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提出普及高中，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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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应该让所有孩子读完普高之后再选择走职教路线还是大学路线从一线城市到边远乡村，教育的焦虑席卷全国。如何走出内卷，构建真正有利于创新性人才成长的教育生态，是我国基础教育必须直面的难题。

刚刚出台的“双减”新政拉开了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序幕，包括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深化校外培训机构治理等一系列重磅改革正在紧锣密鼓地落地。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教改政策尚不完整，我国若要从根本上解决考试社会的内卷，必须尽快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普及高中，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

他认为，只有一半孩子可以上普通高中是过早分流，违背了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初中文化水平难以满足智能制造业对高级蓝领的要求，应该让所有孩子读完普高之后再选择走职教路线还是大学路线。

建议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

记者：您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义务教育改革的话题，此前曾提出把义务教育年限提高到12年，在15年的时间内普及高中教育，最近您又进一步提出实行十年制义务教育。是什么原因让您改变看法？这种做法可以解决现实中的什么问题？

姚洋：最近社会上关于内卷的讨论非常多，中央也出台了高规格的“双减”政策，对课外补习、择校都作出了一些规定，但政策体系现在还不完整，对高中这一非义务教育阶段的规定尚不明确。

我国中小学教育的主要问题是学生无谓的学习太多了，这就是内卷。没有几个人愿意内卷，但每个人又被迫内卷。因为资源有限，升学不能光看自己的努力，还要看别人的努力，每个家长都被迫把自己的孩子放到“跑步机”上越跑越快。

大量没有意义的刷题浪费了孩子太多的时间，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这种教育制度不利于建立创新型社会。

对于科学创造来说，智商是基本的，努力也很重要，但死记硬背的教育进一步扼杀了孩子的创造力，导致一些智商较高而情商不高的孩子在这个过程中被打击，难以发挥出他的潜力。

教育把一些本来有过人才能的孩子培养成了碌碌无为的普通人，这是当前必须要反思的问题。培养创新型的人才首要的是把学生从这些无用的内卷中拯救出来，给孩子、家长减负。但仅靠打击课外班是没有办法实现减负的，课外补习很快会化整为零，转入地下。

减负的关键是要对教育制度进行系统改革，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初中高中合并为一贯制中学，并严格规定不能择校，而且不能再有超级中学。

择校在美国的实验也是失败的，在中国这种考试社会中更是“毒瘤”，超级中学是一种很坏的制度，它们通过“掐尖”将好学生都“掐”走，追求超高的升学率，也让那些没有进入超级中学的孩子觉得自己是二流的，影响了他们学习的动力。

记者：您认为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能够解决当前的教育内卷吗？

姚洋：是的。走出内卷必须从教育制度改革上入手，普及高中是必须的，如果我国的财力做不到12年，那么可以考虑缩减为十年制义务教育，一旦推行十年制义务教育，家长想“卷”也“卷”不成了。

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十年义务教育可以这样安排：小学五年，实行中学一贯制，初中和高中合并成五年，上初中随机分配学校，从根本上杜绝择校。这样，学生分布也较为均匀，好学生可以带动后进生。孩子上小学之前可以加一个学前班，这样七岁开始读小学，十七岁中学毕业，上大学没有问题。对于绝大多数高校来说，十年义务教育的知识储备足够了。一些顶尖的高校如果对学生有额外的要求，可以增加一年预科。不上大学的孩子可以上中级专科学校，两到三年时间，然后就业。这样就可以从制度上彻底解决中学、小学和幼儿园的内卷。

不宜过早分流学生

记者：近来有关部门提出要坚持高中阶段的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认为这一举措可为给社会提供必要劳动力，使得经济能够保持合理的增长趋势。家长对此的理解是，通过中考分流之后，将有一半的孩子上不了普通高中，反而进一步加深了教育的焦虑和内卷，您认为中考分流是否能够达到政策设计的初衷？

姚洋：过早地对孩子进行分流，将他们按照学习成绩分为三六九等是错误的。应该承认每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都有自我发展的希望，不要通过分流打击他们，而是要给他们希望，让所有的孩子读完普通高中，到时他们的心智也较为成熟，再选择走职业技术路线还是大学路线。

未来我国产业升级都需要开数控机床，工厂要求有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初中毕业之后就进入职业教育，学生的知识储备是不足的，达不到高级蓝领的要求。

记者：德国学生在小学阶段就要决定做技术工人还是考大学。相比而言，为什么您认为我国学生在初中毕业后向职业高中分流还是过早？

姚洋：首先德国的制度本身也受到了其国内的很多批评，更重要的是我们职业教育的水平和德国相差非常大，也学不了德国。德国技校的教育是非常好的，技校的学生每周五天的时间，有三天是在普高上的，只有两天在工厂上，这样下来，普通高中的知识也学到了，而且还实实在在地学到了技术。

我国的情况是技校教育水平比较低，农村地区百分之六七十的技校学不到真技术，技校所教的知识和工厂需要的技能严重脱节。在德国，技术工人和大学生之间的通道是打通的，做了工人之后还可以去上技术大学，德国高中毕业生考上大学的比例还不如中国，只有约40%的学生升入大学，但到了30多岁，则有百分之六七十的人接受了高等教育。然而，在我国这条通道是关闭的，绝大部分人当了工人之后就一辈子都是工人了。

在德国做一个普通工人没关系，过几年就可以上技术大学，就转变为有社会地位和可观薪酬的高级蓝领。我们学到了德国的分流，但没有学到德国制度的后一半。现在学生被分流后做蓝领是没有升迁通道的，这对于初中阶段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孩子，特别是农民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

我一直呼吁工人也要有职级，应该向工人开放适合他们的技术大学，比如像过去那种半日制半脱产大学，给他们再次接受教育的机会。

记者：您如何看待近来一些三本院校向职业教育学院的转型尝试？我国该如何改变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错位的这种困境？

姚洋：方向是对的，关键是怎么去做。我去德国看过，德国的技术大学一定要一到两个大公司合作，大公司与这些大学有紧密的合作，不仅提供资金支持，公司的很多实验室也设在大学里。

技术大学属于工科教育，办技术大学比办普通大学的成本高多了。办技术大学必须有设备，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三本学校没有这个条件。这些院校向技术大学转型时必须有与大企业联合办学的思路，改变职业教育与企业需求脱节的状态。

缓解焦虑关键在教育体制改革

记者：中央近日出台的“双减”文件提出，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规范课外补习是缓解家长焦虑的一剂良方吗？

姚洋：教育焦虑是当前社会非常普遍的情况，不仅大城市的家长焦虑，边远地区刚脱贫的贫困户也焦虑，由于本地的公立中学升学率不理想，有脱贫户拼尽了全力把孩子送到学费昂贵的私立高中去读书。现在全社会都非常重视教育，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教育焦虑的问题，这么下去甚至会将刚脱贫的家庭再一次拉入贫困。

我们的教育改革不能再只抓皮毛，只是采取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而是要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如果教育制度中的一些根本性改革没有推进，而只是严查辅导班，那么家长就会选择化整为零、请私教，推高“一对一”价格，一些家庭愿意付这个成本而且能够付得起，但经济差一点的家庭就负担不起了。

从国际上来看，韩国、日本等都曾经禁止过辅导班，效果并不好，最后也只能又放开了。最终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并不是政府的约束，而是这些地区的大学成了普及教育，孩子们都可以上大学之后，去上补习班的孩子自然就少了，只有那些想上最好大学的孩子才上补习班，补习班的规模也就大幅缩减了。

减负要让孩子发挥天性，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专长。如果大学普及了，百分之六七十的孩子能上大学，高考就可以改革，一般学校不只看高考分数，特长生也可以被找出来，有天赋的孩子可以冒出来，这对于我国建立创新型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记者：一直以来您都非常关注我国的教育均衡问题，尤其是农村教育的发展状况，您认为，提高农村的教育水平，当前需要做哪些工作？

姚洋：农村教育首要面临的是农村地区教师资源不足的问题，应激励更多的免费师范生到农村去，并增加财政投入来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的待遇。

现在师范生是免学费的，但学费本来就很低，对于学生没有太大的激励，下一步应该提高待遇，对学生的奖学金高一点，减轻家庭的负担，这些学生毕业后如果到农村工作，除了正常的工资之外，国家还能额外给一部分工资，让学生安心在农村地区工作三五年，缓解农村师资缺乏的现状。

现在教育制度中还有很多对农村孩子不友好的政策，比较典型的是高考中的英语考试，加重了城乡之间教育的不公平。

现在高等教育收费，越好的大学收费越低，清华北大每年只有5000元的学费，而三本大学收费高达好几万元，大部分去上这些学校的是农村的孩子。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英语成绩不高，导致他们在与城里的孩子竞争中处于劣势，难以考入学费低廉的一二本大学，让本来经济条件不太好农村家庭承受了高昂的学费。因此，取消高考英语考试，将英语成绩作为参考分数，在促进城乡教育均衡上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

来源： 第一财经

个人觉得十分有道理，我也是支持10年义务教育制的。但是英文考试取消不一定是一个好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