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厄”始末 ——乾隆帝大战无良商家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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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器，自古以来就承载着丰富的内涵与意义。早在新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开始佩戴玉器饰品。从那时开始，玉文化就成为中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古往今来，无数文人墨客、贵族皇帝都喜爱各式各样的玉器。在他们之中，乾隆皇帝可谓是数一数二狂热的玉器爱好者。故宫中现存的玉器大半都是他在位时期所收藏的。乾隆对玉器的热爱也直接促进了当时玉器制作技术的发展与创新。乾隆年间，无论是宫廷玉器还是民间玉业，其工艺水平都十分高超。但是，这份热爱却也为玉业带来了灾祸。在乾隆统治的中期，中国的玉器行业出现了一种“不好的现象”。乾隆帝称其为“玉厄”，即为玉业的灾难。在其后的二十年间，乾隆帝为这种现象痛心疾首，甚至经常作诗批判。这“玉厄”到底是什么？乾隆帝为何对其如此耿耿于怀？“玉厄现象”最终有没有被遏制？今天，我们就将为大家揭开“玉厄”的神秘面纱。

　　伏笔：清代玉器行业的崛起

　　清兵入关后，满族统治者便受到了玉文化的影响。这其中既有对玉器的喜爱，也有申明自己是正统统治者的考虑。满族王公贵族纷纷佩戴玉器饰品、使用玉器。玉扳指便是最好的例子，扳指本来是满族人射箭时佩戴在左手大拇指上用来拉弦的实用性工具，既可以保护手指，还可以减少手指活动量。（汉族也有传统扳指，但形状与满族扳指不同）清兵入关后，大量贵族子弟不再习武，却仍然配戴扳指，扳指逐渐演化成一种炫耀财富、象征地位的装饰品，而玉扳指便是其中最奢侈、典雅的代表。

　　玉扳指

　　在清前期，玉器还没有那么“火爆流行”，只能算是一种有档次的奢侈品。当时准噶尔部等分裂主义分子控制西北地区，经常袭扰甘青、察哈尔等地，导致玉路受阻，昆山玉不能运进内地，清前中期的优质玉料比较紧缺，工匠们只能挑拣出少量的可用玉料进行作业。因此清前期的玉器行业虽然取得一定发展，但并没有取得飞跃性发展与繁荣。

　　这一切在乾隆朝迎来了转机。乾隆二十四年，清军平定大小和卓之乱，在新疆地区建立起有效的控制后，新疆回部每年春秋两季贡玉4000斤。如此一来，宫廷玉器制造有了充足的玉料。同时，商路的恢复也使得民间制玉作坊也可以获得质量上乘的和阗玉。玉料的充足为未来玉业的飞跃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有了丰富的玉料，再加上继承自前朝的制玉技术，玉器发展唯一还需要的便是市场的需求了。而推动玉器风靡全国的不是别人，正是乾隆皇帝本人。他年轻时就对玉石这种既高贵又典雅的奢侈品情有独钟，各地官员上供时便投其所好，经常献上各式各样的美玉。乾隆爷也不客气，他允许官员除规定的常贡外，还可额外上贡。这下可不得了，当朝天子对玉器的热爱不仅带动王公贵族有了极佳的贡品、礼品。地方富豪也开始附庸风雅，追求起精美的玉器，以求沾沾天子的光。在此推动下，不论是宫廷玉业还是民间作坊，几乎所有类别的玉器行业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一时间，玉器风靡全国，尤其是苏杭地区，本就有传统玉器加工业，正好搭上了顺风车。自此开始，清代玉业技术水准不断攀升，成为我国玉文化发展的第三个高峰。但在这种繁荣景象之下，一种不良现象却开始出现且变的越来越不可收拾。

　　阴影：“玉厄现象”的出现

　　玉器本是一种雅致、有格调的装饰用品。但面对巨额利润，许多商家可顾不得什么讲究了。尤其在乾隆带火了整个玉器市场后，购买玉器的人员良莠不齐，其中不乏盲目跟风、附庸风雅之徒。为了迎合这批人的口味，苏杭等地的一些民间作坊制作了一批特殊的玉器。这类玉器有的造型独特，结构繁冗，很能吸引眼球；有的则题材庸俗，缺乏讲究。这就是所谓的“玉厄现象”。下文即为大家详细介绍“玉厄现象”的各种表现。

　　乾隆所批判的“玉厄”大体可以分为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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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材庸俗型：

　　这类玉器是在持续长达几十年的“玉厄”现象中最早出现的。玉文化讲究内涵，因此玉器上雕刻的造型往往是有典的，一般都是取谐音或其象征意义，例如雕刻貔貅，就是因为此兽“只吃不拉”，取其揽八方之财，只进不出之意。制作玉器时一般不会直接雕刻出华丽的图案，而只求某种意境。但玉厄现象出现时，玉器市场十分火爆，而原料也十分丰富。许多买家并不清楚玉雕上各种形状造型的寓意与内涵。于是，考虑到上等和田玉石供应充足，既然买家不懂，有的民间作坊干脆就投其所好，制作出一批题材艳俗或是造型奇特的玉器。这批玉器投入市场后，受到大量不讲究的顾客们的欢迎，一时间十分流行。

　　这批玉器流传进宫后，却把爱玉狂人乾隆惹得大为光火。这就好像雅致幽静的茶馆里进来一批浓妆艳抹的大姑娘，这种充满铜臭味的玉器破坏了玉文化的内涵。乾隆多次作诗批评，例如《题和阗玉璧》中有一句:“玉厄疾其俗样深”，此句注解:“和阗玉材不乏佳品，每为吴市俗工以新样制作，斯亦玉之一厄。向屡有诗惜之”。可见乾隆帝对这种“新样”、“俗样”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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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工“增”料型：

　　相比前一种为了市场，而不求文化内涵的玉器作坊，这种玉器制作者更为可恶。他们为了缩短制作工期，更快赶制大量玉器，偷工“增”料。为什么叫“增料”呢？因为当时玉器市场鱼龙混杂，充斥着大量不懂行，就为了排场、面子而购置玉器的买家。有的卖家趁机浑水摸鱼，干脆就以玉器的重量量价，而不是以其工艺的精美程度为标准。因此，工匠在做工时追求速度，不求质量，为了增加玉器重量，对玉料也不再精雕细琢，甚至保留其瑕疵部分。乾隆帝看到这批玉器，当然就更为愤怒了。第一种人是投机取巧，投俗人之所好，制作出的玉器虽然题材庸俗，但质量上勉强还过得去。这第二种人就是单纯见利忘义的黑心商家，他们制作的玉器粗制滥造，彻底搅混了整个玉器市场。乾隆帝果断将这类玉器也列入了“玉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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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冗炫技型：

　　最后一种玉器最为特殊，它们的制作者倒是十分用心。为了追求玉器的精美，表现出制作者高超的技术，以谋取高价。他们雕刻出的花纹十分繁冗复杂，有的还大量运用镂空工艺，完全不注意“因器适宜”。只要是玉器，就如法炮制，只要雕刻出精美复杂的花纹就好了。其实如果工艺运用得当，简朴的玉器也十分具有艺术价值。但这批玉器只顾展现工匠技术，舍本逐末，有的甚至因为过于繁琐的花纹镂空，失去了本来的功用。例如盛水的玉盘玉碗、存灰的玉质香炉都采用了镂空技术，搞得这些玉器虽然看上去十分精美，但使用起来，器皿漏水，香炉扬灰，毫无实用价值可言。

　　总而言之，这些产品都是为了迎合畸形的市场，而生产出的商业性作品，严重缺乏艺术价值与人文内涵。而且这三种现象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很多黑心作坊制作出的玉器的特征包括上述全部三点。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出当时的玉器市场有多么混乱，商贩们多么见利忘义。也就可以理解真正喜爱玉文化的乾隆皇帝为何如此痛心疾首了。

　　纠正：乾隆皇帝对“玉厄现象”的补救措施

　　“玉厄现象”大概从乾隆四十年左右出现，并且愈演愈烈，从最初的苏杭一代逐渐向全国扩展。其主要特征也从最初的“新样”、“俗样”流行，到后来的“偷工增料”等等。一时间中国的玉器市场乌烟瘴气，玉业发展开始走上歧路。

　　乾隆皇帝作为全国的最高统治者，又是一位狂热的玉石爱好者，也是玉器热的“始作俑者”。他有能力、有理想、更有责任去扭转、纠正这一局面。但“玉厄”当时已经扩大化，大有从区域性问题发展成全国性问题的趋势。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不单只是玉器工匠的问题，与玉器市场的火热及购买者审美水平的不平衡也有很大的关系。因此乾隆皇帝决定对症下药，它主要采取了两种方法来解决“玉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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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高审美，倡导工匠师古仿古

　　乾隆帝在发现“玉厄现象”后，有了“渐欲引之古，庶其返以初”的想法。希望通过师古仿古，来摒弃当时人们对待玉器的浮躁与不认真，这直接促进了清代仿古玉器的出现。这种仿古玉不是把玉器做旧的伪古玉，而是在器型上模仿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及玉制饰品。这其中既有器型、花纹的复兴与创新，更有古代统治者的师古情怀。

　　但是，师古仿古极其考验制玉工匠的手工技艺，宫中汇聚了全国顶尖的能工巧匠，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难，可普通工匠却难以制作出令人满意的仿古玉器，而且这种玉器的制作周期长，制作难度大，要推广全国十分困难，对遏制“玉厄”十分有限。当时一部分工匠干脆在玉器上雕刻图画，制作出一批雕刻有图案的玉器。乾隆在得知后十分赞扬，也理解普通工匠难以制作仿古玉器的苦衷，因此转而支持图画玉器的发展。这对当时玉器行业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相比花纹、纹饰，普通民众也更加喜爱直白的图画，一时间过去“俗样”、“新样”的风头全被图画玉器抢了去。图画玉器成为当时玉器市场的主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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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身作则，引入痕玉，反对“玉厄”

　　在提高民众审美水平之后，乾隆采取断然措施反对“玉厄”。进贡朝廷的玉器，如果有“玉厄”的特征，乾隆一概拒收，并严令禁止继续制作该类玉器。宫中已有的这类玉器，则让玉工进行修改，磨去其有瑕疵的、冗余的部分，使其重归简朴。乾隆帝多次抨击“玉厄”，认为这是对优良玉料的浪费与破坏。在乾隆帝的坚持下，王公贵族也不再进贡、购置“玉厄”类的玉器。清朝上层阶级审美标准也得到了提高。

　　同时，乾隆还十分重视当时刚刚引入中国的痕都斯坦玉。痕都斯坦玉器即为伊斯兰玉器。痕都斯坦是指当时的莫卧儿帝国，原有“温都斯坦”、“痕奴斯坦”等译名，乾隆皇帝亲自考证，确定译名为“痕都斯坦”。痕都斯坦玉器在风格上不同于中国玉器，其器型、纹饰非常具有中亚民族特色，其用料与工艺水准同样十分讲究。痕都斯坦玉不仅雕工细致，并且采用水磨技术，胎体薄巧轻便，还采用了中国玉器少用的镶嵌装饰，十分精美。乾隆皇帝对其赞不绝口，命令中国工匠进行仿制。于是后来出现了一批中国制痕都斯坦风格的玉器，工匠将痕都斯坦玉器花纹流畅、胎体透薄的优点与中国传统制玉手法相结合，制成的玉器十分精美。痕都斯坦玉器也因受乾隆的赞扬，在王公贵族中十分流行。这也对“玉厄现象”的抵制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

　　雨过天晴：“玉厄现象”的消失

　　不得不承认，在解决“玉厄现象”上，乾隆皇帝确实具有大智慧，采用的解决方法都十分得当。毕竟玉器没有固定的审美标准，它是一种奢侈品、一种文化产品。乾隆帝对其的热爱终究也只是爱好，他不能直接强制规定全国上下毁绝“玉厄”类的玉器。毕竟这样不仅执行成本过高，而且治标不治本。只要畸形的市场需求存在，那就一定会有见利忘义的商家去谋求利润，制作类似的玉器。

　　乾隆帝双管齐下，提高玉器购买群体的审美标准的同时，还利用自身作为统治者的影响力，促使人们拒绝购买过去的“新样”、“俗样”，转而追捧仿古玉器、图画玉器。而商人是跟随市场脚步的，当仿古玉、图画玉占据市场主流时，他们就会自觉的抛弃过去的“玉厄”类玉器，转而生产仿古玉器、图画玉器。这从根本上铲除了玉厄现象的市场。没有了赖以生存的“土壤”，“玉厄”这根毒草自然会逐渐凋零。

　　乾隆末年，“玉厄现象”基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玉器行业重归昔日的淳朴、雅致之风。乾隆皇帝也在他的诗中表达了对此的欣慰与赞赏：“去俗渐从正，良工究属吴”、“俗样专诸大减今，贾亭西绘雅堪吟”。仿古玉器、图画玉器不仅成为了当时玉石市场的主流，更是我国玉文化的一笔重要财富。

　　后记

　　玉器，本来应该承载着祥瑞，然而乾隆年间却出现了“玉业的灾厄”。为了平息这场灾厄，乾隆帝本人与无良商家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虽然笔者笑称乾隆帝乃是“玉厄”的“始作俑者”，但其实他作为国家最高统治者，只因个人爱好无意间带火了整个玉器行业，让部分无良商家瞅准商机，从而引发了“玉厄现象”。他本人并不应该为此买单。

　　但乾隆帝没有选择忽视这一现象，他为这种现象命名，并时常提起，长期关注并寻找解决办法。“玉厄现象”大概持续了20年，乾隆帝最初提到“玉厄现象”是在乾隆四十年的《题和阗玉镂霜藉花插》中，而在乾隆五十九年的《题和阗玉渔樵耕读图屏》中，乾隆才对“玉厄现象”的基本解决表示欣慰。现在看来，这么一位日理万机的国家最高统治者，却对着小小的玉业发展念念不忘，着实有趣。   

　　史海钩沉，想必还有着更多的历史遗闻等待着我们后人去探索挖掘。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