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红娟 姚新宇｜《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百年文本诠释与意义生产_风闻

陈红娟｜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姚新宇｜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的思想诠释与意义塑造，是中国共产党建构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一环。经典文本的诠释活动不仅是对文本内容的研究深化与科学解读，而且担负着“道”之引领的社会功能。变革社会的理论、体制、制度与实践的合法性，往往需从经典中寻觅。同时，中国共产党在诠释《宣言》文本的过程中开启了知识生产与意义积淀，使其发挥着话语支撑、社会动员、信仰塑造等政治功能。

《宣言》诠释样态：

从报刊解读到多元化诠释

“通过诠释，存在的本真意义与此在本己存在的基本结构就向居于此在本身的存在之领会宣告出来。”诠释依附于宣告，同时《宣言》的诠释又内嵌于中共发展历程，是历史语境情景化的产物。中共百年来不断加深对《宣言》的中国化阐解，进而形成不同的“宣告”形式与诠释样态。

建党初期，《宣言》的经典性尚未在党内成为共识性存在，而且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多种思潮繁杂共存的历史语境下，对《宣言》的价值赋义还处于朦胧探求的非系统编码阶段。此时，中共对《宣言》的诠释主要呈现为概览式梳理与总括式解读。比如，励冰在《〈共产党宣言〉的后序》一文中认为，《宣言》主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唯物史观、阶级争斗和无产阶级专政，并指出“故无产阶级专政，乃是人类生产力发达到了一定程度被掠夺的生产者从资产阶级的高压中解放出来的唯一必然的手段，而且是促进历史更进一步的必要手段”。

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宣言》在党内组织网络中逐步实现了“经典化”的精准定位与系统规制，由此生发的诠释样态日渐多样化。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迫于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现实需要，为缓解党内普遍存在的本领恐慌现象，需要深入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同时，党内组织化、规训式的教育体系初步成型，集群式、运动式的学习制度日益成熟。以《宣言》等马列经典为基础，强调“一本一本学原著，做笔记，结合当时情况来进行讨论”这一方法在中组部学习实践试点中取得良好成效，成为党内高级干部加强理论学习的基本方法，并获得推广。如此，诠释《宣言》并引导高级干部进行有指向性的阅读与学习一度成为中共的重要工作之一，这一时期《宣言》的诠释行为主要投射于注释性引导、解读性刊文、纪念性活动等日常革命实践中。一是翻译过程中的注释性诠释。“一切翻译就已经是解释”，《宣言》的博古译本中附加有大量注释性文字以便对党员的理解进行政治性引导，此外，译本对所有政治性术语均有所界定，聚焦关键性语句扩充诠释空间，与《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文本形成互文性的意义追认与闭合式意义生产。二是报纸杂志上登载的解读性文章。柯柏年曾在《解放》上发表三篇关于《宣言》的文章，对“共产主义者联盟”是怎样成立的、《宣言》是怎样写成的、基本思想是什么等系列问题初步进行了回答。三是纪念性活动中的诠释。在纪念活动的相关符号、程序与仪式中，《宣言》被简约化为段落、口号加以宣传与应用，毕竟“思想要落实到现实，往往就要‘降一格’成为条文、格言之类的东西”。《宣言》中具有动员意蕴的鼓动性话语——“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因其语义清晰明了，口号简短有力而一度成为《宣言》文本的象征性符号，曾多次出现在“五一”劳动节纪念口号、“八一”纪念口号⑨中。同时，《宣言》话语的纪念形式并不固定，如在川陕苏区、鄂豫皖苏区等地曾流通刻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字样的纸币、铜币。由此，《宣言》的文本纪念也得以有序启动。1948年，恰值《宣言》文本发表100周年，《群众》接连刊载了以《宣言》100周年纪念作为叙事对象的文章，对《宣言》的历史地位与现实意义进行集中而广泛的政治宣传。

1920 年 8 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出版发行，同年 9 月，经勘误后，此译本得以再版。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面临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合法化与重塑化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党内组织体系的层级化与健全化发展，加之相关宣传部门的推广，一场自上而下、由中央向地方辐射的“经典化”学习活动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借助教育课程、报纸媒介甚至是文化娱乐等方式多元化、广覆盖地渗透与开展马克思主义文本诠释，是新中国成立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主导地位的重要方式。这一时期《宣言》诠释主要呈现以下样态。一是课程化与体系化诠释。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基础的政治教育逐渐渗透到整个教育体系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也逐步进入大学，日渐课程化、体系化。《宣言》被列为马列经典著作选读的重要内容，学习《宣言》所蕴含的基本原理成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环节，学者、教师群体围绕《宣言》等经典文本展开研究。二是集体化与组织化解读。新中国成立后，党内亦面临着对党员干部进行共产主义理想与信仰教育的重大任务，《宣言》作为“十二本干部必读”的马列主义著作之一，成为党进行马列主义教育的权威读本。对《宣言》等马列原著的学习“以有领导的自习为主要的方法”，兼用讨论、座谈、互助组、轮训班、读书班、组织报告等方式。此外，为落实党中央的明确要求，各地纷纷建立党员干部学校，开设文化补习班，为集体化学习与阐释《宣言》文本提供了重要场所。集体化的阅读学习更加凸显外在仪式感与规训诉求，共同的文化实践与特有的组织形式建构着意义生产的场域。三是规模化与常态化的纪念。与以往不同，这一时期《宣言》周年纪念活动逐渐规模化与常态化开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宣言》纪念活动成为党进行理论输出与价值引导的重要抓手。从目前统计的篇目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人民日报》主要有三次大的纪念活动，分别是1998年《宣言》发表150周年，一年之内《人民日报》陆续发表理论动态、研讨会述要、新闻纪要等17篇文章，2008年《宣言》发表160周年和2018年《宣言》发表170周年则分别为6篇和20余篇文章。2020年为纪念《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出版100周年，《人民日报》陆续刊载了时政要闻、人民评论等11篇文章。重大周年纪念活动使《宣言》在特定时间受到社会群体的集中关注，《宣言》的原始文本内涵在不同时空境遇中获得延续性阐释。

当前，《宣言》的解读宣讲、展览出版活动，以及衍生出的学术交流、影视发行、话剧演绎等诠释方式更加多元化。这促进了《宣言》诠释样态由单质、平面化向多维、立体式的跃迁，由文本注释式的诠释逐渐向理论诠释、观念诠释延展。而且，不同于此前以政治任务为号召，聚焦《宣言》的文本思想进行灌输式的宣传教育，当前所展开的《宣言》诠释活动更加强调受众的内心需求与接受方式，通过丰富多样、真切可感的方式进一步增强大众对于《宣言》文本理论的认知，提升诠释活动的有效性与影响力，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增强社会大众的政治认同。

图为中共一大纪念馆内党的一大代表群像。

不同时期《宣言》诠释的主题与意义迁衍

“任何意义都是被阐释的意义”，经典文本的意义并非固化不变，而是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宣言》撰写时所蕴含的前置性预设往往与相应的历史语境结合，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被不断解构与重建，因而，要保持其诠释的有效性必须结合当下的实践诉求探寻新的着力点。尽管《宣言》所蕴含的理论要旨并不过时，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诠释者围绕不同问题域与实践诉求不断对《宣言》被遮蔽的意义进行召唤、挖掘与呈现，各时期《宣言》文本相应呈现不同的诠释主题与意义图景。“原有意义的不断被发现和新的意义持续生成”，二者相互交叉地贯穿《宣言》诠释之始终。

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围绕“怎样革命”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革命话语体系，其中，“阶级”在与国民党的话语竞夺中逐渐成为标识性政治符码。阶级、阶级斗争的思想贯穿《宣言》始终。《宣言》历史文本所蕴含的思想性遗产为中共“革命”话语建构提供了知识资源与话语基础。中共根据不同阶段的现实需求对《宣言》展开孜孜不倦的解码与编码，从文本中摄取理论资源与话语遗产，生产出以阶级斗争形式开展革命的种种意义。这一时期《宣言》中所蕴含的阶级斗争意义被不断强化与彰显。由此，《宣言》文本在诠释中从三种叙事层面生产意义。一是客观化的本体意义，即基于文本文字的内涵进行意义诠释。中共领导人与党内知识分子在诠释《宣言》文本意义的过程中，不断强化对“阶级斗争”的意义认知。1922年，陈独秀指出，《宣言》是马克思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书，其精髓正是根据唯物史观来说明阶级争斗。此后，“自有阶级以来全部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切过去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作为《宣言》的重要内容得到阐释。二是互构化的衍生意义。《宣言》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形成意义勾连，不断夯实中共政治理论的合法性，如任弼时通过联系《宣言》探讨了“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费煦则结合《宣言》分析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三是符号化的象征意义，即阶级斗争作为“语言”符号嵌入革命话语与行动。“以语言为中介呈现出来的‘真实’已不是客观存在本身，而是人们对自认为客观真实的主观表达”，在地主与农民、工人与资本家之间存在利益剥削的表达性话语结构背后，“阶级斗争”涵化为行动符号等同于革命活动的意义不断被生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从民主革命调整到国家建设层面，围绕“建设什么样的国家与社会”“怎样建设国家与社会”这一主题形成以“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话语。“建设”成为这一时期整个国家话语建构的中心，但“革命”话语仍在延续。毕竟，执政过程中面临的许多不稳定因素亦需要通过斗争与运动的方式加以消弭。因此，《宣言》文本中“阶级斗争”的意义得以不断延续与夯实。一是文本中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本体意义在权威化的解读中被不断强化。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便于大众阅读与理解《宣言》，官方统一出版与编撰了名词解释、介绍提要、基础讲座、辅导材料、注释读本、参考资料等基础工具读物。其中，“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动力”被诠释为《宣言》的中心思想之一。二是文本指向与立场勾连，不断生产出划分立场的实践性意义。《宣言》中的理论阐发有助于清算盛行一时的各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其中所蕴含的基本原则仍然在涤荡着形形色色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为在社会变革发展与思想观念涌动之际重新定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与真理价值提供了文本参照。值得关注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阶级斗争话语具有明显的互文性特征。通过引证的手法对《宣言》的文本内容与话语意蕴进行重新建构，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话语诠释的权威性与话语梯次传递的有效性。同时，文本意义在互证互文中实现意义的再生产。这不仅是对文本间隐性关联的一种揭示，也是话语实践具有连续性特征的真实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改革”逐渐替代“建设”成为中共话语体系建构的核心，与此相关联的“生产力”“市场”等话语得以重构。文本只存在于语言情景中，在活动或生产中才能被体验到，可以说，旧有的语境碎裂导致文本原有的意义指向发生转换。《宣言》在新的话语光谱中实现了革命叙事向生产力叙事的转移。《宣言》与“发展生产力”这一理论主题相呼应，形成新的视域融合，开展新的祛蔽、赋义等活动。其一，生产力意义的祛蔽。以往《宣言》中一度被遮蔽的生产力意义被不断挖掘，诠释主体不仅特别强调生产力在文本中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宣言》中有12处提到生产力”，而且倡导“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人民日报》围绕《宣言》的文本话语充分论证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政治话语，强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物质基础与根本驱动力认知；同时，聚焦社会主义生产目的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从官方层面为人民追求物质文化生活的合理性正名。其二，与生产力关联的“经济全球化”“世界历史”等思想在现实“询唤”中被不断赋义。世界市场的观点被视为《宣言》阐述全球化思想的主要依据。同时，这一文本话语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我们最大的经验就是不要脱离世界”等政治话语形成互文，在引导、暗示、传输着“开放”的价值：社会主义应该是开放的社会。此时，《宣言》文本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表征体系，现实需求不断对其展开“询唤”，其文本意义在此基础上展开重新编码，生产性地建构改革开放的新话语。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新时代问题域的“询唤”下，“人民”作为话语与实践发展的终极指向在《宣言》文本诠释的过程中被不断凸显。《宣言》所蕴含的“人民的全面发展”“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等围绕“人”延展而来的意义指涉，在新的历史语境中与政治话语互为支撑，构筑新的价值集合与意义场域。一方面，《宣言》中关于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等相关叙事不断被提升、扩大与充实，为中共回答“发展为了谁、依靠谁、成果由谁享有”的问题提供理论养分与观念依循；另一方面，新时代的政治话语同《宣言》文本话语形成逻辑链接与具象化诠释等关系，“人”的主体概念与内涵意蕴获得多元化表述。如《宣言》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性质所作的相关论述，与“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互相关联，形成承继关系；《宣言》中有关为民思想的表述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人民立场提供话语之源，等等。

总之，建党百年来《宣言》始终是中共意识形态话语建构的核心思想资源，文本诠释的话语、理论和思想与不同时期的中共意识形态指向互证互文、相互形塑，不断建构出符合时代需求的聚合性和政治性的文本意义。在这个过程中，《宣言》文本诠释与时代主题形成弹性互动机制，诠释范围不断拓展，诠释效力渐次增强，逐渐由一元政治性意义解读走向经济和文化层面的多元意义整合。当然，这并不代表文本诠释主题变换与意义的沉浮位移是对文本的“僭越”。事实上，任何经典文本在不同的社会化语境中均有其阐释实践问题的张力，《宣言》亦是如此，毕竟一切诠释均依附于文本既定的意义框架，而“经典”在不断的诠释中流传于世。㉛可以说，《宣言》在诠释过程中不断进行意义的再生产，其所呈现的意义是其所处时代的产物。

《宣言》的诠释指向与意义功能

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宣言》的宣传、阐解与纪念等，不仅体现着其主导性的理论指向，而且折射出马克思主义话语再生产的独特方式。建党百年来，《宣言》的文本诠释与中共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相结合，通过党报党刊、理论教育、会议研讨、活动仪式等话语建设与意义生产的重要载体，不断创设意识形态所需要的观念要素，强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性。《宣言》是中共政治话语体系建构的意义之源，其诠释活动发挥着话语支撑、社会动员、信仰塑造等多种功能。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话语支撑与中共正面形象塑造

《宣言》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谱系中占有独特位置，其诠释活动已经不再局限于字斟句酌的解释与注疏，而是更加注重观念的演绎，凸显意义的发散与扩展。《宣言》逐渐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思想衍生与再造的源头活水。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层面不断进行全方位重构与创新，一方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合法性亟待经典文本话语为其提供支撑，另一方面经典文本话语不断夯实与建构党的正面形象。

图为延安宝塔山。

《宣言》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提供话语支撑。《宣言》经典化的过程，就是一个重塑公共价值与理念的过程。马克思主义要成为规范和解释世界的新力量，必然离不开经典文本即《宣言》等的支撑。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肇始于概念、话语的再造。《宣言》蕴含着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话语，文本跨语际旅行促使这些概念与话语不断地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被重构、赋义。《宣言》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概念，如“阶级”“革命”等在中国革命的叙事语境中获得新语义，在引证与运用这些基本概念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得以确证。《宣言》的阐释行为与中国革命的经验勾连、对接，推动中共理论持续创新与跃升。例如《宣言》被屡次引用，成为主张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开展革命的重要论据。1923年，李达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中通过援引陈望道翻译的《宣言》，进一步提出“无产阶级欲促社会革命的实现，第一步事业便是组织起来实行政治革命”。《宣言》的解读与阐释始终围绕该文本与中国所面临之“问题”展开，不断强化马克思主义解决这些问题的权威性与真理性。《宣言》一度被视为“社会主义底圣经”，研究和阐释《宣言》是为了“明共产主义之根据及其精髓”。此外，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便面临着“中国共产党是什么样的政党”“为什么要建立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追求是什么”等政治价值的追问，只有对这些追问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中国共产党所重新建构的政党性质、指导思想、队伍构成等才能获得现世的社会认同。而《宣言》为中国共产党存在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提供了一套具有说服力的论证，为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话语支撑与解读资源。《宣言》所阐发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最终目标、基本原理和策略原则，对于现今的党建工作仍然具有重要价值。总之，《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拥有元话语地位，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思想渊源。《宣言》在时空交织的世界中与不同时期的中共政治话语结合，不断拓展附着在其文本内容之上的意义空间，与当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互嵌套、互建互构。中国共产党面向历史与现实的一次次追问，在批判继承中不断完善发展经典文本的理论精髓。在此过程中，运用《宣言》元话语的特殊性进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一方面回应了经典理论不断联系社会实践以彰显其真理性的要求，另一方面凸显了中国共产党立足自身理论创新的迫切性与现实性要求，在《宣言》敞开的话语场域中实现指导思想与执政理念的与时俱进。

《宣言》在诠释的过程中不断发挥塑造与巩固中共正面形象的功能。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舆论阵地的争夺，面对着国民党的污名化宣传。中国共产党需要借助文本、媒介、舆论、话语方面的叙事定位、价值赋义、道义引领等塑造正面形象，《宣言》无疑是阐述共产党形象的重要文本。例如，《宣言》中“他们（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隐含着认同式的情感暗示，形塑着中共“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特殊利益”的大公无私形象。再如，通过诠释毛泽东、朱德等人反复阅读《宣言》，彰显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不断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品质。《宣言》文本亦成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建设的理论内涵与话语建构的起点。《宣言》中所阐明的共产党人的阶级立场与共同利益等在党群工作的实际开展中焕发生机，成为政党先进性的显著标志。总之，《宣言》文本在诠释过程中不断生产、塑造与夯实着中国共产党大公无私、廉洁公正、与时俱进、自我革命等正面形象。

（二）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社会动员与社会主义道路认同

《宣言》的诠释并不止于意义的生产与拓展，其诠释方式的深入浅出、诠释话语的聚焦着力，皆与中共带领人民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进程息息相关，发挥着社会动员的叙事效能，不断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

《宣言》在周年纪念的诠释活动中充分发挥社会动员的功能。纪念活动往往具有一定的价值预设和舆论导向，旨在通过一定的符号、程序、仪式使参与者对活动主题产生共情。《宣言》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意蕴。重大周年纪念活动中《宣言》的诠释有助于实现时代意义的重新阐释与政治想象的再构，并与当下的意识形态形成话语合力，促成说服型的公共舆论。在此过程中，既能巧妙通过纪念重构历史叙事逻辑，唤起并固化文本的价值记忆，又能在个体化实践中凝聚社会群体的思想共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宣言》的纪念文章主要是为了增强社会群体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信心，鼓动 “劳动人民大众”通过努力将共产主义胜利“转化为全世界的事实”。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宣言》的周年纪念性文章，则强调“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已经成为行将到来的事实”，在呼号式话语的指称下加深社会群体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对共产主义的向往。同时，将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渴望心理与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从情感寄托的角度引发集体共鸣，呼唤人们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每一代人都有对经典进行重新理解和解释的任务”，《宣言》的纪念活动中文本的活跃度与关注度间歇性被激活，意义重叠连续、交错共生。《宣言》营造出可沉浸的情境化、仪式化、共享化场域，人们行动的道德感与正义感在参与感的满足中得以强化，召唤与引领社会成员将国家指向转化为个人行动。

《宣言》的诠释不断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思想文化的变革是政治社会改革的先导，《宣言》的诠释活动为革命、建设、改革提供社会主义道路认同的舆论指向与情感暗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宣言》的诠释旨在抨击资本主义道路，“政府全站在资本家一边”，“这是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早就说过的”，同时，宣扬社会主义道路代表着“光明”“正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前景所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入门老师”，是广大干部、群众争相学习的范本，其学习、阅读与体悟更是提升国家认同的途径之一。不少知识分子、普通民众在集体学习的精神洗礼中实现“自我”思想改造、国家道路与个人身份的再认识。美学家朱光潜在阅读《宣言》《毛泽东选集》等著作后，就增强了对“共产党所走的是世界在理论上所应走而在事实上所必走的一条大路”的认同。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道路向何处去”的问题一度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宣言》在此过程中成为探寻社会主义道路走向的重要理论资源。在《宣言》诠释中，对生产力意义的挖掘，向人们展现了全新的“社会主义”憧憬，呈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所具有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实质意义”。可以说，《宣言》的诠释不再局限于文本到文本的演绎，而是跳出文本的繁琐，更注重文本背后意义的“返本开新”，特别是间接、隐性的意蕴中现代性维度的阐发，以实现对公共认知的建构、对空间对话与公共理性的引导。

（三）主流价值观念整合与共产主义信仰塑造

《宣言》诠释中的意义生产与建构离不开意识形态的话语场，在其解码编码过程中意义的能指所指亦离不开主流价值观念的引导与整合，主流价值观念的话语扩展与撒播是其诠释的意图之一。就个体而言，在《宣言》文本的阅读、学习与理解过程中，“移情”与精神耦合对其理想信念的塑造显而易见。毕竟，让读者理解作者和文本从而达到自我塑造是诠释的目的之一，“对‘文本’的理解只是一个‘中介’，理解者乃是通过对‘文本’的理解而达到自我理解与持续的自我塑造”。

图为《共产党宣言》不同版本。

《宣言》的诠释弘扬与整合了主流价值观念。“意义的世界不是被发现的，而是被创造出来的。”但意义创造本身并不具有随意性，而是根据诠释者的意图、周边意见与实践需求等确定自身的指向性。尽管《宣言》文本意义有开放性与时代性，但其在不同场域中实现自身真理性与现时性确也有章可循。《宣言》作为政治性文本的意义必然栖身于意识形态的场域，与不同时期的主流价值观念相互勾连。而且《宣言》诠释所发挥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弘扬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念。这个过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宣言》文本意义的挖掘始终与中共的理论诉求保持一致，这一点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诠释主题与意义的迁衍中便能得到佐证；另一方面，《宣言》诠释过程中意义的观照与中共领导人的政治话语相互交织叠加，从经典文本的层面夯实政治话语的合法性与真理性。这一点在学习资料、教材、辅导读物等《宣言》诠释性文本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诠释《宣言》中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时，不少解读性资料将其与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结合起来，理论上互相支撑，并将文本中“消灭剥削制度”的相关论述与建设社会主义“繁荣幸福”图景关联，还进一步进行了“移情”，倡导人民“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同时，《宣言》的文本话语在整合或批判其他价值观念中也发挥着作用，如毛泽东曾针对党内一度出现的“分散主义”现象，援引《宣言》“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并提出党依然面临着从意识形态的空间领域为马克思主义的入驻扫清障碍的重大任务，等等。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流价值受到多元价值取向的冲击，仍需要运用《宣言》元话语的特殊性进行主流价值的传播。

《宣言》的诠释发挥着信仰塑造的功能，“诠释的价值在于与世界相处并持续建构自我的过程”。读者对《宣言》的阅读与学习不仅仅局限于文本字面理解形成的语言实践，更重要的是寻找生命体验的共同性与心灵意义的升华，“阅读行为的本质就是抽绎意义的过程”。而且，从建党开始，中共就注重通过“读书会”“研究会”等集群化阅读、组织化研究，引导知识分子在阅读经典中提取“主义”与“信仰”的共识性意义。当然，个体因为阅读《宣言》《共产主义ABC》等著作而树立信仰并加入中国共产党，亦是党史人物故事的经典情节。阅读《宣言》一度成为中共党员践行信仰、理想信念等的实践表征。如此，无论是延安时期党政干部的集体阅读学习，还是新时代青年群体在入党前后重温《宣言》内容，《宣言》更多的是扮演着获取精神经验的载体、符号或象征等角色。组织化和群体化地阅读《宣言》、交流《宣言》阅读心得、刊登《宣言》学习体会等，更是党员、干部等在公共空间与媒介中理解体悟并实现思想升华的过程。由此，《宣言》的诠释不仅强化了文本自身与受众之间的对话，而且串联搭建起同质群体之间的价值认知。组织的权威性、《宣言》阅读的指向性与共同阅读的场域性等叠加共振，筑造了党员身份认同、信仰塑造的关联性链条，全面展现出“阅读即政治”的效用。

当然，《宣言》对信仰的引领并非一成不变，不同的时代境遇中塑造的方式与方法不尽相同。在新时代，《宣言》纪念场馆的建构、入党前《宣言》的阅读、《宣言》研讨会等《宣言》诠释的载体愈加丰富多样，诠释途径更加贴合“信仰”塑造的内在旨蕴。由此，《宣言》在多维诠释中所表征的“信仰”符号不断彰显。中共十九大闭幕仅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前往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强调《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发行的重要价值意蕴。在新时代，《宣言》所昭示的理想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追溯“初心”和“使命”的重要话语资源，《宣言》的人民立场观点则进一步明确了“初心”和“使命”话语的主体指涉，为党的群众工作在新时代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同时，在融媒体时代，充分发挥传统纸质媒介与互联网的互补效能，通过开展经典著作阅读论坛、重大纪念日宣传、主题教育等活动，在主客体间的多维互动中，《宣言》文本的符号性与表征性不断凸显。《宣言》与信仰塑造之间的意义勾连在实践反复锤炼中日渐明晰，不仅重塑了人们关于经典文本的记忆与感知，而且真正形成一道联结个人与国家的精神纽带。总之，《宣言》在诠释中将个人奋斗的脚步寓于国家发展进程之中，形诸文字的文本逐渐转化为传播真理与塑造信仰的现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