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精神与兴奋剂_风闻

　　文 | 北方朔风

　　技术的进步，使得现代体育有了更高的观赏性，无论是训练方法使得运动员有了更优秀的成绩，也延长了运动寿命；而更先进的技术，也让观赛的转播变得更有观赏性。但是有些技术，则是充满了巨大的争议，比如说“鲨鱼皮”泳衣。而更加增加了运动的不公平性的是兴奋剂，这些医学技术的进步，让现代体育运动渐渐变色。

　　虽然我们习惯称呼这些违禁药品为兴奋剂，但是实际上，这些违禁药物的类型十分多样，功能五花八门，远超过单纯的兴奋范畴。除了传统的兴奋剂，还有一些镇定的药物，这些药物对于需要精密操作的比赛项目有很大的帮助；一些激素类药物，可以增强力量，加快肌肉的合成；而其他一些激素类药物，则是可以提高红细胞的合成能力，提高血液内红细胞含量，运输更多的氧气，提高运动能力；此外，一些之前用于呼吸系统的药物，常常在游泳领域使用，提高呼吸的功能；同时，一些对于体重有分级的运动之中，利用利尿药物控制体重也是一个常见的情况。

　　而更加科幻的是，基因编辑技术，据说也可以用在运动领域，不过目前还没有报道。这些药物大多数本来都是用来治疗疾病，减轻人类的病痛，但是在运动领域，既破坏了公平的运动精神，也让长期使用这些药物的运动员，遗留下了很多的健康问题。

　　按照一些传说，古希腊和罗马的运动会上，就有人在使用一些草药来提高自己的成绩，不过也只是传说；相对系统的记载之中，在19世纪里边，有长跑运动员和赛马使用阿片与可卡因制剂来提高成绩。这些是早期有记载的用药物提高运动成绩的事件。当然，那个时候既没有什么药检，也没有什么限制兴奋剂的法律。直到20世纪初，法律上才对于兴奋剂的使用产生了限制。

　　而随着医药科学的进步，用于提高体育成绩的药物也越来越多，从传统的植物提取物，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合成药物。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兴奋剂技术的极大进步。在二战时，飞行员大量使用了兴奋剂，日本甚至给平民使用了兴奋剂，用来提高工作效率。而在二战之后，兴奋剂的使用从战争转到了体育界。回顾的调查表明，在那个时代的奥运会和其他运动赛事，兴奋剂的使用是很常见的。无论是长短跑或者是自行车或是球类运动，兴奋剂的使用都是十分广泛的。1960年罗马奥运会上面，就有一名自行车运动员，因为苯丙胺类兴奋剂导致猝死。

　　而到了五十年代，类固醇类药物的使用变成了主流，这些药物可以帮助肌肉快速增长，对于力量项目来说，这是极大的帮助。对于其他运动项目，这些药物也有了帮助。类固醇从那个时候开始，几乎成为了最为流行的违禁药物。直到今天为止，这类药物依然是药检阳性的高发区之一，而部分项目，使用这类药物属于半合法的状态，比如说健美和力量举，这些项目也一直有选手，因为药物使用过度，陷入严重的副作用，甚至导致死亡。

　　1968年墨西哥奥运会，是奥运会第一次进行系统药检，不过这个时候的药检技术与制度，都不是很完善。而与此同时，各种用于提高成绩的药物，随着药理学的进步则是层出不穷，有部分药物，在当时并没有能力检测出来，另外一些药物，因为代谢迅速，如果在赛前一段时间使用，进入比赛的时候检测，也难以发现。药检制度建立之后，田径和游泳依然是兴奋剂滥用的重灾区，依然难以得到控制。很多那个时代的运动名将的成绩，都被质疑与兴奋剂存在关系。

　　不过，随着检测手段的进步与比赛时间外的飞检制度的建立，违禁药物的检测漏洞似乎渐渐被补上。而国际反兴奋剂组织（WADA）在1999年的建立，似乎标志着兴奋剂在体育赛场的使用，将被明显控制，运动员的检查样本，也会被存放起来，随着检测技术进步，进行必要的抽检。

　　同时，为了针对各种全新的兴奋剂，一种被称为“生物护照”的检测方法也得以使用，这样的方法是通过定期测定运动员血液之中的各种指标的变化，来确定是否使用了违禁药物，这一策略对于部分未知的药物，理论上也可以检测出来。看起来这一切似乎都会让体育运动更加公平公正，似乎事情正向着好的地方发展过去。

　　只不过，事情的发展很多时候，和我们想象之中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技术的进步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出于公平正义的角度建立的WADA，实际上在执行之中，许多举动也变得充满了政治意味。**这无疑是十分遗憾的。像是我们常说的，中国队几乎是被药检次数最多的队伍。而十分典型的案例，就是WADA针对俄罗斯的禁赛。

　　虽然WADA禁止俄罗斯代表队参加俄罗斯代表队参加奥运会的理由，是“俄罗斯运动员以国家组织，普遍使用兴奋剂”，“俄罗斯的反兴奋剂机构的数据出现严重的漏洞甚至是伪造”。但是从国际局势和实际表达的方式来说，这样的处罚很难不说，不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实际上，WADA对于俄罗斯的态度一直很微妙，当年WADA就曾经建议，禁止俄罗斯参加里约奥运会。随即就是WADA遭到了黑客攻击，然后欧洲方面起诉，声称是俄罗斯情报机构主导了对于WADA的攻击。

　　而这期黑客攻击案件公布的情况，则是十分有趣。这个报告的内容声称，WADA对于欧美国家的运动员的豁免，大开方便之门。豁免制度本来是为了运动员的健康设立的，毕竟运动员也是人，也会生各种疾病，甚至部分疾病发病率比正常人还高，而部分常见的药物，对于运动能力也有着一些影响，不能为了运动，牺牲基本的健康。然而现实情况是，欧美的许多运动名将，变成了哮喘病人和多动症患者。哮喘治疗之中十分常用的支气管扩张药物，对于游泳来说，有着巨大的帮助；而多动症患者使用的一些药物，可以使人兴奋，同时提高专注程度，对于需要长时间专注的项目，也有着帮助。

　　这无疑是十分令人遗憾的事情，对于有慢性疾病的运动员，我们理应给予尊重，豁免制度正是为了保护他们而生的。但是当一整个游泳队或者是滑雪队都是哮喘患者的时候，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规则的公平性了，请问这样的制度，是否尊重了运动基本的公平精神？请问这样的方式，是否真的保护了那些身体有着疾病的运动员？真正有疾病的运动员，会不会因为这种情况受到歧视？我想，这些东西都和运动精神不存在什么正相关。

　　而对于这些顶级运动员的药物使用，更不可能是什么个人行为，现代的体育兴奋剂，不是赛前或者是训练的时候，吃两片药那么简单的事情。那会是生命科学技术的结晶一种十分悲哀的运用，在训练的不同阶段，会使用不同的药物，对于药物的代谢周期和剂量，都有严格控制，这样更有利于通过检查，也可以最大化的提高成绩。

　　坊间一直有一个说法，这些违禁药物使用的周期，也是和奥运周期有关系的，东京奥运会的时间改变，可能会打乱一些节奏。某些运动员在东京奥运会的表现不理想，也被人怀疑和这存在一定的关系。这样的方案绝不是运动员加一个教练员就可以制定出来的，是需要一个团队的。在指责其他国家大规模作弊的时候，我们不难想象，某些欧美国家的药物使用，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而涉及到政治的地方并不只有这些，实际上兴奋剂检测的时候，除了检测之前那些药物之外，对于一部分毒品类物质也有检测。而这几年，关于大麻检测的问题就在风口浪尖上面。在2013年，WADA调整了尿检之中大麻代谢产物的红线，从15ng/ml提升到了150ng/ml。这个调整表明，更加关注的是赛场内部大麻使用的情况，而非场外，毕竟在欧美大麻合法化的大趋势之下，在赛场外管的更多，既不现实，也不政治正确。

　　不过在本届奥运会，还是有选手因为大麻问题被拒之门外，美国短跑选手理查德森因为大麻检测阳性，无法参加奥运会。这本不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但是之后的发展，就不太一样了。以民主党新生代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简称AOC）为代表的一批议员，公开表示这是不公平的政策，是一种歧视，认为这样的政策必须被改变。AOC和以她为代表的民主党新生代的代表性政策之一，就有大麻合法化，他们认为对于大麻的种种限制，是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他们以美国官方机构的身份，对奥组委和反兴奋剂组织施加了压力。这是又一场遗憾的政治表演。

　　虽然目前为止，大麻类物质并不被认为会提高运动成绩，但是在未来，如果这种合法化的趋势到了奥运赛场上面，无疑会对于奥运的价值产生不愉快的影响，而考虑现在的风潮，这种事情完全有可能会发生。而从这次LGBTQ参加奥运会的情况来看，奥运会这个更高更快更强的场地，也难免会受到政治正确的影响，这绝不是我们想看到的事情。

　　虽然很多人都喜欢纯粹的体育运动，但是不可否认，现在的许多比赛，都是国与国，资本与资本，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的竞争，纯而又纯的运动，只可能存在真空之中。但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平就变成了更加宝贵的东西，如果没有最基本的公平，如果没有基本的公平，体育运动的意义就不存在了。但是兴奋剂显然是对于这种规则的破坏，它会让运动失去最基本的价值。

　　或许不同的运动有着不同的规则与文化，但是对于公平的追求，是一切运动的基础。我们谁也不想看到奥运会变成生物科技的比拼，医药技术造福人类的方式，绝不应该是这样的；而维护公平的机构，也不应该成为少数国家的傀儡。毕竟，哪个正常人也不想看到体育精神在霸权主义与后现代的狂潮之下，燃烧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