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红婵成为直播乱象“牺牲品”，平台即将迎来“重拳出击”？_风闻

撰 文丨张   远

编 辑丨美   圻

文娱价值官解读：

虽然东京奥运已经落下了帷幕，但关于奥运健儿的种种争议余波未息。作为以14岁低龄技惊全球的最新“顶流”，自夺冠之后围绕全红婵的话题持续不断。尤其令全国网民义愤填膺的是，她和家人正在成为继“大衣哥”“拉面哥”之后，“直播打卡乱象”的最新牺牲品。

在“一朝成名天下知”之后，全红婵在湛江的老家就成为广东乃至外地主播蜂拥而至的“打卡点”，据现场村民统计，一天至少有2000人前来打卡。不少主播直接蹲守在全红婵家大门口，甚至一边直播一边带货，还扬言要把她家中的菠萝蜜摘走。门口直播熙熙攘攘之下，全红婵家人无奈请求，“请你们小声一点，已经骚扰到老人家两天没有睡了”。村口已经竖起了“疫情防控，谢绝入村”的告示牌，但仍挡不住有主播在村口继续直播。

虽然针对此类违规行为，直播平台已经“重拳出击”，但这种骚扰发生之后的事后处理，总让人感觉姗姗来迟。无论是“成名15秒”的网红还是为国争光的运动健儿，其隐私边界都在被网络直播所践踏，尽快完善全民直播时代的隐私保护与“镜头伦理”刻不容缓。短视频、直播平台的“负外部效应”也不能仅仅依靠平台的自律。

全民直播时代

如何保护全红婵们的隐私？

很多媒体都把全红婵和“大衣哥”“拉面哥”相提并论，甚至发出了《别让全红婵成为下一个大衣哥》的呼吁。这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流量平等主义”，只不过“大衣哥”属于被流量瞬间吹起来的气球，流量消退之后就会从天上落到地下。而“少年天才”全红婵未来无限可期，过度的关注反而会影响其健康成长。

虽然大众默认名人必须让渡部分隐私，但直播时代“被动成名”的人隐私边界应该如何划定？传统媒体时代，名人让渡隐私是为了保障公共利益及公民的知情权，全红婵家门口的直播网红们却是出于“蹭流量”“带货”等私利目的，他们是否可以同样享有的隐私侵犯“豁免权”？

关于直播时代普通人隐私“裸奔”的问题，近年以来已经有了诸多讨论。无论是360智能摄像头将餐厅、网吧等公共场所监控画面进行直播，还是滴滴司机在未经乘客允许的情况下直播车内情况，都受到了媒体和公众的一致谴责。然而，“私生饭”蹲爱豆门口直播等“迷惑行为”仍然在持续发生。或许，只有先确立名人在直播时代的隐私边界，才能为整个行业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当然，每一个想在网红直播间一窥全红婵家门口的网民，都是为骚扰行为添砖加瓦的“帮凶”。直播正在让越来越多人主动暴露自己获得关注，也反过来助长了大众的“窥私癖”，养成了对于隐私难以餍足的胃口。这正在悄然之间改变每一个人的隐私观念，而更多人则是被裹挟其中。全红婵一家的遭遇或许是一个契机，帮助全社会共同讨论，就直播时代的隐私边界达成新的共识。

除了事后封号

平台还需反思“流量至上”指挥棒

据媒体报道，“全红婵一家被直播骚扰”在网络发酵之后，抖音已经行动起来。针对此类违规行为，抖音安全中心下架违规视频3287条，处罚违规直播间106个，处罚违规帐号92个，其中永久封禁违规帐号32个。在此之前，针对河南水灾救援现场网红为了拍视频偷用救生船，快手也曾经果断出击，处置违规短视频995条，违规直播113场。

我们固然要对平台的雷霆举措拍手称快，也要追问出现这样大规模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的行为，是否是平台“流量至上”的导向在背后作祟。除了事后处理之外，平台能否在事前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2016年时，快手首次进入主流互联网人群的视野，正是因为一篇《残酷底层物语》揭露了平台上令人触目惊心的“自虐”现象，这或许是底层丛林社会的真实反映，却并非是平台应该赤裸裸直观呈现的。因为这也是平台比拼“双击666”的指挥棒引导的结果，理应通过因时制宜调整算法来动态引导，而不能等待引爆舆论之后才开始行动。

2017年时，一篇《一位92年女生致周鸿祎：别再盯着我们看了》曾经刷爆朋友圈，也将360旗下的水滴直播推上了风口浪尖，之后，水滴团队曾试图通过AI人脸识别技术对公共场所直播中的人脸进行识别，并进行动态模糊处理，但并未达到理想效果，最后不得不停止运营。四年时间过去了，基于AI人脸识别的模糊处理应该已经足以先进，我们也期待看到直播平台能够在室外直播中运用这项技术，保护隐私“裸奔”的普通路人。

在《抖音直播行为规范》中，我们能看到平台把“泄露他人隐私或个人资料，转播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不实报道”视为二级（中等违规），将根据违规情节给予警告、断流或封禁开播权限（1天到永久不等）等处罚。

问题在于“泄露隐私”应该如何定义，平台是否应该对于直播过程中的隐私问题进一步细化，比如在拍摄陌生人之前需争得对方同意，不得妨碍别人正常的工作、生活等。短视频平台之所以会出现以打扰乃至戏弄陌生人为噱头的“桥段”，正是由于平台提醒的缺失。

短视频的“负外部性”

监管部门何时“重拳出击”？

短视频、直播的“负外部性”绝不仅仅是侵犯隐私这么简单。早在2018年，《人民日报》就专门发文《警惕短视频的负面负面效应》，指出“一些短视频作者为了博取用户的关注和转发，不惜剑走偏锋，以声光电的方式对用户进行感官刺激，传播及时行乐、违反秩序、离析传统等非主流观念，在‘审丑’而不是‘审美’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除此之外，短视频、直播让普通人最深恶痛绝的“负外部性”要属对于公共空间的声音入侵。高铁、地铁、公交车等公共空间内，旁若无人的短视频外放令人不堪其扰，罐头笑声和土味BGM成为躲无可躲的精神污染，以至于有人专门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公共场合外放的人——露音癖。“坐高铁的时候周围至少三个人公放短视频”也成为21世纪的新式酷刑。为此，部分高铁还专门设立了静音车厢。很显然，短视频、直播的此种“外部效应”正在提高社会治理的成本。

在经济学上，一般通过颁布禁制令、征收矫正税等方式来对“负外部效应”进行干预，比如强制网络游戏开启“青少年模式”，就是为了防止毁了祖国的下一代。

目前，国家尚未开始出手矫正短视频、直播的“负面社会效应”。如果平台足够聪明，应该未雨绸缪，牺牲一点眼前的流量，先为自己套上公序良俗的“缰绳”。等到一篇文章让腾讯蒸发数千亿市值的事情重演，就悔之晚矣。

毕竟，在游戏行业被“锤了一拳”之后，短视频行业的监管声音也已经甚嚣尘上。近日，有关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里面有一条是：健全完善基于大数据的评价方式，加强网络算法研究和引导，开展网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不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这被视为监管部门即将对短视频平台“重拳出击”的信号。

在用户增长正在见顶的情况下，短视频平台已经经不起任何一丝的风吹草动。

结语

在奥运健儿载誉而归的欢腾气氛中，直播乱象可谓是一声刺耳的不和谐音。希望这声杂音能够惊醒一直不以为然的平台，使他们真正起到正面引导、监督的责任。也希望人人争相“自曝”的透明时代，大家在狂热之下能多一些反思，捍卫自己和他人的隐私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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