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吸取教训了吗？_风闻

众所周知，自古以来对于“历史”就有一种几乎是常识的主流看法：

读史使人明智，可以汲取前人的经验和教训。

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等等，都是这种历史观的孕育出来的至理名言。但是，这个看法真的经得住推敲吗？恐怕不见得。

举几个例子：

中国最伟大的史学大家司马迁，一部《史记》可谓旷古绝今，开全世界“纪传体”之先河。从传说写到信史，从黄帝写到汉武帝，上到宫廷权谋，下到市侩心计，时间横跨三千年，人性纵穿各阶级。

实际上呢?

司马迁一身书生义气，并不谙政治，替兵败投降的李陵说话，最终身陷囹圄，以阉代死。

后来写《汉书》的班固嘲笑司马迁不懂自保，耻辱受刑，但班固自己呢？

先是被人指控私自修史，锒铛入狱。幸亏他的弟弟班超向皇帝磕头求情，才勉强救了他一命。没几年，窦宪擅权，朝廷再兴大狱，班固又被牵连，最后冤死狱中。

接着，写《后汉书》的范晔嘲笑班固目光短浅，不知进退，但范晔自己呢？

因为狂傲自负，得罪皇帝；因为贪财好名，参与谋反，最后的结局是斩首示众。

再说说写《三国志》的陈寿：

在蜀汉当官，受人排挤；后来在曹魏任职，又屡遭贬斥，最后65岁垂垂老矣，抑郁而终，而且还是客死他乡。

没错，这就是在中国历史上写出煌煌巨著**“前四史”赫赫有名的“古代四大史学家”**的悲惨结局，那么后来的史官又怎么样呢？并没有好到哪里去。

比如在史学界跟司马迁齐名的司马光，写出了一本足以传承千秋万代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全书共三百多万字，内容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学术、权谋、民族关系等等、可谓是包罗万象，贯通百家，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

按道理来讲：

司马光修史十九年，天天除了吃饭喝水，几乎就是在咀嚼前人教训和汲取历史经验。那么， 他应该是一位高超卓绝的政治大家才对。然而，司马光的政治水平真的有那么出神入化吗？并没有！

甚至不客气地说：不及格。

2、

公元1085年，支持王安石变法的宋神宗病死，九岁的宋哲宗继位，于是高太后垂帘听政，立即启用保守派的司马光当宰相。

司马光上任第一件事：

就是将王安石的新法全部废除，不分好坏；将支持新法的文武百官，全部贬斥，不分贤愚；如此意气用事，赌气为政，称得上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吗?难道他不知道东汉和大唐亡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党争吗?他当然知道，但是当时67岁的他完全被情绪所操控，像极了一个耍脾气的小牛犊，怪不得苏东坡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司马牛”**。

司马光上任的第二件丑事：

就是**“割地议和”，把北宋本来已经收复的安疆、葭芦、浮图、米脂**四寨割让给西夏，以求边境安稳，两国和睦。

那么，司马光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结果是什么呢？

西夏国不仅不领情，反而觉得宋朝软弱可欺，依然时时犯边，屡屡侵扰，甚至在1092年大举入侵。

事涉边域疆土，关乎国运兴衰，牵及民心向背，我想了很久才想通司马光为什么会以一种小孩子过家家的幼稚思维去跟敌国讨价还价，其实原因很简单：

因为这些城池都是王安石当宰相的时候收复的！

也就是说，司马光执政的理念只有一个：

凡是跟“新法”政策相反的，就是对的！

原来，那个嘲笑王安石是**“拗宰相”的司马光**，也是一头不合格的**“牛宰相”。**

司马光上任的第三件怪事：

就是拒绝合作交流，他在自家厅堂里面贴了一张纸，叫“客位榜”，严重声明，不论是求官问职提意见，还是喝茶交心谈理想，通通免开尊口！有事请在公堂上讲。即使是身为副宰相的吕公著，也在刚开始长达7个月时间内，从来没有跟司马光进行过哪怕是一次面对面的深度沟通。

没错，堂堂一国宰相，为了避嫌，为了清誉，为了自己的政治羽翼，竟然置国家大事于如此混乱和低效的境地。

当然谁也不能否认，司马光一生正气，两袖清风，从来没有说过谎，终生没有纳过妾，但是，你能说他是一个合格的宰相吗？

而且，司马光上任后所做的怪事还有第四件、第五件……这里真的不想再赘述。

感觉司马光很像睡王，只要是懂王的政策能否定就否定，但是懂王挖的坑太多了，有的政策睡王不得延续。

4、

以上所举的事例，仅仅涉及的是一些著书立说的史学家。其实在历史上，帝王将相们一手捧着史书，两脚却重蹈覆辙的故事更是多如牛毛，数不胜数。那么请问：

如果连写出《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以及《资治通鉴》的千古奇才们都无法从历史中真正学习到经验和教训，无法从政治的考场上顺利毕业，我们无名无爵无背景的普通人又有什么理由认为**“读史可以明智”**呢？

既然读史并不一定使人明智，那么**“听过很多道理，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不就是人生常态吗?

谈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黑格尔的那一句名言：

我们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从来都不会吸取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