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玉炜 周晓虹 | 改革年代如何形塑学人生命史——以知青一代社会学家为例_风闻

高玉炜  |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周晓虹 |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在近代以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百年历程中，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与中国现代化道路一样，既充满生机，又命运多舛。一方面，中国社会学的萌生本身就是这个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表征之一，在1949年前和1979年后，这一学科都因急速的社会变迁获得了勃兴的动力；另一方面，正是因为这一学科天生的激进与保守的双重性质，社会学在1949年前不被看好，1949年后同样不受待见。在1949年革命胜利后的近30年间，原本总体上与中国革命勠力同心的社会学，便因“这一学科的固有性格与那一时代的社会性质之间的内在冲突”， 而被取消达30年之久。

改革开放后，有鉴于中国社会快速推进现代化进程的需要，社会学得以恢复和重建，并在此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从本文的主题来说，在这翻天覆地的40多年里，伴随这场现代转型成长起来并且参与其间的社会学家们，无论是他们的生命历程，还是问题意识或学术实践，都深受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的影响，并最终深嵌到这一伟大进程之中。

学者与学科：生命史与学术史的互嵌

从近代以来越来越制度化的学术发展历程来看，学者与学科一直处在一种互为傍依的关系之中：一方面，学者因学科而生，比如，若没有社会学或历史学，尽管不会影响人们对社会或历史的兴趣，但也不会有以此谋生的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另一方面，正是因为有了一代代以社会或历史研究为志业的学者，社会学或历史学才得以不断发展，并实现相应的知识生产及应用实践。

书写某一学科的发展历史时，人们常常都会关注学科的起源、概念的演进、理论的建构乃至其所产生的学术及社会影响，但往往会忽视学者的个人生涯尤其是由时代锻造的个人生命史在学科发展中的隐性含义。从相近学科的角度来看，在以往有关社会学或人类学学科历史的讨论中，不同学者或从自己的兴趣出发，或依建构理论体系的需要，再或因手中资料的限制，常常以不同的途径作为自己的叙述基础。英格尔斯曾将这类研究归纳为三大类：（1）历史的途径，即我们力求通过对经典的社会学著作的研究，去发现作为一门知识学科的社会学的传统关注点和兴趣是什么。简言之，我们会问，“大师们说了什么”？（2）经验的途径，即通过研究当代的社会学著作去发现这门学科最关心什么主题。换言之，“当代的社会学家们在干什么”？（3）分析的途径，即我们可以据此任意地划分或界定某些大的主题，并将此置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之中。这种途径实际上是问，“理性的建议是什么”？杰瑞·萨基则认为，从上述三种角度或途径出发，社会学史研究者其实可以获得三种类型的社会学史：“首先，社会学史家可以去追溯我们研究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认知活动的发展过程。……其次，社会学史家可以研究社会学问题的发展过程，而不必去计较那些研究者。……再次，社会学史家可以关注有关调查社会事实的科学方法的发展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英格尔斯和萨基都聪敏地意识到，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社会学史，都会使我们在获得某一向度上的纵深感的同时，失去对其他向度的深入洞悉，但他们最终没有摆脱此种“跷跷板”式的祸福“宿命”。**换言之，当他们作出迄今仍然令后辈学者称颂的学科叙述时，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都忽视了为社会学知识增量作出贡献的一个个具体研究者的生命历程。**在他们的分析中，很少述及社会学家的家庭背景、教育经历、职业生涯、所处社会结构及其变迁过程，甚至也很少述及研究者本人的心路历程，对他们的知识构成及学术贡献的影响。从这样的意义上说，就能够理解刘易斯·科塞的以社会学家个人生命史为叙述轴心的《社会学思想名家》，为何会赢得包括罗伯特·默顿在内的学术共同体的称颂：“通过考察他们各自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生活与工作期间的环境对他们的思想特质和内容的影响，刘易斯·科塞教授替大师们完成了他们自己的未竟之事，‘帮助我们赢得并占有了社会学思想的遗产’。”

**其实，与单纯的学术发展史相比，学者的生命史常常恰到好处地填补了一门学科的宏观叙事中的“历史缝隙”，**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以人物及其个人生命史为中心的叙事方式，日渐成为学科史研究中较为流行的书写方式。杨清媚曾以人类学为例，仔细梳理过西方学界在学者与学科之间所做的更为复杂的互嵌关系的探讨。其中，有这样几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1973年，亚当· 库伯（Adam Kuper）在《人类学与人类学家》中，分别描述了社会人类学家马林诺斯基、拉德克里夫·布朗、艾德蒙·利奇，以及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活动与学术观点，讨论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理论范式的更迭，以及学科与帝国殖民历史的关系。再比如，为中国社会学界所熟悉的戴维·阿古什（David Arkush）的《费孝通传》（1976），是侧重人物描写的社会学史的典范性作品，作者借由对费孝通个人生命史的讲述，串联起了到20世纪50年代初戛然而止的中国社会学。

值得关注的是，杨清媚意识到，要将这“历史缝隙”填补得天衣无缝并非易事。比如，在顾定国（Gregery E.Guldin）对梁钊韬的研究中，其所获得的访谈资料不可谓不丰富，但其分析之所以“不太成功”，是因为这些涉及个人生活史的资料都被“整合为一系列学术机构的历史、其周期性的消失，以及领导人物的命运，而不是用这些资料来进行知识的探求”。相比之下，在杨清媚眼中，乔治·斯托金（George Stocking）早年对博厄斯（Franz Boas）的研究提出“多重情境化”（Multiple contextualization）的原则就颇有深意。斯托金揭示出，当学者置身于一个复杂的关系网络里，他们的创作会受到政治、权力的制约，因而民族志知识生产并不是一种客观描绘，而是多重情境互动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以及政治权力的共同创作。尽管为避免单纯决定论的泥淖，杨清媚借助了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解释人类学方法，希望能够径直通达作品或分析费孝通的书写，但她还是意识到格尔茨“没有继续追问人类学家的思想和心态是从何而来的”，终究是一个缺憾。

几乎怀着同样的想法，我们在2019年即中国社会学重建4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上，开启了对40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以期从学者们的生命历程及交织其间的社会与文化背景中，追溯他们后来的问题意识与学术实践的形成。这40位社会学家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涉及直接支持并参与了中国社会学重建的“境外兵团”的5位教授，包括金耀基、李沛良、林南、杨中芳和叶启政；第二类包括30位中国大陆社会学家，除少数外，基本上是在1977—1980年间考上大学的，有些还在改革开放后出国或出境留学；第三类5位学者大学前后的经历与第二类学者大体相同，不同的是他们后来都出国留学，并在美国获得了教职，其后几十年间以各种方式参与了中国社会学的重建。

除了第一类在中国港台长大的5位学者，在第二类和第三类35位学者中，年长的苏驼、沙莲香和苏国勋毕业于“文革”前的大学，1978—1980年大学重新招考时，翟学伟、包智明、胡荣、邱泽奇和张文宏恰逢应届高中毕业，余下27位学者中，无论是“文革”中上大学的李友梅、马戎，还是“文革”后上大学的另外25人，有19人中学毕业后都曾是下乡或回乡知青，占27位被访者的68%。此外则是3位工人（李路路、谢立中、赵鼎新）、2位军人（张静和当时属于准军事编制的消防队员李培林）、2位中小学教师（雷洪、周敏）和1位待业青年（谢宇）。考虑到“上山下乡”曾是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末出生的青年一代的主要职业选择，即使没有下乡的人也都有下乡的兄姐（如谢宇）或做好了下乡的准备（如翟学伟）；再或者那些出身于农民家庭或基层干部家庭的人（如包智明、胡荣、邱泽奇和张文宏），不仅熟悉农村生活，而且如果大学再晚几年开考也基本都会下乡或回乡务农，因此将这一代社会学家总体上称为“知青社会学家”是相对恰当的。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不仅因为“文革”的爆发耽误了继续受教育的时机，而且一般都对包括农村在内的中国基层社会有着广泛的了解。

 1974 年的消防兵李培林

在社会学研究中，美国学者埃尔德在曼海姆、托马斯和米尔斯的基础上，通过《大萧条中的孩子们》（1974）揭示了社会变动对个人生命历程的影响。他注意到“个体的生命历程嵌入了历史的时间和他们在生命岁月中所经历的事件之中，同时也被这些时间和事件所塑造着”，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的生活转变或生命事件对某个个体发展的影响，还取决于它们具体在什么时间发生于这个人的生活中。由此，有关生命历程的研究就凸显出两个重要的分析性概念：**其一，转折（transition），即由某些重要的生活事件所造成的人生转折，**如1968年前后因“文革”的爆发而导致学人原有的就学或就业道路中断，包括我们这里述及的19位社会学家在内的1700万左右的“知青”上山下乡，他们后来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度过了或长或短的艰难岁月；更重要的是，1977年后他们陆续参加了“文革”结束后最早的几届“高考”，并因此有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其二，轨迹（trajectory），即由此带来的对其后人生的持续影响——生命过程的研究者们都确信，个人在以往的生活中积累的资源或不利因素会对其未来的生活进程产生影响。同样，在我们的案例中很快能够看到，正是“下乡”和“高考”这两个剧烈的转折及其发生的时间和与之伴随的事件，对知青社会学家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持续的影响甚至是重新定向。

出身于农家的王思斌一生都保持着质朴的本色。

生命历程与知识行动者的社会结构

由于知青一代的社会学家早年成长所处的时代，个人命运极大地依附于国家的政治导向，因此在其生命历程中某些具有转折意义的时间节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这些时间节点除了上述“上山下乡”和“高考”外，还包括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家的大规模公派留学，以及1979年后社会学的学科重建。从对几十位社会学家的口述史访谈进行的横向交叉印证可以发现，这些时间节点既是宏观社会历史中的重要转折，同时也对个体生命史具有重要的影响。在社会学家们的讲述中，其生命史的时间相对重叠，由此锚定了一个时空的叙事核心，从个体访谈出发，形成了多条叙事轴线，因为叙事的时空核心保持不变，在轴线之间就形成了多重交叉，而在这些交叉的部分就呈现出丰富立体的叙事效果。

（一）上山下乡：知青社会学家认知社会的起点

米尔斯在论及社会学想象力这样一种“心智品质”（The Quality of Mind）时曾强调，“如果不能回溯到个人生涯（biography）和历史及这两者在某一社会中的盘根错节之中，任何社会研究都不能完成其智慧之旅”。**显然，社会学想象力的真正精髓就在于，如何将社会学家对社会及其运行过程的思考放入到他们所实践的历史进程中去。**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个体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能够把自己的世界观建立在对整个社会总体性认识的基础之上。这种超越个体经验限制的心智能力可以概括为两种：（1）将现在与过去相关联。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历史视角可以让我们充分把握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异，明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幅度和限度，以达到经验的充分性”。换言之，社会学家往往是通过将当下放在历史变迁的脉络下进行考察，从而对正在发生的现实进行把握。（2）将个体处境与社会发展相关联。无论是个体的生活，还是社会的历史，唯有将它们联系起来之时，才能真正地理解它们。正是这种联系，才能赋予学者们米尔斯所言的将“个人困扰”（personal trouble）转化为“公共议题”（public issue）的能力。显然，有鉴于“某个议题往往关涉制度安排中的某种危机”，对于包括社会学家在内的学者来说，能够把个体的幸与不幸归结为历史的变迁和制度或结构的矛盾，意识到自身的生活处境与历史进程之间错综复杂的关联，对于其学术生涯来说，自然会是一种至关重要同时也十分稀缺的品质。

1973 年下乡时的民兵连长刘少杰（前排左三）

从1968年大规模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止，在历时10年的时间里，涉世未深的知青一代社会学家被裹挟进时代的洪流里，过早地体会到社会的真实和残酷，同时也极大地刺激了他们对自身际遇和社会的思考：

如果说高中的那次调查让我看到，实际情况与我们所接受的宣传教育存在矛盾之处，那么在我进入农村、与许多农民有直接接触之后，就更容易发现当时的理论很难解释现实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关信平口述，第224页）

下乡的这一两年，对我人生发生最大影响的，是让我真正感受到了社会的复杂性，……（那年修水库）“地富反坏右，春节不放假，继续接受劳动改造”。……（贫下中农收工了）站在工地上的那些“地富反坏分子”原地不动，眼神里露出的幽怨和绝望，让我迄今难以忘记。正是从那一刻起，我对当年那一场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萌生了最初的疑问。（周晓虹口述，第933页）

1984 年南开班街头咨询（自左至右：周晓虹、周登科、胡荣）

在我们的访谈当中，谈及“知青岁月”，社会学家们往往会把下乡劳动的经历视为对其后来经常从事的田野调查的“启蒙”，它使得这一代社会学家大都能够较为顺利地深入到城乡社会的现实情境中去，进入被研究者的生活世界，获得一种跨越阶层身份的**“他者化”（othering）体验**：

我觉得最大的帮助还不是这些具体事情，而是下乡经历给我的生活带来了一种底色，不管后来有什么其他经历，和村里的乡亲和农村干部聊起来，总觉得心灵是相通的。不是简单地说知道农村的事情，而是聊起来觉得自己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没有陌生感。（周雪光口述，第1127页）

对于知青一代的社会学家来说，他们的社会学想象力几近与生俱来。具体说来，他们将个体境遇与社会历史变迁相联系的能力，不是在专业化的学术训练中获得的技能，而是在个人成长生涯中形成的思想“胎记”，这种能力也成为他们独立思考或认知社会的起点。

（二）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知青社会学家的熔炉和表征

刘易斯·科塞曾指出，知识分子社会作用的发挥有赖于两个必要的社会条件：一是有足够数量且认同其思想的阅听人，二是建立起同行间的交流网络。对于后一项条件，柯林斯进一步提出，学术思想是在知识分子面对面互动的学术网络中建构出来的。这里的学术网络既可以理解为学派（school），也可以理解为学术共同体（community）。

按柯林斯所说，这种学术网络可以分为三种：（1）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学派或学术共同体意味着个体成员有相似的思维模式，但不一定存在事实上的社会组织。（2）个人关系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师生间的上下关系，以及同侪间的水平联系。（3）事实上的学术组织。有系统性的教学和科研传承体系，即费孝通先生在社会学重建初期所说的“五脏六腑”之“五脏”，从而保证某一知识范式、传统和声望能够代际传递下去，反过来这种机制性的代际传递又维系着组织内的社会认同。

对于知青社会学家来说，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的求学经历，是许多人回忆往事时不得不谈的集体记忆，这也是他们生命历程中处于十字路口的重要节点或地标。从1981年招收以七七级四年级学生为主的第一届社会学专业班学员开始，先后有数百位不同专业的学生曾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在我们访谈的40位社会学家中，从最早参与南开专业班授课的林南教授、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创系主任苏驼教授，到参加南开专业班学习或攻读硕士学位的人，总数15位之多，比例达到38%以上。除了具有这一共同经历的人覆盖面之广泛，更为重要的是南开社会学专业班和其后几年连续开办的研究生班成了许多人社会学生涯的起点，从此走出的学者要么出国深造，要么在国内各院校担任院系要职，以至于在相当长时间里，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在学术圈内享有社会学重建之“黄埔军校”的盛誉。

第一届南开社会学专业班 （第二排左五起：林南、苏驼、布劳）

社会学重建以来最早设立的南开大学社会学系，通过延聘中外学者、开办社会学专业班及研究生班，成为一大批社会学人才的熔炉；更为重要的是，这一学术圈子的形成不但维系了社会学家们的社会关系及学缘纽带，而且在个人成就的不断加持下，这一圈子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声望，甚至在相当长时间里在某种程度上还成了学科的表征，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集体认同：

2016年，我们南开这一级的同班同学做了一次相逢30周年纪念会，召集人号召大家都回母校看看……我即席表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我们非常感恩南开大学，因为它彻底改变了我们的命运。具体来说，这个感恩不简单是说母校培养了我们，而是说社会学系当年真的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翟学伟口述，第830页）

我们宿舍常常熄了灯还开卧谈会，为“涂尔干”还是“杜尔凯姆”激辩过， 讨论过当时很前卫的《译林》刊载的国外小说。同宿舍的舍友李友梅现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阮丹青现任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教授。我们的友谊延绵了几十年。（彭华民口述，第535页）

从这些在南开受教过的社会学家们的口述中能够获知，除却同学之间的友谊和联系，最具认知一致性的还包括对当年那些任教南开、享誉中外的学者的认同，许多人都把费孝通、彼得·布劳（Peter M. Blau）、林南和富永健视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几位老师。（宋林飞口述，第654页；张文宏口述，第911页）他们后来不仅与自己的同侪，还和这些老师保持了或长或短的联系，由此结成的社会纽带更是成了知青社会学家们学术生涯早期个人关系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学术共同体的塑造和强化同样具有相当大的作用。

（三）出国与海归：知青社会学家的文化自觉与学术赋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掀起了出国留学的浪潮。在以国家公派留学生为主体的前提下，1980年之后国家开始允许自费出国留学，这大大激发了公众留学的积极性，使出国留学的范围由精英阶层扩大到普通阶层。而对于知青社会学家们来说，20世纪80年代初是他们集中接受高等教育的阶段，同时他们也是出国留学的第一批受益者。在我们所访谈的社会学家中，除了境外的5人拥有境外的博士学位外，其他本土成长起来的35人自1982年起也大多拥有了出国（境）留学或访学的经历。

**按照知识社会学的观点，改革开放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体现出知识与社会双重建构的特征，而这一特征在知青社会学家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时间向度上，改革开放后急剧的社会变迁在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知青社会学家早年本土生活经历的合理化认知，即产生了布莱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Verfremdung Effekt），对本土经验的陌生化使得研究者得以抽身反观自照，“并由此形成对本土文化的文化自觉”。而在空间向度上，知青社会学家与异文化的接触以及对规范的现代社会科学训练的“补课”，则实现了一种他者化。他们的出国经历与后来者的不同在于：一方面当时中国的现代化正在起步阶段，与西方的差距仍然十分巨大；另一方面因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迁迅疾，这对那些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访国外的社会学家来说，观感上的文化冲击恐怕是后来者难以体会的，以至于1983年去美国留学、现在美国任教的谢宇会说：当时“我觉得太新鲜了，从飞机落地到抵达威斯康辛，真的什么都是新奇的”。（谢宇口述，1023页）

时间带来的社会变迁，再加上空间上的不在场，在双重叠加的意义上放大了这种间离效果，使他们回国后产生了一种既熟悉又陌生、既认同又批判的复杂心理，从而极大地刺激了他们在现代背景下对本土制度与文化的反思：

我认为跨文化经历提供的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跳出具体的场景来看事情。……这不是说在国外待足够长的时间，人们的看法认识就一定是对的，但它是独特的，是放在不同的参照框架之下的。我们总是带着一个角度来看事情的。长期生活在一个环境中，就会对许多现象习以为常，不以为然。借助一个比较的视角，就可以提出新的问题来。（周雪光口述，第1129页）

考虑到20世纪80年代出国潮背后国家的战略考量和大学管理者的谋划布局可以发现，这一时期归国的留学生，除了带有国内训练所不能及的文化资本以外，还被赋予了相当程度的社会资本，派遣留学生待其毕业后回国参与学科建设，这本身就是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科学恢复重建这一规划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候，许多高校的领导者，比如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和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在外派人员出国留学和任用回国留学人员方面都十分积极：谢希德在开会时说，“复旦将来要走在全国的前面，要靠我们现在派出一大批人出国学习，将来他们学成回来把复旦带动起来”；（周雪光口述，第1120页）而钱伟长在破格启用留学归来的李友梅担任院系领导时，甚至和希望她多做研究的老朋友费孝通发生了争执，钱伟长认为，“先建学科队伍更重要，如果没有队伍，社会研究则不可持续，李友梅必须要把这个系先建起来，把队伍建起来”。（李友梅口述，第401页）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与西方高等教育的差距，以及社会科学重建的紧迫性，使这些学成归来的留学生获得了十分巨大的比较优势，在他们后来真正参与到学科建设时便转化为丰厚的制度性资源，不但在常规的学术职称晋升体系中所需要的漫长周期被大大缩短，而且和“70后”一代相比，知青社会学家往往提前多年进入到大学或院系的主要领导岗位。在这其中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海外留学经历要比后来者具有更加显著的赋权效应。

双重变奏：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及其内在张力

在同一历史条件下，相似的社会与文化环境，促成了知青社会学家们较为相似的心理认知，尤其像“恢复高考”和出国留学这类具有共同经历的事件，使得他们在叙述中形成了一种命运共同体般的集体记忆，而在大历史中个体的具体际遇和选择又各有不同，在同与不同之间，知青社会学家们走上了各自的人生和学术道路。从宏观的历史相似性和具体的人生特殊性出发，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悟和理解其学术立场的出发点，而他们特殊的人生经历就成为其问题意识的直接来源。

**无论是社会学抑或人类学，最初的问题意识都来源于19世纪后期因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导致的传统与现代的二元断裂。**正是工业文明的发展，向人类提出了重新理解与传统社会迥然不同的全新社会形态的需要。而将这一问题意识置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语境下，则产生了新的议题。对这一议题的理解，也必须放在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相互碰撞的历史背景之下。和知青一代相比，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某种意义上有着相似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两代人都处于西方思想冲击下社会面临极大不确定性的变革和转型时期，虽然在具体的历史情境和问题意识上存在巨大差异，但两代人的学术实践活动又体现了相对一贯的思考和行动方式。一方面，转型迫使一些知识分子急于通过知识贡献的方式介入现实，并关注外来的知识体系与中国现实的契合性问题；另一方面，另一些知识分子则认为学术研究自有其发展规律和独立性，不应也不需要为改造现实社会而逾越治学这一学者的本职。如果我们对比五四一代和知青一代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就能够发现两者既有历史情境之异，也有内在张力之同。

（一）治学与论政：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

按照李泽厚的说法，从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开始，“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就成了中国思想界的两种主要的问题意识。一方面，知识分子意图通过西方学术思想的引入以开启民智，达到改造国民性的目的；另一方面，面对中华民族的风雨飘摇，救亡图存的现实压力，又使知识分子“把注意和力量大都集中投放在当前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讨论和实践活动中”。这两种问题意识并行不悖、波诡云谲，最终成为互为颉颃的一对拱顶石：“一种是对纯学术的追求与通过思想和学术来为中国政治奠定非政治的基础的追求之间的张力，另一种是通过‘新学术’来挽救国运与通过‘新主义’来改造社会之间的张力。”最终这对张力相互作用，汇聚成“学问”与“主义”间的长期抵牾，也最终酿成了中国现代思想界的分裂。“当时对于年青人来说，‘亡国’是一个很具体的威胁。大家都懂得要‘救亡’，‘亡国奴’做不得！”“我是个知识分子，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里面出来的人，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相信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从了解中国的问题上面，能够找出一条路来。”

**在当时的社会学界，“学问”与“主义”这一张力最有代表性的案例，恐怕当属顾颉刚和费孝通等人关于中华民族的争论。**1939年，抗日战争正处在极端困苦的阶段，中国不仅要抵抗日军的正面攻势，还要面对日本的东洋史学家们“以种族解构中国”的文化侵略。对于嗅觉敏锐的知识分子来说，现实政治的危局使其不得不在学术上加以回应。顾颉刚在1939年2月13日发表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认为把中国人分为所谓“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只会让中国人内部心生隔阂，为帝国主义分化中国提供便利，因此主张用“中华民族”取代“五大民族”的说法，进而团结全国人民反击外来侵略，维护政治统一。而费孝通则从社会人类学的角度对顾颉刚提出了质疑，从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出发，认为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进而指出“同一民族并不必然导致同一国家”，因此，“某政治的统一者在文化、语言、体质求混一，即使不是不着要点，徒劳无功，也是有一些迂阔的嫌疑”。傅斯年对费孝通的观点十分不满，并将矛头对准其导师吴文藻，最后整个事件以傅斯年致函中英庚款董事会，将吴文藻调离该会而告终。在这段公案之外，值得一提的是，到了晚年，费孝通尽管依旧认为“国家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又有联系的概念”，但考虑到“现实的政治争论”，遂提出了为人称颂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1981 年年底，费孝通在上海大学（复旦分校）社会学系授课。

**其实，熟悉中国现代学术史的研究者都不难理解，在当时秉持学术价值中立和为现实政治进行价值选择之间的矛盾并不鲜见。**比如，在傅斯年建立史语所时，曾坚决主张“纯粹学术，学用分离”，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1928）中，他提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强调研究的客观主义立场。但九一八事变之后，傅斯年就放弃了客观主义史学的立场，转而倡导经世致用的史学观，并通过《东北史纲》《中国民族革命史稿》等著作，与日本史学家进行论战。这种学术与政治的交集，集中体现了学者个体的学术主张和时代需求之间的纠葛，在前述启蒙与救亡的双重背景下，人们自然会关注那些“反映出史家求真与致用的双重情怀如何展现，学术追求和现实政治如何协调，专业研究和大众普及的关系如何处理等带有普遍意义的命题”。

（二）反思与超越：知青一代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识

对于知青一代学人来说，治学与为政的矛盾仍然是其挥之不去的价值困境，尽管经历不同，但他们的问题意识都带有新的时代特征。这一困境首先表现为知青一代学人对其早年成长历程的复杂态度。一方面，知青或“上山下乡”的经历是他们学术创造力和灵感的源泉，他们的问题意识、经验直觉、社会阅历都拜这一经历所赐；另一方面，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社会迅疾变迁，尤其是与外部世界的接轨，使单纯沉湎于过去的苦难成了一种不合时宜的“叙事”。对社会学家来说，要在学术上重启与世界的对话，就需要超越原来的“历史－反思”路径，在学术共识的基础上通过更加规范的研究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力。

然而，无论对过去的经验采取何种策略，都难以摆脱这一经验的影响，当这经验或“每一代的集体记忆”源自“他们相对年轻时代的生活经历”时更是如此。卡尔·波兰尼用“支援意识”（subsidiary awareness）的概念来说明，研究者在提出问题时，就已经意会到了找寻答案的方式和路径，而这种未可言明的知识（tacit knowledge）则是他们在生命历程中潜移默化所获得的。比如，在我们的访谈中，有些社会学家致力于社会与政治运动的研究，其灵感和驱动力就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赵鼎新口述，第1060页）；而另一些学者专注于劳工研究、农村社区和经济制度的研究，则与他们早年的插队经历不无关系：“我到现在还记得生产队长对我说的话。‘他说你回北京了，哪天遛弯时万一碰到毛主席，你千万替我问问他老人家，为啥老农民一辈子种地，一辈子吃不饱？’这话我记了一辈子。”（沈原口述，第630页）中国社会该向哪里去，是20世纪80年代人们普遍的内心追问，许多人接触社会学，最早也是希望借此寻找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

我们班很多同学对社会学感兴趣，有的关心中国的大问题，有的关心具体的社会问题。总之，大家的想法虽不同，但也形成了关心社会学的小气候。比如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关心的是中国往哪里去；我的上铺是校学生会副主席，也天天学社会学。（王思斌口述，第738页）

然而，在与西方社会直接接触以后，很多人对于学术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的看法发生了改变，“学以致用”不再是社会学研究的唯一目标。相反，对于社会学这样的基础理论学科，采用规范的科学方法，建立严谨的理论模型，从而更好地认识社会现象，才被认为是研究者的本职工作。这对普遍拥有强烈社会关怀的知青社会学家来说，无疑是一种观念上的挑战。

**我在国内是带着学以致用的潜在想法从哲学转到社会学的。**当时觉得，社会学知识能改造社会。我也是带着这样一个想法出国留学的。出国一接触，令我大吃一惊：美国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是基础社会科学，叫Fundamental Social Science。其根本任务是解释社会现象，建立理论认知，而非解决社会问题，提出治理方案。改变世界是国家的事、公民的事、政治家的事，不是学者的本职工作。所以我刚到美国做研究生时就受到了非常大的冲击。（边燕杰口述，第1001—1002页）

幸运的是，和五四一代不同，知青一代知识分子在面对学术和政治的矛盾时，能够采取相对超然和独立的态度。客观上讲，这有赖于改革开放后相对稳定的政局以及相对宽松的国内、国际社会环境；而在主观上，这也是知识界主动选择的结果。一如甘阳在考察20世纪80年代整个社会的文化意识时指出的那样：“对‘文革’及其历史根源的批判反省如果仍然仅仅只停留在社会政治批判的层次上，那么这种批判本身就仍然是一种非批判的意识，因为它实际上仍落入旧的藩篱之中而不得其出。根本的问题乃是要彻底打破泛政治化大一统本身，文化领域普遍出现的‘非政治化’倾向，‘纯文学’‘纯艺术’的倾向，实际上都是这种意识使然。”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下，自20世纪90年代起，整个社会科学都在从“漫谈文化”转向“规范学术”，普遍选择了学术上的“价值中立”的策略，既是为了在整个社会对外开放的背景下实现与世界的接轨，也是为了甩掉历史包袱，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而把眼光聚焦在对西方特别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学科体系的吸纳和批判之上。与之对应，随着国家治理方式的现代化，包括社会科学基金评审在内的一系列制度相继确立，国家及学术管理机构通过利益激励的方式，将学术界纳入体制管理之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知识分子的分化。如甘阳所言，20世纪80年代以批判为己任的“文化人”逐渐实现了向“专家”“学者”“经济人”的职业身份转变，这也是李泽厚提出的“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背后的根本动因。

场域决定观念：知青社会学家的学术实践

理解知青一代社会学家的问题意识，仅仅从不同学者的观点出发进行梳理是不够的，还要考察场域对观念的影响。**一个人的基本学术观点离不开他从事的研究场域，这样一种场域要求知识行动者按照一定的规范进行思考和行动。**按照布迪厄的观点，“某个知识分子，某位艺术家，他们之所以以如此这般的方式存在，仅仅是因为有一个知识分子场域或艺术场域存在”。换言之，宏观社会结构对行动者的影响不是直接性的，而是将场域作为关键性的中介机制，以场域特有的网络构型和力量形塑惯习，从而对个人施加影响。“正是我们对这些行动者置身并形成于其中的场域本身的知识，使我们能够更好地把握他们特立独行的根源，把握他们的观点或（在一个场域中的）位置的根源。……他们对世界（以及场域本身）的特有观念，正是从这种观点或位置中构建出来的。”也就是说，所有观念都与观念据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因而也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所有的思考活动都受社会存在决定，或者至少是相互决定的。观念定位于社会过程之中，而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思想立场”与“结构－历史”位置的经验相关性。回到知青社会学家这里，显然，要想理解其学术立场的基本观点，就需要考察他们的学术实践过程。

首先，学术实践的路径通常与学术的专业训练有关，而兴趣的偏向又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师承关系的影响。一如我们前面的讨论，在南开大学社会学系受过训练的学者，大多受到费孝通、彼得·布劳和林南等的影响，它起码决定了后来者选择社会学或其中某个亚学科作为志业的理由，以及他们的研究兴趣和基本视角，有时这种影响甚至延续终身。再比如，谢宇在威斯康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几位对其影响较大的老师，主要研究方向都集中在社会分层、人口学、统计学和定量研究方法等领域（谢宇口述，第1024—1025页），这对他后来成为这一领域的佼佼者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海宁老家插队 10 年的张乐天（左五）1978 年考进复旦大

学，后来写出了《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

**师承关系的选择和研究兴趣的形成通常是双向的。**一方面，研究者在求学过程中根据自己对某一领域的初步兴趣，从而对目标学校和学术导师进行搜寻；另一方面，师承关系的确立又会进一步强化对其研究兴趣的引导，并最终形成研究者与研究领域之间的主观亲近性。这种学术影响的传递不一定存在于制度上的师生关系中，也包括后来者对某个前辈的某种学术主张的认同，在社会学重建初期各校都缺乏学科师资时更是如此。比如，翟学伟就受到杨中芳教授有关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观点的启发，由此萌生了对中国人行为模式研究的兴趣：

她（杨中芳）建议，中国大陆的学者，面对改革开放的机遇，不要从倒向苏联再倒向美国，而是要通过自己的研究成果来建立社会心理学的知识体系。……由于受到结构主义的启发，我决定要在结构主义的基础上研究中国人的社会行为模式。（翟学伟口述，第835页）

其次，不同的研究领域在基本假设、研究方法、研究目标乃至研究范式上均有差异，这构成了一个学术场域中的基本规范，研究者的学术实践必须符合这一场域内的行动逻辑。相比较而言，在提倡科学实证主义的定量研究领域，这种逻辑比较清晰，也因此容易获得相对一致的认同：

一些学者认为，只有使用新的范式才能生产出让当地人产生共鸣的知识，才能建立起独立自主的学术风格，才能给社会学带来创造力和活力。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就必须遵循共享的、预设的有关什么是好的科学研究、什么是证据及如何研究的规范。无论中国社会有多么与众不同，中国社会学的价值仍然在于它是社会学。（谢宇口述，第1039—1040页）

学术研究的基本目的是什么？是贡献新的知识，这也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基本含义。面对创新的要求，无所谓“西方化”“中国化”的问题，问题的关键是面对要研究的问题，我们的前人做过哪些研究，取得过哪些成果，我们能否在他们的基础上取得新的知识。（李路路口述，第323—324页）

相反，对于从事本土化研究的学者来说，由于在既有的、主要来自西方的学科规范里，很难找到“本土化”的位置，因此他们迫切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社会学对于理论和应用研究划分的学科框架。在这个意义上，打破前定的学科逻辑恰恰是社会学家进行本土化研究的必要行动逻辑。而这一逻辑不仅影响到了在本土从事研究的翟学伟，使其意识到“拿着从另一种文化传统中建立起来的学科标准来衡量我们研究的对与错，错的可能就很大了”（翟学伟口述，第837页），而且也影响到了长期在美国任教、后来时常回国帮助西安交大发展社会学的边燕杰。从某种程度上说，后者既了解中国文化，又因身在异域而能够抽离本土而观之，这使其能够发现中国人和美国人的社会行为逻辑之不同：“中国人怎么可能是弱关系更重要呢？我的城市生活经验、农村生活经验，对于我们中国人相互交往的观察，特别是亲朋好友之间人际交往的观察，都告诉我它的反命题在中国文化中是成立的。”有意思的是，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做法在美国也取得了成功，边燕杰不仅多年成为“高被引学者”，而且通过论证自己所提出的“强关系假设”，证实了“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内在逻辑，不是信息交流，而是人情交换”。（边燕杰口述，第1007页）擅长定量研究的他与擅长定性研究的翟学伟殊途而同归。

最后，研究者的搜寻行为和学术训练过程，为自己确定了某个研究领域，而在该研究领域内的学术实践又将基本的研究规范内化成研究者的基本信念，从而形成了对具体议题的基本立场。在我们的口述史访谈中发现，社会学范围内的一些常见争议，实际上都与学者们的学术实践活动相关，正是日常的实践最终强化了他们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以及处理这些问题时的倾向性或擅长的方法。

我认为，定性研究是有价值的，通过定性研究可以描述清楚事情发生的过程，获得新的启发，但做定性研究需要对研究结论的一般化和普遍化加以限制。因为社会现象是有变异性的，不能够从少量特殊的推出普遍的。而定量研究关注的是总体，总体内部本身就是充满变异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定量的方法虽不完美，但却是社会科学描述变异性最为可靠的工具。（谢宇口述，第1042页）

我不认同他（谢宇）的观点：怎么用量化的方法得出的看法（包括证明常识的研究）就是科学的，定性研究（包括对重要问题的重要判断）就不是科学的？我不反对实证方法，并确认为它是科学的方法，但是能阐明当前重大事件和理论问题的研究也是科学的。（王思斌口述，第756—757页）

进一步，与学术实践和学术观点之间相对清晰的逻辑关系相比，一个人如何进入学术场域，或者说，以这一种而不是那一种学术领域作为自己的志业，背后的原因则常常似雾里看花。一种相对常见的解释是，一个人的学术实践路径取决于其问题意识导向，进入某种学术场域是受到志趣引领而主动选择的结果。我们从社会学家的口述访谈中发现，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另一种解释似乎更加常见，即学术兴趣的形成并非是一个人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其在学术训练特别是在不同的学术场域和社会圈子中路径依赖的结果，而目的与结果之间的偶然性，在其中往往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南开大学社会学系 1984 年研究生班的同学，后来从中成

长起多位社会学家。

我转投社会学完全就是一个巧合。我到威斯康辛之后，国家给我发了一个奖学金，那是一个香港人资助的奖学金。……这个奖学金可以报销上课的学费，包括暑假课程，这鼓励我选了很多课。其中就有一门社会学方法课，这一学我就爱上了，但这是很偶然的。（谢宇口述，第1023—1024页）

以社会网络作为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学术兴趣，原因有三：其一是林南先生使我对社会网络有了最初的认识。……那时林南先生时常造访南开，我对于他的讲座更是场场不落。其二是通过阮丹青老师主持的社会网络研究项目，逐步加深了我对社会网络领域的理解。其三是边燕杰老师对我从事社会网络领域的研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张文宏口述，第915页）

将生命史研究带回社会学史

近年来，我们在从事口述史研究时，曾一再申明作为再现个体生命历程的独特方式的口述历史的时空意义：从空间的角度说，正因为个体总是生活在社会之中，或者说社会结构镶嵌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之中，因此口述历史或通过口述历史呈现的个体记忆就不会是单纯的个体经验的简单累加，而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从时间的角度说，作为集体记忆的表征形式之一，口述历史也受到个体在遭遇不同社会事件时的生命节点（life point）的影响。如果说前者显露出口述历史的社会本质，那么后者则体现了社会结构与个体生命历程相交织时的建构机理。

上述讨论涉及口述历史的建构及其机理，如果从本文的主题出发，那就必然会触及作为一种知识的生产活动，**即社会学家的口述历史在何种程度上反映了其自我的生命史与社会历史的互嵌。**显然，知识并非是一种独立的自我绵延活动，其生产过程是与其所处的外在性因素密切相连的。如图1所示，这些外在性因素可以大致归纳为四种，即社会历史变迁、学术思想史、学科发展史和学者生命史。其中，社会历史变迁无疑既是学术思潮形成和演变的直接动力，也决定了一个学科的走向和命运——比如社会学的中断和重建，就直接受到1952年包括院系调整在内的社会大势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这两次重要的社会转向的影响。同样，从更直接的意义上讲，社会历史变迁还是形塑一个学者生命史的基本模板，“当宏大的历史车轮在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历程中驶过的时候，都会留下或深或浅的辙印，并由此埋下他或她未来人生走向的草蛇灰线”，学者同样也不例外。

不过，尽管影响知识生产的上述四种外在性因素相互构嵌，但总有两条相对清晰的脉络：一方面，对于特定的历史阶段来说，个体生命历程的起伏跌宕在相当程度上受到外部宏观的社会变迁所支配；另一方面，作为社会主体和知识行动者的学者参与学术及思想的论争，他们的生命历程又是决定其思考路径和问题意识的内生性根源，甚至决定了他们在学科发展和学术思想的参与行动中采取何种立场和策略。如果就前一方面来说，面对社会历史大潮的裹挟，学者多少显得局促和被动的话；那么就后一方面来说，无论他们的问题意识还是学术实践，都无处不显现出其过往的生命历程对客观现实的主动反思与学术剪裁。

在我们的讨论中已经一再强调，左右知青一代社会学家社会记忆的最重要的社会历史事件是1968—1977年间的“上山下乡”，以及与改革开放相交织的“恢复高考”。尤为重要的是，这些前后相继的社会历史事件因为彻底改变了这一代社会学家的人生走向，而成为他们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在我们完成的40位社会学家口述史中，仔细想来与这两个事件相关的人都反复强调了这些事件对其人生的影响，它们甚至成为亲历者一生之荣辱的重要标志。就“上山下乡”而言，如果这一经历及相应的苦难对普通人来说，如刘亚秋所言，必须转化为对“共和国苦难”的担当才有意义，那么这种底层社会的体验对一个以社会研究为志业的人来说则天然具有某种前置性意义，它和做工、从军一样，使这一代社会学家“理直气壮地”获得了某种职业的正当性。

**同“上山下乡”一样，“恢复高考”及作为其社会背景的改革开放，对知青社会学家个人生活史的影响同样意义深远。**我们看到，这一历史事件不仅使他们进了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甚至出国深造，而且还使他们后来有机会选择以社会学为业，并在40多年中逐步成为这一重获“新生”的学科的中流砥柱。如果你想到哈布瓦赫曾说，“当我们从一个群体进入另一个群体时，就会随同我们的观点、原则和判断的改变，而改变我们的记忆”，你就会意识到，正是因为这一代社会学家跻身于“七七级”或“七八级”的行列，又投身到社会学家共同体之中，才使得他们的观点不仅比同代人更为开放，而且即使在七七级、七八级群体中，他们也是对这场绵延40年的社会变迁或急速转型持高度肯定的群体，并且也自我认定“通过各种重要的途径，知识青年已经对中国的经济转型作出了贡献”。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已经详尽地说明了“将生命史的研究带回到社会学史”的意义所在。显然，这种考量不仅能够直接洞悉社会学家的生命历程与人生感悟，特别是对一个学科的发展及学术演进的主观影响，也能够折射出客观历史进程如何通过影响学者的人生轨迹，最终实现了对知识生产的社会再造与历史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