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政治中的颠覆与反颠覆_风闻

吉尔·卡斯特纳 威廉·C·沃尔福斯 作

地球村过客 译

 译者注：本文原名《一种非战争手段——大国颠覆策略卷土重来》（A Measure Short of War - The Return of Great-Power Subversion），原载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21年7-8期。作者是Jill Kastner是伦敦的独立研究人员，William C. Wohlforth是达特茅茨学院政府学教授。在文章中，作者将颠覆策略分为三个层次，列举诸多实例，探讨自古希腊以来大国颠覆策略的典型实践及其优势与不足，展望这一政治手段的前景，可说是一篇关于颠覆问题的历史导论。作者指出，“只有在大国极其衰弱的情况下，对其进行颠覆才能产生效果”，这显然是有说服力的。当然，单从原标题看，作者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是美国在享受了苏联解体后二十多年“只颠覆别人，不被人颠覆”的尊荣地位后，已然面临被颠覆的处境，必须有所应对。作者甚至认为中国与俄罗斯一样，正在加入美国颠覆者的行列，但没有举出中国参与颠覆美国的任何事例，相反倒是谈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试图颠覆中国的失败经历。对于此类西式流行性迫害幻觉，我们不必苛责，不妨更多地关注文章中论述的西方国家惯用颠覆手法，加强自己的反颠覆武器建设。译文中括号内的注释和补充，除标注“原注”者外，均为译者所加。以下是正文：

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某外国政权设法对美国民主的这一神圣仪式施加一种似乎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在社交媒体上，一伙拿着薪水的俄国“巨灵”（译注：原文为troll，本是北欧传说中的山精，此处用于指网络信息战中的舆论专家等）煽动分歧不和，散布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莉·克林顿的有害谎言，并且试图壮大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队伍。与克里姆林宫关系紧密的有权有势的俄罗斯人以承诺提供克林顿的负面信息相引诱，寻求接触川普及其下属。由国家赞助的黑客窃取并散布了她的竞选助手的私人邮件。他们进而攻击了所有50个州的选举系统，甚至设法攻入选民数据库。

这些介入行动值得警惕。“我们已经遭到攻击；我们身处战争之中，”2017年，在由一个自称“调查俄罗斯委员会”的群体发布的视频中，演员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严肃地宣布，这个群体受到前国家情报局长詹姆斯·克拉帕尔（James Clapper），以及中情局前代理局长迈可·摩莱尔（Michael Morell）等美国情报界老专家的支持。纽约时报的一条新闻标题宣称“俄国网军”已经“入侵”了美国。外交政策专家预言一波由极权国家发起以打击其对立民主国家的数字化颠覆活动正在来临。“当下的数字生态环境为操纵行为创造了机会，这种操纵行为已经超出了各民主国家的反应能力，有时甚至达到了挑战的程度，”布鲁克林研究所的阿莉娜·波利雅科娃（Alina Polyakova）在2019年的一次国会委员会上作证说，“所有民主国家都是现在或者未来潜在的攻击目标。”

美国政策制定者慌忙作出反应。奥巴马政府在其最后几个月里驱逐了35名俄罗斯外交官，没收了俄国外交财产，而且誓言美国将在自己选择的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进行报复。2018年，国会设立了一个全新的机构——网络安全与基础设施安全局，作为国土安全部的一个部门——以防止未来的类似入侵。

2016年的总统大选本会是一记当头棒喝，但是大家不必大惊失色。俄国的操纵行动只是有历史记录以来就存在的一种政治手段的最新事例。颠覆——即介入别国国内事务以削弱或操控一个敌手——从来都是大国政治学的一部分。乍看起来不正常的，是苏联解体后有一个特殊的美国单独主导世界的短暂时期，此时的美国似乎不为竞争对手的恶性搅局行动所困扰，这主要是由于彼时并竞争对手。现在，美国的主导地位已经开始衰落。大国竞争局面重新出现——大国的颠覆活动也随之卷土重来。

暗黑魔法

在国际关系中，普遍认为“颠覆”是试图直接对一个外国的国内政治施加影响，使其偏离（该国）所期望的方向，从而获得某种好处的行为。通过操纵另一个国家国境内的事件，一个颠覆者希望改变现政权的政策——或者改变该政权本身。颠覆活动会混杂战争入侵和间谍窃密，但并不能明晰地归属于后两类情况之中。它缺乏战斗和军事威胁的公开性，以及间谍和情报收集的被动性，以及外交和高压政治的虚文性。它是秘密的、主动的和无礼无法的。

颠覆活动可以依其严重性而分为三级。第1级跟宣传相关，这个手段跟说话本身一样古老。1570年，教皇皮尤五世发布诏书，宣布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为异端，并号召虔诚的英国天主教徒废黜她，这样他就是在进行颠覆性宣传。同样真实的事例，是冷战期间“自由电台”对苏联进行反共广播。第1级颠覆活动可以包括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选举中反对派候选人或者政党的承诺，例如1948年斯大林公开支持美国第三党候选人亨利·华莱士向哈里·杜鲁门竞逐总统职位。

它也可以包括削弱一个在任者。在19世纪的欧洲，德国首相奥托·冯·俾斯麦强烈反对英国首相威廉·格莱斯顿参与欧洲事务，以至于开展了旨在损毁格莱斯顿国内声誉的口诛笔伐——一场反对格莱斯顿的抹黑宣传运动。正如俾斯麦之子赫伯特1884年在一封信中所说，该计划将“把格莱斯顿拍死在墙上，让他不能再胡言乱语。”他又说，这个首相的声誉，“甚至在愚蠢的英国选民中也将一踏糊涂。”

颠覆活动进一步加剧，就进入了第2级。这一级的形式仍然是隐蔽的，但是包括了虚假信息，这是一种更加有力的宣传手法。例如在1980年代，克格勃与东德斯塔兹（译注：Stasi，民主德国国家安全局）合作，散布谣言称HIV是美国在一项生物武器项目中研发的；1983年，他们将这个消息发表在一份印度报纸上，并最终被其他地方的主流媒体所采用。在两年内，这个故事已经在全非洲和其他地方广为散布，至今还有人相信。伪造是第2级颠覆活动的常用策略。1981年，在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被一名枪手袭击后，克格勃行动人员散布虚假消息，暗示华盛顿是暗杀企图的幕后黑手。最近，在网络上虚构并不存在的人物，成了另一种策略——但跟俄国在2016年创造的手法不是一回事。早在2011年，美国军方就开始在反恐怖主义的战斗中实施此类行动，研发软件来编造用外国语言讲述的虚假故事用以反击网络上的极端主义。

第2级颠覆活动也可能包括暗中向反对势力或者利益群体提供金钱或物资支持。实施颠覆活动的国家希望，这些群体或许能够在境外的帮助下，改变颠覆目标国的政策或者煽动不和。修昔底德讲述说，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对萨摩斯岛的阴谋者许诺以波斯人的资金援助，诱使他们推翻本国的民主制度。雅典人“敦促萨摩斯岛上最有权势的人与他们合作，尝试在那儿建立一个僭主政权，而无视萨摩亚人刚刚通过一次国内起义而避免了被一个僭主所统治，”他写道。更为晚近的事例，是在1929年的英国，苏联给予工党一笔秘密资助，工党与自由党联合，随后在国会选举中赢得了足够的选票组建政府。

冷战期间，苏联试图帮助它认为会更为友善的美国总统候选人。1960年，它带着一张支持清单，直接找到阿德莱·史蒂文森门上；又于1968年直接与赫伯特·汉弗莱接触，为其耗费巨大的竞选活动提供财政支持。（原注：这两位候选人都婉拒了它的帮助。）莫斯科也致力于削弱被它认为具有敌意的候选人。1984年，克格勃开展了一次全面行动，运用有影响力的代理人、掩护组织和虚假信息，让美国公众相信罗纳德·里根的再度当选将意味着战争。除了针对选举制度之外，克格勃还试图使美国民权运动激进化，以引发国内动荡。它试图通过散布关于小马丁·路德·金不当行为的信息，使其名誉扫地，它还密谋为更激进的民权领袖宣传造势。当然在此期间，中情局也在苏联扶持异见人士，为他们偷运被禁止的材料，提供金钱、公关服务，为俄罗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民族主义者和具有改革思维的共产党人提供出版渠道。

第3级颠覆活动是暴力的：武装和资助叛乱分子，破坏基础设施，暗杀反对派。1570年代，当尼德兰的新教徒起义反抗西班牙统治时，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秘密帮助他们雇佣瑞士和其他军队为新教事业而战。在北爱尔兰动荡时期，苏联向北爱尔兰共和军提供金钱和武器，妖魔化那些竭力阻止北爱分裂潮流的伦敦官员。在冷战初期，美国也力图通过为波罗地海国家和乌克兰叛乱者提供后勤和物资支持而颠覆苏联。它也试图对共产主义中国采取类似的策略，支持西藏的叛乱分子。

在这三个层次中，颠覆的目标可能有所不同。颠覆性行动可以通过诱发内部不和，使一个目标政权无法专注于追求其他领域的利益，而使之受到削弱。这正是伊丽莎白资助雇佣军去帮助荷兰新教起义者所要达到的效果——她希望西班牙会被起义折腾得精疲力竭，只好搁置推翻她而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地位的计划；这也是今天俄国在西方民主国家支持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运动所想要达到的效果。或者，一个国家可能意图通过秘密支持另一个国家国内争论的某一方而改变该国的对外政策。冷战期间，莫斯科通过其掩护组织，对西方反战运动提供后勤的、组织的和财务的支持。更加晚近的事例，是它或许介入了2016年英国脱欧运动，鼓动英国公众投票脱离欧盟。

有些时候，颠覆活动有一个贪大求全癖（maximalist）的目标：改变政权本身的性质。1875年，俾斯麦制造了一次战争恐慌，暗示德国将要对法国发起一次预防性打击。他的目标是威吓法国选民不要选择保守的君主派，他们如果获胜，显然将在整个莱茵地区形成更加强大的大国竞争者。这个策略见效了。法国媒体很快习惯于将俾斯麦称为“法兰西的大选举人”。

实用工具

历史上各国如此经常地采用颠覆策略，一个原因是：与通常的政治手段相比，它的耗费和风险都要小得多。通过颠覆以削弱对手，对均势与战争来说，是一个便宜的替代物。通过颠覆改变对手的政策，对于高压政治、威慑和外交手段来说，是一个便宜的替代物。如果你能够通过散布宣传说辞，收买政客或者部署互联网“巨灵”而获得微妙但实实在在的收益时，为什么还要征召一支军队并入侵一个敌对国家呢？如果你能轻松地与对手内部的反对派群体联手，而他们亟盼你给予帮助并努力分散当权者的力量，你为什么要把自己捆绑在一个有风险的联盟里，或者为了增加遏制对手的手段而弄得入不敷出呢？即使颠覆活动取得的成效比传统政治手段要小，它也仍然是有吸引力的。毕竟，在一个大国对手相互竞争的环境中，各国都存在削弱他国的动机。既然大国主宰国际政治，即使在一个大目标上取得一点小成效，也得值得为之付出的。

颠覆活动也意味着灵活性：一个国家可以对一个对手施加压力，以改变其行为，而无须把大炮推到边境上或者进行成本巨大的引诱或退让。如果问题激化，可以降低颠覆活动的等级或者装做不知情，这在一个变动不居的环境中给予颠覆者更大的行动空间。只有愚蠢的将军才会仅仅为了看看他到底能够走多远而发动一场战争，但是一个颠覆者却可以这样做。颠覆活动可以释放一些导致国家相互攻击的恐惧感和受挫感，于是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它是一种有诱惑力的非战争手段；如果武装冲突的成本高得无法承受，那么颠覆活动则不失为一种提高国家地位的替代办法。

换言之，颠覆活动是国际关系中的鬣狗。它潜行在法理世界的边缘，等待浑水摸鱼的机会，但却缺乏在开阔地带进行攻击的勇气。正如鬣狗在自然界的食物链上处于关键地位，颠覆活动也在国际政治竞技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很多案例中，它使得各国避免在战争与和平之间二选一，使得它们用引发动荡但或许较不危险的方式削弱其竞争对手。

颠覆活动也使得受害者可以作出有节制的反应。受到颠覆活动困扰的大国们会保持克制，这正是因为他们发现这种政治手段（即颠覆）确实是有用的，因此不愿采取（激烈的）行动导致其永远被从政治工具箱中移除。从今天的后见之明来看，1980年代里根政府对克格勃强化政治战的反应显得很温和：只是创设了一个部际小组，公开揭露苏联散布虚假信息的活动。这种克制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美国此时也忙于颠覆苏联。一份已解密的1987年文件概述了中情局的一个计划“旨在利用当前苏联‘公开化’政策以及电子通讯革命，这两项进展为我们的秘密行动计划提供了一个深度影响苏联受众的空前机会。”另一份解密文件记述了1987年的一次白宫会议，显示美国政府印制了冒称来自某个共青团组织的小册子。“六千册已经偷运进入苏联，”这份文件说，“要求支持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计划，但是要求进行超出现政权容忍界限的民主改革。”因此毫不奇怪，里根政府显得没兴趣去惩罚苏联的类似行为。

这些是颠覆活动的优点，但是它也得付出成本。最为明显的是招致报复，而且目标国家越大，报复也就越重。局势升级，无论偶然的还是畜意的，都是真正的危险，特别是实施第3级颠覆活动时，目标国家的红线可能被突破或者局中人可能越过其信仰的边界。

更为不明显但也许更为重要的是，由于颠覆活动的进行，相互间的信任可能会遭遇潜在的破坏。相互信任在国际关系中是至为重要的。即使在死敌之间，一丁点儿相互信任也使得合作和缓和具有可能性。颠覆活动得冒毁灭信任的风险，而且与诸如军事集结或者组建新联盟等传统行动相比，它可能更容易做到这一点，传统行动只有在目标国家随后采取错误行动时才导致损害。

颠覆活动也不足以及时正确地展示一个国家的意图。通过增强自身实力或者挥舞传统的胡萝卜和大棒以改变另一个国家的行为，通常是更加安全和容易的。一个国家通过此类传统的政治手段，能够展示它对于对手并非始终怀有敌意，而是只有在对手采取进一步行动时才准备予以打击。然而，颠覆活动使得这样的信息更加难以传送。一旦颠覆活动已经实施，颠覆者再也不可能宣称自己实际并无敌意，目标国家也不可能改变其行为以避免惩罚。加害者通常否认自己与颠覆活动有关，这一事实使得问题更为复杂难解。一个政府很难假装一方面没有从事某项活动而另一方面又答应中止该项活动。

另一种成本是不易观察到但更富于争议的。实施颠覆活动的政府会因为损坏最受珍视的国际关系规范即主权而备受责骂。这个规范，通常认为成形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它认为诸国都在其疆界内拥有终极权威，因此其他国家不得介入。对很多学者来说不证自明的是，触犯这一规范的后果（译注：即触犯者受到惩罚），可以起到遏制颠覆活动的效果。但是正如现实主义学者指出的，真正起作用的是各国行使其主权的实力，而非规范自身。毕竟，早在反对此类行为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成立之前，各个国家就强烈反对其对手在其疆域内进行的敌对性行动了。而且迄来已经发生了大量的颠覆活动，甚至是由那些声称尊重主权规范的国家所实施的。规范是一种会在强力面前屈服的约束。

颠覆百态

当然，在某些时候，一个国家进行颠覆活动的成本超出了收益，因此决定退却。潜在颠覆者的必备技巧是正确地计算成本，特别是对手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毕竟一个国家的小怒火可能会触及另一个国家的红线。

当一个大国要摆平一个弱小国家时，成本—收益分析通常会有利于大国，因此如果这种不对称性足够显著的话，那么可以预测较强的国家会运用颠覆手段。大量事例表明，当存在这样一种力量不平衡状况时，颠覆活动就会层出不穷，从苏联在阿富汗到美国在伊朗和智利都是这样。政治科学家亚历山大·唐尼斯（Alexander Downes）和林赛·奥罗尔克（Lindsey O’Rourke）已经清点出自自1816年以来一个国家企图导致另一国家政权更迭的事例逾100个。不必惊奇的是，没有一例发生在和平时代的大国中。毕竟，政权更迭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如果一个大国采取行动，试图导致另一个同级别大国的政权更迭，这两个国家几乎必定已经——或者即将——处于交战状态。

然而在战争时期，成本收益分析却是不同的，因为多数成本没有效益。既然战争已经开始，对于报复和升级就较少引起关注；也不必再担心颠覆活动所带来的坏名声可能阻碍双方合作。因此，大国们趋向于在战争的热度中猛烈伤害对方。法国和英国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疯狂地相互颠覆，资助对方疆域内倾向于自己的政治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有一个针对沙皇俄国的内容广泛的颠覆计划，最终的结果是它用火车将弗拉基米尔·列宁送到彼得堡的芬兰车站，点燃了革命之火，使俄国退出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培植了第五纵队——向其政府的敌人效忠的外国公民——以损害法国和苏联。

但是如果大国竞争对手们并不处于战争状态，颠覆活动就通常保持在沸点之下——有所用而且无处不在，但是并不导致局势突变。在整个十九世纪，奥地利、德意志和俄罗斯帝国担心法国或者英国会支持波兰独立，从而威胁到他们的领土完整。但是他们的恐惧并未变成现实，因为巴黎和伦敦的领袖们知道这些帝国为了阻止波兰独立而不惜一战。在同一个时期，英国也担心俄国有意将印度纳入其不断壮大的帝国，因而会削弱不列颠在印度的地位，但俄国没有这样做。在所有这些事例中，各大国的内心里都为其大国对手准备了刀子，但他们决定不使用它们。在和平时期，颠覆活动的成本简直过于巨大：相互信任的毁灭，以及受到报复和局势升级的现实可能性。大国是难缠的目标。

这是颠覆的基本模式，但也还有变型。一个大国通常会在其对手虚弱时下杀手。公元前464年，当一场毁灭性的地震导致斯巴达发生暴动，斯巴达要求其他希腊城邦帮助平息叛乱，但是拒绝了雅典4000人的队伍，因为害怕他们会转变立场而支持叛乱者。（原注：修昔底德评价说雅典人“进取和革命的性格”构成一种独特的威胁。）1875年，法国正从普法战争后蒙受失败和占领后恢复元气，俾斯麦就决定操纵其国内政治。1950年代，共产主义中国尚未从革命和战争中恢复，中情局就武装并唆使流亡缅甸的国民党军队连续发起对中国云南省的侵扰。

颠覆出现变型的另一个原因，是目标国家对颠覆活动有一定的容忍程度——亦即在目标国家中，支持敌国的代理人可以利用法律和政治权利进行广泛活动。冷战期间，各国共产党构成了一个世界性的网络，这使得莫斯科满怀希望，却令西方各国首都忧心忡忡。例如法国共产党拥有广泛的支持，并将支持苏联关切的问题作为自身固有的一项关键使命。该党随时准备执行斯大林的命令，例如组织反对马歇尔计划的大规模罢工。法国的实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削弱，不能有信心地阻断莫斯科对该党的影响，因此只能对这一国内威胁采取防御策略，这常常意味着对法国共产党的暴力压制。但是颠覆活动很快就退潮了。在查尔斯·戴高乐领导下，法国政府在克里姆林宫眼中成了远比法国共产党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都有价值的外交资产，因此在冷战的剩余时间里，法共被降到了附属的地位。

颠覆活动也随着两个大国关系的状况而起落。竞争对抗越是激烈，可能搞颠覆的国家就越少担心其可信度是否受到损害；因为合作的前景已经很暗淡。这正是美国外交官乔治·坎南在冷战开始时审视美苏对立问题的方式。坎南认为颠覆活动没有多少消极面——它肯定比预防性战争或者永久性的欧洲联盟更为便宜而且更少风险——这是他为什么提议将颠覆作为美国战略的核心任务。因此在1948年致总统的一份绝密备忘录中，他建议华盛顿“鼓动俄国各个具有不同观点的民族的发展，或可有助于调整现今苏联的行为，进而允许各显示出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的能力和决心的民族恢复其生活方式”——换言之，煽动苏联民族主义的烈火，进而是分裂主义的烈火，导致莫斯科在冷战中甘居下风。

然而，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最终被证明是难以颠覆的，而且它对颠覆活动作出升级回应的威胁也是完全可信的。坎南高估了斯大林的反对派们的支持率，低估了这位独裁者镇压反对派的能力。经过一段时间，美国外交家们开始相信，如果实施第3级颠覆活动，就不可能与莫斯科延续必要的外交关系，因此华盛顿在冷战的剩余时间里就集中精力从事第1级和第2级颠覆活动。（原注：例如，它没有试图再度派武装叛乱分子向苏联境内渗透。正是由于这些原因，1980年代，一个与巴基斯坦联合向苏联塔吉克斯坦派遣中情局支持的阿富汗穆斯游击队员的计划被中止了。）相比较而言，中国是一个更有诱惑力的目标。它实力远逊于苏联，而且（与美国）的外交往来本来就很弱，不必费心去维持。因此，中情局从1950年代末到整个1960年代对西藏叛乱分子进行援助扶持。这项行动直到1972年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实现对北京的外交首访时才被搁置。

大国使用颠覆策略的变型也取决于它们的相对优势：当与其他可用的政治手段相比，只要颠覆活动还具有吸引力，那就各国就会一直选择使用颠覆策略。如果影响力能够公开而且廉价地获得，颠覆活动则会失去一些光彩。在冷战早期，美国感觉自己用以影响苏联的选项甚少，因此颠覆策略在当时美国政客心中的份量很重。后来，当外交和贸易往来增多时，华盛顿有了更多的手段向莫斯科施加压力。到了单极时代，随着民主大步前进，美国愈发感觉对颠覆活动的需求甚少了。政策制定者们觉得，资助非政府组织宣传民主，比将此任委于中情局更好。正如全国民主促进会的共同创建人亚伦·韦恩斯坦（Allen Weinstein）在1991年所说，“今天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在25年前是由中情局秘密开展的。”

最后，新技术的出现，将为颠覆活动的开展提供全新的机会，因此暂时搅乱成本—收益分析。乔纳斯·古腾堡在十五世纪中叶完善的活字印刷业开始了一场信息和观念大规模传播的革命，其中包括严重颠覆天主教会的并开启新教改革这样的事件：1517年，马丁·路德将其“95条论纲”钉在威腾堡一个教堂的门上。几十年后，威力渐增的火药以及转轮打火手枪的发明，使得刺客能够单枪匹马接近目标予以杀伤。尼德兰的威廉一世在1584年遭此厄运，这促使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禁止将机械火枪带入任何皇家宫殿500码的范围内。

但是随着时间流逝，近来软目标也被硬化了。印刷品催生了审查制度和反宣传；手枪催生了装甲和保镖。历史上的这个循环不断自我重复。曾有一个时期，美国官员认为无线广播将是削弱苏联的潜在工具。然后是复印机，接着是个人电脑。但是在每个时期，莫斯科都能作出反击，对外国无线电台进行干扰，管控复印机和其他技术的销售。钟摆总是要摆回来的。

旧物新用

从这段漫长历史的背景来看，2016年的事件显然并非不正常。美国陶醉于自己后冷战时代的全球主宰地位，放松了警惕性，忽略了大选前人们关于对于关键性基础设施的警告。新的技术——互联网—为其他大国提供了一种可以试试看的崭新、廉价而强大的颠覆武器，因而创造了一种暂时的不对称性。结果，这个颠覆活动的目标国家现在发现自己正手忙脚乱地加强防范，研究新的办法进行报复并提升对方颠覆活动的成本。历史提醒我们，当今要让某个大国真正易于被颠覆，就得使其（实力）受到严重削弱。除非发生战争、革命或国家崩溃，否则没有任何大国——既非美国，也非中国或俄国——可能衰落到能被颠覆的地步，例如法国在普法战争之后的那般境况，俾斯麦才能够如此有效地搅局。只有在大国极其衰弱的情况下，对其进行颠覆才能产生效果。

但是与过去二十多年相比，今后程度较轻的（大国相互间施加的）影响和干扰将更为常见，这纯粹是由于在特殊的美国单独主导世界的非常时期后，世界已经回归到常态。换言之，颠覆策略已经在政治技巧的诸多工具中重新找回了合适的位置。但是，颠覆活动也由于近年来的其他趋势而得到加强的。其中一个趋势是当前竞争对手们所呈现的意识形态色彩日益浓厚，各对立国争论的重大问题不仅有各自的国家利益，而且也有他们的国家治理制度。正如在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或者二十世纪的冷战中，竞争对手们将对方看作有悖法理的，他们于是就更坚决地运用颠覆手段。另一个趋势是美国国内分离势力的崛起。关于政治和经济平等的意见纷争不断扩大蔓延，将使不满群体成倍增加、社会缺陷随处可见。由于美国公众的观点不可调和，川普时代的伤口仍然疼痛，这个国家的敌人将有新的机会实施颠覆行动。

但是我们还得说：事情向来如此。各个国家总是受害于内部的脆弱点，外国势力可以利用之。俄罗斯总统弗拉迪米尔·普京很高兴从法国的现状中得到益处：尽管玛丽娜·勒庞的全国阵线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国内运动，却正好在削弱欧洲（一体化）计划方面迎合了俄国的利益。1980年代，苏联找准机会支持真心实意的欧洲和平活动人士，他们反对在欧洲部署新的导弹，鼓吹冻结核军备。同样，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美国官员也毫不犹豫地与坚定不移的自由派改革者实现了利益联合，并从中受益。这种后冷战时代的趋同思维——该观念认为历史站在民主和美国实力的一边——必须让路于对充满竞争的现实的直率评估。

颠覆史也应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对新技术放宽心态。无疑，有一天某个颠覆者会运用现在尚未引起警觉的新技术。从印刷术到无线电，从蜡纸油印机到互联网，技术变革已经稳定地开辟了操纵和颠覆的新途径——也促成了笔迹和牙齿印模的新技术。最近几年，深度伪造术——伪造看起来真实的视频片段——已经预示着令人恐惧的假信息被采信的前景。但是各国将找到新的办法进行回溯还原，或许利用搞出深度伪造品的人工智能作为摧毁深度伪造品的工具。

对颠覆心存忧惧的人也应记住，政治和政治手段尚能管住颠覆。颠覆是采用其他方法的大国竞争的延续，就新出现的美国与中、俄竞争的性质来看，各方确实需要进行大量合作。在气候变化、军备控制和核扩散方面，大国们必须齐心协力。中国和俄国想在世界舞台上得到的许多东西，都得与美国及其盟友协商后达成交易。美国的大国对手们肯定明白，如果他们依赖颠覆手段造成自身信誉受到损害，就不可能与美国达成协议。成本—收益分析的老规则将仍然是适用的，可以防止颠覆手段被无节制地滥用。

历史只能诠释过去，也有助于解说现在；但它不能预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它有可能用以探究未来的颠覆活动。大国竞争将永远伴随着一定程度的相互干涉，因为各个国家无论承认与否，都会发现它是有用的。就像对间谍活动一样，各国政府不愿意放弃自己手中有价值的政治手段，虽然它们在口头上如何大谈遵从规范、注重小节。这个世界并不是进入了一个颠覆的新时代。它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旧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