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遗民群像：大清都亡了，他们如何处理心中那根辫子？_风闻

辛亥革命

遗民群体在我国可谓是十分常见，每当王朝更替之时，对先朝忠贞不二的臣子或百姓往往会选择归隐山林，以“遗民”的身份表达对新朝的反对。但晚清以来，随着国家权力的日渐下移，中国虽大但却很难再找到“桃花源”般的隐居之所。而租界的存在则为大清灭亡后的众多遗老遗少提供了绝佳的避难与怀旧场所。他们决心要在租界过与世隔绝的生活，但现实却往往让他们事与愿违。

一、民国成立与大清遗民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引发国内轩然大波，此时的大清已经在数十年的国内外战争中千疮百孔。长时间的战乱导致“嗅觉”敏感的民众尤其是地方士绅、地主等有钱有势的人家，一听到战争或动乱的风声就赶紧跑，江南周边多逃亡上海租界，北方则逃亡天津租界进行避难。像郑孝胥、严复等人都赶往天津以躲避可能发生的战乱。

而在上海，据报纸记载当时的入沪码头是人山人海，家家户户扶老携幼、拖男带女，人数是相当之多，上海各大旅馆几乎呈满员状态。之所以上海、天津出现如此境况，主要由于其中存在大片由西方人管辖的租界区，国内即使发生再严重的动乱也不能侵犯租界的权益与稳定，故得以吸引大量民众前往。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正式宣告成立，随后宣统皇帝宣布退位，大清正式灭亡，而这则造成大批量依旧效忠于清政府的“遗民”群体的出现。

今日外滩即位于当年的英租界

在前往上海租界避难的人群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决心不向民国效忠的大清“遗民”，他们将租界视作是最后的“净土”，是还能感受大清风情的最后宝地。例如时任湖广总督瑞瀓、两江总督张人骏、湖南巡抚余诚格等都逃亡租界并在此继续表示对大清效忠。令人感到讽刺的是，他们这些前督抚都是在革命军打来时丢盔卸甲的逃兵，竟然在民国成立后称自己是遗民，这是古今少有的。当然也有许多“遗民”是真心效忠大清，他们在剪辫令颁布后依旧坚持留辫，他们还不奉行民国颁布的公元纪年法，而坚持用旧历纪念。按照旧时传统，“衣冠”与“正朔”是一个王朝的标志，不改衣冠且奉“旧朔”是迁居上海租界的“遗民”们对民国表达的一种反抗。

辜鸿铭即一直留着辫子

二、遗民的上海结社生活

遗民向来有“结社”的传统，明亡后大量读书人在清朝成立后依旧表示对大明效忠，并组建各种社团表达对明朝的感情。身居上海的清遗民同样仿效前人，在租界组建各种各样的政治或文化团体。据统计在上海成立的社团有大大小小十数个，其中较为著名的有“超社、逸社、希社、淞社、春音社、南社”等，其中虽然也有“南社”这类的非遗民社团，但大多都是由效忠大清的“遗民”群体建立。这些社团大多是诗文结社与政治抱团互为表里，他们借咏诗之名义，表达对大清的忠心与遗憾，并伺机行动。他们企图借着如张勋的“辫子军”之类的武装势力的帮助，重新恢复大清的统治。

中国历来有文人结社的传统

在众多社团中最为著名的便是“超社”，超社由瞿鸿机、沈曾植创办并以其二人为核心。其他参与者还有像陈三立、缪荃孙、周树模、樊增祥等众多知名人物。他们多次在上海召开集会，会上仿照宋遗民或明遗民的做法，一边饮酒作诗一边怀念故国往事。尽管超社如此著名，声势如此壮大，但其并未持续太久，随着陈三立等人归乡，缪荃孙、周树模等应民国政府邀请赶赴北京修撰清史，超社成员越来越少，最终只得是宣告解散。超社如此，诸如淞社、甲间社等规模较小的社团集会次数则更少，其人员也大多是不知名的遗民群体，能够产生的影响十分有限。

除这种诗文社团外，上海遗老群体还组建了“消寒会”、“同年会”、“蝴蝶会”等各种社团，与政治性与文学性并重的诗文社团相比，这些社团的娱乐社交性质更浓厚一些。如“消寒会”，顾名思义即抵消寒冷，具体来说就是留在上海的遗民群体在冬天齐聚一堂，在酒楼或私人住宅中喝酒聊天作乐，借以消除寒冬带来的寒冷。“同年会”则指曾同在乡试、会试或其他科举考试中同年考试的文人的集合团体，科举考试早已被废，但借助科考这一名头可以为他们带来了一种身份与心理上的认同，并可以借此表达对逝去的大清朝的怀旧之情。

科考也成为遗民们身份认同的一种手段

三、遗民的复辟之路

民国初年的局势其实是十分不稳的，革命党的退出与袁世凯的强势介入，更使民国的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国内不仅有革命党发起的针对袁世凯政府的一次次起义战争，也暗藏着反对民国政府的晚清遗民的众多复辟运动。而这一次次的复辟运动则与生活在上海、天津等城市的遗民群体的背后游走密不可分，像张勋复辟即是遗民策划的规模最大也是最为成功的一次行动。

民国初年的遗民复辟大多企图寻求武人的帮助，为此他们不惜接近张勋、冯国璋、段祺瑞等国内各方势力，并企图策反他们以重建大清。而遗老们借助的最大凭仗即是此时尚未在段祺瑞等人心中褪去的“君臣名分”，要知道无论是直系还是皖系，其核心成员都是大清的高层官员，他们食皇帝俸禄最终却成为了大清的掘墓人，因此心中难免会存在不忍之情。但这一切都在张勋复辟失败后被彻底击碎，这场复辟的失败使遗老们彻底认清了中国的国内局势，即使各方势力争斗的再厉害，也再容不下皇帝的存在了。

溥仪剧照

况且遗民群体大多如严复所说，是**“富有消极之道德，乏于积极之勇气”**，他们在个人道德与忠诚度上不可谓不高，但他们所畅想的一切都是要回到虚无缥缈的过去，而没有任何面向未来建设新国家的勇气。遗民的忠心固然令人敬佩，但他们过于坚持清朝的名分以致于做出许多招致国家动乱的事情，尤其是在溥仪被日方逐渐扶植为满洲的傀儡后，他们不但没有认识到这是分裂国家的举动，反而认为这是大清的“复兴”，在所谓的“忠诚”的影响下，他们已经分不清“名”与“实”了。

文史君说：

遗民群体的气节向来令人敬佩，但这并不能成为他们扰乱民众生活与国家安危的依据。清朝灭亡后的大量遗民借上海作为他们的避风港湾并在此结社来往。他们还利用民初混乱的局势四处游说各方势力恢复清朝统治，但这均以失败告终。而溥仪之所以能够一步步与日军接触并走向罪恶的深渊，则与这些一心复辟无问其他的遗老遗少们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参考文献：

袁家刚：《旧人物入新世界——民国初年上海遗民摭论》，上海社会科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熊月之：《辛亥鼎革与租界遗老》，《学术月刊》2001年第9期。

（作者：浩然文史·小太阳）

点击「浩然文史」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