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为“中国语文”哭泣（上）_风闻

我为什么为“中国语文”哭泣（上）

杨曾宪

由于南京在新冠防控问题上出现的严重失误，危及全国、累及全民，所以，一时成为舆论焦点。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处在舆论漩涡中的南京，前不久，竟又会因几则公文（通知和致歉信）引爆新一波舆论。在一篇名为《“文学之都”南京的公文水平》文章中，作者将这些文本逐句分析，得出的结论是：

从抬头到落款及中间的关键段落，几乎没有没问题的。

这样的结论的确有些令人意外。我们知道，今日的公务员不是硕士也是本科生，他们不仅学过12年语文，而且历经多次作文考试，按理说，写一篇公文，对他们不过小菜一碟，是不该出如此多的纰漏的。退一步说，就算起草者笔力不逮，同样拥有高学历的审稿、定稿的领导，也该把好关，怎么会让它们就这样面世呢？

如此追问下去，人们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在我看来，之所以会出现这类作文水平问题，与“文学之都”南京实际上并无直接关联，归根结底，还是今天的语文教育太不给力了、太令人失望了，乃至我要为它哭泣！道理其实很浅显：如果退回到“私塾”时代，尽管学制教材五花八门，先生的水平参差不齐，灌输的思想不无糟粕，但若干年读下来，一般学生写文章的能力还是有的。而反观今日，尽管语文教学的内容越来越复杂，但就是学生的写作能力却不见长进，乃至影响到整个学术界的文章水平。如若不信，不妨回溯一下十多年前发生的一桩公案。

2006年，百余名国内文科“著名教授”公开致信教育部，呼吁抵制学术腐败。这件事本身无疑是应肯定的，这些名教授勇于担责的行为也是应点赞的。谁知，网络时代总不乏“力必多”过剩愿意挑刺的好事者；而经他们这一“挑”，公开信的毛病就暴露无遗了，最终得出的结论竟然也是：

从抬头到落款及中间的段落，几乎没有没问题的。唯最后四个字：“此致、敬礼”，没毛病！

当年那批评公开信的网文，我并未认真读完；（笔者虽不著名，却也忝为教授，读到文中的讽刺文字，脸上不免感到火辣辣的。心想，得亏自己没有签名资格，岂不也跟着丢人了。于是，在庆幸之余，便给自己熟悉的“著名教授”发去短信，对他深表一下“同情”！）我在这里提及它的目的，无非是要说明：既然中国“著名教授”的文章也就这水平，南京某个部门的公文出现些问题，又有什么可苛责呢？

当然，我们不能因这一封公开信，就质疑和否定中国文科教授的文章水平——当代中国有很多文科教授是会写文章的。不过，即便这少数教授文章写不好，也是不合情理的：因为他们不仅同样是经过了长期的语文学习和考试，而且，还要不断发表论文才能晋升上来，怎么到头来，竟会连一封公开信都写得让人不敢恭维呢？如此追问下去，人们可能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但我的本意，却同样不是为了让“著名教授”难堪，甚至也是要为他们开脱——因为论起来这些教授们也是“受害者”。受“谁”的害呢？就是当代“中国语文”教学的害！具体地说，是受当代“西化”或“科学化”的“中国语文”教学之害。

我这里指的是，自《马氏文通》问世后，中国语文学者仿照西方语言学，所建构起来的“汉语语法”体系，以及在汉语教学中搞的那一套对“字、词、句”及文章语法进行分析的“科学”教学方法。尽管一个多世纪过去，国人几乎已习惯了它的存在，但在这里，我仍要指出的这样一个事实：所谓的汉语语法“主谓宾补定状”等等，并不是汉语发挥语言功能的内在结构因素，而是借鉴或套用西语语法、由马建忠（马氏）人为“发现”的在汉语中存在类似规律的“科学”成果；汉语语法完全是附加在汉语之上的，它在本质上与汉语的交流功能是不搭界的。

中国的汉字、汉语数千年来一直是卓然独立于世界语言之林的。我们的汉字，是充满丰富意涵的象形文字，而不是本身没任何意义的抽象字母；汉语，用汉字组词造句，主要靠的便是字义、词义，而不是语法：这是汉语区别于西语的本质特征。譬如俄语，如果离开了动词变格，譬如英语，如果不讲动词时态，再譬如所有的这些西方语言，如果抽去了介词，那几乎都是无法造句交流的。而这类问题在汉语中几乎不存在。即便是现代汉语，也没有因为某种语法结构的要求将而某个汉字加上或减去一笔的情况；只要文从字顺或表达清楚，一个“语法通”与一个“语法盲”之间是不存在交流障碍的。譬如，咱们的语文老师便可以与不懂语法的爸爸妈妈天天用汉语进行交流。假如一定要搞懂、搞通汉语语法才能说中国话，那岂不是要把老人家憋死？

搞清了上述道理，我们便不难判断汉语语法进入语文课堂的后果了。当一个人用英语构思写作时，其中的动词时态设定及各种介词的“介入”皆会“自动”完成，这个过程丝毫不会影响他的思绪、干扰他的创作。但是，当一个人用汉语构思写作时，如果要时时考虑“主谓宾补定状”的话，这就必然会时时打断他的思绪，使他根本无法写出文笔流畅、气韵贯通的好作品来。因此，对中小学生而言，这语法学习不仅不会自动提升其写作能力，反而会成为影响其学习作文的羁绊。恕我孤陋寡闻，在中国属于汉语语法水平最高的群体——中学语文教师之中，似乎很少出现文章高手、散文大家；如果这一判断是事实，那么，这便等于验证了我的上述结论：语文老师们就因为太懂语法了，所以往往便很难下笔了。

当然，既然汉语语法的学科建设已非常成熟了，而且就剖析中文文章是否规范、是否“健康”而言，它还是很有用处的，因此，我并不否定汉语语法存在的合理性，只是主张将汉语语法课程放到大学的文秘、新闻等专业中，让这些专业不断培养出合格的“文章医生”，在传播岗位上把关，以遏制劣质的汉语文本在网上肆意泛滥的态势。而在中小学的语文教学中，我则坚决主张将汉语语法的地位边缘化，让学生对语法常识有所了解便足够了。

那么，由此节省出来的时间干什么呢？诵读古典与现代的优秀文章和诗词呀！当学生的脑海中大量地储存这样范文作为模板时，虽不能说下笔皆有神助，起码也是有章可循的。东坡诗中有名句：“腹有诗书气自华”，我这里且斗胆仿造一句：“心存经典文必佳”。我想，实践将会证明，相对枯燥的语法教学而言，这种以诵读为主的语文教学效果，即便不是最优，也是次优。起码，像“著名教授”那样被人嘲讽的文章，将不会再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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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曾宪  青岛社科院  研究员  

    202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