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奥运后记 | 还原一个真实的仲文同志_风闻

38金32银18铜，本届东京奥运会中国代表团金牌数已追平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38枚，这是中国境外奥运的最好成绩。

随着中国体育健儿在日本的捷报频传，中国国内互联网一位体育大员也成了瞩目的热点——准确的说，是“再度”成为热点：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国家正部级领导，苟仲文同志。

之所以言“再度”，是因为早在东京奥运开幕之前，仲文同志就已经是舆论热点，只不过那时他是黑化的“苟局长”，而不是眼下被各界津津乐道为“锦鲤”的仲文同志。

这个世界是功利甚至是势利的，扭正群众看法的首要因素自然是中国军团出人意料的金牌霸榜。

这对于奥运开赛前相当大规模的一帮等着看仲文同志笑话、进而就“体能测试”等所谓官僚主义行为对其进行挞伐的人群而言，当下的现实无异于一种打脸。

不过需要仔细分析的是：从**“苟局长”到“锦鲤仲文”**，仲文同志拥有的仅仅是运气吗？

即便从“运气也是实力的一个部分”之角度，我个人也不认同舆论场过去多年对这位技术官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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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仲文同志，熟悉贝克的老粉、特别是足球迷应该有记忆，我此前有过撰文分析，就中国足协近年来组建职业联盟、足协班子更新换代、实施管办分离等呼应2015年2月《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精神的措施，仲文同志作为部级干部，在这其中是起到了十足的改革作用。

说的直白一些：仲文同志的为官形象，除了“技术派”，还有就是极为鲜明的“改革派”。

只是，由于触动了太多既得利益，为资本掌控的舆论领域，这几年来对他的评价和节奏风向引导，始终难言公允。

再说得直白一些：资本势力对仲文同志的攻击，并非矛头指向其个人，而是中央的诸多改革。

如《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就是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次会议上通过的，是嵌入于整个国家系统的部委重置和改革战略之中的。

这里面，自然颠覆了某些守旧力量的蛋糕。

体育之事我放后面说，先说教育。

仲文同志生于1957年6月，早期在原国家信息产业部工作，历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原国家信息产业部副部长等职。

不为人知、也不为媒体报道的是，在担任信产部副部长时，仲文同志正是推动军工信息化、企业信息化的领导，还曾大力发展“电子签名”工作，为发展电子商务领域和建立网络信任体系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早在2000年10月任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赛迪集团）院长时，仲文同志还对赛迪集团进行了股份化改制。

当时的赛迪集团旗下拥有《中国计算机报》等10多家IT专业报刊媒体，以及IT网站赛迪网，通过整合资产的方式，赛迪集团旗下赛迪传媒成为国内首家在A股上市的平面媒体。

2008年，仲文同志调任北京市副市长，任该职五年后，于2013年任北京市委常委、市委教工委书记、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同时兼任北京市委党校校长、北京行政学院院长。

正是在主抓京城教育口期间，仲文同志的名声开始因其大刀阔斧的改革动作，惊动各界。

2014年，在仲文同志的领导下，北京市宣布中小学教育阶段全面取消“择校生”制度，要求小学、初中等“就近入学”。

这其中，取消“共建”堪称仲文同志力度最大的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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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国家部委、事业单位、央企都会和一两所优质中小学签订“共建”协议。所谓共建，其实质就是保障干部子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让父母的“红色铁饭碗”与子女的“红色小课堂”一脉相承。

共建单位较多的小学有北京实验二小、中关村三小、育民小学、府学小学，初中则有人大附、四中、二中、八中、师大二附中、实验中学等。

2012年时，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发布过一份《北京市“”择校热的治理：路在何方？》，当中披露：“以北京八中为例，共建生占录取学生比例的17%。2011年北京八中共招10个班，每班40人共计400人，其中招收共建生70人。”

即使在“共建生”内部，也分三六九等，即业内所谓的“大共建”和“小共建”。

“大共建”多为强势的政府部门，如中办、国办、国务院所属部委，以及央企里的垄断企业，如中石油、中石化等单位的共建学校，对其子弟都是一比一的录取，每年有多少孩子都可以进去，没有什么名额限制。

这种保障权贵子女优先入学的一做法，事实上早就因有违教育公平广被社会诟病，但是在十八大之前，一直以潜规则示人，从未有过改革端倪。

然而，十八大后仅仅两年，半路杀出个苟仲文！

当时就有评论：这位仲文同志，是带着“尚方宝剑”而来的！

这样的评论，几乎与五年后仲文同志主推的中国足协新任主席、上海上港集团前党委书记陈戌源同志的评价，一模一样，“尚方宝剑护体，放开手脚改革！”

推动取消“共建”，这严重触及了大批官僚与资本的既得利益，其阻力可想而知，所受攻击更是无需多言。

从历史上看，干部子弟的教育特权从来就不是新鲜事儿，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边区就已有诞生：1937年徐特立提议开办干部子弟小学，得到中央批准，随后在鲁迅师范学校开设了一个小学班，这成为了第一个干部子弟小学；一年后，延安干部子弟学校成立；再三年后，八路军干部子弟小学成立。

成立干部子弟学制，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特定的政治诉求，主要是想打破“党的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界限，以及在战争阴影下“保留革命火种”的愿景。

像“一保小”“二保小”“华东保育院”等在抗战与解放战争过渡时期建立的，都带有鲜明的革命色彩。

但是，在建国后进入新中国阶段，这些干部子弟学校逐渐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娇生惯养、铺张浪费、与工农子弟显现出待遇差距。

到1952年时，根据华北、西北、东北、华东四大区的统计，各类干部子弟小学达到42所，学生超过13000人，教职工将近3000人。

这些干部小学的待遇普遍优渥，甚至像北京育才小学、华北育才小学还出现过教师每日给孩子称体重、陪吃陪喝、生怕体重下降的怪像。

这样的问题，引起了毛主席的反感和警觉。

早在1951年，毛主席就对干部子弟小学用汽车接送的问题表达过不满：“浪费汽油”、“这值得注意！”

伴随着同一时期的三反运动，毛主席“反特权、反官僚”的改革思路被贯彻下去，干部子弟小学开始了一轮大整改。

首先解决的就是北京育英、育才、培英等学校占地厂房过多、经费开支过高、寄宿制范围过大等现象。

不过这其中遭遇的阻力不可谓不大，某些在中央党校工作的家长甚至联名给北京市委写信要求保留寄宿制和汽车接送，甚至要求用党校的宿舍再建一群干部小学……

面对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1952年6月，毛主席正式做出批示：“一、如有可能，应全面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贵族学校”，这是毛主席亲自为这一类权贵教育场所贴上的标签。

到了半个多世纪后，还是在云集各方滂沱势力的首都北京，还是对“贵族学校”开刀，仲文同志的压力是巨量的，哪怕他手握所谓的“尚方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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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开始，汇聚着成成千上万红色子女的北京市就宣布取消了统一的小学毕业考试，强调各种竞赛成绩与升学“脱钩”，最终实现“免试入学”。

1998年，北京市的“小升初”政策中第一次出现“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不得招收择校生”的规定。但此时，民办学校以及民办公助学校的招生入学方式开始挑战“免试入学”的原则，出现了公办初中招收“择校生”、高额收取“择校费”、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合作招生等现象。

2003年开始，北京市的“小升初”逐渐形成包括划片就近入学、回户口所在地入学、进入寄宿校（班）、特色实验学校（班）入学、进入办学体制改革试点校和民办学校、特长生入学、特殊教育入学、企事业子弟学校入学、共建生入学以及流动人口子女入学等十余种方式。

2008年后，北京市教委将制定“小升初”政策的权力下放到各区县，因此各区县的政策各不相同。“小升初”的入学方式基本为免试就近入学、对口直升、特长生、推优等。

这样的一种“人情格局”“政治闭环腐化”的秩序，由此在帝都被固化，直到等来十八大、等来2014年带着使命进入北京教育口的仲文同志。

在取消“共建”的同时，铁腕改革的仲文同志还发出了一道铁令：《关于2014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

我用说人话的方式来介绍这个《意见》吧：在入学招生的这块蛋糕上，蛋糕做多大、如何分，将不再由校长说了算！即使校长和其他权力部门强制学生入学，学生也没有学籍，无法纳入升学系统！

等于是，仲文同志击溃了过往由各校校长把持坐镇的一座座“独立王国”，将潜规则式的“人情入学”模式拍死，一切必须暴露在阳光下。

效果则是显著的：当年6月，北京市东城、西城、海淀、丰台等区“小升初”电脑公开派位，一切透明化，就近入学比例随即首次突破了80%。

就近入学比例的提高充分说明，那些依靠“共建”、“条子”等特殊渠道入学的名额全部被被挤了出来，让普通的北京市民子女获得了入学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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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改革是要付出代价的，其代价就是，仲文同志最终还是离开了北京市的教育口。

2016年5月，仲文同志就任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半年后，正式就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党组书记。

仅仅半年时间，从副省级到正部级，外界再有评论：“仲文同志，‘明升暗降’。”

其实仲文同志上任副省级本就有“填坑”、过渡与跳板之意，自2015年11月吕锡文被调查和免职以来，北京市委专职副书记这一职位当时已经空缺半年。

自上任北京市委副书记之后，就有声音一直在预测仲文同志上升的势头不会停下。

因为从此前十年来地方选拔正部级干部的情况看，省委专职副书记升任正部级的可能性非常大。

省级党委专职副书记这一职位产生于2006年后。从当年起，按照中央“减少领导职数”的要求，全国绝大多数地方党委均建立了“一正两副”（一名省委书记、两名副书记）的领导班子架构。

从北京历任副书记仕途去向可资佐证：2001年开始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强卫，在2007年升任青海省委书记，后任江西省委书记；2002年开始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杜德印，2007年升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2年开始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阳安江，2006年升任北京市政协主席；2012年开始担任北京市委副书记的吉林，2013年升任市政协主席。

因而，当仲文同志2016年底官至国家体育总局局长、正式入驻体育口时，舆论界并不感到太大意外，只是相当好奇这位以“改革派”、“技术派”著称的大员，会如何改造已陷入瓶颈期的中国体育。

2016年里约奥运会中国代表团成绩滑落（被英国超越）、体制改革箭在弦上却又不知如何去发、提出的体育产业5万亿目标如何实现……

一系列棘手又迫在眉睫的问题都摆在了时年59岁的仲文同志面前。

从今天回眸，或许我们应该给出一个高分评价，而不是被资本控制的媒体声浪所牵着鼻子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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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8日，这是体育口换届的一天。

老局长刘鹏卸任，庞侧的仲文同志那天戴着银边眼镜，看上去有些消瘦，只做了例行发言，而他的演讲短的不能再短。

**“说得不多，多数时候是在听。”**会议后，一位参会人员这样形容对仲文同志的初印象。

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儒欣曾多次在涉及高科技的会议上见到仲文同志，“发言比较专业而且简洁，很少长篇大论。” 这是周董对他的评价。

第二天下午，仲文同志要求单独约谈总局各组长，了解各组情况。

谈话过程中，大家都感到这位新局长尽管只上任了一个月，但对各项目的进展研究已相当透彻。

那一个月的任期，作为新局长的仲文同志就已多次前往一线调研，“你们准备、介绍的，和我观察的角度不一样。”

短短一个月时间，这位新局长分别会见了甘肃、内蒙等省、自治区的负责体育的副省长、副主席。

见面时他明确表示：“2022周期要大力发展西北地区的冰雪产业。”

在外界盯着黑吉辽以及京津冀传统冰雪业发展中西部冰雪产业发展，仲文同志的注意力更扩展到西北地区。

身位2022冬奥项目的舵手，他思考的不仅是一届盛会的得失，也是整个国家冬季运动产业的未来。

上任之初，他去了首都体育馆看望训练中的中国花滑队，在走出训练场时，单独和花滑主教练赵宏博说：“首体这样的训练环境我很吃惊啊，这么重要的冬季项目，训练条件这样差，我心很凉。”

29日当天，为期两天的体育局长会议闭幕，仲文同志全程亲自撰写了自己的发言稿，未借助任何工作人员。

近一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几乎全程脱稿，且话题多是围绕着“改革”，尤其多次“语出惊人”直指台下各中心协会领导存在的问题，点名篮管中心：“体育人做体育事，我看姚明就很适合做篮协主席”。

当时，总局篮管中心主任信兰成就坐在台下……

对于改革可能遭遇的“麻烦”，仲文同志不可能不心中了然，早在北京市推行教育改革时他就受到过阻力。

被任命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也是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组织委员会执行主席时，他曾和身边人意味深长地感叹：“体育的水很深”、“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认清体育系统的复杂性。”

上任后，仲文同志在总局内部公开表示：“一位运动员在获得金牌时，身后有几十个、几百个指手画脚的人，我十分不解！”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姚明走马中国篮协、足管中心正式裁撤、运动员出身的李玲蔚当选中国奥委会副主席……

特别是：2019年8月陈戌源上任中国足协，以及职业联盟被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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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提出要构建中国足球职业联盟的，并非中国足协，而是来自于上层分管体育的改革力量。

而监督人和执行人，自然就是仲文同志了。

在接到政令指导的强制性意见后，彼时蔡振华统领的中国足协在2016年下半年也不得不加快了联盟的筹备节奏。

直到2016年底、元旦假期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中国足协还在召集中超/中甲/中乙各俱乐部负责人，协商联盟章程的有关细节，意图争取在2017年3月注册成功。

但是当时由于在与俱乐部沟通中，足协方面始终坚持要对职业联盟进行“督管”，要求在联盟主席等实权职务上，拥有直接的人事任免权，这显然与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中国足协改革发展总体方案》精神违背。

当时，尽管各俱乐部对足协方面不断做出让步，但双方仍无法达成一致，这便严重影响了筹备工作的进展，以至于迟迟无法按照规定完成注册。

为此中央深改小组也对中国足协提出了意见。

2017年1月，刚刚新官上任三个月的仲文同志，对包括张剑在内的足协相关高层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仲文同志认为，足协应该放手、让俱乐部成为职业联盟的主体，不该插手俱乐部事务，这是“与改革精神不符”的。

他还要求足协务必尽快成立职业联盟，具体时间为2017年1月必须完成职业联盟的章程修订，随后进入注册程序，要求必须在3月挂牌。

可以说，体育总局以苟仲文为首的改革派，在当时给足协领导的这份时间表是硬性的。总局方面还表示，联盟主席不能由足协任命。

开眼大环境来看，以仲文同志为代表的2016年底上任的体育总局新班子，其与2019年8月以陈戌源为代表的、新上任的中国足协新班子，两路人马的政治力量源头——即携带的“尚方宝剑”，是一致的。

因而，这两路新军的施政方略也是高度一致的，即深化改革、与旧势力相切割。

放眼2017年1月由总局主导的中超中甲U23政策、2017年7月在乒乓球方面的撤刘撤孔风波、2017年底越过蔡氏足协支持里皮组建的“大国家队”计划——其兵锋所指，不言自明。

就是中国足协内部、与乒乓球界势力掺杂的保守派力量。

这股保守派力量，严重阻碍了《改革方案》精神的落地推进。

“好在的是”，这股保守派力量最终在2018年遭遇了失败：马达洛尼在2018年1月的U23亚洲杯和7月的雅加达亚运会连续遭到打击，其失利也让彼时足协班子推崇的里皮“大国家队”计划破产。

于是，在2018年下半年，里皮“大国家队”计划不得不让位于体育总局的U25军事集中营（统帅为总局钦点的沈祥福），蔡振华同志的国字号“大总管”里皮也被削权，同时被告知不会续约。

那个时候，蔡振华的仕途也进入了倒计时。

7

蔡振华同志的失势，在2017年1月时已有表露。

2017年1月17日，中国足协在武汉召开了为期两天的第十届中国足球协会第三次会员大会，蔡振华、张剑、于洪臣、林晓华等足协要员都出席会议。

在这次会议的第二天，足协当时的执委就有了较大幅度的人事调整。

可以说2017年的中国足球，也是从那次人事调整开始的，一直持续到了年底。

其时，于洪臣已经不在班子里了，蔡振华也一步步淡出核心圈子。

在那次程序性的的会议开完后，不到三个月，蔡振华就去到中央党校学习——这在当时引起了足协内部的热议：在足球改革热潮下，足协主席竟去“学习”了，这实在不可思议。

当时被几乎所有足协干部和员工认为，这可能是人事生变的信号。

事实证明他们没有猜错。

当时蔡振华去学习前告知了足协综合部：“以后有文件让张剑签字”，而在这之前，足协事无巨细都是蔡振华一支笔说了算。

这意味着突然群龙无首后，各部门的工作都难以正常进行，以致于后来杜兆才上任时，公务已经堆积成山，他第一件事是让各部门先把自己的文件先拿回去，再重新上报一遍。

这种情况，一度让足协在2017年出现过没有足协主席的、将近四个月的空窗期。

当时，乒乓球出现了孔令辉涉赌和刘国梁事件，全运会又出了拳击裁判事件，都给蔡振华带来了很大麻烦。

他一度扑在这些项目上，外界甚至都忘了蔡振华还是足球的一把手。

在那个阶段，2017年5月24日，足协在官网上提前为各家俱乐部打预防针：“2018赛季起，中超、中甲联赛俱乐部在参加中超、中甲、中国足协杯赛的过程中，各俱乐部整场比赛累计上场比赛的U23国内球员，必须与整场比赛累计上场比赛的外籍球员人数相同。”

这已经是下一届足协班子在提前施政和布局了，已然与蔡振华无关。

后来到了2017年8月底，当时蔡振华已不再管理足球事务。但是在武汉的12强赛，国足迎战乌兹别克斯坦，蔡振华竟又被通知要到现场“督战”。

据悉，正是体育总局局长的仲文同志亲自打的电话。

随着国足的胜利，12强赛貌似迎来了一丝出线曙光。但外界随后还是得知，蔡振华主管的足球业务明确为“外事和宣传”，并非核心的行政或竞技。

至2018年9月，蔡振华正式离任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国足协，调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以恒大利益为核心、以国家队外包给恒大集团为施政标志的“蔡振华时代”宣告落幕，仲文放开手脚的“陈戌源时代”拉开了大幕，也是职业联盟将组建的前奏。

8

应当看到，在国务院出台的足球改革方案中，中国足协和职业联盟是平行的两个独立法人，足协作为一个法人社团单位去帮助另外一个法人社团单位起草章程，这在蔡振华时代显然是不合时宜的。

无论是公司章程还是社团章程，其核心都是要保护和维护股东或会员的利益。

但在2016年整个年度的讨论期间出现的中国足协版联盟章程，竟然出现了**“主张和保护中国足协权利、限制俱乐部权利”**的奇葩条款。

有俱乐部负责人认为，蔡振华为首的足协在起草联盟章程的时候，完全存在把自身利益植入职业联盟章程中的可能性。

这也是在当时惹怒仲文同志等新就任的总局改革派的原因之一。

根据国务院和体育总局的改革精神，职业联盟的发起人是中超、中甲、中乙俱乐部，而不是中国足协。

由足协越俎代庖地起草章程，是与《中国足球改革和发展总体方案》第10条“充分发挥职业俱乐部在职业联赛中的主体地位和重要作用”的条例精神，严重相悖。

“其实说到底，总局就一个原则，‘足协与总局脱钩，联赛与足协脱管’。这份想法是很正确的”一位俱乐部人士2017年1月曾对外如是说，“但显然，现在足协不是这么做的，他们还不想放权”。

但是这一切，随着2019年8月第十一届全国足球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以及陈戌源等新锐改革势力的上台，而得到改变。

2019年8月22日的足协换届大会，仲文同志出席并强调：“今后将按照总体方案要求，强化责任担当，既要加强对足球、足协工作的正确引领和科学指导，又要厘清总局和足协的职能，充分放手、支持新一届足协工作，强化中国足协在足球工作中的权威性，充分发挥龙头作用。”

旧势力与旧制度的瓦解，标志着新局面的诞生。

当然，改革进入深水区，触动的既得利益越来越多，阻力也越来越大……

例如无血缘规化项目，恒大早早地在换届之前的6、7月份便操作完毕，并成功地让埃尔克森在9月初的马尔代夫变身“艾克森”身披红袍，这些都是新一届足协难以阻挡的。

跋

在本届奥运会上，航天“风洞”技术中国赛艇女子四人双桨夺金成为一大热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十一院的低速风洞实验室，针对四人赛艇风洞试验项目的要求，成功开发三维力测量平台，研究运动员不同动作姿态的气动力大小及不同编队组合对气动阻力的影响，利用科技手段助力奥运训练和比赛。

除了赛艇项目的风洞技术，还有游泳项目。

2019年12月时，国家体育总局便向九院发出项目需求，希望利用先进的航天技术研发出精密测量产品，帮助游泳运动员加强训练科学性，提高竞赛质量。

今年上半年，在国家游泳队紧锣密鼓备战东京奥运会期间，时代光电公司运动测量团队就携带自研运动测量产品，配合国家游泳队开展了优秀运动员风洞试验。张雨霏、杨浚瑄、徐嘉余、刘湘、闫子贝、余依婷等6名世界冠军参与试验。

科技体育、科技奥运的理念，让中国军团也在东京成为了世界焦点，同时让仲文同志也“火了一把”：这些思路和付诸现实，全部是在这位西电出身的工科技术官员的领导下进行的。

这对于仲文同志而言，倒也不算稀奇事。

早在信产部工作期间，仲文同志就曾为推动中国与世界500强企业的合作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正是在他的努力下，微软和惠普两大IT巨头分别在中国设立了国家级软件实验室。

上任体育总局局长后，他又一直强调“科技助力体育”。在与各省市体育局长对话过程中，他就曾特别提到法国三级跳运动员背后的科研团队，针对运动最后踏板能力反复截取视频，帮助找出问题和提高的事例。

上任以来，他也和多位总教练恳谈时都提到，“教练光看经验是不行的。游泳（成绩提高）是磨出来的么？自行车是磨出来的么？” 

在会见了芬兰罗瓦涅米市长罗特沃宁时，他也重点提到，芬兰在科学训练方面具有独到之处，值得中方学习。

…………

成绩的背后绝不可能只有运气，舆论的形成倒是往往掺杂着黑手与偏见。

体育是一门严肃的科学，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体育事业，更是需要坚定的政治信念和唯物主义信条。

2017年9月27日，国家体育总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曾有举行“学哲学，用哲学”专题学习会，仲文同志带领党组成员深度重温了毛主席的《实践论》《矛盾论》等经典著作。

他指出：“毛泽东同志的《实践论》《矛盾论》曾经在党的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前，在新的历史时期，仍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党组同志要深刻认识发扬学哲学用哲学优良传统的重要意义，认真学习好《实践论》《矛盾论》，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观点来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共产党人不信“锦鲤”，我们只讲“实事求是”。

期待2022北京冬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