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执行公职制度保护来之不易的抗疫成果_风闻

　　这一轮抗疫斗争，虽然获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还不是全面的，仍然存在着隐患。那就是这对确疹的夫妇，早前曾经有意或无意地隐瞒了其在感染后的的活动轨迹，指导这两天才「挤牙膏」般一点一点地吐露出来，而且涉及的场域较为敏感，因而涉连的人更多而且更是属于中高端。虽然已经检出的结果均是阴性，但以「德尔塔」的毒性及传播力之强，仍不能松怠。如果不幸有阳性反应，就不排除要进行第二轮全民核酸检测。

　　实际上，协调中心近日接二连三更新这两名新冠患者的行程，所涉场域越来越多，而且有个别地方是较为敏感的。比如，公共行政中心，是澳门特区政府最重要公共行政部门的集中地。按照职能，对应于行政法务司司是「第一大司」，行政公职局就是「第一大局」，不但是工作人员的人数较多，而且立法会选举管理委员会和选举资讯中心都在此办公。此对夫妇虽然只是到登记局办理认笔迹手续，却连累了行政公职局、法务局、第二公证署、民事登记局、物业登记局、商业及动产登记局、水坑尾邮政分局都必须暂停对外开放，当然选管会和选举资讯中心的工作或服务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这对夫妇也曾到过妇联大厦。而妇联总会是前今两届立法会选举的重要参与者，都有推出团体参选。这对夫妇也已经影响到妇联总会的参选部署。而今届立法会选举被视为实践「爱国者治澳」原则的重要选举，因此而万一有什么疏失，承担不起。

　　这对夫妇这几天才「挤出」涉足的场所，还包括工商银行（澳门）置地总行，及有关的电讯公司等。都是客户出入频繁的场所，各方面的人都有，既有工商老板，也有普通市民，涉及面颇大。

　　问题更严重的是，从女学生七月二十五日回到澳门，到其父母八月二日才被珠海方面检出阳性，长达一个星期的「空窗期」，接触到那么多的人。而且夫妇俩在确诊之后，却有意无意地隐瞒其曾经到过的场所。这就导致协调中心和卫生局等单位陷于被动，未能在第一时间追踪其曾经接触过的人。这对于必须抢在病毒传播之前，切断传播链的要求来说，是犯了大忌的。

　　不幸中的大幸是，卫生局在该对夫妇「挤牙膏」地逐点挤出其曾经逗留过的场所后，当即对这些场所采取必要的行动，包括对其人员进行核酸检测。而已经检验出来的结果，都是阴性。希望尚在进行检验的样本，也都是阴性。这个愿景当然有事实作依据，因为女学生在航机上受到感染，是属于「间接感染」，亦即是从沾有病毒的座椅受到感染，而非与感染者以至确疹者接触的「直接感染」，因而毒性及传播力相对较弱。再二次感染到其父母及弟弟时，毒力进一步递减。其父母在澳门各处的活动，在大家都做好防疫措施，包括戴口罩等，病毒的传播力可能就是「强弩之末」了。当然，加上属于「唯心论」的「莲花宝地」的美好传说，是「天佑澳门」。否则，看看南京、扬州等地的「灾情」，真是难以想象。

　　其实，相对来说，小女生是「无辜」的。因为她在「对号入座」时，不知道该座位曾经坐过感染者。但该航班有两位感染者，一是回到中山，一是前往珠海。为何只有她一人受到感染？这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另一人的传播力也已减弱，其二是其座位的下一航班乘客，并非是濠江中学旅行团的成员。而受到感染的这位女学生，要不是本身的免疫力较低，要不就是没有带好口罩，或是虽有戴口罩，但在喝水、进食时脱了口罩，而被病毒乘机侵入。

　　最不能原谅的是她的父母，竟然在确诊后多天，才「挤牙膏」般地「挤」出新的活动轨迹地方。这距离确诊已经多少天了？耽误了宝贵的阻断传播链的宝贵战机。如果不是其女儿是「间接感染」，病毒的传播力已经大为减弱，就「死得人多」了。

　　病毒传播源头的南京，及二次传播的扬州，感染面积之大，被感染人数之多，让人触目惊心。昨日总理视频会议就定性，南京禄口相当于武汉海鲜市场，而且此次病毒强于武汉，传染性十分强，南京工作存在很多不足，情况十分严重。因而国务院派遣了五十多名专家进驻南京指导，禄口四千多人紧急转往其他地区医学隔离。

　　最惨重的教训是，南京一名老太太擅自离开已采取封控管理措施的居住地，前往扬州，未主动向社区报备且隐瞒行程，又拒绝执行防疫措施，并连续四天在同一间棋牌室打牌，而导致扬州市有近四百人受到感染并确诊，因为她一个人而使得四百五十多万人生活停摆，甚至有一整个村的居民连夜紧急被转移到其他地方隔离。因此，当地公安机关已经对这位老太太实施刑事拘留，立案侦查。

　　幸好这一家四口在受到感染后，病毒的传播力已大为减弱甚至是消失。否则，以「德尔塔」变异株的毒性及传播力之强，不要说是「南京模式」或更严重的「扬州模式」，就是「张家界模式」或「郑州模式」，澳门都将承受不起。

　　因此，在这对夫妇「挤牙膏」地「挤出」此前没有交代的涉足地点后，引发各界哗然，并纷纷揣测其此前不愿说明曾经到过地点的原因，其中最集中的情况是，因为其中的父亲因为是在工作时间，离开工作岗位而到了这些地方，这是属于违反公职纪律的行为，为避免受到追究及处分，而采取隐瞒态度。若属实，就是极为自私的行为，影响到整个防疫抗疫的部署及安排，以及所有澳门人，故必须严正追究两公婆可有的一切责任。不然，若以后再发生个案，个个都隐瞒又无承担责任，任何防疫措施都无效，拖跨澳门经济。如果政府部队其瞒报病情和行程作出惩罚的话，就是欠全澳门人一个交代。而且，如果涉事者没有得到适当惩罚，将会给社会一个错误讯息，可能引致澳门失守，最后经济和民生健康都赔上。

　　对此，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在昨日的记者会上，治安警行动及通讯处处长马超雄就表示，根据《传染病防治法》规定，若任何人士刻意隐瞒流行病学调查行踪，或不配合卫生局要求做检查或医学隔离，根据情节会有不同罚则。

　　不过，据协调中心透露，此人曾经以「陪伴病人」的理由，请了事假并获准。但既然是「陪伴病人」，就应该在医院或家中陪伴病人，而不是全澳「趴趴走」，因此，这也是属于违反公职制度的行为。

　　因此，作为直接「受害者」的行政公职局，以及该公务员直接上级的卫生局，应当适时启动纪律调查程序，并依法及事实进行适当的行政处罚。对此不能手软，必须「办案立威」。警方和检察院已经出手对涉嫌违反《民防制度法》的人等采取了行动，行政公职局和卫生局也必须采取相应的行动，以严肃防疫纪律，并对今后或有的同类行为发挥震慑作用，保护来得不易的抗疫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