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产阶级萎缩问题_风闻

美国是一个中产阶级的国家。在美国，从勉强温饱到自食其力的百万富翁，都自认为是中产阶级。但这只是心态，作为社会经济地位，中产阶级一般是中位收入3/4到2倍的阶层。当前美国三口之家的中位收入约62000美元/年，也就是说，美国中产阶级大体可看作三口之家的收入在46500-124000美元/年之间的阶层。

美国的中产阶级的萎缩是美国最大的问题，其他一切社会问题大多可以从这里找到根源或者影响，连传统上以战略研究为主的兰德公司也开始研究这个问题了，并组建专门的研究中心，发表研究报告。

中产阶级萎缩包括两个层次的问题：

1、 中产阶级的绝对萎缩

2、 低收入接近晋升中产阶级的上升通道缩窄

还在并不遥远的00年代，低收入家庭子女的目标还是完成高中学业，找个稳定工作，晚婚晚育，就能进入中产阶级。现在不行了。研究表明，过半美国年轻人不光初入社会时收入低于父辈，可能一辈子都不能超过父辈，但生活开支的上涨还在继续。这一趋势在发达国家并不罕见，但在美国尤其严重。

这业不是近期的短暂现象，而是过去50年里的长期趋势。

历史数据表明，从就业人口比例来看，在过去50年里，“健康和家政”行业是保持持续增长的行业之一，但这是不包括医生、护士的，医生、护士列入“专业人士”里，“健康和家政”则是养老院、社区的护工、保姆、清洁等，典型的低收入行业。

“健康和家政”行业在70-00年代还是稳定增长，10年代以后是急速增长，这反映了美国老龄化和贫富分化加剧的现实。老龄化需要更多的健康和家政服务，但贫富分化也使得新富集的富人有条件雇请家政服务，同时贫困化的穷人也只有提供家政服务这一就业出路。

在另一头，“专业人士”（工程师、教师、律师、医生、护士、会计师、金融分析师等）也在增长，这一趋势反映的是中产阶级的分化，还在壮大的中产阶级群体中，上中产阶级实际上步入有产阶级的下端，下中产阶级则滑落到穷人的边缘了。

但进一步研究数据，还能发现使得美国忧心的深层事实：“专业人士”阶层的增长在80-90年代达到高峰，但此后迅速滑落，而且跌势不止。这可能反映了全球化的影响：白领工作在外流。

这与“管理”阶层的涨落不完全同步，但还是有一点关联。“管理”阶层在80-90年代还有过一段小幅萎缩，这可能是与当时的公司拆解、并购大潮有关，但到90-00年代就开始大幅度回升了。这可能是“克林顿中兴”和互联网新经济勃起的结果，但全球化最终还是在00年代以后导致管理层的萎缩。

“技工”阶层是金牌蓝领中产阶级，在70-00年代差不多与“专业人员”的份额同步增长，反映了美国工业向高科技转型的现实。全球化在90-00年代重挫了“技工”阶层的就业增长，但就业份额本身并无显著跌落。但在过去20年里，“技工”阶层重新成为新增就业的生力军，主要动力来自留存的美国制造业的高技术化、数字经济和高科技服务经济的需要，也就是说，高技能蓝领的需求强劲。

与此相对照的，是低技能蓝领的需求低迷。在中产阶级中，“健康和家政”代表的下中产阶级和“技工”、“专业人士”、”管理”所代表的上中产阶级都得到发展，但居中的中产阶级却停滞不前，甚至萎缩了。这包括“保洁和保安”、“简单劳动力”、“生产线工人”、“办公室职员”、“营销”。

“保洁和保安”也是典型低收入工作，前者主要是机构保洁，有别于家庭保洁；后者主要是商场、大楼、机构保安。这个行业只有小幅涨落，大体保持稳定。

“简单劳动力”包括零售、餐饮、建筑工人、卡车司机、物流、港口、铁路等，收入略高一点，就业份额一直在持续下降。

持续下降幅度最大的是“生产线工人”，他们是美国的去工业化的直接受害者。从就业份额不难看出，美国的去工业化从70年代就开始了，在80年代达到高峰。这里有中国因素，但更大的因素在于北美自由贸易导致的美国中低端（同时也是劳动力密集）制造业向墨西哥转移，中高端（同时也是技工密集）制造业向加拿大转移。90年代后，减幅逐渐缩小，这反映的实际上是美国去工业化接近完成，而不是再工业化。

“办公室职员”依然是妇女就业的大头，但在办公电脑化、自助化的大潮下，这一阶层受到的打击很大。

“营销”是另一个小幅涨落但在近30年里持续缩小的行业。直接面向消费者的营销变化应该不大，但随着制造业和供应链的外流，面向企事业的营销也必然萎缩。电商则是新增的压力。

最令美国忧心的不是“健康和家政”就业的增加，也不是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过渡的“保洁和保安”行业的停滞，更不是“技工”、“专业人士”、“管理”的增加，而是 “简单劳动力”、“生产线工人”、“办公室职员”、“营销”的萎缩。这些行业不仅代表从低收入向高收入的升级通道，也对教育和技能的要求较低，这些是传统蓝领中产阶级的主力，也是“美国梦”的“沉默的大多数”。“中段”中产阶级的萎缩才是美国中产阶级萎缩问题的主体。

在老式岗位消失的同时，新质岗位在大量涌现。数据表明，比较2018年和1940年的就业调查。2018年的各式岗位中，60%在1940年根本不存在，入风电技师、光电安装、IT和工业自动化系统硬件维修等。这些新质岗位收入更高，但需要的教育程度业更高，还需要入职后的进一步的2-4年的专业训练。门槛太高，使得这些新质岗位对广大低教育群体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空中楼阁。

即使目前工作性质并不需要高等教育，考虑到行业发展和未来培训起点，尤其是具有高等教育的求职人口的存在，实际推高了就职的教育门槛。

现有工作岗位也在不断提高教育和技能要求。简单、重复的工作大量被自动化取代，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数据分析和预测日渐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这些都对低教育的群体不友好，挤压低教育在职群体的升级空间。

现代雇主-员工关系也更加动态，员工频繁跳槽，公司也频繁增减人手，非核心或者短期业务外包是另一个重要因素。公司不愿提供超过最低要求的培训，避免在员工频繁跳槽中损失培训投资，外包人员更是通常要承担自身的培训投资。这当然是雇主推卸教育和技能培训负担，但在买方市场的情况下，成为主流做法。

这一切都加高了低教育求职人口的就业门槛。美国的高等教育（包括大学和大专）发达，但对一般家庭来说，完成高中依然是大事，完成高等教育依然是少数人的专利。完成高等教育的经济负担也是现实问题。在可预见的将来，低教育群体就业艰难的现状看不到扭转的趋势，教育成为上升通道上的巨大障碍。

地区也是一个因素。美国制造业在萎缩，但就业增长的地理分布并不均匀。老工业基地如印第安纳、密苏里、威斯康辛依然有可观数量的传统中产阶级工作岗位。波士顿、旧金山、亨特维尔等大城市则是高科技工作密集的地方，收入的满意度更高，但高低收入的分化也更严重。相对来说，西部和南方小城市的中产阶级工作机会更多。

在大城市，高等教育的作用更大，没有高等教育资质的话，收入急剧下降。数据表明，在1990-2015年间，大城市无高等教育群体的收入下降达到50%。以前各种教育程度的人都可以在从制造业到行政行业的广泛就业机会中找到足够维持家庭开支的收入，现在，大城市里没有高等教育的人只能找低收入工作了。

随着科技的发达，工作机会的流动性增加，但教育门槛的限制使得低教育劳动力的流动性反而降低了，难以“跟着工作走”。工作机会多的地方，生活费用也高，低教育劳动力的工作机会少。农村和小城市人口向大城市的流动还在继续，但就业的新特点使得城市生态发生什么样的新动态，很值得关注。

限制劳动力流动性的另一个因素是房价。低增长地区的房地产低迷，被房贷套住的话，“跟着工作走”都不容易，使得上升通道集中于少数地方，多数地方则包袱深重。大城市是高收入工作岗位富集的地方，但对低教育群体很不友好，这是上升通道不畅的另一因素。

美国家庭人均收入从80年代开始就停止实质性的增长，1970年开始，几乎所有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收入增加都来自于妇女参加工作。另外，退休福利也在减少，大部分商家不再提供传统的退休金，还提供退休金的地方也从DB转为DC。

DB（Defined Benefit）相当于传统退休金。在工作时，雇主的隐性或者显性代扣是退休基金的一部分，雇主贴补是另一部分，存入指定的退休基金（商家自己运作或者委托运作），通常与当年工薪挂钩。退休时，按年资和最高工薪计算退休金，按期发放，根据通涨因子逐年调整。

DC（Defined Contribution）则在开薪的时候自动把雇主补贴部分直接存入指定退休基金，个人可自愿增补。退休基金由个人自管，但只能在退休年龄才能支取。与DB不同的是，个人自管退休基金不受企业倒闭的影响，退休金已经脱离企业了。也不受个人实际寿命影响，这已经是个人名下的财产了，与其他个人财产一样处理。但最大的不同是，投资风险完全转嫁到个人了。对于不善投资的人或者遇到金融风暴，DC的抗损失能力不如DB，但公司已经不愿意承担风险带来的成本了。

退休金是一个问题，医保和其他福利（如带薪假期）是另一个问题。企业提供的医保和福利越来越少，条件也越来越严格，变相降低总合收入。比如说，能带入下一年的假期时间封顶，宁愿多加班少休息的人就要损失假期，也变相降低收入。

劳动力不再期望在同一个公司工作终生，跳槽周期经常不超过十年。另一方面，从90年代起，公司内部晋升通道变窄，高级岗位常由挖人填补，公司结构的扁平化也意味着晋升和换工种的空间缩小，需要跳槽才能晋升或者提高收入。

公司削减直雇人员，岗位大量外包。外包不仅用于临时外援或者特殊技能，也开始用于核心业务的长期支持。比如工厂的仪表工就由少数自己的高级技工带领更多的外包初级技工负责，CAD制图等需要技能但缺乏晋升通道的工作更是大量由常驻外包人员负责，但外包人员没有退休或者医保福利，实际上除了工薪所有福利都很欠缺。

维修、保安、送货、清洁等中低技术岗位最受外包影响。在2000年，45%清洁工和70%保安都是外包的，有色人种和新移民最多。2017年调查中，有色人种和新移民有20%都在从事这样的低端外包工。

中产阶级萎缩和上升通道收窄使得家庭收入拮据。2019年的调查表面，40%美国人需要借钱才能支付400美元以上的意外开支。事实上，这数据比之前的数字还改善了一点，但还是说明，中产阶级中很多人连基本的财务稳定性都做不到。

过去二十年里，中位房租上涨了，比中位收入的涨幅高得多。住房价格上涨了。买房难，养儿难，这在美国也是一样。

通往中产阶级的路径基本上都要经过高等教育。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发达，但似乎不能满足需要，需要扩宽教育渠道，重新思考劳动力技能的教育层面概念。大部分美国人不会完成大学大专教育，而是走职业技能证书的路。18-65岁的不具有本科以上的劳动力人口中，16%至少有一个专业技术证书。需要理顺职业技能证书和用人的关系，这是美国人不经高等教育而通往中产阶级的关键。

很多新质工作岗位还没有现成的教育课程，需要合理设计课程。但技能培训不应该单纯是求职者的责任，雇主也应该提供在职培训，或者与本地院校联合培训。现实是，2/3员工从未得到任何形式的公司内部培训，不清楚是他们不知道有这样的培训机会，还是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机会。

就是有内部培训的地方，教育差异反而得到强化，最需要培训的人得不到培训，教育基础较好的反而得到更多的培训。德国的调查表明，从事简单重复工作的岗位得到较少培训，他们其实是最需要培训以拓宽技能的群体。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反而得到较多培训，本科以上的人得到最多的培训。这样的抑弱扶强从雇员角度来说是不合理的，但从雇主角度来说完全合理，因为简单重复的工作既然已经胜任了，除非换岗，并无必要多加培训。复杂、需要创意或者接受新技术的岗位需要的基础更高，但也需要更多的培训以应对新形势。

总体来说，年轻一代的教育更好，就业市场整体是买方市场，使得雇主更倾向到就业市场上挑肥拣瘦，专挑受过较好教育、已经有经验的新人入职，而不是在公司内部培训、晋升，这也是抑制内部晋升通道和更加广义的中产阶级上升通道的原因。

与此同时，外包本身也成为中产阶级分化的原因。一方面，外包催生了大量中小企业，老板和核心人物顺利升入上中产阶级。另一方面，除了少数高技术外包外，外包的主体经常是中低技术岗位，缺乏上升通道。大公司外包把这些缺乏上升通道的问题也一并打包出去了，但专业的外包公司本身并无上升通道，专职保安、保洁的公司可以负责很多机构、小区，雇佣很多人，老板和高管或许赚得脑满肠肥，但保安和保洁还是被“永久”锁定在低端就业，加深中产阶级的分化。

这个问题在扩大化，人工智能、机器人和自动化成为新的压力。卡车司机这样的传统蓝领中产阶级正在受到人工智能和自主驾驶的挤压，秘书这样介于蓝领与白领之间的行业也是一样。即使受过高等教育，大专都有点压不住，IT支持、理疗助手还有更多行业都有这个问题。

与美国对照，中国的经济崛起以中低端制造业为最大特点，还在向高端制造业转移。对照美国的就业分布，中国就业增加最大的部份恰好是美国萎缩最大的部份，这是坚实的中产阶级上升通道。但人无近忧，必有远虑。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向高端转移，产业分工细化深化，美国公司的培训赤字和人才链断裂也在中国出现苗头，美国制造业已经暴露出来的就业分布问题也会在中国出现。中国人的教育理念完全不同于美国，在美国人担心高等教育人口不足的时候，中国人担心的是教育内卷。更大的高等教育人口基数是中国经济转型的人才保障，但这只是必要条件，长期的高质量经济和就业发展依然是严峻挑战。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中国正在上升通道，但今天的美国是明天中国的明鉴。1000年前的《阿房宫赋》在21世纪依然是有用的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