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率先官宣“与病毒共存”，新加坡哪来的自信？_风闻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你看世界的谷智轩。前两天，新加坡政府召开了一场记者会。会上，新加坡卫生部长王乙康表示，新加坡将从8月10号开始，逐步放宽管理措施，进入到“与新冠病毒共存”的新常态。巧的是，就在这场记者会的第二天，我国原卫生部部长高强撰文，强调必须坚持严格防控，打消“与病毒共存”的想法。不同于一些西方大国早早就实际进入“躺平模式”，新加坡的疫情防控，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称得上是少数优秀典范，这个国家为什么敢率先作出“与病毒共存”的决定？本期《消化一下》就来讲讲，新加坡是怎么抗疫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新加坡防疫体系，最早可以追溯到2003年的非典。非典开始在新加坡爆发时，还没有被当回事儿。世卫组织全球预警都过去半个月了，新加坡才建立了领导小组，着急忙慌抗疫，不仅病死率高达13.9%，远高于中国，还被世卫组织列为了“疫区”，经济损失惨重。吸取了非典的教训，新加坡总结出了一套“四色防疫系统”，用绿、黄、橙、红，代表不同的紧急程度。

2009年的H1N1，是这套系统面临的第一次“大考”。这一次，新加坡“怂了”，国内连确诊都还没出现，就急忙进入橙色紧急状态。结果发现，情况好像没那么严重，又把警戒降到了黄色，但紧急状态给本国产业造成的损失，已经不可挽回。有了前两次的经验，新加坡痛定思痛：对待疫情，既不能“不重视”，也不能“太重视”。

新加坡对新冠疫情的处理，就充分体现了这种“好像重视了，但也没有特别重视”的精神。去年1月23号，新加坡出现了首例确诊病例，2月7号，政府就宣布进入橙色紧急状态，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怎么个“重视”法呢？既不进行大规模的社区隔离、也不叫停大型商业和社会集会，不停课、不停学、不停航，而是弄了个70人的“特别追踪队”，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电话，寻找密切接触者，突出一个“精细化管理”。

疫情初期，为了防止民众抢购口罩，新加坡政府“以身作则”，鼓励不戴口罩。2月4号，时任教育部长王乙康慰问隔离大学生，没戴口罩；3月18号，总理李显龙视察国家传染病中心，也没戴口罩。不过这次，新加坡政府大意了，低估了新冠病毒的威力，折腾到了4月，每天都有上百例新增确诊病例，总病例更是直接奔着五位数去了。

政府一看不对劲，防疫出了大问题。不过好在船小好调头，到了4月7号，新加坡官方宣布，开始对民众采取“断路器”措施，一改之前鼓励大家不戴口罩的政策，为居民发放可以多次使用的口罩，实施全面的社会隔离，关闭非必要的服务场所、全国大中小学停课、取消出门社交，严惩违反防疫政策的居民。此后几个月，新加坡防疫措施不断加码，终于在八月控制住了疫情。

截至目前，新加坡70%的人已经完成疫苗接种，近6.6万例确诊病例中，只有42例死亡，病死率只有0.06%，堪称真正的“抗疫优等生”，比台湾省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新加坡能够交出这样的成绩单，肯定有它的底气在，这就绕不开这个国家的历史了。

新加坡是个岛国，面积还不到上海的九分之一，19世纪以前只有几百人口，全是渔民和海盗。没资源、没人口，这个岛唯一的优势，就是它的地理位置——马六甲海峡的桥头堡，这个位置有多重要，懂的都懂。

1819 年，英国人莱佛士一眼就看出，新加坡有作为港口的优越条件，立刻找到当时马来半岛的统治者把新加坡“租”了下来。地有了，英国人接下来干了两件事。首先，就是把人口搞上去。大英帝国的贵族老爷当然不会亲力亲为，于是发挥传统艺能，先带了一批印度人打下手，然后“就近取才”，从马来亚找来华人和马来人商贾，一起开发。一开始，华人没有马来亚人多，但是做生意，光有老板不够，还需要劳工，所以英国人通过“中介”，从中国“买”了许多“契约劳工”，也叫“猪仔”、“苦力”，待遇比奴隶好不了多少。这样一来，华人的数量就远远超过了其他族裔，形成了差不多4:1的人口结构。等级上，英国人在上，印度人和华人、马来人精英为第二层，华工则是“人下人”，标准的金字塔结构。早先从马来亚过来的华人，叫海峡华人，也叫“老客”；后来的华工，叫“新客”。“老客”跟着英国人做了“人上人”，几代人被英国人调教，心系大英帝国，基本不认为自己是华侨。

第二件事，英国人把自己的政治制度搬了过去，给日后新加坡的制度定了一个框架。他们还设立了莱佛士学院，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学生，都陆续进入殖民机构工作，成为新加坡社会的精英，特别优秀的学生，还会获得女王奖学金，到英国留学，回国后成为精英中的精英。这些人中，就包括了新加坡的“天降猛男”——李光耀。

李光耀出身“老客”家庭，从小到大接受的都是英国的“正统教育”，中国传统教育碰都没碰过，30 岁之前不会说汉语，31岁的时候，站队华人左翼和中产阶级，成立了人民行动党，带领新加坡走向独立，顺便让国家姓了李。李家人在新加坡耕耘多年，主要干了这么几件事：

首先在经济上，英国人一百多年前就找准了新加坡的定位——一个优势只有地理位置的小岛，除了做货物和资本的中转站，也没有别的选择。李光耀按部就班，从免税做起，彻底取消了外汇管制，大力发展高端服务业，把新加坡打造成了世界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让几百万新加坡人赚得盆满钵满。

政治层面，李光耀在英国人建立的制度框架下，用控制媒体和各种微操，让人民行动党可以在每次选举中，靠七成左右的支持率，拿到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议席，实现了“一党独霸”，还牢牢把握住行政、司法权力。同时，有了足够的家底之后，他还把从殖民地延续下来的“精英治国”理念发挥到极致，国库发钱，用真正的高薪，把社会精英都聚集到自己麾下。新加坡的公务员，薪水可都是百万级的，部长以上甚至可以达到千万。这个价格，基本上没什么人招不到，也没什么事做不成。可以说，新加坡政府的高效、廉洁，基本都是用钱砸出来的。而且新加坡是个城市国家，政府层级很少，跨部门协调比较简单，很多高薪招来的公务达人都身兼数职，这些因素叠在一起，形成了强大的执行力，秒杀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

这个政府强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李光耀自己汉语不好，就说汉语难学，有缺陷，而且难以和世界接轨，还会因为印度人、马来人听不懂，引发民族矛盾，就把英语作为了新加坡的国语，让70%的华人人口，和他们的子孙后代，统统改说英语。这个英国殖民者没达成的目标，竟然在“华人政府”手里实现了。曾经的新加坡政府，让老百姓改说别人家的语言，都能轻松搞定，那现在这个一脉相承、花样更多的政府，推出各种精细化的抗疫操作，指挥小船来回调头，还让老百姓老实地坐船划桨，自然也没什么难度。

不过，“大家一起说英语”虽然可以缓和民族冲突，却解决不了阶层矛盾，英国人留下的金字塔结构依然不倒。李光耀要安抚最底层民众的情绪，只能用撒币大法。老百姓最关心的，无非是住房、医疗。新加坡政府修建了大量的公共组屋，让居者有其屋，同时出资建设公立医院，调控医疗市场，让公立、私立医院分工明确，公立医院承担全国80%的大病手术和治疗，私立医院承担80%的门诊工作。政府还推动全民保险，为底层民众看大病的需求兜底。这套模式下，新加坡每十万人的重症床位数是11.4张，是我国的3倍多，这就是新加坡疫情只有0.06%病死率的根源所在。 既然新加坡抗疫成绩如此亮眼，为什么又急着宣布“与病毒共存”、看似要“躺平”呢？

其实，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回避不了两个基本现实。

首先，作为一个外向型经济体，新加坡不可能长期关闭边境。新加坡服务业长期占GDP的70%左右，约四分之一人口是外籍劳工。疫情打击下，去年全年GDP萎缩5.6%，全球供应链中断，加上严格的社会隔离措施，商户关门、人员限流、工厂停工，第二季度GDP同比萎缩高达13.1%，建筑业萎缩65.6%，服务业受到重创。一直到今年上半年，经济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

另外，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运转，大量依赖外籍劳工。截至去年12月，新加坡共有123万外籍员工，包括88万低收入劳动者。这些人大多在建筑工地和工厂工作，感染风险极高。去年年底，新加坡政府做了个统计，在5.8万例确诊病例中，5.4万是外籍劳工，占比93%。去年4月，新加坡疫情陡然恶化，就是暴发在外籍劳工的宿舍。那里条件恶劣，一共住了约32万人，以至于有上百人共用5个淋浴间的情况。新加坡政府初期不重视，一刀切地要求他们居家隔离。哪怕明知有确诊，也没有派人来消毒，导致了严重的交叉感染。

既然外籍劳工导致抗疫破了防，为什么新加坡人却仍然要继续雇用他们呢？

其实，雇佣外籍劳工，成本并不便宜。有新加坡企业雇一个建筑工人，除了800新元基本月薪，还有高额劳工税，成本几乎翻了个倍。同样的工作，换成新加坡本地人来做，月薪也就两三千新元，贵不了多少。但这些外籍劳工“扎堆”的工作，都是脏活累活，本地人嫌这些活不体面、危险、没有前途，甚至觉得就该外地人包揽。

新加坡没有最低工资一说，一般外籍劳工每月只挣500到600美元，是新加坡国民收入中位数的七分之一。但外籍劳工市场依然活跃，比如对一名孟加拉国的工人来说，他工资再低，也是在老家能挣的4倍。有些新加坡的工作，怎么都招不到本地人，外籍劳动力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外籍劳工的感染风险大，新加坡又离不开他们。可新加坡政府却公开歧视外籍劳工，不仅在疫情通报时单独归类他们，还变相搞强制隔离。去年10月份，劳工宿舍的疫情已基本受控，但直到今年4月，依然有许多劳工被困在宿舍里，失去自由。有的人担心丢工作、被遣返，只得默默忍受，还有劳工受不了，在宿舍中自杀。新加坡政府的做法引发巨大争议，总理李显龙在国庆日讲话承诺，会促进政策公平，解决好外籍劳工待遇问题，并强调，将他们拒之门外“不符合新加坡的核心利益”。

新加坡面临的第二个现实是，以它的体量与资源，注定无法改变或主导全球抗疫形势。某种意义上，新加坡一直打的是被动防御战。

新加坡是典型的小国寡民，土地、资源有限，疫苗和防疫物资极度依赖进口。比如说口罩的关键原料无纺布，新加坡和全世界一样，都只能仰仗中国。即便能有原料，高昂的租金和人工费，也足以令生产企业望而却步。

再比如说疫苗。新加坡造不出疫苗，只能出国买。新加坡国内已经打了800多万剂疫苗，但只要全球疫情一天不结束，变异病毒就永远可能出现在某些“养蛊”国家，疫苗就可能失效。对此，新加坡也改变不了什么，只能“默默承受”。

疫情期间，新加坡推出了史无前例的政府救助计划，2020年财政预算高达803亿新币，其中抗疫救灾的资金达到64亿新币，政府总体预算赤字突破649亿新元，占GDP的七分之一，创下建国以来纪录，以至于2021财年，新加坡政府不得不选择节衣缩食。

国内小气候与国际大气候叠加，抗疫成绩还算亮眼的新加坡，选择渐进式地开放社会，减少重症，阻断病毒的大规模传播，实在是无奈又必然的选择。

所以，新加坡卫生部长才会说，根除新冠病毒既不可能，也无法持续，只能想办法“安全地与病毒共存”。未来两个月，新加坡将“摸着石头过河”，分两个阶段放宽防疫措施，研究开放边境。翻译翻译，就是当疫苗接种率足够高后，新加坡准备把新冠肺炎当“流感”来治 ，逐步允许小企业、商户复工，开放民众出国旅游、回国也不需要隔离。就算出现确诊病例，也不会花大量资源追踪密接者。

这位卫生部长同时提醒，开放后感染、死亡人数可能上升，需要做好心理准备。李显龙也给民众提前打预防针，说新加坡的目标是确保社区整体安全，需要接受“有时可能会有部分人感染”的现实。其实，新加坡的解封计划，已经随着7月份疫情小规模反弹，而推迟了一轮。可以预料，未来在开放过程中万一出现疫情严重恶化，新加坡也可以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及时喊“刹车”。

那么，为什么我国的原卫生部长，却反对“与病毒共存”，认为要对感染病例“零容忍”呢？

因为国际上有些推崇“与病毒共存”的声音，是在为疫情反弹开脱，为了掩盖政府抗疫的失败，“甩锅”给病毒变异。我们说要坚持严格防控，打消“与病毒共存”的想法，其实怼的是那些抗疫表现一塌糊涂、如今靠着垄断疫苗，想顺理成章“躺平”的某些西方国家。

毕竟，去年疫情初期，中国付出巨大代价、全国人民众志成城，好不容易才换来国内消除疫情、实现经济增长“一枝独秀”的局面。作为交上“高分答卷”的“学霸”，中国怎么能以“学渣”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就事论事，新加坡政府领到了相对容易的考卷，也根据本国现实，写出了答案，拿到个尚可的分数。面对来势汹汹的德尔塔毒株，新加坡虽然没有彻底实现“动态清零”，但单日新增病例，也稳定在了两位数。大国有大国的担当，小国也有适合自己的生存之道。新加坡选择“与病毒共存”，是新加坡的无奈之处，无可厚非。我们要反对的，是某些西方大国，抗疫做得一塌糊涂，还借着“与病毒共存”的借口，给自己的不作为“甩锅”的可耻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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