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一本汉语书，怎么就成了“新清史”下的满族百科全书了？_风闻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在这几期里，我想从我自己关心的历史学问题的角度，看看折射在中国传统小说四大名著里的中国历史，尤其是13世纪以来中国历史的转型。为什么要选择四大名著？因为四大名著都出现在我在近期的研究中所讨论的“中国历史近代转型”进程开始之后。

当然，四大名著都是虚构文本，并且首先是文学作品。文学有自己的目标，有自己的规范，热爱文学的读者，首先是被作品中的情节吸引，被其中的人物和故事感动。汉朝与以后定于一尊的儒家文学观，通常把文学作品视作“文以载道”的“教化”工具，对于宋朝以后逐渐形成的叙事性文学，通常把它视作历史的折射品，或者道德劝诫文字。

连充满色情描写的《金瓶梅》，也自我标榜为以道德劝诫为目标的故事，深处现代世界的我们显然不能直接接受儒家文学观对文学作品的诠释。但在现代的文学家、文学研究者以及更广义的人文社会科学看来，文学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在于传达道德价值，但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是没有思想内容、文化内容和历史内容的纯文字铺排，相反，文学之所以吸引人，除了文字的技巧所强化的情感方面的感染力之外，也包括它仍然包含与读者的内心相通的思想、文化和历史思维；特定时期的文学，不免会折射特定时期的文化和历史。

四大名著，在很多人的研究当中，都曾经被称作中国古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从不同的视角看，都可以看出中国历史的某一个侧面。我是想把这几部文学名著当作政治史和观念史的史料，从侧面印证中国的政治观念、社会观念和文化观念的某些演变。

今天呢，我来谈谈《红楼梦》与“新清史”。“新清史”在讨论清时期历史时，强调清朝坚持满洲传统和内亚连结，抗拒汉化的一面，并强调这个面向在历史上的主导地位；近20年来的《红楼梦》研究，也出现了一种倾向，就是强调《红楼梦》的“满洲连结”。

《红楼梦》有没有“满洲连结”呢？有很多的证据显示，有这种连结。尤其是从对文学有深入研究，尤其是有创作经验的人来说，他们很容易看出，这部小说是从作者亲身经历和感受出发的作品。鲁迅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里，就认为《红楼梦》是曹雪芹描述自身经历的自传性作品，“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红楼梦》的文学魅力在于“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近些年来，像刘心武这样对《红楼梦》做过深入研究的小说家，更是深切感受到非亲身经历，不能写出这样感人的伟大作品。基于一部分重要研究者的这种感受，在学术界就出现了一个与红学平行的研究领域──“曹学”。

透过“红学”的初步研究和“曹学”的深入研究，多数人确信，曹雪芹的祖辈，在明朝末期是居住在辽东的汉人，而辽东在明朝与满洲人所建立的后金之间的战争中易手，曹家编入旗籍，成为满洲正白旗包衣，也就是后金贵族的奴仆，并逐渐与后金以及入关之后的清朝皇室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在政治上成为皇室的亲信。到曹雪芹这一代，和满洲人共同生活了100多年，在文化上成为“满化的汉人”。

在“满化的汉人”社群里，满洲文化已经“身体化”。《红楼梦》里面充满了作者对于满洲“身体”的种种描述。如满洲男性留辫子、放鹰、打围，见面时行打千礼，以及作为“身体”外延的衣饰如马褂、箭袖、马蹄袖等；女性的旗袍、天足、“落草”（也就是生孩子）──这是“身体”实践，毫无疑问，从细节的层次看，《红楼梦》当中的衣、食、住、行，有满人生活的印记。

在底层文化的层面，小说当中出现过很多满语的词汇、满汉合璧词汇以及“满式汉语”，比如巴巴的、嬷嬷、劳什子、呼刺巴的、落草、纳罕、哈什、散荡、乍乍的、警幻、排插、“克什”──“克什”在汉语里是“恩赐”、“赐与”的意思。

在社会生活的层面，贾府这个大家族也颇有满人“穆昆体制”──也就是“氏族”的印记；同时，家族内部女性的地位相较于汉人社会，是相对比较高的。

在更高的文化层面，有的研究认为，曹雪芹刻意地运用谐音和象征手法，把满洲人传说中的发祥地长白山置入小说，称为“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用“女儿是水做的骨肉”来象征满洲精神。还有像宝玉喜爱汉人的文学，但却讨厌儒家经典，甚至于讨厌道教和佛教；而像“黛玉葬花”这一类的情节，却颇有满人萨满文化当中尊崇自然的因子。小说里经常出现巫婆跳神的场景，还有贾瑞命丧铜镜等等的情节，则是直接呈现萨满文化。

从一个角度，我们可以把《红楼梦》当做研究汉人满化的史料；甚至于把《红楼梦》当作满洲文化的百科全书。所以，在我看来，在文学研究当中，追寻《红楼梦》内隐含的满洲文化，是重要而且必要的；在历史研究当中，透过《红楼梦》研究汉人满化现象，也是很有意义的。

但是，我们又需要正视一个现实。请大家注意，作为一部用汉文，而不是满文，写作的小说，《红楼梦》不可避免地呈现更多的汉文化，包括生活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乃至最高的价值体系。

《红楼梦》作为一个部文学作品，在文学史的演进脉络中，无疑并不是继承满语文学的传统，而是延续了汉语文学的传统。《红楼梦》的文学手法，在明朝的白话小说“三言二拍”中已见端倪。

《红楼梦》里面所呈现的汉人社会生活文化，尤其是江南的生活文化因素的比例，显然超过满洲生活文化因素。《红楼梦》的语言，有更多江南和北京的汉语成分，这些都不需要特意披沙拣金。

《红楼梦》里描述的大观园，集汉人区域园林文化之大成；正如另外一个实际存在的清朝皇家园林──圆明园，园的名称“礼义圆明”来自汉传佛教，园的设计，则是真正集汉人区域园林文化的大成。有的研究认为，大观园是以圆明园蓝本的。

我还想特别强调一下，在以往的主流研究中被视为清朝与蒙、藏连结的第二政治中心的承德，它的建筑风格，通常被视为对藏式建筑的模仿。但我觉得，不论是热河避暑山庄还是外八庙，中间都充满了汉地的园林的设计理念和建筑设计元素，避暑山庄的正门名为“丽正门”，“丽正”意思取自《易经》中“日月丽乎于天”的典故，正是很多汉地城池正门的名称。这一点，大家可以去亲身证实一下。

我们再看更高层次的问题。《红楼梦》真的那么崇尚萨满文化，排斥道家、道教、佛教和儒家经典吗？其实，通读《红楼梦》，不难发现，这部书的宏观哲学架构，就是《易经》的阴阳二元论；而整个故事的叙事线索，就是佛教的“因果报应”观念。

显然，道家和佛教正是《红楼梦》的核心思想，小说用佛教“转世”的观念来演绎故事情节；用佛教基本教义的“色”、“空”论述表达对人生的体悟：“色空不二”、“垢净不二”。小说里面也充满了《六祖坛经》禅宗思想的言教，无不在暗示、明示“佛性本有、见性成佛”。

毫无疑问，《红楼梦》里面充满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和反省，但这种批判和反省却不是从外来的角度，而是从汉文化、汉人思想史演进的脉络之下进行的。它明显来自明代中后期思想界批判理学的思潮，李贽等思想家从哲学上提出“情”的新命题，跟官方程朱理学的“理”抗衡；同样，《红楼梦》对女性地位这个议题的再思考，也与同时期的袁枚极其接近。

袁枚是一位来自儒家，又部分超越儒家的汉人，他绝不是从满洲文化的角度批判汉人文化的迂腐，同理，我们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曹雪芹的女性观，就是来自满洲文化。那么，回应一下对于《红楼梦》是“保存和传承满洲文化满洲意识的工具”的推断，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曹雪芹深切感受到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决定性影响，《红楼梦》里面暗示主题思想的《好了歌》——就说：“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那么，这些现象跟《红楼梦》隐含满洲文化的是不是冲突呢？答案是，当然不冲突。

因为不论是《红楼梦》的作者，还是现实中真实的中国历史和真实的中国文化，都没有把满洲文化和汉文化对立起来，没有认定“中国文化”等于汉文化、没有认定中国历史就是汉人的历史。中国文化是一个包容的概念，它是包含汉文化和少数族群文化的总和；

中国文化还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它并不排斥新的、异质的文化因素的加入。历史上，尤其是元朝“扩大的中国”格局形成之后，中国人内部各族群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就是历史的常态。

从明朝末期到清朝入关之际，曹家是“满化的汉人”；而从清朝初期开始，曹家则是“再汉化的满化汉人”。这些“满化汉人”、与“满化蒙古人”、“满化达斡尔”、保持满洲传统的满人、“汉化的满人”和加入旗籍，但并未“满化”的汉人、蒙古人等等，共同构成后金和整个清朝的“旗人”。

而不论是称作“满洲人”或是“旗人”，乃至于今天我们所称的“满族”，从一开始，就不是单一血缘的族群共同体，在入关的八旗中，尼堪─也就是汉人─的数量大大超过女真和蒙古，曹家，作为源于汉人的满洲贵族的奴仆──包衣，也可以跟满洲贵族，乃至皇族通婚。

所以，把对“满洲人”、“满族”的想象本质化，违背了历史的真实；同样，把对“汉人”、“汉族”、“中国人”的想象与对“少数民族”的定义对立起来，也违背历史的真实。

感谢各位参与，我们下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