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学：揭开日本脱亚入欧的序幕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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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明治维新前的江户时代是个闭关锁国的时期，掌握政权的幕府为抵制基督教的传入，与已经来日本活动的西班牙、葡萄牙断绝来往，并将荷兰的商馆（“阿兰陀馆）迁到长崎的出岛，把对西方的贸易仅限于这里，从而完成了锁国体制。

　　18-19 世纪日本为了掌握西方科学技术，曾经努力学习荷兰语文。当时他们把西方科学技术统称为兰学，即日本锁国时代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叫作兰学。兰学是西方资产阶级的近代科学，它对日本生产力的发展和反封建思想的产生都起过重大作用。

　　孤岛上泛起的兰学潮

　　出岛是1634年幕府为隔离外国人而建的扇形人工岛，面积有一万多平方米，以石桥与长崎市区相连。桥边有警卫所，由士兵把守，不准人自由出入。岛的北面临海，有两扇坚固的门，除荷兰船来时开门外，一般不开。全岛围以高高的杉木板墙，墙上设有双层枪刺。岛内有宽广的十字形街道，把出岛分成四个区。街道两旁建造两层的木屋，楼下做仓库，楼上住人。为了调剂生活，岛上的荷兰人会饲养一些家禽、家畜，还玩纸牌和桌球这样的游戏。荷兰船每年来一次长崎，停留期间荷兰人受到严密的监视。船离开后留下的荷兰人也没有行动自由，一年只允许到外面去一两次，参观寺庙神社。规模较大的外出是去江户（东京）谒见幕府将军，赠送礼物，联络感情，称为“江户参府”。

　　热心兰学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为了实用。

　　兰船出港

　　荷兰船

　　在荷兰商馆迁到出岛的二百多年间，来日本的荷兰人大多没有什么学问，但也来过一些真正的学者，他们是西方学术（因其用荷兰语传授而称“兰学”）在日本的主要传播者。肯普费尔是个德国人，在荷兰东印度公司任职，1690年到出岛担任荷兰商馆的医生。他来这里的目的是研究日本，尽可能与当地人接触以了解情况。“我们尽量与每天见面的日本翻译和出岛的官员保持接触……我们提出善意的建议，或以医药对日本人做出贡献，或教给他们天文学和数学知识，还大量赠送欧洲产的酒，以换取对政治、宗教、习惯等的自由提问，特别是在单独谈话时还讲些秘密的事。这种秘密知识作为我计划写的日本史素材大有裨益，但这还不够让人满意，如果没有其他好机会和取得一位有才能的青年的帮助，我的计划还是不能完成。那位青年24岁，精通汉语。自到长崎后他一直作为仆人在我身边。他的目的是跟我学医……尽管如此，我不教他荷兰语还是不能达到目的。通过一年学习，他掌握了荷兰语，比任何一个日本翻译都讲得流利。”

　　荷兰人

　　对兰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的还有幕府将军。德川幕府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是个很有进取心的人。他为了引进西方学术，派人去学荷兰语，开创了兰学兴起的机运。他引进西方学术的方法，一是从荷兰进口科学器械，或是请荷兰人来讲授，二是亲自问来江户参府的荷兰人，或是派人去出岛询问。他热心兰学不是出于好奇，而是为了实用。关心天文是为制定正确的历法，引进西医则是为了百姓的健康。

　　荷兰人生活

　　上有好者下则效之。一时间异国趣味流行，人们对从荷兰来的仪器物品一律收买，产生了一股赏玩的风气。有人以与荷兰人谈话为荣，许多士人竞相向荷兰人求教。这些人被称为“兰癖家”，即爱好荷兰趣味的人。有本叫《兰学事始》的书记述道：“社会上盛行奢华，荷兰船每年带来天气表、寒暑表、震雷表、水液轻重清浊表、暗室照相镜、现妖镜、观日玉、呼远筒等各种仪器，其他各种时钟、千里镜及玻璃工艺品之类不计其数。人们为这些奇巧的东西动心，叹服其穷理之微妙。这样每年春天江户参府时，荷兰人的宿舍里便聚集着许多人。”

　　兰学的内容有医学、博物学（动植物学）、天文、数学、物理、化学、地理、兵学等。下面就以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的翻译和西博尔德在日本的活动为例来说明兰学的影响。

　　杉田玄白与《解体新书》****

　　医学是受兰学影响较大的学科，而日本的古医术与西洋近代医学的一个重要区别是是否进行解剖。1754年，日本医生山胁东洋在京都的监狱参与解剖了一个被处决的死刑犯人。由屠夫执刀，他在旁观看，事后写了《藏志》一书，附以彩图，叙述解剖的具体细节。

　　《脏志原图》“剥胃腹图”

　　后来在解剖学上作出重要贡献的人是杉田玄白。他家世代以荷兰外科为业。不过当时的荷兰外科主要是从出岛的荷兰医生那里学来的膏药治疗法。杉田玄白对此并不满足，还想更进一步学习真正的外科，并产生了翻译荷兰书的念头：“近来所见所闻，荷兰实测穷理之事何等可叹。如果直接将这些图书译成日文，定能取得格外的好处。”1771年春，玄白从去江户参府的荷兰商馆医生柯特维克手中得到了德国人克鲁姆斯著《解剖学图谱》的荷兰语译本。这年3月4日，杉田玄白与前野良泽等人在刑场解剖尸体，发现书中的解剖图与解剖的尸体相比完全一致，确信这本书的可靠。前野良泽也是医家出身，他的荷兰语水平较高，曾拜长崎的著名翻译家吉雄耕牛为师。

　　杉田玄白

　　第二天早晨，他们商议后决定翻译《解剖学图谱》，译书定名为《解体新书》。杉田玄白对那天的事有这样的记述：“次日集于良泽家，互语前日之事，乃共对《解剖学图谱》之书，如乘无舵之舟泛于大海，芒洋无可倚托，但觉茫然而已。唯良泽对于此道向曾留意，远赴长崎，略知兰语并章节语脉间，年长于予者十岁，乃定为盟主，亦即奉为先生。”

　　尽管有前野良泽粗通荷兰语，翻译过程仍是充满了艰辛，译者对原文经常是“读之不解”。杉田玄白回忆：“一日读至鼻者佛耳黑芬特者也，此语亦不可解，众共讨索此应作何解，实无法可通。其时亦无字典之类，唯良泽从长崎购得一简略小册，共检之，在Verh ffend一语下注云，树枝断处，其处佛耳黑芬特，又扫院落时，尘土聚集而佛耳黑芬特也。此是何义，又苦思强解如前，亦终未明。予思树枝断处接合则稍高，又扫地时尘土积聚亦成堆，鼻在面上正是堆起之物，然则佛耳黑芬特或即堆积之意。予遂言此语译作堆积何如，众人闻言甚以为然，遂决定如此译。此时喜悦之情无可比喻，大有获得连城之璧之概焉……然语有之，为事在人，成事在天，如此苦心劳思，辛勤从事，每月凡六、七会，每会必集，一无倦怠，相聚译读，所谓不昧者心，凡历一年余，译语渐增，对于彼国事情亦渐自了解，其后如章句疏朗处一日可读十行以上，别无辛劳而能通其意义矣。”在前野良泽家的这一译事经过一年多，前后11稿，终于完成。这是日本西学译书之始，也是兰学的标志性成果。

　　《解体新书》的问世开启了日本人注重科学实证研究的风气。此后人体解剖成了寻常之事。在京都“解剖场于京西刑场，假作草庐一间，以待风雨。南北三步，东西五步，正中安尸于大俎上。执刀者围之，执事者在后及左，观者在前及右。每一脏一器出，说辨者辨之，书记者记之，图像者图之，一日一夜乃终业。”

　　《解体新书》

　　西博尔德的绣球花之恋****

　　西博尔德与肯普费尔一样原本都是德国人，学医出身，后去荷兰军队当军医，19世纪初受荷兰政府委派去日本进行学术调查，身份也是荷兰商馆医生。他的医术高明，治好了当地官员的病，获得优待，可以采草药为名离开出岛在长崎范围内活动。1824年，他获准在长崎郊外的鸣泷开设“鸣泷塾”，当作诊所兼学校，为当地人看病，同时用荷兰语讲授西洋最新的医学和博物学知识，来学习的多是日本热心兰学的青年精英。

　　在日本的荷兰医生

　　1826年2月，西博尔德得到了四年一次随荷兰商馆人员江户参府的机会。他们历经月余到达江户。西博尔德利用这次机会，做了大量笔记，详细记录沿途所见的风土人情和交通物产。日本的风景和植物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中写道：“何其丰盛的山林，何等壮丽的寺庙林苑！火山顶的绿林如诗如画，常绿的橡树、杉树、月桂何等茂盛！”他广泛收集各种资料，特别是他钟爱的动植物。为了更详尽准确地搜集资料，他向荷兰政府提出资金资助和派遣助手、画师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派来了药剂师和画家维勒涅菲，为他搜集的动植物做专业精细的绘图。

　　西博尔德认为日本的绣球花多为蓝色的原因是日本的土壤多为酸性土质。而绣球花从开花到花谢颜色多变，常被人比喻为善变的心。

　　到日本不久，年青单身的西博尔德就爱上了前来就医的商人之女楠本泷，并与她结婚。1827年他们的女儿稻出生，西博尔德亲自接生。第二年他结束使命，准备回国，与妻子约定三年后再来日本。就在这时发生了著名的“西博尔德事件”。他乘的船出港时遭遇风暴触礁，上船检查的江户官员发现他的行李中有被政府禁止携带的日本地图和印有德川家康家族徽记的衣物。西博尔德被禁止离开出岛，后被抄家审讯。这年11月，为他提供地图的学者高桥景保、随行翻译和不少门生都被捕入狱，高桥景保死在狱中。1829年，门生均被释放，西博尔德则被判永久驱逐出境。所幸除被禁物品没收外，他精心搜集的7000多件动物标本、上万件植物标本和两千件活植物安全运到了荷兰。到年底，楠本泷带着两岁的女儿稻在长崎港口与他告别。1831年，楠本泷写信给西博尔德，告诉他自己已与一个商人结婚。他们的女儿高鼻深目，非常美貌，成年后随父亲的门生学医，后来成为日本女医之母，担任宫中的产科医生。

　　回到荷兰，西博尔德在莱顿大学任职。他忍受着远离妻女的痛苦，埋头著书以排遣寂寞，先后出版了《日本》《日本植物志》《日本动物志》等书。西博尔德特别喜欢在长崎多见的绣球花，这种花现在是长崎的市花。他的《日本植物志》中收有八种不同的绣球花。为了纪念妻子，他把一种淡紫色的大绣球花以妻子泷的名字命名。在日本绣球花有粉色、紫色、白色等颜色，但多为蓝色。西博尔德认为日本的绣球花多为蓝色的原因是日本的土壤多为酸性土质。而绣球花从开花到花谢颜色多变，常被人比喻为善变的心。

　　西德尔博《日本动物志》插图

　　荷兰人书中的日本植物标本

　　回欧洲独身15年后， 西博尔德再婚，育有三男二女。1854年，日本结束锁国，对外开放海禁。1859年，他作为荷兰贸易商社的顾问再次来到日本，终于见到了阔别30年的家人。他一直保存着妻子和女儿的头发。他又在鸣泷授课，教授女儿和其他门徒，所教内容仍是医学和博物学。几年后他回国，1866年在德国的慕尼黑去世。

　　在日本引种的南美兰花

　　1879年，日本人在长崎公园建立了施福多（即西博尔德）纪念碑。碑文称：“使欧洲各国知有日本者，施君之功也。日本知有欧洲各国者，亦施君之功也。盖我邦绝交外国也久矣。自君来我国，我国之名，大显于彼；而彼之交际制度学术，始得其要焉。君巴威里（巴伐利亚）贵族，博学多才，并长医术，以我文政六年初到长崎。医疗之暇，观我风土民俗，通报之于欧洲，而平素留意植物，移栽之其本国五百余种，相土雍殖，如此三十余年，我邦草木终遍欧洲。而其学徒言日本植物者，皆宗施君云。即驯致今日之文化者，其功竟不得不分诸施君也。欧洲学者称君，为发见日本于学术上之人，询不诬矣。”对西博尔德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中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在中国，1644年，统治了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结束了。1650年7月22日，一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回到荷兰，崇祯皇帝自杀的消息也随之漂洋过海，水手们证实了“天才的中国的种种灾难”。正如一位学者概括的那样，明朝的灭亡应该被看成近代世界早期的第一个全球性的新闻事件。围绕帝国覆灭的问题，产生了各种不同的解释。在中国，孔尚任(1648—1718) 在《桃花扇》里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晚明江南的腐朽文化与党争；在日本，著名剧作家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5) 利用明朝的灭亡创作了一部充满“反历史”的愿望的木偶剧《国性爺合戦》，它把这位著名的海盗塑造成了一个日本英雄，并且以他的战略才能最终挽救了明朝。在这场全球性的新闻与文学的互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17 世纪的荷兰作家创作的两部戏剧。两位作者Joost van denVondel(1587—1679) 和Johannes Antonides van derGoes(1647—1684) 都暗示中国是一个需要向世界开放的帝国，其中一位作者认为这种开放主要是商业上的，另一位作者认为这种开放具有宗教的、甚至认识论上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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