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宝明｜从学术到政治： “五四”新青年派走向社会主义的精神路径_风闻

张宝明｜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在现代社会中，学术与政治是最引人瞩目的两种志业：学术重在发现客观真理，通过科学支配万物，而政治重在建构美好生活，经由权力改造社会。**这两种活动对人类社会具有重大价值，同时知识人也能从学术与政治的工作中获取自我的生命意义。**置身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的历史语境，回望百年前的历史风云，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关于“学术与政治”的路径论争，为20世纪初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演进展现了一副最为原始、真实、生动的面貌。“学理型政治”和“政治型学理”贯穿新青年派学/政关系光谱的两端，思想论争的短兵相接、思想谱系的渐趋生成、思想群体的结合分化等都曾以此为轴心倾情演绎。本文以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为主线，阐释大批新青年派知识分子走向社会主义的精神路径，探讨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如何理解学/政关系，“学理型政治”“政治型学理”两种路径在社会现实中又有着怎样的遭遇，由此进一步从总体上理解“五四”以后的现代中国。

学术与政治：

《新青年》“谈/不谈政治”的理念对抗

关于“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讨论由来已久，先秦诸子的经典著作中便有“内圣外王”的表述，意即将道学品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强调学习掌握了“道”才能成为真正的“王”；而隋唐以来的科举制度则将道学研读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学而优则仕”成为历代士子汲汲以求的人生理想。时至晚清，张之洞指出：“世运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里在学。”然而，清末科举制度的废除堵住了千年来士人读书做官的通道，割断了学术与政治之间原有的制度脐带，士林群体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学术与政治”之关系。此后，中国知识人一直在探索新的职业选择与自我认同方式，试图在立身处世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一）有约在先：“不谈政治”的同人盟约

1917年，曾为晚清翰林的蔡元培入主北京大学，力图重绘现代中国的政学关系。蔡氏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认为研究学问不为专职任事、不求升官发财：“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蔡元培深知中国古代学术与政治的结合紧密，导致学术不彰，于是致力于将“学”与“仕”分开。将“学术”与“政治”分离，这是走出科举时代后知识人寻求新角色身份的重要问题。

与此同时，陈独秀、胡适等人在主办《新青年》杂志过程中提出了“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约。这一戒约既是学术独立的启蒙设计，也包含现实政治的语境考量。1915年秋杂志创刊正值国内政象剧变之时。作为主编的陈独秀自然清楚，如果不以“文化与学术”作为招牌，不但北洋政府不能容许《新青年》的存在，而且连同人都难以寻觅。陈独秀认识到，要造成社会效应，就必须广泛团结各方力量。从大局出发，陈独秀也只好委曲求全，与同人达成不成文的契约——“不谈政治”。正如胡适所回忆：“在民国六年，大家办《新青年》的时候，本有一个理想，就是二十年不谈政治，二十年离开政治，而从教育思想文化等等，非政治的因子上建设政治基础。”

在“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旗帜下，新青年派知识群体掀起了文学革命、传统文化批判等运动，在思想文化领域“狠打了几次大仗”。但陈独秀并非那种沉迷文化讨论、纯粹“以学术为志业”之人，他推心置腹地告诉读者：“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二十年不谈政治”之约定，是胡适首先提出、陈独秀加以认可、在胡适追忆中不断强调的办刊理念。作为读者加作者的胡适，从《新青年》“批评时政，非其旨也”的声明中感受到“不谈政治”的心灵默契，遂将主编陈独秀引为志同道合的战友。但仅仅以此声明来把握曾经组织岳王会的“老革命”陈独秀的思想，不过是胡适一厢情愿、自以为是。1921年年初，在《新青年》公然申明“谈政治”的情况下，胡适依然心存“不谈政治”之念，他在给陈独秀的信函中说：“若要《新青年》‘改变内容’，非恢复我们‘不谈政治’的戒约，不能做到。”他还给陈独秀出主意：将《新青年》编辑部移到北京，发布一个“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声明不谈政治”的宣言，重启“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盟约，以维护新青年派的内部团结。

中共一大会址

（二）别无选择：“谈政治”之知识人宿命

伴随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扩大，作为其主阵地的《新青年》杂志也如日中天，成为全国瞩目的金字招牌。而实际上《新青年》内部“学术与政治”两种编辑方针一直相颉颃。胡适矢志不移地将《新青年》框定在“不谈政治”的范围内，致力于思想文化的启蒙，而陈独秀则煞费苦心地在“国内大事记”和“国外大事记”中以新闻报道的形式借题发挥，实现“谈政治”的编辑思路。这种局面到1918年1月《新青年》编委会成立时才有所改观。胡适将“大事记”专栏废除，从第四卷开始在杂志上重申了“不谈政治”的宗旨。然而，作为同人刊物的《新青年》，在人各有志的同人编辑理念之下，政治色彩不断增强，“学术”与“政治”的张力愈来愈大，逐渐出现不可弥合的趋势。

《青年杂志》第 1 卷第 1 号

五四运动之后，国内政治风云突变，此时陈独秀在政治选择上也从犹疑转为笃定，开始致力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他不顾胡适等人的反对，在“谈政治”道路上一如既往，最后亮出思想底牌：“你谈政治也罢，不谈政治也罢，除非逃在深山人迹绝对不到的地方，政治总会寻着你的。”“谈政治”成了知识人不可摆脱的宿命，“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同人约定由此告终。陈独秀以“谈政治”为题专门撰文，亮明心志：“本志社员中有多数人向来主张绝口不谈政治，我偶然发点关于政治的议论，他们都不以为然。但我终不肯取消我的意见，所以常常劝慰慈、一涵两先生做关于政治的文章。”之前拐弯抹角地谈政治，陈独秀还心存“不谈政治”的承诺，而此时他不但推翻了“不议时政”的办刊宗旨，而且另辟蹊径为自己开脱。在陈独秀看来，谈政治的人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以政治为职业的官员，他们所谈的政治多是行政问题；第二类是有参政权的国民，其所谈政治包括一切政治问题、行政问题；第三类是知识青年，他们往往有热情与担当，关心国家民族的危亡。而作为《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自认为有责任向知识青年谈谈“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如果一个国家的青年对此漠不关心，国家将会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存在国亡种灭的危险。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初创时的启蒙论说中将“伦理”置于学术与政治之上，“自西洋文明输入吾国，最初促吾人之觉悟者为学术，相形见绌，举国所知矣。其次为政治，年来政象所证明，已有不克守缺抱残之势。继今以往，国人所怀疑莫决者，当为伦理问题。此而不能觉悟，则前之所谓觉悟者，非彻底之觉悟，盖犹在惝恍迷离之境。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但时至20世纪20年代，陈独秀已将伦理抛诸脑后，而将政治重新托举出来，强调更具有社会改造操作性和时效性的“直接行动”的政治。

对于陈独秀的“食言”，胡适自然极力抵制，力劝同人守住“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盟约。但事与愿违，《新青年》杂志同人的“主张不尽相同”是有目共睹的，“二十年不谈政治”戒约的冲破已经充分证实了这一点。为了“《新青年》的团结”，胡适联合李大钊、高一涵、蒋梦麟等人共同署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在该宣言中出现了与陈独秀《谈政治》几近相同的话语：“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自辛亥革命直到现在，已经有九个年头。这九年在假共和政治之下，经验了种种不自由的痛苦；便是政局变迁，这党把那党赶掉，然全国不自由的痛苦仍同从前一样。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由是我们看到，新青年派知识群体仿佛在“谈政治”方面达成了共识。当然，这只是“仿佛”而非“确实”。他们在“谈不谈政治”的问题上最终“殊途同归”，但是在“如何谈政治”的问题上又走向了“同途殊归”的结局，并由此酿成了历史上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路径与理念：

新青年派“谈政治”的思想谱系

风雨飘摇的民国初年，政权始终处于更迭之中。在这种语境下，“不谈政治”不失为知识人的明智选择，但想要坚持却非易事。新青年派知识群体的集聚始于“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约，最终却因“争谈各自的政治”走向分崩离析。与“五四”前期“不谈政治”的思想氛围不同，“五四”后期形成了“争谈政治”的时代趋势：以学术为志业的胡适，也会探讨妇女和劳动问题，甚至直言批评政治主义、呼唤“好人政府”；以政治为志业的陈独秀，也从事文学、科学、政治学的学理研究，以其为政治运动的工具。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在“如何谈政治”的问题上形成了“学理型政治”和“政治型学理”两种截然不同的路径。

（一）学理型政治：作为学理研究的“谈政治”

所谓“学理型政治”是将政治议题学术化，从学术研究的视角来思考、探讨现实政治问题，带有具体性和研究的意味。胡适便是秉持“学理型政治”路径“谈政治”的代表人物。胡适在多年之后平静地述说《每周评论》的创办：“这样一来，《新青年》杂志便可继续避免作政治性的评论；同时他们也可利用一个周刊来得到政治的满足。”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每周评论》本是陈独秀、李大钊精心打造的“谈政治”的媒体平台，后来却成为“不谈政治”的胡适谈政治的主打阵地。胡适后来自陈：“直到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当然，他的“谈政治”更多是从学理阐述意义上谈政治、力避“全盘政治化”的话语举措。“谈政治”的不同理念，引发了颇具象征意义的“问题与主义”之争。

为了成全《新青年》“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约，陈独秀等人开辟新阵地《每周评论》，颇具创意，同时也说明当时的政治在“传统批判”“文学革命”之后已经成为“如鲠在喉，不得不谈”的首要问题。早在《每周评论》创刊前，胡适就对《新青年》同人总爱发激进的政治议论忧心忡忡。至《每周评论》创刊，同人不但明目张胆地谈论政治，甚至走向街头参加实际的政治运动，由此酿成陈独秀入狱、李大钊避难的结局。此时，胡适顺理成章地接手《每周评论》，并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以回避政治锋芒，引导该时评周刊的“谈政治”守在学术阐述的畛域。胡适的个人性情和学理背景都使他更倾向于“学术”，将诸多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来探讨。除却研究者所共知的思想背景，一个更重要的线索便是他恓惶（总是在两维以上的意象上徘徊）、内倾、自御式的性情作祟。处事稳妥、周全的胡适，总希望《新青年》火药味不要太浓，守住“不谈政治”的戒约。即使对于作为权宜之计推出的《每周评论》，胡适也力图将“谈政治”往学理阐述领域引导，而不希望它介入现实的政治动员。然而，《每周评论》的“大事”“社论”“随感录”，字字句句都带有鲜明的政治导向和刺鼻的火药味。胡适担心新文化运动有从学理阐述滑向政治运作的危险，于是撰写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同人进行提醒。在这篇重要的“谈政治”文献中，胡适标举的关键词是“研究”而非“谈”，十分符合他“学理型政治”的论政路数。

再看前述胡适领衔、联合署名的《争自由的宣言》：“我们本不愿意谈实际的政治，但是实际的政治，却没有一时一刻不来妨害我们。”“政治逼迫我们到这样无路可走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起一种彻底觉悟，认定政治如果不由人民发动，断不会有真共和实现。”由这两段话，我们仿佛看到胡适、陈独秀领衔的新青年派知识群体不但在“迫不得已谈政治”方面达成一致，而且也在“政治需要由人民发动”方面有着高度共识。但这只呈现了宣言的部分面貌，后面的内容才是重点，展现了胡适所秉持的“学理型政治”理念：“但是如果想使政治由人民发动，不得不先有养成国人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的空气……我们现在认定，有几种基本的最小限度的自由，是人民和社会生存的命脉，故把他提出，让我全国同胞起来力争。”通过胡适等所言可见，“人民发动政治”“共和真正实现”是高悬的理想，如何实现才是最重要的，也才是胡适所标举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便是“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真精神”，而这也直接展现了胡适“谈政治”中的“学理型政治”面相，与陈独秀所代表的“政治型学理”路径有着明显的差异。

（二）政治型学理：作为政治运作的“谈政治”

所谓“政治型学理”，是将学术政治化，借着谈学理而发挥自己的政治哲学理念并使之走向实践，方向性、目的性较强。陈独秀是秉持“政治型学理”路径的代表人物。与胡适以谈学理影响政治不同，陈独秀抱持着政治情怀，试图从学理中寻找支持政治的元素。陈独秀在回应胡适“不要空谈学理”的问题时，透露出自己“政治型学理”的思想本色：“胡适之先生不主张离开问题空谈学理，我以为拿学理来讨论问题固然极好。就是空谈学理，也比二十年前的《申报》和现在新出的《民心报》上毫无学理八股式的空论总好得多。”这里看似和胡适一样在谈学理，但陈氏所推崇的乃是能够直接进行政治运作、介入社会改造的学理：“我们所希望的，持论既不谬，又加上精密的学理研究才好。像克罗马底资本论，克波客拉底互助论，真是我们持论底榜样。”由此可略窥“政治型学理”与“学理型政治”之间的差异。这与陈、胡二人的性格也有相通之处。陈独秀表现出一副固执、外倾、进取式的性情，有着不服输的大无畏气质和人格，与胡适的内倾、犹疑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性情的支撑下，陈独秀的思想中灌注了唤醒中国的亢奋观念，爱国、尚武与救亡图存的国家意识占据了主流，由此也导致他的“谈政治”并非无关痛痒的学理阐述，而是旨在指导现实政治运动的理论武器。这也正是“政治型学理”的重要特征。正是在政治型学理的理念指导之下，同样是提倡文学的改革创新，陈独秀却不是在文学自身上下功夫。强烈的目的性使他把文学看成一个达成政治需要的手段。其《文学革命论》以军令状的形式宣誓：“欧洲文化，受赐于政治科学者固多，受赐于文学者亦不少。予爱卢梭、巴士特之法兰西，予尤爱虞哥、左喇之法兰西；予爱康德、赫克尔之德意志，予尤爱桂特、郝卜特曼之德意志；予爱倍根、达尔文之英吉利，予尤爱狄铿士、王尔德之英吉利。吾国文学界豪杰之士，有自负为中国之虞哥、左喇、桂特、郝卜特曼、狄铿士、王尔德者乎。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为什么要“文学革命”，而且“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其实陈独秀所瞩目的还是政治革命，不过是以文学革命施行曲线策略。与胡适的谦和“改良”相对，陈独秀则对此冠以“革命”的名目，具有不容商榷的独断口气：“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

秉持果敢决断的性格，陈独秀从政治革命的立场出发，注重培养具有主动意识的青年，希望他们能“直接行动”担负时代重任，以无畏的“牺牲的精神”完成救亡图存的使命。与胡适“对付”环境的内倾、犹疑不同，陈独秀所标榜的人生价值带有明显的不断奋斗、敢于牺牲的色彩。他在《人生真义》中对个人奋斗、努力进取的价值大加赞扬和渲染，认为幸福就蕴藏在艰苦的奋斗追求中：“人生幸福，是人生自身出力造成的，非是上帝所赐，也不是听其自然所能成就的。”1915年11月，陈独秀在《抵抗力》一文中道出他孜孜以求的人生取向：“幸福事功，莫由幸致。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一息尚存，决无逃遁苟安之余地。”开拓进取，长于战斗，就必须有刚强的意志和坚强的体魄。因此陈独秀在力倡“人间个性之自由活动力”的文化运动背后，又不时流露出“皙族勇武可钦”的赞叹。1915年10月，陈独秀在《今日之教育方针》一文中表达了对国人“病夫”之躯的忧虑：“余每见吾国曾受教育之青年，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针对“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的中国青年，他以重病下猛药的理念，提出令人畏惧的“兽性主义”教育方针：“兽性之特长谓何？曰意志顽狠，善斗不屈也；曰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也；曰信赖本能，不依他为活也；曰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也。皙种之人，殖民事业遍于大地，唯此兽性故；日本称霸亚洲，唯此兽性故。”经历清末民初风雨如晦的岁月，让陈独秀越来越感到人自身的顽强奋斗精神的可贵。陈独秀本人便具有“回头之草弗啮，不峻之坡不上”的刚毅禀性。由此，陈独秀始终坚持青年需要具有“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人格，只有如此才能够成就“自觉奋斗”“新鲜活泼”之新青年。只有这样的青年才敢于愤而起身，“用那最不和平的手段，将那顾全饭碗阻碍和平的武人、议员、政客扫荡一空”。

思想与社会：

“五四”思想启蒙的“现实”转向

“学术主知，政治主行。”由二者交叉混合而成的学理型政治和政治型学理，本应并立竞进，发挥各自的话语逻辑与价值功能。然而，在公理与强权颉颃消长的国际情势之下，在仁人志士普遍寻求救亡道路的舆论氛围之中，能够直接介入社会改造的“政治型学理”显然比“学理型政治”更受国人青睐。通过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等在1919年前后的政治研判，可以窥见中国知识界的“学术与政治”是如何通过“公理与强权”的桥梁打通、合辙、转化，并促成社会主义在中国生根、开花而结果的。

（一）思想雄辩：“公理”战胜“强权”

谈及五四运动的直接起因，绕不开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无论标举学理型政治的胡适还是秉持政治型学理的陈独秀，都始终关注着“欧战”，并对“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充满“公理战胜强权”的浪漫想象。从《新青年》文本出发不难发现，对大战的评点、总结和评判构成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一大思想焦点。《新青年》关于“欧战”的评论，前期并无褒贬倾向，但后期则开始出现明显的态度立场，赋予协约国公理、正义的色彩，由此期待实现“公理战胜强权”的世界理想。 

1918年11月，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消息后，新青年派知识群体在中央公园举行演讲大会，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等纷纷发表关于“欧战”胜利后国际社会形势走向的演讲。新青年派知识分子的演说既是贺词，同时也是一种带有强烈国家意识和民族精神的现代性道路指南。随后这些演讲刊载在《新青年》第5卷第5号上，从演讲“口耳相传”到报刊“广而告之”，新青年派希望为“欧战”的胜利赋予“公理战胜强权”的象征意义。

《每周评论》的创刊也配合了这一宣传。陈独秀的发刊词颇能代表其心声：“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公理战胜强权”表达了陈独秀的夙愿。陈独秀将“欧战”胜利与他素来倡导的平等、自由联系起来：“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

回到《新青年》的“欧战”论述。李大钊《庶民的胜利》作为开篇，在解释什么叫“庶民的胜利”时说：“这亘古未有的大战，就是这样告终。这新纪元的世界改造，就是这样开始，资本主义就是这样失败，劳工主义就是这样战胜。世间资本家占最少数，从事劳工的人占最多数。因为资本家的资产，不是靠着家族制度的继袭，就是靠着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垄断，才能据有。这劳工的能力，是人人都有的；劳工的事情，是人人都可以作的；所以劳工主义的战胜，也是庶民的胜利。”从李大钊的预言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类“新纪元”：“民主主义、劳工主义既然占了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照此说来，我们要想在世界上当一个庶民，应该在世界上当一个工人。诸位呀！快去作工呵！”

图片来源：中共一大纪念馆

李大钊对“欧战”意义的阐述，不仅道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以及资本家与工人阶级对立的必然性，而且呈现了知识分子从劳心者的“自大”到劳力者的“伟大”之自卑与自尊的转变。蔡元培如是说：“我们不要羡慕那凭借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脩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举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蔡氏以“不要羡慕”的排比句，道出了劳动的无上价值和劳工的伟大神圣，这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当然，蔡元培的“劳工神圣”尚处于笼统、模糊的阶段，他将体力劳动者和脑力劳动者都纳入“劳工神圣”的范畴：“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脑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职员、著述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自己认识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将自我的个性“自大”转换为从“众”如流的集体意识，陈独秀在与蔡元培和李大钊不尽相同的思想意念中走向一种文化民粹主义情感：“我们的‘民众’概念是指那些不仅全力参与历史的进程，而且占据历史、加快它的前进步伐、决定它的发展方向的人民。在我们心目中，人民谱写了历史，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他们自己。”这里的“人民”或“民众”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指处于底层或弱势的体力劳动者。在此，新青年派同人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到了“合群”与“合力”的重要作用。

（二）社会现实：“事实”胜于“雄辩”

“欧战”的结果，看似是“强权”的失道焕发了“公理”的青春，然而，“公理战胜强权”的期待不过是一时的浪漫幻想。巴黎和会上列强不顾中国反对，将战前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全盘转交给日本。外交失败引发了国内的怒潮，五四运动由此爆发，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事后，作为当事人的学生辈的罗家伦和老师辈的陈独秀，对“五四精神”的总结都将“行动”作为关键词。**罗家伦在“五四”后的报刊中说：“从前我们中国的学生，口里法螺破天，笔下天花乱坠，到了实行的时候，一个个缩头缩颈……惟有这次一班青年学生，奋空拳、扬白手，和黑暗势力相斗，伤的也有，被捕的也有，因伤而愤死的也有，因卖国贼未尽除而急疯的也有。这样的牺牲精神不磨灭，真是再造中国的元素。”罗家伦重视“实行”，将“五四精神”总结为“学生牺牲”“社会裁制”“民族自决”三种真精神，而陈独秀将“五四精神”总结为“直接行动”和“牺牲的精神”两条：“直接行动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不诉诸法律，不利用特殊势力，不依赖代表。”因为五四运动的启发，从知识分子到下层民众，都开始认识到“直接行动”的重要性。此时的“强权”与“公理”都已成为随风飘零的明日黄花。“强权”早晚失败，“公理”最终又靠不住，整个中国社会愈来愈接受列宁关于“欧战”的“帝国主义战争”之说。

“强权”“公理”之坍塌，造就了中国知识界对社会现实的关注。这时再来审视“问题与主义”之争就会发现，大家都已感觉到“空谈”的问题，于是开始倡导“实际的行动”。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李大钊则作《再论问题与主义》与其商榷，主张“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便不会被那些假冒牌号的“阿猫、阿狗、鹦鹉、留声机”欺骗。这场争论所揭示的关键，是如何正确地认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如何使行动与主义二者协同互动，以更有力地改造社会。为此，《新青年》杂志不但在宣传“主义”上增加火力，而且推出“社会调查”专栏，“劳工改造”“妇女运动”等社会问题调查报告在1920年前后的《新青年》上连篇累牍地出现，回应了胡适“多研究些问题”的提醒。

行动与主义：

新青年派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选择

以1919年为界，新青年派既有的以“思想启蒙”包打一切的逻辑渐渐退潮，面向社会直接行动的“社会改造”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中心议题。这一时期，大批新青年派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主义经历了从憧憬幻想到绝望厌弃的态度转变，本来被奉为学习典范的西方民主国家内部也出现严重的劳资对立与贫富分化现象，使得新青年派知识分子对民主主义的崇拜心理发生动摇。他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比“民主主义”更能迅速地改造中国社会，更能在社会行动中彰显影响力。

（一）“知”“行”合一：从舆论启蒙到社会改造

五四运动后，“社会改造”逐渐取代“思想启蒙”，成为志士仁人思考中国现代化演进的新出发点。陈独秀曾专门撰文谈“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的区别，并认为“新文化运动”不应成为局限于知识阶层的思想启蒙，也应引导工人、农民、妇女等各个群体参与进来，涵盖维护劳工权益、争取妇女地位等社会运动。将“文化运动”和“社会运动”两相比较，陈独秀认为，“起而行”的“社会运动”比“坐而言”的“文化运动”更具社会价值。曾为《新青年》撰稿的青年毛泽东写下《民众的大联合》来高呼社会民众采取实际行动：“国家坏到了极处，人类苦到了极处，社会黑暗到了极处。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

审视《新青年》杂志1919年年底的《本志宣言》可以发现，这简直是一篇转向社会实际行动的宣言：“我们理当大胆宣传我们的主张，出于决断的态度。”陈独秀素来坚持“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这则宣言也是旗帜鲜明，语气不容商量：“我们主张的是民众运动、社会改造，和过去及现在各派政党，绝对断绝关系。”需要注意的是，这则《本志宣言》乃是由陈独秀主笔，却以“公同意见”的面目出现：“本志具体的主张，从来未曾完全发表。社员各人持论，也往往不能尽同。读者诸君或不免怀疑，社会上颇因此发生误会。现当第七卷开始，敢将全体社员的公同意见，明白宣布。就是后来加入的社员，也公同担负此次宣言的责任。”结合思想史脉络不难发现，以《新青年》“公同意见”的名义旗帜鲜明地倡导“实际的行动”，意在倒逼持“学理型政治”思维的胡适等人进行决断。

《探索与争鸣》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专刊

现实社会情势的发展让很多知识分子看到，仅从学理角度阐述政治、从思想角度进行革命无济于事，只有在现实行动中才能推进社会变革。学术固然有着相对的独立性，但它毕竟存在于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知识分子不能脱离宏观社会价值来谈所谓的“学术”，更不能脱离政治环境空谈“学术”。这即是常说的“知行合一”。但胡适作为自由主义的信徒依然坚持自己学理型政治的言说方式，并且以导师的身份如此指导学生。1920年，他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中说：“若有人骂北大不活动，不要管他；若有人骂北大不热心，不要管他。但是若有人说北大的程度不高，学生的学问不好，学风不好，那才是真正的耻辱。”在胡适理念的影响之下，《新潮》杂志主编傅斯年在出国前公开告诉同学们：“（1）切实的求学；（2）毕业后再到国外读书去；（3）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中国越混沌，我们越要有力学的耐心。”在政治危难之际，为社会再造保留读书的种子和复兴的力量，某种程度上是学术界富有前瞻性的责任担当。然而，胡适的好友丁文江对于胡适的“学理型政治”却有着一针见血的批评：“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

国家危急存亡之际，确实无法平心静气地阐述政治学理，而是需要可以直接指导行动的政治理论。因此，以学理阐述进行思想启蒙的“学理型政治”逐渐失去魅力，连致力于以文学启蒙国民的鲁迅也觉察到时势问题的严重性和知识阶级的缺点：“总之，思想一自由，能力要减少，民族就站不住，他的自身也站不住了。现在思想自由和生存还有冲突，这是知识阶级本身的缺点。”于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思想自由评判”的学理型政治，更像是笔下“空谈”，而面向实际问题的“政治型学理”则成为众望所归。陈独秀正告以胡适为代表的“知识阶级诸君”，不要凭空认为单纯依靠“决战的舆论”和“学生运动”足以打倒军阀，这种舆论和运动当然有进步意义，但依旧势单力薄，因此要联合工人一起来革命：“你们离了工人、贫农的劳动群众便没有当真革命的可能；这是因为被压迫的劳动群众之现实生活的要求及阶级的战斗力，都具有客观的革命条件，并非是些浪漫的革命分子可比。”如果说这里还比较含蓄，那么在1922年联省自治的讨论中，陈独秀著文指名道姓批评了胡适：“我今正告适之先生：中国此时还正在政治战争时代，不是从容立法时代，我们并不象一般书呆子迷信宪法本身有扶危定乱的神秘力，我以为此时一部宪法还不及一张龙虎山的天师符可以号召群众。”

2015年《探索与争鸣》等单位举办“现代化与化现代——新文化运动百年价值重估”国际学术研讨会

（二）主义选择：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

承上所论，顺着“知”“行”的理路演绎，从民主主义华丽转身为社会主义便是大批新青年派知识分子“知行合一”发展与深化的结果。

“五四”前后，进化论、个人主义、存在主义、人道主义、人本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功利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等各种“主义”纷至沓来，令国人应接不暇。当时代焦点从思想启蒙转向社会改造的当口，马克思主义的观念以及苏俄模式在中国思想界成为热点。此时回味李大钊的《BOLSHEVISM的胜利》，对于踟蹰不定的知识界而言，有着“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之感：“联合世界的无产庶民，拿他们最大最强的抵抗力，创造一自由乡土。”“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承续李大钊的政治敏锐，五四运动后的陈独秀在《新青年》重整旗鼓，以公开宣言的方式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的种种问题，开启了欢迎社会主义的大门：“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抛弃“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后何去何从？陈独秀为同人以及芸芸众生指明了一条理想化的道路：“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在此过程中，大批新青年派知识分子从注重思想启蒙转向注重社会改造，而在主义选择方面，他们也从滋生劳资矛盾、贫富分化的西方民主主义转向充满着人道主义情怀的社会主义。

1920年，身在中国的西方哲学家罗素，也从“欧战”结束后的世界局势中看出了政治道路选择的人心所向：“这次大战的结果，不但自由党失败，便是自由主义也因此减色。威尔逊总统的失败，更是自由主义失败的一个证据……我是因战争结果从自由主义改变到社会主义的一人；这并不是因我不信从自由主义，不过我看除非经过社会经济改造的过渡时代，自由主义实在没有什么大的意思罢了。”当然，彼时的“社会主义”还存在“浑朴”的面相，有着布尔什维克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新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多种类型。陈独秀领衔的后期新青年派群体，通过与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论战，让国人明晰了以布尔什维克主义改造社会的可操作性，给中国社会选择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政治路径。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与此同时，陈独秀发表《政治改造与政党改造》为自己的行动提供了新的注解：“既然有政治便不能无政党，政党只可以改造，要说政治可以绝对不要政党，这话此时也还没有证据。无论是有产阶级的政党或无产阶级的共产党，凡是直接担负政治责任之团体，似乎都算是政党。”他以“人是政治的动物”为大前提，将政党之需要抬得极高：“政党是政治底母亲，政治是政党的产儿。”这与他此前把“政党政治”说成“将随一九一五年为过去之长物”何其不同！陈独秀曾明确表示，革命不只是“一点权力集中”的问题，为了成就事业，权力必须高度集中：“仅仅只有一点权力集中的倾向，而犹迷信各团体底自由自治，未能完全权力集中，所以不适于革命。劳动团体底权力不集中，想和资本阶级对抗尚且不能，慢说是推倒资本阶级了；因为权力不集中各团体自由自治起来，不但势力散漫不雄厚，并且要中资本阶级离间利用和各个击破的毒计，我所以说，权力集中是革命的手段中必要条件。”李大钊也同样认为，要有“革新的事业”，就必须有“团体的训练”。这种训练需要培养民众的凝聚力，使之有较强的集体主义精神：“组织更精密，努力更强大。试看各国罢工风潮及群众运动之壮烈，不难想见。俄罗斯共产党，党员六十万人，以六十万人之大活跃，而建设了一个赤色国家。这种团体的组织与训练，真正可骇。”李大钊所谓的“精密组织”和“政党之精神”亦即权力集中和意志统一。从崇尚民主自由到关注团体训练，在以实际行动进行社会改造的社会实践中，一批新青年派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政党领导和团体训练的重要性。面对知识界对个人自由减少的质疑，李大钊认为：“过渡时代的社会主义，确是束缚个人主义的自由，因少数资本主义者之自由当然受到束缚，不过对于大多数人的自由确是增加，故社会主义是保护自由、增加自由者，使农工等人物多得自由。”可见，在李大钊等思想先贤心目中，不但社会主义是自由的乐园，而且还有比这“过渡时代”更为理想的共产主义屹立在前方，这对于中国社会自然更具吸引力和号召力，由此便可理解大批新青年派知识分子走向社会主义的心路。

结语

自古至今，“学术与政治”是构成人类社会的两种重要力量，也成为知识人灵魂深处的双螺旋结构，始终萦绕在他们的社会实践之中。中外思想家们都试图将二者关系理顺，但从思想史的实际进路来看，这两种路径之间的纠结却成为常态。**审思“五四”新青年派的选择，存在着一条从“学术”到“政治”的更替脉络，其中“现实”作为一个逻辑推演的重点需要予以重视。**新青年派知识群体最初在“二十年不谈政治”的戒约下集聚，完成了传统批判、文学革命等启蒙任务，而现实政治的逼迫使得他们又不约而同地开启了“谈政治”的实践。但思想背景的差异导致新青年派有着“学理型政治”“政治型学理”两种学/政观念。在以学术导引政治、以思想改造社会的“五四”前期，两种学/政观念不相上下，协力开拓启蒙空间，但当“五四”进入后半场，以学理阐述进行思想启蒙的“学理型政治”逐渐失去魅力，而以实际行动进行社会改造的“政治型学理”成为知识界的众望所归。其间，大批新青年派知识分子也完成了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思想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