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修义 | 疫情防控凸显专业主义价值_风闻

赵修义 |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次抗疫呈现的精神风貌有一个与以往不同的特色，这就是“专业主义”的凸显。在汉语中“主义”一词有多重含义，含义之一，是指“占首要地位”。那么，是不是可以说，在此次疫情中，专业知识和具有专业知识的专业人员前所未有地上升到了一个关键的位置？含义之二，是指一种精神。就此而言，专业主义也就意味着集中体现在专业人员身上的一种精神品格。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一

就社会层面来看，“专业主义”在战疫中的凸显，首先表现在专业知识和专业人员在战疫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既是政府的高参，又是敢冒风险、逆行向前、治病救人、防控疫情、保护人民的勇士。尤其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政府不仅依靠专业人员开展防疫和救治，而且在舆论引导上也非常倚重专业人士。政府提供舞台，让专业人士直接面对公众，或通报疫情，或释疑解惑，或指导防疫。这是前所未见的。而专业人士在此次疫情中表现出来的精湛的专业技能和高尚的伦理精神，又使得他们在全社会（上至高层领导下至普通百姓）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重和信任，其美誉度大为提升，成为公众最信任的对象。钟南山、李兰娟和张文宏等都可视为代表性人物。

这种情况，绝非偶然。因为，此次战疫应对的是一场公共卫生事件，面对的是一个未知的新型病毒。如有些专家的描述，这个病毒既诡异又狡猾。诡异之处在于，它看起来毒力不强，但传染性强，比SARS病毒要强10—20倍。狡猾之处在于，它的中间宿主是何物，为何在这个节点爆发，会不会定期来犯，何以在中国控制疫情之后，外域的感染者还在不断增长，等等，学界至今还没有找到答案。要对这种病毒所带来的疫情开展阻击战，必须依赖于对病毒本身的客观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流行病学等科学知识。而这些知识是大多数行政官员未必具备的。唯有平时默默地专攻此业的专业人士才能提供。而不断急剧变化的疫情，又必须依靠专业人员及时的跟踪研究，才能找到在不同阶段有效地遏制疫情的办法。专业人士之所以能够获得信誉并非偶然。正是他们依托过硬的专业知识底蕴，敏锐地察觉了尚处于隐身阶段的疫情，及时吹响了警哨，比较准确地把握了突如其来的病疫的祸根在哪里，为战疫奠定了学理基础。

他们不仅走上了治病救人的第一线，而且走上了遏制疫情蔓延扩散的第一线。钟南山院士、李兰娟院士亲赴疫情最严重的武汉，做出了人传人的科学判断，提出了封城等对策，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了最为关键的学理依据。此后随着疫情的变化，专业人士不断地依托于跟踪研究，不失时机地提出各种应对的方案，为政府决策提供可靠的依据。而政府部门则迅速采纳了专业人士的建议，付诸行动。这可以说是战疫迅速取得成效的一个关键因素。

专业人士还走上了稳定人心、消除恐惧的第一线，也可以说走上了舆论导向的第一线。钟南山、张文宏的多次讲演就是有力的例证。这就改变了宣传部门单打独斗的格局。专业人士的这些工作与以往一般的宣传舆论相比有许多特色，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在某些方面匡正了媒体的一些积习。他们不仅实现了释疑解惑、稳定人心的目标，普及了科学知识，还教会了公众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此次疫情。

首先，专业人士使人们觉悟到，尽管人类已经掌握了巨大的能量，创造了无数的人工制品，可以造出上天入地的各种器械，也有能力作为“基建狂魔”创造出许多人间奇迹，但是人类不应该沾沾自喜，误以为自己已经无所不能。有一段时间，“变‘不可能’为‘可能’”，成了广为流传的口号。专业人士却不以为然，他们有深厚的科学素养，深知人类还面对一个非常大的未知世界。人类应该对自然界，对我们尚未认识却客观存在着的那个“自在之物”，那个本然的世界，有所敬畏，虚怀若谷地去认知。我们需要自信，但切不可盲目地以为，我们已经全知全能。通常的宣传重点，一是告诉人们，我们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已经多么厉害了，以此来鼓舞人们。此类宣传做得多了，也会形成一种错觉，似乎人类已经可以“战胜自然”“征服自然”。宣传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告诉人们，政府确定了哪些政策，需要采取何种应对方略，进而告诉公众应该做些什么，怎么做。而其预设的前提是，政府已经对问题有了认识。尽管在实际生活中，许多决策、措施从认识论上看尚属于“实用的信念”（主观上确信，但客观上未必已经得到了证明），而非对客观事物的完备知识。决策的紧迫性，往往使得决策者无法等待，而必须采用实用的信念。正因如此，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强调，“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了群众的意见做出的决策，还需要“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

其次，专业人士还会依托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实事求是地告诉人们，我们对新型病毒已经知道了什么，还有多少是尚未认识到的。一方面告诉公众，哪些手段我们还不具备，比如没有疫苗、没有特效药；另一方面又告诉公众，按照历史经验和已有的认识，是有办法的，并具体地告诉人们，可以采取哪些有效的措施，来遏制疫情的蔓延。其中最重要的建议就是隔离，以阻断病毒的传播。用张文宏的话说，就是“闷死它”。同时，增强自身的免疫力，也可用各种手段来增强病患的机体，维系好自身的生命力。这种科学知识的普及，一方面有助于消除一度存在的不以为然的盲目乐观的情绪，使人警醒，并激励人们行动起来，奋战病毒；另一方面，有助于消除恐惧心理，使人们相信，可以用各种手段来阻隔病毒的传播，从而遏制瘟疫的蔓延，逐步战而胜之。

再次，唯有专业人士，才能做到“深入浅出”，游刃有余。人们往往以为，专家都是饱学之士，沉浸于深奥理论之中，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一般民众是不容易理解的。好像只有那些专门写通俗读物的写手，那些媒体人，才能把深奥的道理说得大家都懂。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曾经说过，“基础扎实，才能游刃有余”，“深思才能浅出”。这是至理名言。此次疫情中，被网民亲切地称为“张爸”的张文宏，正是靠着丰厚的学养和深邃的智慧，不断地为公众解疑释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他给留美学生和美籍华人作视频演讲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亲笔致信，称赞道：您的科学态度、务实精神、基于专业知识又“接地气”的解说，对于大家全面认识问题、做好有效防范、避免不必要恐慌，都极其有益、十分及时。

二

前面所说的专业主义侧重于社会层面。专业主义还有另一种含义，那就是专业工作者自身所秉承的一种精神或者说一种操守。翁心华先生接受记者访谈时说：“我们华山医院感染科的传统就是讲真话，做真实的医生。”“医生要有与大众沟通的能力，传播医学知识的能力，更需要有讲真话的勇气。”“讲真话。不是哗众取宠说大话，而是要基于专业主义与科学精神。”做一个真实的医生，又必须“挑得起担子，经得住考验，放得下名利，守得住清贫”。这段话可以视为对专业主义的第二种含义的极好解说。

第一，做一个真实的医生。按笔者的理解，医生作为一个专业，是有很高门槛的。真实的医生首先必须是合格的、有丰厚的学养、经过严格的训练、具有高超医术的专业人员。而且，必须精益求精，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学养，提升技术。这些都是需要踏踏实实地下功夫的。毛泽东在延安整风的时候，强调“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任何一点调皮都是不行的”。他尖锐地讽刺那种“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者，如“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称赞“科学家是老实人”。真实的医生，就必定是老实人。

第二，讲真话，不讲哗众取宠的大话。对于专业人士来说，重点是当所属的专业知识关乎公共事务的时候，需要对公共事务的主管部门和公众讲真话。一是需要尊重事实，讲究证据，坚持事实优先，而不是其他的非事实的因素优先，如实地讲清所发现的事实究竟是怎么样的。二是对这些现象的认识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哪些已知，哪些未知，要实事求是地讲清楚。三是应对的手段有哪些，哪些是已经具备的，哪些还在研发中，哪些手段并不具备，都得交代得清清楚楚。把尚不具备的、未来可能具备的说成已经具备的，或者是说得云里雾里，给人一种“似是而非的满足”，就成了“哗众取宠的大话”。对于事态演进的趋势作出估计的时候，要如实地讲清多种可能性，以及应对的可行性，这样才能尽到专业人员的职责，为决策者提供全面的依据，而不能一味揣摩上意，投其所好。

第三，要有勇气，经得起考验，排除各种干扰，扛得住来自各方的压力，坚持专业精神。专业人员生活、工作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专业研究的结论，提出的对策，往往会牵涉方方面面的利益。来自多方面的压力和干扰是不可避免的。唯有“放得下名利，守得住清贫”，才能“挑得起担子，经得住考验”。

第四，能力不可缺。医生不仅要有治病救人的能力，还必须有“与大众沟通的能力，传播医学知识的能力”。在公共卫生成为重大事件的时候，尤为重要。其他专业也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专业主义的精神，是专业人士应该具备的素养，但是并非每个专业人员生来就具备，需要主动地习得和修炼。一个优秀的共同体，是专业主义精神生成的最好土壤，后继者得以从先贤那里得到指点和启示，从传统中得到熏陶。所以，我们要发扬专业主义精神，就不能停留于优秀专业工作者的榜样引领，必须更加重视优秀共同体的示范作用。

由是观之，专业主义的凸显体现了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社会舆情与社会心态的调适， 特别有利于制衡不时出现的情绪化倾向，营造平和理性的氛围。不仅抗疫需要专业主义，而且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都需要它。决策也需要专业精神，宣传也需要专业精神，而决策工作和宣传工作是否专业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是否真诚尊重不同领域的专家作用、是否努力发扬这些专家的专业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