我想到这些，我十分忧郁了。

　　在同一人事上，第二次的凑巧是不会有的。我生平只看过一回满月。

　　我也安慰自己过，我说，“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我应当为自己庆幸，……”这样安慰到自己也还是毫无用处，为“人生的飘忽”这类感觉，我不能够忍受这件事来强作欢笑了。

　　我的月亮就只在回忆里光明全圆，这悲哀，自然不是你用得着负疚的，因为并不是由于你爱不爱我。

　　……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

　　年轻时的沈从文&张兆和

　　时间在消逝，他们的情感慢慢变化着。

　　1933年春，两人外出游玩，“路过一小乡村中，碰到人家有老者死亡，报庙招魂当中一个小女儿的哭泣，形成《边城》写作的幻念。”

　　他当即许下愿心：”我懂得这个有丧事女孩子的欢乐和痛苦，正和懂得你的纯厚与爱好一样多一样深切。我要把她的不幸，和你为人的善良部分结合起来，好好用一个故事重现，作为我给你一件礼物。你信不信？”

　　同年9月，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京中央公园结婚。

　　1934年，《边城》顺利出版，那个说着要把喜欢的女孩子写进书里作为礼物送她的青年，实现了他的承诺。

　　小刺猬，我们之相处，实有深因，它们以它们自己的心，来相窥探猜测，哪里会明白呢。

　　——鲁迅《两地书》

　　九月，厦门。

　　温热的海风扑面而来，穿蓝布长衫、身材瘦削的男子静坐在相思树下发呆。光脚的渔夫们越过他身旁，嘴里哼唱着难懂的闽南歌。

　　人群逐渐走远，歌声也悠然远去，身侧却传来几声闷哼。男子一扭头，看到一头猪在吃相思树的叶子。他怒目而视，与那头猪展开决斗。

　　“相思树叶子是不该给猪啖的！”

　　男子一个飞脚上去，将猪踢退了。浓重的一字胡向上撇了撇，略显出几分得意。路过的同事看见这幅场景，询问究竟。他说，“这是个秘密，不能告诉你。”

　　这位与猪搏斗的男子，就是写下“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先生。而这位永远以一副怒发冲冠之态面对世人的铮铮烈骨，口中所言的秘密就是他后来的妻子许广平。

　　彼时，他们分居两地，只能通过频繁的通信，诉说思念。

　　鲁迅

　　1925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

　　27岁的齐耳短发姑娘踩着上课铃声而来，她跑过长长的走廊，直奔教室的第一排，好友已为她占好座位。两年以来，每到鲁迅的课，她都要雷打不动地坐在这个位置。

　　短发姑娘名为许广平。回忆两年前初见到鲁迅时，最惹她注意的是他那约两寸长的头发，粗且硬，真当得“怒发冲冠”的“冲”字。

　　“没有一丝名流学者自炫崇高的气息！没有一点教授绅士自我肥胖的风度！难怪我要在声声呐喊中见到你。“——广平感激地想着，坐直了身子。

　　鲁迅先生：

　　现在执笔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首盼着稀有的，每星期三十多点钟中一点钟小说史听讲的，是当你授课时，坐在头一排的座位，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在听讲时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他有许多怀疑而愤懑不平的久蓄于中的话；这时许是按抑不住了吧，所以向先生陈述

　　……

　　落款思虑了许久，她在“学生许广平”前，又添了一些字——谨受教的一个小学生许广平。

　　鲁迅&许广平

　　午后，书房。

　　三屉书桌上摊着一封来信。

　　读完第一段，看看落款，鲁迅想起来了，就是那个总喜欢坐第一排的姑娘。个头高高的，在同学中年龄大一些。读罢，他顺手放到了书桌上。

　　第二天上午，鲁迅又细读了一遍来信。

　　他提起毛笔，开始回信。

　　广平兄：

　　今天收到来信，有些问题恐怕我答不出，姑且写下去看。……我想，苦痛是总与人生连带的；但也有离开的时候，就是当熟睡之际。……苦茶加糖，其苦之量如故，只是聊胜于无糖，但这糖就不容易找到，我不知道在哪里，只好交白卷了。

　　……

　　鲁迅&许广平&两人之子周海婴

　　许广平是隔天收到回信的。当她打开信封，抽出那张信纸时，第一行三个字跳了出来——广平兄。她顷刻间变得手脚无措：“不，先生吾师，原谅我太愚小了！我值得而且敢配当‘兄’吗？不！不！”

　　接下来的去信中，她大胆地与先生辩论起“广平兄”的“兄”字来。鲁迅也认真地作答。

　　许广平开始吐露自己对校政的失望，越写越欢喜。署名时，她想起了半月前先生回信中所说的“恐怕于‘小鬼’无甚好处”，笑了，美滋滋地写下一个自己最为满意的署名——小鬼许广平。

　　此时，距两人初次通信，刚好一个月。

　　后来的通信中，鲁迅称许广平“小刺猬”“莲蓬”“害马”“乖姑”，她称鲁迅“嫩弟”“小白象”。亲密不已。

　　1932年12月，鲁迅将两人往来大部分书信编辑修改后出版，命名为《两地书》。

　　两年后，鲁迅在送给许广平的《芥子园画谱》上所题的“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正是他们爱情生活的写照。

　　1936年，鲁迅病逝时，许广平38岁，此后她一直没有再婚，直至1968年去世，享年70岁。

　　梦醒来，我身在忘川，立在属于我的那块三生石旁，三生石上只有爱玲的名字，可我看不到爱玲你在哪儿，原是今生今世已惘然，山河岁月空惆怅，我，终将是要等着你的。

　　——胡兰成《我身在忘川》

　　结束长达3年的感情，张爱玲干脆利落地走了。

　　自她与胡兰成分手后，胡依旧是每写一文都要寄予她，直至写成《吾妻张爱玲》后，张爱玲把他寄去的所有书信原址退回，算是彻底为这段感情画下句点。

　　“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次决心，是我经过一年半长的时间考虑的。你不要再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了。”

　　或许，在张爱玲心中，这段感情是早就结束了的。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胡兰成被划为文化汉奸受政府通缉，到温州老家避难，与秀美成婚。婚后，张爱玲去看他，要他在妻子同自己之间做出选择。胡兰成不愿舍去妻子，更不愿失去张爱玲，张爱玲在大雨中愤然离去。

　　间隔没几日，胡兰成又回到上海，去寻张爱玲，他们再不像从前那般亲近，甚至在胡轻触张爱玲手臂时，她低吼一声，再不愿被碰。

　　那晚，胡兰成睡在沙发上。早晨，他起身去看张爱玲，她伏在他肩头哽咽一声“兰成”。这声轻唤，便是最后的道别，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

　　胡兰成懊恼，给她写信。“星沉海底当窗见，雨过河源隔座看”。无用。

　　张爱玲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个是上海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府的要员。在乱世之中，他们的相识、相知、相恋，乃至最后的分手，都堪称是一场“传奇”。 

　　但传奇的发源地，却只是一篇短小精悍的小说。是小说，为他们这对苦侣做了媒。

　　“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进行是永远不会断的，封锁了。摇铃了。叮玲玲玲玲铃。每一个“玲”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

　　——张爱玲《封锁》，发表于《天地》杂志

　　1944年初春，南京一座庭院的草坪上，一个中年男人躺在藤椅上翻读杂志《天地》。一篇小说，他才刚读了个开头，就不由得坐直了身子，细细地读了一遍又一遍。

　　这个男人就是胡兰成，他读的小说就是张爱玲的《封锁》。

　　读完文章的当下，胡兰成便想：这人我是一定要见的。从作家苏青那里抄得张爱玲的地址后，他就急奔而去，得来的却只是老妈妈的一句“张小姐不见人的”。

　　胡兰成是极不死心的人，想要做的事一刻也耽搁不下，想要见的人是一定要见的。那时他只有一个念头，“世上但凡有一句话，一件事，是关于张爱玲的，便皆成为好”。

　　胡兰成当即就立于家门口写下自己的电话和地址，从张爱玲的门缝塞进去。

　　翌日下午，张爱玲就给胡兰成打去电话，说要去看他。在胡兰成大西路美丽园的住处，两人相谈甚欢，一谈就是五个小时，茶喝淡了一壶又一壶。张爱玲起身告辞时，胡兰成坚持送她归去。

　　二月末的天气里，两人并肩走在大西路上，梧桐树儿正在鼓芽，一枝枝蠢蠢欲动的模样，而他们，好得已经宛若多年的朋友。

　　一来二去，两人从隔天见一次，变为每天见面，整夜整夜地说话，才握着手，天就快亮了。

　　为了和张爱玲结婚，胡兰成离婚登布告，一次登了两则。他有两个妻子。在《山河岁月》里，胡兰成写：“连英娣与我离异的那天，我到爱玲处有泪，爱玲亦不同情。”

　　面对着对于情欲欢爱贪飨不足的胡兰成，张爱玲爱得克制却浓烈，她写胡兰成在屋内读书的情景：“屋内是金沙金粉深埋的宁静，窗外风雨琳琅，漫山遍野都是今天。”

　　或许这爱就像是毛姆曾在《面纱》中写道的那样，“我知道你是个二流货色，然而我爱你。”  

　　张爱玲&胡兰成

　　因时局发展，也因胡兰成的汉奸身份，两人各自逃命。胡兰成辗转到武汉，认识了护士小周，自此背信于张爱玲。他只称“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人人都要疯掉了”，在张爱玲面前大声朗读他写给小周的文章。

　　不论胡兰成同秀美、小周、一枝如何，张爱玲是真的不喜欢胡兰成了。

　　最后，那个“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的张爱玲不见了。

　　当初，张爱玲在两人的婚书上写道：“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胡兰成在后面又加了一句“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如今看来，未能实现愿景的是胡兰成。

　　而且，私自写一张婚书就算结婚，张爱玲并不这样认为，她说，“不喜欢这些秘密举行结婚仪式的事，觉得是自骗自。”这种没有法律上的夫妇关系和实质性的婚姻生活，只能算“约会”。

　　胡兰成初见张爱玲时，给她写下“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但胡兰成终是不能明白她的。

　　张爱玲原是极心高气傲的，宁可重新回到尘埃之中，也不甘让胡兰成再时时仰望了。她不会愚笨到永远只做他窗前的那轮明月，只要一抬头，就时时都能被他望见。

　　她敢爱敢恨，果断决绝，不拖泥带水，从胡兰成那句“爱玲已不要我了”可见一斑。

　　傲娇如张爱玲。忘川水是她先饮尽的。“今日有两件喜事，一是发稿费了，二是胡兰成死了。”

　　“我自己亦尽了所有力量，去回护他的病体，却眼看着他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终至一筹莫展。我一向相信人定胜天，常常逆数而行，然而人力毕竟不敌天命，人生大限，无人能破。"

　　——白先勇《树犹如此》

　　白先勇一生只写过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名为《孽子》。

　　作为华语同志文学的开山之作，这一作品被认为是他自身的真实写照。白先勇从不避讳自己的同志身份，但他更习惯将王国祥称呼为“挚友”，陪伴他35年之久的挚友。

　　比起相伴度日的恋人，挚友是对人生伴侣更崇高的褒奖。

　　似乎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在建国中学读高二时，有一天，白先勇迟到了，他跌跌撞撞地向楼梯上跑，结果正好撞到另一个迟到的少年，这个人就是王国祥，与他同年级，不同班。

　　那年，他们同为17岁，对未来的人生充满了期待。后来，两个意气风发的少年相约考去台南成功大学。至此，有一年的时间，他们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军眷村，共同饮食起居。

　　之后，白先勇因出于对文学的热爱，重考到台大，致力于研究西方文学。为了与恋人在一起，王国祥也转学到台大。

　　两人再次成为校友。

　　白先勇&王国祥（右）

　　恋人突如其来的一场病，中断了当下甜蜜的生活。王国祥患上了一种极为罕有的血液病，西医治疗一年多，病情毫无起色。所幸，在江南名医的治疗下，王国祥的病情逐渐好转起来，半年后便不用再输血了。

　　1973年，白先勇在美国的“隐谷”定居。屋主偏爱常春藤，前后院爬满了藤葛，若全部清除，工程浩大。王国祥从东岸赶来帮忙，两人合力把家园重新改造，才奠定下日后园子发展的基础。

　　他们在后院一起种下三株意大利柏树。起初只有三四尺高，日后便抽发得傲视群伦，需要两个人合抱，才能把树身圈住。

　　而在选择花木时，白先勇与爱人遍搜城中苗圃，最后选中了三十多株各色品种的茶花幼木，作为园中的主调。

　　他曾在文章中记载：百花中我独钟情茶花，茶花高贵，白茶雅洁，红茶秾丽，粉茶花俏生生、娇滴滴，自是惹人怜惜。即使不开花，一树碧亭亭，也是好看。

　　事实上，白先勇如此喜欢茶花，是因为茶花为王国祥的最爱。

　　不知不觉，10余年过去了。这段时间内，白先勇完成了长篇《孽子》的写作。

　　1989年，白先勇偶然发现后院意大利柏树中的一棵，叶尖露出点点焦黄。起初，他以为是暑天干热，没料到才几天功夫，那棵树就枯焦而亡。没有多久，王国祥也就生病了。

　　送到医院检查，听说是“再生不良性贫血”，白先勇心中一寒，这正是29年前差点夺走王国祥生命的绝症。

　　白先勇纪录片《他们在岛屿写作：姹紫嫣红开遍》

　　旧病复发，这次形势更加险峻。自此，白先勇与爱人展开了长达三年共同抵御病魔的艰辛日子，那是一场同命运抗争的生死搏斗。

　　他为爱人奔波到台湾，甚至内陆各省市求医，“当时如果有人告诉我喜马拉雅山顶上有神医，我也会攀爬上去乞求仙丹的。在那时，抢救王国祥的生命，对于我重于一切。”

　　哪里都没有特效药。白先勇只能眼看着爱人的生命一点一滴耗尽。

　　“五点二十分，他的心脏终于停止。我执着国祥的手，送他走完人生最后一程。霎时间，天人两分，死生契阔，在人间，我向王国祥告了永别。”

　　往后的日子，冬去春来，园中的茶花竞相开放，热闹非凡。20多年后，他与爱人一起种下的老茶纷纷长过屋檐，每株盛开起来，都有上百朵。

　　“春日负暄，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阅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美中不足的是，抬望眼，总看见园中西隅，剩下的那两棵意大利柏树中间，露出一块楞楞的空白来，缺口当中，映着湛湛青空，悠悠白云，那是一道女娲炼石也无法弥补的天裂。”

　　白先勇

　　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

　　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

　　——钱钟书 《赠绛》

　　多年后，杨绛回忆与钱钟书初见时的印象：“他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也不‘翩翩’。”

　　这是杨绛答朋友问时的一句话。事实上，当时的偶然一面，两人已互留下了印象。

　　不久之后，钱钟书写信给杨绛，约在工字厅相会。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答，“我也没有男朋友。”

　　从此两人便每天一封信，越写越勤，开始了鸿雁往来，直至杨绛发觉自己坠入爱河。“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杨绛生长在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十几岁的年纪，出落得淡泊、优雅，引得不少同龄人的追求。钱家封建而传统，从未优先考虑过这位女孩。

　　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甚至有意与好友结秦晋之好，他希望儿子能与叶公超的女儿促成婚配。无奈，钱钟书没有亲近对方的意愿。

　　年轻时的杨绛与钱钟书

　　钱家最终接受杨绛，源于一封信，那是杨绛写给钱钟书的，却被钱基博擅自拆看。里面提到：现在吾二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

　　阅读至此，钱基博大为赞赏，直接给杨绛回信一封，认下了这个准儿媳。

　　1935年7月，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关于这段婚礼的描写，可从钱钟书的长篇小说《围城》里窥见一二。

　　杨绛也证实过此事。她曾幽默调侃：（《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钟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杨绛与钱钟书

​　　是怎样一个柔软而坚强的人，才能保护另一个人身上与生俱来的孩子气？

　　在杨绛眼中，钱钟书是众兄弟中比较稚钝的一个，“孜孜读书的时候，对什么都没个计较，放下书本，又全没正经，好像有大量多余的兴致没处寄放，专爱胡说乱道。”

　　就在结婚的同一年，钱钟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英庚款公费留学生，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他远赴异国他乡。没有了旁人的照顾，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原形毕露”，在生活中越发表现得笨手笨脚。杨绛便揽下一切琐事。

　　甚至在住院生产时期，钱钟书也不断跑到她跟前，诉说自己闯下的“祸”。台灯弄坏了，墨水染了桌布，门把手脱落……

　　杨绛统统告诉他，不要紧，她能解决。钱钟书便很放心地回家去了。事实上，她也是第一次处理这些问题。

　　钱的母亲曾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暮年的杨绛与钱钟书

　　生活中的照顾是相互的。钱钟书看到杨绛因不能习惯异国生活而消瘦，从小连火柴都没划过的他，便日日早起，为她做爱心早餐，且每次都要用小桌子端到床上去。

　　后来，钱钟书将做早餐的习惯延续了几十年。

　　卷袖围裙为口忙，朝朝洗手作羹汤。

　　忧卿烟火熏颜色，欲觅仙人辟谷方。

　　一首《赠绛》，将他对妻子的心疼表现得淋漓尽致。

　　1946年，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钟书为妻子写下这样的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杨绛，本名杨季康。

　　故事再回到多年前，杨绛读到英国传记作家的一句话：“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她把它念给钱钟书，钱当即回复，“我和他一样。”

　　杨绛答，“我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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