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80年代国民党的僵化制度，台湾年轻人做了什么？【大师计划·张钊维01】_风闻

观传媒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钊维。我是纪录片的工作者，我做纪录片已经有25年的时间了，在2006年的时候，我从台湾搬到北京来工作跟生活，同时也跟另外两个在北京的台湾朋友，我们成立了一个纪录片的非营利的组织，叫做CNEX。我们在CNEX做了蛮多关于两岸三地的导演的作品，我们做一些孵化跟推广的工作。我自己也是一个纪录片导演，我最近的作品是《冲天》跟《本来面目》，《冲天》是关于抗战时期的一个空军飞行员的故事，《本来面目》是从中国大陆后来到了台湾的一位禅宗的法师，圣严法师的故事。

您作为一个出生在台湾，现在常居北京的导演，就目前大陆和台湾的关系来看，您想让您的纪录片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角色存在？

张钊维：

我想我目前这样子的状态算是在两岸里面都是比较少见的。大家也知道说是从台湾到大陆来工作的，大部分你说要不就是生意人，要不就是在学校里面教书，要不就是工程师，这些比较多。如果是文化的领域里面，广告导演还蛮多的，这些技术人员也还蛮多的，但是纪录片的领域就是非常非常的少。但纪录片它又有一个跟你说广告或者是剧情片或其他的像比较娱乐性的东西，它有一个天然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负担了一定的文化的任务跟社会的责任在里头。

所以回到我自己个人的工作，或者是甚至我的创作而言，我一方面大概有两个方向，或者是三个方向。

第一个方向当然是我希望我做的影片是我们同文同种的观众都是喜闻乐见的，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不太重视说我的影片能够得奖或者是怎样，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其次的问题，我觉得我做的影片最重要的是观众要愿意看，否则我可以不用做纪录片这么辛苦，我可以去拍广告，我可以去拍电视剧。既然选择了做纪录片，它就是一定有这样子的文化的任务跟社会的责任在，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说我希望在纪录片的这条道路上面，我能够探索，不断地去探索，从中国文化的立场去重新找到纪录片是什么，之与（音）中国文化跟中国历史是什么，这个我们待会可以展开来再说。第三个是放在今天的世局（音）底下，或者甚至是两岸关系底下，我曾经在台湾一次的放映里面之后我说，我如果将来要做类似说近代史的题材，我绝对不会去做那种要再次复制冷战的那一种方向的题材了，我做的不管是什么题材，一定是为了终结冷战而做的。这个大概是我的三个方向。

您出生于台湾，在公开资料之前说过您反对过李登辉，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段经历吗？这段经历对您之后的文化创作有什么影响？

张钊维：

我想你指的是说大概90年代的时候的台湾的那些包括学生运动跟社会运动的风潮，他不只是反对当时的领导人李登辉个人，他不完全是针对个人，是针对当时的整个他所代表的那个体制，他所代表的就是国民党在台湾那时候的所谓的统治，他已经到了一个状况是僵化的，是不能够去呼应到社会变化的需求的这样子。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在90年代的前后，因为我们作为新一代的大学生，新一代的年轻人，就等于是可能去发起的一些行动，对这样的体制去进行一些冲击。但那其实是一个果而不是一个因，就是说我们是在整个从80年代甚至从70年代以来，台湾的社会的变迁跟政治的变迁底下，才会有1990年的那样子的一个行动。

所以重要的是我们要看到在我之前的前一辈的年轻人，他们曾经做的事情。比方说在70年代的这一些乡土文学的运动，这些民歌的运动，跟社会想要去产生关系的这些文化跟思想的运动。到了80年代的时候，它有更广泛的这些农民运动，然后跟劳工的、环保的、妇女的……这些社会的行动，在我的前一辈的时候，他们其实都已经做了非常多的耕耘了。

到了我们进大学跟研究所的时候，其实就有一批新的老师跟教授，大概大我们10岁的一批新的老师跟教授，从国外回到台湾后，他们带来新的理论，这些理论类似像后现代理论、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对年轻人来说当然就是一个好像是很fashion，很潮这样子。当然这些新的思潮，对于那时候已经僵化的国民党的体制，它就产生了一种在思想上的摧枯拉朽的一个作用。

所以这对我们来讲，我们一方面在课堂上面读这一些国外最新的理论，一方面可能好像在反对国民党的统治的领域里面，你又可以用得上用场。我自己的经验除了这个部分之外，我其实在80年代末的时候，因缘机会，也开始能够接触到一些台湾的比较左翼的这一批知识分子跟工人的这些组织，这让我对于更早以前的包括在战后甚至在日据时代，这一个台湾的左翼运动的一些历史有一些非常粗浅的认识。

再加上在整个80年代的时候，其实有一个重要的风潮，在文艺跟思想上面一个重要的风潮就是关于写实主义的路线，最重要的代表当然是陈映真先生所创办的《人间》杂志。这个东西其实对于我们那一代的这些自认为先锋的文艺青年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写实主义这个事情对我影响很深，我本来本科念的是理工科，但是研究生的时候我去念历史研究所，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一个写实主义的东西，而我在历史研究所的时候，我的硕士论文写的是台湾在70年代的民歌运动，民歌本身又是一个写实主义的，因为我们通常会说民歌就好像是中国古代的诗经，它反映的是人民的心声，或者是当时的一些社会现况，这一个整个在80年代末到90年代的风潮里面，不管外来的理论，这些结构主义的理论是怎么样子，但是现实主义的这一条路线一直到今天，都还是深深地影响着我的工作跟我的创作。

可以详细介绍一下您拍纪录片的初衷吗？

张钊维：

刚刚提到写实主义的影响，所以我的硕士论文选择的是关于民歌运动的，其实民歌运动深受乡土文学运动的影响，乡土文学运动也是一个写实主义的潮流。

到了90年代的时候，因为当时的这些影音的器材其实已经开始非常的轻便，大概在1994年的时候，我有了我人生中的第一台摄像机，那时候叫V8了，就家用摄像机，然后我就开始想说是不是可以利用这种新的工具去做一些关于记录、纪实，甚至历史的这种影像化这样的事情。

所以从民歌运动的研究到纪录片的工作，其实对我来说只是载体跟表现的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是它内核是一样的。

因此我在1995年的时候就去了英国，又念了我的第二个硕士班，就是纪录片制作的硕士班，1997年回到台湾的时候我就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的工作。但是这里面还有一点很重要，因为写实主义的影响，以及因为这一些台湾的左翼的工人组织，这些知识分子甚至老师们的熏陶，让我觉得文艺创作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它不是在追求你个人得了多少奖，或者有多少的荣誉，它其实特别是在写实主义这件事情底下，它是要负起它的一定的社会责任的，这个社会责任是什么？就是你的作品除了它的内容它的主题之外，这个作品本身你是要尽可能地让越多的观众能够接受，然后能够产生一种互动，这个应该是我作为一个纪录片工作者应该要去追求的目标了。

假设我今天是拍剧情片的，或是我去拍实验片，当然我爱怎么做怎么做，那是属于艺术创作的范畴。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我始终不认为纪录片是艺术创作，你可以运用艺术的手法、艺术的观念去把它放在你的作品里面来运用，但是它的本质上面它是社会运作的一部分，社会内部跟外部彼此沟通的一个媒介。

所以我就从很早的时候，我们在创立CNEX的时候，我们就说纪录片是什么？是让山边的人知道海边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让南方的人知道北方的人的社会生活是什么样子，让东方的人知道西方的人是什么样子，让男人知道女人内心世界是什么样子，是一个相互沟通的媒介。

我从1995年开始从事纪录片的工作，我从来就没有放弃过我认为的最核心的一个价值，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