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疴积弊、巧妇难为！起底鲍里斯·约翰逊_风闻

2016年6月23日，英国举行了“脱欧公投”。最终，51.89%的选民赞成脱欧，英国政府就此走上艰难的脱欧谈判之路，卡梅伦和特蕾莎·梅因此先后辞去首相之位。一片混乱中，鲍里斯·约翰逊在2019年的选举中胜出，成为了英国首相。作家汤姆·麦克塔格（Tom McTague）于2021年6月7日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上发表了《乱世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The Minister of Chaos: Boris Johnson Knows Exactly What He’s Doing） 一文，梳理了约翰逊的发迹史与执政以来的诸多举措，以约翰逊本人神秘而矛盾的人格为引，揭露出英国在精英与民粹、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全球之间所面临的深刻矛盾。

作者：汤姆·麦克塔格（Tom McTague）

译者：苏汉廷 胡承睿

一辆电车正在试运行，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跳进了驾驶室：“不会有问题的！不会，有，问题，的！”

五月初的时候，首相为了给当地的市长在“超级星期四”（Super Thursday，横跨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的一系列选战）中拉票，去了伯明翰城外的一间工厂。这些选战是选民们评价约翰逊执政两年以来举措的机会，不过这些举措不能不说是很有问题的。

若非阴郁或不安，英国政客习惯于冷静且自持，不过约翰逊倒是和往常一样，邋邋遢遢，春风满面，在全国刮起了一阵欢快的龙卷风。上电车的时候，他还拿一位喜欢坐电车的丹先生编了一首五行的打油诗，而市长安迪·斯奇特(Andy Street)好像看到了明天的“爆炸新闻”、“头版头条”，一脸惊恐。不过很遗憾，约翰逊的打油诗并没有什么黄色内容。

约翰逊的助手跟我说，首相为了这趟电车之旅激动了一上午。约翰逊热爱基建，尤其是交通基建——飞机、火车、摩托车，电车，甚至还想修一些通向爱尔兰的跨海大桥以及海上机场。他还喜欢有人给他拍照。做姿态、表表态、使使劲，要是没人记录，自然就没什么意思了。

对着没有一位乘客的车厢，约翰逊喊道：“都上车了！”新闻摄影师簇拥着首相，警卫员在一旁严加把守。这辆电车终于开起来了，一寸一寸地往前挪，而后猛地一震，半路抛锚了。电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跟我说，这台电车造价250万英镑，接着紧张地陪笑了一声。约翰逊总算把这趟车开起来了，绕了一圈。快到站的时候，他狠狠捶了一把刹车键，拉响了汽笛，兴高采烈地宣布：“果然没问题！”

约翰逊正在学习如何操控电车。摄于西米德兰兹郡。

**是啊，怎么会出问题呢？这辆电车的运行速度严格控制在三英里一小时以内，还安装了自动化的防误操作系统，足以保护其他人免受不靠谱首相的伤害。**不过也没关系。这辆电车是约翰逊的开心宝，满足了约翰逊出风头的欲望，能让他在一片宁静中制造一点噪音。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有一档很受欢迎的讽刺节目叫《新闻问答》(Have I Got News for You)，约翰逊就是在这档节目上出名的。他是每一期的笑点，也是哗众取宠的焦点。2001年，约翰逊首次当选议员的时候，他的同事就劝过他，要想在政治上成功，首先就得正经起来。不过就我个人而言，在过去几个月和他同出同进的时间里，他看上去一点儿都没把这个建议听进去。

我报导过的首相不止一位，约翰逊绝对是个异类。**布莱尔(Tony Blair)和卡梅隆(David Cameron)都是精心打扮过的人，看起来威风八面。布朗(Gordon Brown)和特蕾莎·梅(Theresa May)都是老古板，令人生畏，而且做事小心翼翼的。在首相的行列里，约翰逊算是个新品种。他活泼好动，四处忙活，看着凌乱散漫，实则目标明确，善于察言观色；他的衣服邋里邋遢，人也好冲动，但始终热情洋溢。**他是我见过的第一位看上去真的很开心的英国领导人。他和群众讲话的时候总喜欢说“真不错！”、“你开玩笑！”、“好极了”，还有就是“妙啊，妙啊！”

约翰逊说，他的使命就是让英国重拾自信，向他小时候那个“衰弱、枯竭且绝望”的失败主义英国开战。他有这样一个信念：只要你反复说“现在英国是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全国人就会相信，太阳也就真的会升起。不过他的批评者认为，约翰逊领导下的英国不过是在“憨笑着沉入海底”。

如今，每个英国人好像都成了约翰逊专家。大家都知道，他在搞婚外情方面天赋异禀，和三个女人生了至少六个孩子；坊间对他的个人财务问题也常常议论纷纷。他因为说谎被炒过两次鱿鱼，一次是在当记者的时候，另一次是做政客的时候。他是一个保守党，却在左派集中的英国首都当市长；他设计推翻了两位本党的首相；而在新冠疫情期间，他还差点儿死了。在过去三十年里，他的文章、野望、愤怒和丑闻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但是即便是对于我这种职业的“鲍里斯观察家”而言，关于他的真相依旧是一团乱麻，隐秘得令人抓狂。

**在很多人眼里，约翰逊就是个小丑——他是礼崩乐坏的典范，国际民粹主义以及后真相时代(post-truth)政客的代表，也是英国衰落的征兆。**在伦敦奥运会上，他被卡在了滑索上，全副武装地在老百姓的头顶晃悠，迎着下面人的欢呼无助地挥舞着英国国旗。英国人投票决定脱欧之后，法国《解放报》(Libération)的头版头条上写着：祝好运！

图为法国《解放报》2016年6月26日头版版面

约翰逊的幽默感经常给他带来不少麻烦。2017年，他在当外交大臣的时候开玩笑说，等市民“把死尸清理干净”，利比亚的苏尔特城便一片光明[注1]。2020年10月宣布新冠疫情防控的新措施时，据说他曾向议员们表示，至少他们不用和亲家一起过圣诞了。他还将希拉里·克林顿比作“精神病院里的施虐狂护士”，把保守党的内讧说成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岛上同类相食和犯上作乱的狂欢”。

**在批评得最严厉的人那里，约翰逊还不如小丑：他就是个靠着撒谎上位的骗子，是个危害民主、贩卖种族主义、除了向上爬之外毫无信仰的人。**人们指责约翰逊借掀起民粹主义之怒涛的机会，冲上了首相宝座，削弱了英国的国力，置国家于解体的危亡之间（如今苏格兰又在考虑独立了）。约翰逊领导下的英国经历了二战以来最激烈的经济、选举形势和国际角色上的重整。约翰逊不是喊着“不会有问题”吗？批评者们说了：不，很多事情都有可能出问题，而且是出大问题。

今年年初我刚见到约翰逊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对我的诘问会作何反应。他对人很热情，这一点对我有利；但他原来做过记者，熟悉我们这一套，这又让我犯了难。

之前有一次在北爱尔兰的时候，他看到我在做笔记，他说，“哈，汤姆，你又在上色(picking up color)了？”事实的确如此。“上色”是记者的行话，指代事实或者直接引用之外的东西，是那些为读者阅读提供背景资料的细节部分。但我追求的不仅仅是这些。

我好奇的是，约翰逊到底真的是个民粹主义者，抑或只是单纯受欢迎。他的爱国乐观主义(patriotic optimism)论调显然很吸引人，不过我想知道在这之后有没有什么更自私的成分。他到底是在为了国家利益而奋斗，还是在为个人私利蝇营狗苟？我还想近距离地观察他，看看他到底是不是他的对手口中所说的“英国特朗普”(British equivalent of Donald Trump)。在最后这个问题上，约翰逊将会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

之后，在他的办公室里，我问首相，如果他又当上了记者，他会如何看待自己的形象？理解“鲍里斯·约翰逊”这个人的关键在哪里？他沉吟了一会儿，给了我这样的答复：“体格健壮且工作努力。”

他希望这样的回答能把我逗乐，我也的确如他所愿笑了起来。“汤姆，这就是你所面临的挑战”（他说这句话时，“挑战”这个词还带点法国口音），然后这段对话也就结束了。这就是毫无破绽的约翰逊——亲切友好，喜欢自嘲，同时也遮遮掩掩，回避问题。

约翰逊参访电车场的前夜，全英都在讨论一个大新闻，即欧洲打算像美国组建美职联(NFL)一样规划一个精英足球联赛，由至少六支英格兰球队和六支欧陆球队，组成一个“欧洲超级联赛”(European Super League)。当时约翰逊就反对这项提议，认为它会违背球迷的意愿，导致英国最好的足球俱乐部脱离乡土。他觉得这样不公平，并说政府会反对这个提案。第二天，他的反对就成了全国的头版头条。

为什么他要这么在乎足球问题呢？他对足球一窍不通，甚至还对此引以为傲。

但是约翰逊敏锐地察觉到了英国的焦虑，并把这件事情讲成了一个寓言故事，这个故事能够引起很多深陷无力感与错位感当中的英国人的共鸣，而正是这种无力感与错位感促成了英国脱欧(Brexit) ，也让他能够入主唐宁街10号。在一次对话中，约翰逊和我说，人们需要感觉到自己从属于一些比他们自身更伟大的东西。他不觉得自己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他认为每个个体都是需要有归属感的，他们不应该因为担心自己的传统和联结被侵蚀而被人看不起。这就是他抵制“欧洲超级联盟”的原因吗？

“那是当然”，约翰逊说，“这种联盟就相当于把俱乐部从他们当地的球迷基础中连根拔起啊。”他接着说道，足球俱乐部已经变成了世界名牌，把支持者抛在了身后，“就像是一艘巨大的航空母舰，在绕着地球打转。”

我很惊讶他用“连根拔起”(deracinated)这个词来形容目前英国足坛拉帮结派的怪象。在这里，“连根拔起”就意味着和英国的习俗、文化以及乡土一刀两断。约翰逊把自己当成了英国人的保民官，是对抗异国入侵的英国国球守护者。他要引起怒火，烧向全球化。

对这样一场运动而言，约翰逊是个不太相称的领导人。至少在名义上，他是自由市场的拥护者，是“全球化的英国”理念的传教士。不过在这里，约翰逊利用了英国中产阶级的焦虑、传统和民族自豪感，但他自己显然不需要在意这些东西。

约翰逊出生在曼哈顿上东区一座面向纽约市贫民的医院，那时他还叫亚历山大·鲍里斯·德·普费尔·约翰逊(Alexander Boris de Pfeffel Johnson)。他的父亲斯坦利·约翰逊(Stanley Johnson)在23岁时搬到了美国，他一开始是拿了创意写作的奖学金，但中途退学之后便去哥伦比亚大学念了经济学。约翰逊刚生下来那几个月都住在切尔西酒店对面的一间单间公寓里，直到2016年，约翰逊仍拥有英美双国籍，还和大卫·莱特曼(David Letterman)说他“依法”能当选美国总统。有的人还真是不知道他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毕竟他打小就说自己有当“世界之王”的野心。（后来约翰逊在伦敦卖了一间房子，美国国税局追查他的税单，他就放弃了美国国籍。）

事实上，约翰逊的名字也是他世界主义背景的体现。在他出生前不久，他的父亲和母亲夏洛特在墨西哥遇见了一个叫鲍里斯(Boris)的俄罗斯流亡者，这就是“鲍里斯”这个名字的由来。这位俄罗斯的鲍里斯给他的父母买了回美国的机票，省得当时身怀六甲的夏洛特坐灰狗长途巴士受罪。“德·普费尔”是约翰逊的祖母伊莲娜(Irène)起的。伊莲娜有一半的法国血统，出生在凡尔赛的巴里亭(Pavillon du Barry)，巴里亭则是她祖父休伯特·德·普费尔(Hubert de Pfeffel)男爵的地产。

“约翰逊”听着很有英国味儿，实则不然。**鲍里斯的曾祖父是土耳其的记者、政治家，在奥斯曼(Ottoman)帝国垮台的混乱中被谋杀。他因反对凯末尔而被宣布为叛徒，被一群手持石块、长棍和匕首的民族主义分子给吊死了。**索尼娅·普内尔(Sonia Purnell)给约翰逊写的传记《只谈鲍里斯》(Just Boris)中说，这位祖先的遗体据说是填进了一棵树桩子里。他的曾祖母维妮芙蕾德(Winifred)是英国—瑞士混血儿，在英国生下了他的爷爷奥斯曼(Osman)后不久就去世了。奥斯曼是被他的英国祖母养大的，这位祖母的本姓就是约翰逊，后来，这位奥斯曼改名叫维尔弗雷德·约翰逊(Wilfred Johnson)。（2020年，约翰逊55岁得子，名字就起作维尔弗雷德。）

约翰逊14岁前搬了32次家。父亲斯坦利在世界银行工作的时候，他们还在华盛顿住过。他们家在康涅狄格大道旁边的莫里森街上有个小院子，里头有个树屋，那里承载着约翰逊最美好的童年回忆。1974年，他们家住在布鲁塞尔的时候，母亲夏洛特精神崩溃发作了。1975年，约翰逊和妹妹都被送到了寄宿学校，父母不再陪伴在身边，而当年他只有11岁，妹妹也才10岁。

上学之前，约翰逊还是安静、内向的小亚历山大。他得过分泌性中耳炎，鼓膜后面全是积液，直到8、9岁的时候还有些耳背。**也正是在上学的时候，约翰逊变成了今天我们见到的那个自信、外向、无忧无虑的首相。**普内尔说，小亚历山大在伊顿公学正式成为了鲍里斯——他是“羽翼丰满的校园明星”，是学生会主席兼校报编辑，还是辩论社的社长。有人问过他在伊顿公学的校长埃里克·安德森爵士(Sr. Eric Anderson)，谁是他门下最有意思的学生，他直接说，“毫无疑问，鲍里斯·约翰逊”。他在苏格兰还当过前首相布莱尔的校长。

约翰逊从伊顿公学升入牛津大学，两所学校都是英国精英的训练营。在牛津期间，他和戴安娜王妃的哥哥查尔斯·斯宾塞(Charles Spencer)关系很好。约翰逊很早就结了婚，回到布鲁塞尔，离婚，再婚，又回了伦敦，搞了大量的外遇，再离婚，又订婚。在这期间，唯一不变的只有他在权力道路上前进的步伐。

**无论是主张改革保守党的现代派，还是跟他们唱对台戏的撒切尔派，约翰逊都不沾边。事实上，只要是拉帮结派，就有对所属派别保持忠诚的义务，而约翰逊对这种事情都躲得远远的。在很多方面，他自己就是个“被连根拔起”的人。**他有个朋友曾跟我说，他怀疑约翰逊信仰某种前基督教时期(pre-Christian)的道德体系，搞多神论，没有明确的行为准则。我把这话说给约翰逊，他马上否认道：“基督教是超级棒的伦理体系，尽管我觉得自己是个很坏很坏的基督徒。不是在贬低其他宗教，不过我个人觉得基督教还是很有道理的。”

约翰逊唯一有联系的就是“脱欧派”(Brexiteers)。他很大程度上回避了那些脱欧派中更极端的排外主义(nativist)说辞，不过他的确相信，英国不该对自己的力量和历史感到如此不适。（乔治·奥威尔曾指出，英国是“唯一一个本国的知识分子以祖国为耻的大国”。）去年夏天英国国庆日的时候，约翰逊发布了一条视频，敦促国民“抛开尴尬和羞耻”，为祖国举杯相庆。试想，美国的总统还会需要在独立日上说这番话吗？

虽然约翰逊的这番爱国主义言论在联合王国中最大的英格兰颇有市场，但在国内其他地区反响却不大，投票留欧的苏格兰尤其对这种言论不以为然。**讽刺的地方在于：约翰逊成功领导了一场从欧洲“夺回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的运动，而这场成功也让苏格兰谋求从伦敦夺回控制权了。这也会是约翰逊未来卸任后风险最大的政治遗产。**如果在他任上英国分崩离析了，仅这一点就足以让他的其他政绩就此黯然失色。到那时，他将会是21世纪的诺斯勋爵(Lord North)[注2]，失去的不止是英国的美洲殖民地，而是英国自身。

约翰逊开过电车之后几天，我又在位于英格兰东北部老工业区的海滨小镇哈特浦(Hartlepool)见到了他。首相威胁说要给那些准备加入“欧洲超级联赛”的英国俱乐部扔下一颗“立法炸弹”(legislative bomb)。几个小时之内，原定加入联赛的六个俱乐部纷纷退出，联赛也就完蛋了。全欧洲的报纸都在为约翰逊喝彩。意大利的《米兰体育报》(La Gazzetta Dello Sport) 夸张地将约翰逊比作当年抵抗纳粹的丘吉尔。

为了在这件事上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约翰逊还造访了一座离镇上不远的足球场。这个地区之前是工党的铁票仓，但近来保守党的支持率也在逐步上涨；当地人非常支持脱欧，也有长久的反体制传统。2002年，哈特浦足球俱乐部的老板“猴子”安古斯(H’Angus the Monkey)当选了哈特浦的镇长，穿着球衣走马上任，还连任了两届。

约翰逊到达足球场、准备接受地方媒体采访的时候，我给他看了手机上《米兰体育报》的报道。他拿着我的手机，夸张地用意大利语读出了头条，而他的助手在一旁催促他赶紧开始做手头的事，好进一步吸引全镇人民加入保守党的阵营。

约翰逊继续对电视台的记者讲话，话里话外一直在提哈特浦的前任议员、布莱尔的亲密盟友彼得·曼德尔森(Peter Mandelson)。他称其为“鳄梨酱爵爷曼德尔森”，据说有一回曼德尔森把炸鱼薯条旁边的煮豌豆说成了鳄梨酱，所以得了这个绰号。这个故事不是真的，不过这位民粹主义首相好像很喜欢它，离开足球场的时候还高呼了三声“鳄梨酱爵爷”。这个玩笑很虚伪，不过首相大人从来没试图隐藏过自己的阶级出身：之前卡梅隆因为不知道一条面包多少钱而被人笑话的时候，有个记者找到约翰逊，问了相同的问题。约翰逊倒是说上来了，不过紧接着又来了一句：“你想知道一瓶香槟多少钱吗？我可以告诉你。”

采访之后，约翰逊跟一群运动员一起来回传球。约翰逊说，这是他“稀烂踢球史的又一页”，他指的上一页则是YouTube上一条流传很广的视频。视频里约翰逊参加了一场慈善足球赛。他向对方球员发起冲击，却一个猛子绊倒在对方怀里，头狠狠砸到了对方的阴部，撞得对方摔倒在地，痛不欲生。约翰逊向哈特浦的球员说，他玩儿“椭圆形”的球比圆形的更好，而椭圆形的球则是橄榄球，这也是英国精英阶层的运动。他说自己还会打“墙球”，而这是一项只有伊顿公学的学生才会的神秘体育项目，哈特浦的球员们显然听得一头雾水。

约翰逊一行人接下来找到了一条寂静的郊区街道，开始挨家挨户敲门。相比于美国的总统竞选，首相拉票的自发性更强，也更朴素。然而，约翰逊却对自己敲的是什么人的门这件事一无所知。有一对退休的老夫妇直接对约翰逊说，他们对他的防疫措施感到愤怒，尤其愤怒的是，在印度疫情反弹之后，他居然没能及时关闭边境。

直到今年春天疫情控制住之前，约翰逊的防疫堪称全欧垫底。英国死了超过12万5千人。他的前任首席顾问多米尼克·康明斯(Dominic Cummings)公开批评约翰逊班子胡乱抗疫，谎话连篇。约翰逊只是在那儿安安静静地站着听这对老夫妇训斥。几天之后，他还会挨一顿类似的骂：有报道称，之前疫情吃紧，眼看就要第二次宣布封城了，约翰逊却说， “封个他妈的城，哪怕尸叠成山”。首相本人对此予以否认。

不过在另一些人家那里，首相像被当作一位可爱的明星那样对待，当他问老百姓能不能支持他的时候，一切似乎顺理成章。他甚至被拦下了两次，拦他的人说着“感谢你所做的一切”。（虽然英国的新冠感染死亡人数十分骇人，但约翰逊分发疫苗的速度还是很快的。今年三月的时候，英国已有一半的成年人接种了第一针疫苗，远超美国、德国和法国。）两个女人拖家带口地来了，约翰逊和小孩子们碰了碰胳膊肘，问他们多大了，还费了点劲儿回忆了一下自己的儿子什么时候过周岁生日。结果他说错了三次，最后终于猜对的时候，妈妈们纷纷笑了起来。

约翰逊的叔叔、记者埃德蒙·法赛特(Edmund Fawcett)跟我说，首相虽然邋里邋遢的，但他也因此显得十分亲民。约翰逊在政府里最亲近的盟友之一、脱欧谈判的参与人大卫·弗罗斯特(David Frost)说，“首相这是无心插柳”。不过首相自己不见得是无心的。2013年，他接受CNBC采访的时候，有人问他这副邋遢样子是不是他作为政客无能的表现，他这样回答道：“不啊，我觉得这只是一种精巧的手段。自嘲是因为我理解人们对政客的印象，在他们心里，政客不过是一群不择手段的人罢了。”

据他的盟友所言，约翰逊自成一派，把他自己说的比实际更烂。《鲍里斯·约翰逊的崛起》(The Rise of Boris Johnson)一书的作者安德鲁·吉姆森(Andrew Gimson)则不同意这种说法。吉姆森注意到，首相曾宣称性交是“至上的娱乐”。在他看来，“有人嗜酒，有人吸毒，而首相大人更爱温润香艳的女人。”

约翰逊总能干出一些突破底线的事情，但这也让他免受许多政治常规与惯例的束缚。他在牛津的朋友、美国民调专家弗兰克·伦茨(Frank Luntz)对我说：“鲍里斯当上首相之后，就像是有了某种魔法，某些政治上的挑战都能被他躲过去。老百姓对他更有耐心，也更宽容，因为他不是一个典型的政客。”

然而约翰逊需要求得原谅的事情多了去了。

之前约翰逊写东西的时候说非洲人“笑得像西瓜”，管男同性恋叫“坦克下的鸭”。在担任外交大臣的时候，他误称一个英国人在伊朗教新闻学，给了伊朗当局以散播政治宣传罪指控此人的口实。当上首相之后，他以在国内竖起贸易壁垒作为成功脱欧的代价——全英上下，唯独北爱尔兰需要服从欧盟法规。

上述种种都没对他造成实质性影响，他的反对者们为此很是抓狂。有一次，他和未婚妻西蒙兹 (Carrie Symonds)吵架吵得太过火，邻居报了警，事情还登了报，结果过了几个礼拜，他照样当选了保守党的党魁。虽然他在脱欧协议的时间安排和操作问题上出尔反尔，但他还是拿下了有史以来议会选举的最多数票。不管有什么丑闻，他总能全身而退。

约翰逊在选举方面天赋异禀，而这部分要归功于他把反对者绕进去的能力——他们如此仇视约翰逊，以至于他们无法看清，为什么他能这么受欢迎，更不用说知道该如何应对了。

“我干嘛要做这个？”约翰逊看到接受我采访的日程安排时，向他的助手问道。

“为了展现您那我无法苟同的形象”，时任宣传主任詹姆斯·斯莱克(James Slack)如是说。

在我第一次就采访首相询问约翰逊团队后的一年里，他换了两个宣传主任，他班子里的绝大多数人马也换掉了，有一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人的内斗失控了。结果最后还是约翰逊本人为我开了绿灯。2021年3月，我终于见到了约翰逊，当时英国正准备解除有史以来最严格的防控封城。

参观唐宁街的感觉是很奇特的。你必须事先通过检查，才能被允许入内；但在通过那些在机场常见的金属探测器之后，你只需像走在其他街道上那样，敲一敲门，就可以进入你想参观的地方了。唐宁街并不只是单独的一栋建筑，相反，它是由乔治王时代的多座联排房屋所组成的紧凑建筑群。这些联排房屋彼此之间相互连接，并被不断地扩大和修葺。位于这一建筑群中心的，便是首相官邸唐宁街10号。

在锃亮的黑砖和抛光过的大门背后，一股陈旧破败的气息盘旋在屋中。往屋中走几步，你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御猫”拉里(Larry)时常打瞌睡的高顶大厅。旁边的窗沿上摆着废弃的无线路由器(modems)，磨毛的红色厚地毯上胡乱贴着一些胶带。今春，约翰逊曾陷入一场伦理审查，审查指控他曾寻求政治献金，用以装修这座他和西蒙兹一同居住的公寓。而西蒙兹也因此被英国的一些小报指责，并被戏称为“凯莉·安托内瓦特”(Carrie Antoinette)[注3]。约翰逊否认了这一指控。

唐宁街其实并不适合做一个现代官僚机构的统治中心。这里的房间要么就是太小且彼此分散，要么就是过大而不实用，而那些餐厅、图书馆和佣人房，则仿佛来自另一个时代的英格兰。它试图兼具低调和宽敞，想要既有代表性但又不想引人注目。实际上，它是过时且功能失调的——尽管某种程度上它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座房子正是21世纪的英国的具象化体现。

**约翰逊认为，英国在脱欧谈判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不可原谅的弱点，他的顾问们告诉我，同样致命的无能在应对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过程中也被暴露了出来。他们认为，英国的官僚制急需一场推倒重来的改革。约翰逊的批评者则指出，约翰逊自己正是那个领导了英国脱欧谈判的人，更不用说人们还没来得及责备他应对疫情时颁布的种种措施呢。**确实，英国在应对疫情上的措手不及广为人知，而当2019年约翰逊掌权时，他所面对的脱欧谈判很是艰难，因为大部分条款在此之前就已经被敲定了。

**约翰逊决定退出欧盟的疫苗生产研发计划，向企业提供超出常规政府预算的大量资金以便自行研制疫苗。这一决定是英国抗疫的唯一成功之处，它让英国人比大部分欧洲人都更早地接种了疫苗。然而，约翰逊的这种工作方式，由于权责关系不清晰，造成了不同层面的复杂状况和困惑。**即使是一些身处高层的人也感受到了失权感(a sense of powerlessness)，他们告诉我，想要让事情做完，那就只能宣称，“我已经和首相谈过这件事了，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

在办公室里，约翰逊将话题转向了一个我每次见他时他都要提及的主题：他曾经读过我写过的一篇文章，那是篇为英国已故小说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注4]而作的颂文。我曾在文中夸赞过勒卡雷对英国及其失败的统治阶层的观察，并在其中嘲讽英国的统治阶级是些接受私立精英教育的骗子，是地球上“最伟大的”伪君子。而且，在那篇文章里，我还举了约翰逊做例子。

他告诉我，他从勒卡雷那里看到了全然不同的东西。对约翰逊而言，勒卡雷所揭露的，并不是英国统治阶层的虚伪，而是他们普遍的被动，以及对衰落的接受。“我在上学时读过《锅匠、裁缝、士兵、间谍》(Tinker, Tailor, Soldier, Spy)这本书”，他说道，“它向我展现了外交部门的那些官僚们阴沉可怜的模样……对我而言，他们（这些官僚）本身就是问题所在。”约翰逊告诉我，这正是他决心与之战斗的。

“你把我和其他许多人放到一起，然后说我们都是这一衰败制度和文化、这一有所欠缺且令人绝望的体制的产品。但这根本不是我！”他说，他正试图“重振这个国家曾有过的力量和乐观。”

约翰逊内阁的一位大臣告诉我，约翰逊认为，现在的政府中遗留着一种必须被“排除”的“世俗的疲倦(world-weariness)”。而他的一位助手则说，“约翰逊主义”(Johnsonism)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抬头挺胸地说‘我们是英国人’。”（不少约翰逊的顾问在确认采访匿名的情况下说得都挺直接的。）还有一位助手则说，在先前与拜登总统的通话中，约翰逊表达了自己对这种交谈被拜登称为“特殊关系”(special relationship)的厌恶。对约翰逊而言，这种形容显得（英国）穷酸而软弱。

在勒卡雷的作品中，约翰逊比较看得起的主人公是乔治·斯迈利(George Smiley)。尽管斯迈利像他的同事一样疲惫不堪，但他依然坚持不懈地抓捕叛国者，为英国服务。“他是个爱国者”，约翰逊说道。

对约翰逊而言，斯迈利或许是个犬儒主义者，但他也是个浪漫主义者，一个信徒。“这难道不就是你吗？”，我问道。约翰逊是个浪漫主义者，他不断敦促这个国家去相信它自身，但同时他也耍些政治上的把戏——扭曲真相，与朋友作对，把曾经的同事赶下台。在最初的自嘲式回避之后，首相答道：“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需以犬儒主义(cynicism)为基。”

这是约翰逊难得流露出自省的一刻。在我和他相处的时间里，无论我们有多么接近自我剖析的话题，他都会避而不谈，然后转移话题，或者以玩笑带过。有一次，当我将谈话主题转向勒卡雷时，约翰逊则开始对小说家的性格进行一系列的模仿。他的一位助手告诉我，首相十分厌恶那种过度智力化的政治(overintellectualizing politics)。

在唐宁街，我曾听到约翰逊复述他外祖母特别喜欢说的一句话。他模仿她说，“亲爱的，你要记住，重要的不是你如何去做，而是你要去做什么。”我问过他的妹妹瑞秋(Rachel Johnson)，她说他们的母亲也同样喜欢说这句话。比起担心未来会发生什么，“更重要的是活在当下”，她说道。

而“继续做下去”(Get on with it)正是约翰逊的口头禅。

约翰逊经常随身带着一个拍纸本，这是他当记者时的习惯。一个前助手告诉我，当他把你的观点写在那个本子上时，你就知道他把你的话听进去了。开会的时候，约翰逊像个编辑那样，不停地从工作人员那里搜集想法。通过将乏味的、且时不时相互矛盾的“事实”(facts)与他认为十分重要的“故事”(story)相区别开来，他总是在试图找出那条关键的分界线。

然而，首相的记者生涯是以一种不太光彩的方式开始的。1988年，从牛津毕业不过一年的约翰逊就被建制派的《泰晤士报》(The Times)解雇了，原因是他在头版报道中编了一段话，并署上了自己教父的名字。之后，尽管他道了歉，他依然十分埋怨那些指责他的、“哭喊着只会死扣事实的历史学家”。

尽管才被《泰晤士报》扫地出门，他已经立马投靠了其对手《每日邮报》(The Daily Telegraph)，并且在英国的各大媒体中不断辗转爬升，最终成了负责英国保守派主阵地《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的编辑。1992年，当《马斯特里赫特条约》(Maastricht Treaty)[注5]签署时，约翰逊恰在布鲁塞尔担任《每日邮报》的联络员；而这一条约不仅为现在的欧盟打下了基础，也将英国政治送入了持续纠结英欧关系的混乱之中。而这正是像约翰逊这样的人大展身手的好时机。

他以离奇的、并不怎么准确的故事出名，这些故事大多与一些表面上强加给英国的欧盟法规相关，比如一些规定薯片口味、香蕉的的弯曲度以及避孕套尺寸的条款。1990年因推进欧洲一体化而牺牲了自己首相生涯的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十分喜欢看约翰逊的专栏。后来，约翰逊曾这样形容自己在布鲁塞尔的那段经历：“就像把石头扔到花园的墙上，然后听从隔壁的英国温室里发出的有趣声响。”

然而，如果现在回过头来重新审视约翰逊的作品，人们会惊奇地发现，他似乎没有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敌视欧洲。在1992年1月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就算那些说欧盟是浪费且官僚主义的指责是真的，这些问题与加入欧盟的好处相比都显得相形见绌。他接着写道，欧盟“被非民主的布鲁塞尔机器所操控，在其中工作的尽是些千人一面的爱管闲事的人”，但这也给了英国一个新目标，那就是去管理欧洲。

关于这种想法上的转变，我曾问过约翰逊。2016年公投时，在宣布他的立场之前，他曾写过两篇十分有名的专栏草稿，一篇是支持英国脱欧的，而另一篇是支持英国继续留下的。他的批评者借此断言，他支持脱欧只是因为这能够给他的掌权铺路罢了。约翰逊不接受这种解读，他的助手说，他其实经常会像这样对自己的论点和想法做一些“压力测试”。约翰逊告诉我，英国人永远无法领导欧盟，因为欧盟被太多的分支和疑神疑鬼干扰而最终只能沦为一种制动装置罢了。而这种特征与他这个人完全南辕北辙，对他来说，无论朝向何方，永远向前冲总是好过原地踏步。

约翰逊刚签署完“欧盟-英国贸易协作协定”(EU-UK Trade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摄于唐宁街10号。

他说道，“我们非要讨论脱欧吗？我还以为这个话题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

因此，我们将话题转向了诗人贺拉斯(Horace)[注6]。

2005年，约翰逊曾做过一个关于贺拉斯的讲座。在讲座中，约翰逊反思了诗人、历史学家和记者对民众记忆的持久影响力。“贺拉斯写了一堆拍马屁的诗吹捧他的资助人”，他对我说道，“但同时他也一直在试图让他们明白：‘你们终将逝去，而诗歌必然长存，那么，又是谁写的这些诗呢？’”

我对他说，这听起来像是种十分犬儒主义的世界观。

“这是在捍卫新闻！”他答道。

“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比你要更加有力量？”我问他。

“正是如此！”他笑着答道。

我说我并不买账。但是约翰逊却十分清楚地知道塑造认知的重要性。对他而言，政治和生活的意义不在于纠结各种事实，而在于向人们提供让他们能够去相信的故事。

在这位首相的眼里，那些想要在脱欧公投里给“留在欧盟”投上一票的人并没有勇气讲出他们心中的故事——那关于欧洲统一和集体身份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的美丽故事。相反，他们只是在不断地强调英国脱欧后会面临的灾难，而他们所认为的这些灾难并没有发生，至少现在尚未发生。而那些对故事买账的选民所相信的与这截然不同。用约翰逊的话来讲，他们相信“（英国）是一个能自己做主的、伟大的、令人印象深刻且有趣的国家。”

“人们靠叙事(narrative)而活”，他对我说，“人类是热衷于想象的造物。”

在我听完他一长串关于自由国际主义(liberal nationalism)、支持自由贸易(free trade)、气候行动(climate action)乃至全球主义(globalism)的独白之后，我问道，“所以你并不是特朗普那样的人？”

“那当然。”他答道。

或许这个答案对他来说是不证自明的，但对其他人来说并不是。前总统特朗普本人就亲切地将他称为“英国特朗普”，而拜登则曾称他为特朗普“身体上和情感上的克隆体”。

**这也是围绕在约翰逊身上的主要争议——尽管考虑到他的乐观主义、在谈话时常常引用的拉丁或古希腊诗句，他其实比他自己认为的更像特朗普。**在特朗普为成为美国总统而展开竞选运动的同年，约翰逊正领导着英国的“脱欧”运动(“Leave” campaign)。这两个运动从表面上看是十分相似，它们都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且反建制的。毕竟，脱欧是一场反对表面上就已经很不公正的系统的起义，民众对贸易和移民问题的愤怒更是为其煽风点火，而这场起义的最终目标，是恢复英国人丧失已久的控制感。

首相显然很是理解认知在政治运动中的作用。“不少美国人，尤其是像《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那样持自由主义观点的美国人，总把英国脱欧想成是最恐怖和骇人的异常事件，是一场向着民族主义狂奔的倒退。”他对我说，“但事实并非如此。”

就拿约翰逊自己来说，他过去一些关于少数族裔的言论，在某种程度上和特朗普的观点有相似之处。约翰逊曾经将穿着布卡(burkas)[注7]的穆斯林女性比作邮筒，写过诸如“摇旗呐喊的黑鬼”(flag-waving piccaninnies)[注8]一类的词，在缅甸时，他甚至引用了一首恋旧的、殖民时代的诗。他的支持者辩解道，他的第一个财政大臣是一个巴基斯坦裔公车司机的儿子，而第二个财政大臣则是印度裔英国人。他的商务大臣虽然是伊顿公学校友，但其父母实则来自加纳；而今年将在格拉斯哥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的英国主席则生于印度。约翰逊授权负责监督英国疫苗发放的则是一个出生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而负责治安管理的内政大臣则是乌干达印度人的女儿。

还有一些与移民相关的例子。在脱欧运动期间，约翰逊确实呼吁过，应当更加严格地控制欧洲来的移民。**但不同于特朗普，他支持对未登记的移民进行赦免，为百万香港人提供获取英国国籍的渠道，并且修改了英国的移民系统，让欧洲移民和非欧洲移民能够受到同等的对待。**在担任伦敦市长期间，他曾指出，特朗普宣称伦敦因为穆斯林极端分子而有“绝对不能去的区域”，实际上暴露了他自己惊人的无知。他还认为，特朗普试图禁止穆斯林移民的举措根本是“脑子有坑”(out of his mind)。

我对他说，尽管如此，这一“是不是英国特朗普”的问题依然是大多数美国人想要知道的。

“行吧，他们怎么能如此无知呢？”他答道。我斗胆说道，国际政治的诅咒不正是每个国家都透过自己的滤镜来看别的国家吗？

“正是如此”，他附和道。接着他说：“我一直很努力地试图向美国的读者们传递这样一种讯息，那就是他们一直在重复犯分类上的错误。”

“我想告诉你和你的读者这样一点：你不能把英国执政者认作是一群排外主义者”，他补充道，“或者一群支持闭关锁国的经济民族主义者(autarkic economic nationalists)。”（就算是约翰逊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他与特朗普至少有一点不同：特朗普在谈话中几乎不可能使用“封闭经济”这个词。）[注9]

**政府在3月发表的关于外交、经济和防卫政策的“综合评审”(integrated review)，是为“约翰逊主义”构建一个自洽的知识框架的首次尝试。这份报告强调了加深欧洲之外的盟友关系的重要性，以及更加坚定地捍卫民主价值观的必要性。**这份报告的主要推动者是约翰·比尤(John Bew)。比尤是约翰逊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也是《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一书的作者。尽管此书在约翰逊上台前四年就已经出版了，但现在读来，它完全是“约翰逊主义”的指导读物。根据比尤的说法，现实政治基于以下四个环环相扣的原则：其一，政治是强者的法则；其二，只有当国家内部和谐时，国家才会强大；其三，观念(ideas)之所以是重要的，不是因为它们是真的，而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们；最后，时代精神(zeitgeist)是“决定一国政治轨道的唯一重要因素”。

从上述原则中，人们可以发掘出约翰逊的治理蓝图。他对选民宣传道，自己会“团结并提升”英国。他的这种理念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只要英国还是像现在这样，是分裂的、经济上不平衡的，并且是容易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健康危机之影响的，那么英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自信果决的国际行为体(international actors)。

同时，他还相信，全球意义上的时代精神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就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因此，英国的外交政策也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这种变化不是什么转瞬即逝的、非物质性的东西：选民们不再会接受那种在对待自由贸易、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和中国崛起上的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态度了。选民在这些议题上的要求是否合理、是否具有建设性已经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些要求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的。

**约翰逊和他的盟友们强调，英国的脱欧并非凭空而来。**在《全球化的悖论》(The Globalization Paradox)一书中，哈佛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指出，世界经济越来越紧密相连，国家政府对公民生活的影响就会越来越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英国在内的各个政府都相信，全球化带来的经济效益远大于其弊端。然而，尤其是在2008年之后，这种成本收益的比较愈发暴露其空洞，因此，选民开始要求更多的控制权。这一点在英国尤为明显，因为这个有着超出自身体量的金融行业和开放经济的国家，比其他国家更为明显地暴露在全球性的危机之中。这正是“夺回控制权”的最好时刻，而“夺回控制权”正是脱欧运动的首要承诺。

约翰逊发誓，要用政府的力量重振工业，促进伦敦以外地区的发展；他认为，如果继续留在欧盟，英国就不会有能够这样做的力量。他的一个助手告诉我，约翰逊曾命令公务员拒绝保守派那种“政府干预一定不好”的教条，让他们要在选择支持谁这个问题上保持“创造力和自信”。这种要求在通常被视为持有右翼意识形态的人身上不怎么常见；如果放到美国的意识形态光谱上，约翰逊的政策将会是中偏左的。

首相告诉我，他并不想让欧盟支离破碎，他只是不想让英国是欧盟的一部分罢了。和他关系很好的一位顾问告诉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约翰逊和他的团队都认为，“英国一直在坚持一种属于昨日世界的外交政策”。中国和俄罗斯已经向我们展示了基于规则的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的限制，而英国已经不能再天真地认为，维持“既有权力”(status quo power)就能复苏一个早已失调的系统。“这个世界正在飞速变化”，这位顾问说道，“因此我们不得不打起精神，跟上这种变化。”

为了做到这一点，约翰逊坚持认为，英国必须是独立、团结且灵活的。正如他的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Dominic Raab，又名蓝韬文)告诉我的那样，比起做“一条巨大而笨重的鲸鱼“，英国更应该做“一条灵活的海豚”。通过在人权事务上制裁俄罗斯、利用G7峰会主席权将整个峰会引向更广泛的民主联盟，以及试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约翰逊已将开始展示他所期望的英国会是什么样了。

这个世界一团糟，而约翰逊正好喜欢混乱。他相信，关键在于去适应（混乱）。他曾经花了大量时间，将自己的雄心壮志、投机主义和坚定的自我提升转变为非凡的个人成就。为什么英国不能这样去做呢？

每当和约翰逊交谈，人们都会和他那无所不包的、对一切都会变好的信仰撞个满怀。比如，他深信，当脱欧成为将整个英国团结在一起的向心力时，苏格兰的独立诉求将不再会是威胁。

约翰逊比他的批评者和敌人更好地理解了何为政治的艺术。他正确地认识到，他的任务就是重新书写国家叙事，给人们带来希望和控制感，提供一种乐观主义和自豪感。而他已经表明，他是一个善于找到选民所乐见的叙事的人。

无论他是否能够成功，其行动结果的影响力远不止步于英国国内。当其他民主国家试图回应选民所关切之事的尝试堕落为东欧那种极权式的欧尔班主义(authoritarian Orbánism)，抑或是共和党的那种特朗普式民粹主义(Trumpian populism)时，约翰逊正在开始尝试一种保守主义的新方案，这个方案也许能被证明是有吸引力的，或者至少是行得通的。

如今，英国真的脱欧了，约翰逊必须得面对一些单凭信仰无法解决的问题了。**有的人担心，如果他的国内经济政策失败了，那么英国会向那种排外的身份政治靠拢；如果他无法从内部团结其这个国家，那一个在世界舞台上更坚定果决的英国显然是不再可能的了；如果他无法化解苏格兰独立的吁求，那么英国便会四分五裂。**布莱尔告诉我，“告诉大家一切都好，并不等于一切真的都好。”

约翰逊赢得了他的革命，但他真的有好好从头审视过这场革命吗？连他最亲近的助手都对此流露出担忧，他担心首相还没有系统性地全盘思考过英国的问题，还担心他过于依赖那种难以动摇的信念了。

我最后一次见到约翰逊是在英格兰的东北部。“超级星期四”方才结束，尽管他在支持独立的党派占优的苏格兰没有取得胜利，但在英格兰，他大获全胜。我们在塞奇菲尔德(Sedgefield)见了面，这里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布莱尔的选区。在我还小的时候，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工党在这里的投票不会被按照真实比重进行计算。现在，这里已经是保守党的地盘了。

约翰逊承认，他对布莱尔抱有一种“妒嫉的羡慕”，因为布莱尔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至本世纪头十年间，三次赢得了议会多数票。而就我目前所能观察到的，如果说二人之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布莱尔是从发展、进步的角度来看待事物；而像约翰逊这样的右派，则试图去阻止那些不可避免将要发生的事。

在于北爱尔兰签署《贝尔法斯特协议》(Good Friday Agreement)[注10]之前，他引用着布莱尔的话打趣到，“他认为他肩负着历史的重担，不是吗？”

约翰逊并不是这样去看待世界的。他说，“我认为历史，或者说社会、文明以及民族，都有其兴衰，万事万物的发展不是只有前进这一个方向的。”

这听上去像是个警告。但对约翰逊而言，脱欧是英国崛起而非衰落的催化剂。他相信，比起留在欧盟的时候，如今的英国更加“有活力、动力和魅力”(oomph, impetus, mojo)。

**每当和约翰逊待在一起，我都很难分辨，他到底是真心相信他所说的东西，还是说这些仅仅是他的某种叙事技巧。**在我们讨论勒卡雷时，我不停地回溯之前他说过的话——“所有的浪漫主义者都需以犬儒主义为基。”他性格里的这种双重性让我着迷：那些玩笑话和坚定不移的乐观主义，是他展示给世人的光彩一面；而那些自省和算计的时刻，则是他不怎么显露的阴暗面。

为了能够一瞥那个更具反思性的约翰逊，我重复起他说过的这句话，问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很好奇……”在他打断我之前，我只来得及说出这几个字。

“这是我说的吗？”他问，“那我也太浮夸了吧。”

译注：

注1: 2015年至2016年，第一次利比亚内战结束后，“伊斯兰国”和的黎波里的民族团结政府派出的武装部队在苏尔特展开了争夺战。

注2: 诺斯勋爵(Frederick North, 2nd Earl of Guilford, 1732-1792) 在1770年至1782年出任大不列颠王国首相，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英方的重要人物。由于英军最终在约克镇被美国独立革命军打败，诺斯在1782年3月27日辞职，成为史上第一位因不信任动议而辞职的首相。

注3: 这一戏称化用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玛丽·安托内瓦特(Marie Antoinette)的名字。玛丽王后生活奢靡，热衷于舞会、时装和修饰皇宫及花园。法国大革命期间，玛丽王后试图借奥地利的力量镇压革命军，阴谋暴露之后引发了1792年的巴黎人民起义，路易十六和玛丽一同被囚禁。次年，二人被处以死刑。

注4: 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 1931-2020)是英国著名的谍报小说家。勒卡雷曾先后在军情5处(MI5)和军情6处(MI6)工作。在《柏林谍影》一书一举成名之后，勒卡雷离开军情6处，成为全职小说家。其作品多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

注5: 1992年，由欧共体(European Communities)12个成员国共同签署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奠定了欧盟(European Union)的基石。条约宣布，通过共同的欧盟公民身份、单一货币的使用，以及共同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欧洲一体化(European integration)自此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该条约确立了构成欧盟的三大支柱(three pillars)，即涉及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欧洲各大共同体”(EC)、涉及外交和军事事务的“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FSP)，以及“司法与内政事务”(JHA)。该结构在2009年的《里斯本条约》(Treaty of Lisbon)生效后废除，被赋予法律人格(legal personality)的欧盟转为更加共同体化(communitarization)的结构。而本身签订于2007年《里斯本条约》，是1957年的《罗马条约》(Treaty of Rome)和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修订案，经修订，前者更新为《欧洲联盟运作条约》(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 TFEU)，后者则是广为人知的《欧洲联盟条约》(Treaty on European Union, TEU)。

注6: 贺拉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Horace, 65 BC-8 BC)是古罗马时期著名的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他擅长写作优雅的六音步诗(hexameter)和尖锐的抑扬格诗(iambic)。他的职业生涯与罗马从共和转向帝制的时期一致。他曾在共和派的军队任职，军队战败后在罗马做了个小官，工作之余写诗。在被维吉尔赏识后，贺拉斯被引荐给屋大维的左右手梅塞纳斯(Maecenes)，之后便成了新政权的代言人。有人认为他在宫廷中也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通过诗歌记录下了所见所闻；而有的批评家则认为他不过是个“礼仪周全的宫廷奴隶”。

注7: 常见的穆斯林女性着装可以按照遮蔽身体的多少分为四种：头巾(Hejab/Hijab), 查德尔罩袍(Chador), 尼卡布罩袍(Niqab)和布卡(Burka)。顾名思义，头巾只遮住头发和脖子；查德尔罩袍则长至膝盖，但不遮面；尼卡布罩袍有长有短，但一定有遮面，即穿戴者只露出眼睛；布卡则长及脚踝，全遮面，眼睛部分为网格状布块以供视物。

注8: piccaninny/pickaninny是一个来自美拉尼西亚混合语(Melanesian Pidgin)的词，用以形容出身自西印度群岛的人。现在，这个词是对有色人种（尤其是非裔）的蔑称，具有强烈的种族歧视含义。鲍里斯原文刊于《每日邮报》，嘲讽时任首相布莱尔的环球访问。

注9: 封闭经济(Autarky,形容词autarkic)指一个国家的经济是自给自足且不与（或少与）外部发生联系的。封闭经济被认为是经济民族主义(economic nationalism)和保护主义(protectionism)的极端形式，其动机是保护国内重要资源、减少对外依赖。现代世界中没有国家完全达到严格意义上的封闭经济的状态。

注10:《贝尔法斯特协议》（又名《受难日协议》）是北爱尔兰和平进程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当前北爱尔兰自治政府、爱尔兰政府和英国政府达成政治协议的基础。1988年4月10日（恰逢耶稣受难日），该协议签订于北爱尔兰首府贝尔法斯特，并于次年12月生效。该协议旨在解决一系列关于如下领域的问题：联合王国内北爱尔兰政府的架构与地位问题；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的关系问题；爱尔兰共和国与联合王国的关系问题。

原创 法意视界PK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