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生存智慧的粗略思考_风闻

我对生存智慧的粗略思考

还是要知道一点“生存智慧"。冯友兰说过人生的几层境界，冯契认为哲学应该是智慧学，并写了一些自己的认识。我学习不够，总是走马观花，甚至是飞行观云。冯友兰、冯契，我是很佩服。二冯的多数观点是独立思考后的有益的独到见解，极个别的观点可能有人认为应该由后人继续完善。

大约是2011年，我十分悲痛的一年。这一年，刚刚八十多几岁的母亲，因脑血管原因，突然说不出话，吃不了饭，四肢不能动，用输液管喂到嘴里的水还会从嘴角流出来。靠输液维持了一段时间，还是没留住，离开了我们。母亲的去世，颠覆了我许多既有认识。痛苦中，看到上海某报纸的一篇文章，是谈生存智慧的，当时看不懂，现在又感觉到这篇文章好是好，还是格局小了。文章作者好像叫“邓正来"，是顶级高校的顶级教授。

受大师的启发，我一直尝试理解“生存智慧"，但始终不得要领。今天，因为几个案例的刺激，又想到了“生存智慧”这个题。

我现在能做的，只是引用和提问，因为我对“生存智慧"理解不够。

引用邓正来教授几句，镇镇场子。下面6段话是引用邓教授2011年的一次讲演稿，阿拉伯数字编号是我加的~

1、据我观察，“生存性智慧”对中国发展的贡献是普遍存在的。就经济发展而言，这主要体现于但不限于一些先发地区、企业，甚至高校、社会团体等社会单位在自身发展中出现的“能人现象”或“能人模式”中。

2、在此，我想借用韦伯的“理想类型”的方法，初步建构作为一种“理想类型”的“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

3、第一，就经济发展而言，“生存性智慧”的存在形态主要有两个相互勾连的方面：以促进本地经济发展为责任伦理目标，以血缘关系圈、地缘关系圈（即“同乡圈”）、业缘关系圈和“华人网络社会”等为网络建构以自己为中心的“关系共同体”，并以此为基础以各种“策略性行动”在经济交往中开展“熟人交易”，在政治交往中获得相对可靠的政治庇护人、利用发展主义政绩体系等获得意识形态支持，进而形成以本单位为界限的“内方外圆”的经济政治利益共同体。

4、第二，从伦理上看，“生存性智慧”实质上体现为以某个“生存共同体”（家庭、单位、地区、国家等）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善”超越更大共同体的“普遍利益”。

5、第三，从意识形态上看，“生存性智慧”依附于诸如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等具有正当性和有效性的某种意识形态性话语体系，因此，利用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庇护形成关于意识形态的“真假结构”亦是“生存性智慧”的应有之义。

6、因此，如果我们以“生存性智慧”来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最近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视为这样一个过程：“生存性智慧”以经济交往中的“熟人交易”和政治交往中的“策略性行动”为基本形态、以不同层次“生存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为依据、以经济发展的后果为最高“责任伦理”判准形成的一个“未意图扩展”的历史进程。它之所以是一种“未意图的后果”，乃是因为它不是经由任何整全性的理性设计而达致的。

对邓教授，我是尊敬加崇拜。只是对上边这6段话，我至今仍然理解不到位。我还以为邓教授的格局可以再大些，其理由是：生存智慧应该面向全部自然人的生存，包括各种文明状况下的人、各种社会阶层境遇下的人。比如，国企被分流的底层工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生存智慧？大机关跟了犯错误领导的秘书应该有什么样的生存智慧？养猪赶上行情暴跌的农民应该有什么样的生存智慧？还可以这样想，马克思和列宁是什么样的生存智慧？邓小平是什么样的生存智慧？苏轼、陶渊明、孔繁森是什么样的生存智慧？老庄、孔孟、玄奘是什么样的生存智慧？等等。

就是说，作为人，在世上，怎么生存更智慧？我的初步认识，现代人的生存智慧仍然存在于科技中和法治中。即使是在社会学名义下的某些庸俗学问，包括人脉学、码头学、投靠学、依附学之类的，如果真有用，其根基仍然是科技和法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