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化一下：中国孤儿成外国冠军的故事，该讲完了_风闻

大家好，我是在观网陪您看中国的谷智轩。本届东京奥运会上，加拿大运动员玛吉·麦克尼尔（Maggie Mac Neil）击败我国选手张雨霏，在女子100米蝶泳比赛中夺冠。令不少人哗然的是，这名击败张雨霏的外国选手，同样长着一张中国人的面孔。

根据加拿大奥委会资料显示，21岁的麦克尼尔生于中国江西省九江市，出生后遭到父母遗弃，后被加拿大伦敦市一个教师家庭收养。网友们为她祝贺的同时，“中国弃婴勇夺奥运冠军”这样的新闻，听上去多少会令人唏嘘。弃婴现象在我国的潮起潮落，其实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本期《消化一下》就给大家讲讲，我国的孤儿与收养问题。

弃婴现象古已有之，《韩非子》记载“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清代人口暴涨，人地矛盾空前尖锐，更使得溺婴、弃婴现象盛行。贫困家庭无力养育，就将生下的女婴包好放入小竹筐内，写上生庚，深夜送到富人家门口，恳请得到富人家收养。如果富人拒养，就于次日深夜将女婴送到第二个富人家，以此类推。三番五次折腾下去，结果往往是女婴被冻死饿死，最终草草掩埋。

在旧社会，只有少数乡贤士绅和外国传教士创办的“育婴堂”，雇请穷苦女子当“乳妇”，提供有限的儿童福利功能。育婴堂经费有限，每位“乳妇”要照看二十多名女婴，营养卫生状况极差，几乎每天都有一两名女婴死亡。即使女婴平安活到成年，也逃不掉作为廉价劳动力、被剥削压迫的命运。上海有个知名的都市传说，说徐家汇圣母院有个育婴堂遗址，在建国后挖出了大量婴儿骸骨，至今还有人见到婴儿亡魂作祟。传说当然不能当真，但“育婴堂”确实成了恐怖的代名词。

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新中国成立后，救济福利事业不再是统治阶级欺骗与麻痹人民的装饰品，也不再靠少数热心人士孤军奋战，而成了一项全国人民的事业。人民政府严厉打击弃婴行为、鼓励社会领养，接收改造了旧社会的育婴堂，将其作为计划经济的一部分，由政府包办。60年代困难时期，粮食供应缺乏，儿童救济体系遭遇严峻考验，大量孤儿院面临粮食不足的威胁。内蒙古自治区党委政府主动请缨，将3000名孤儿接到大草原，牧民们骑着马、赶着勒勒车，到孤儿院申请领养，用宽广的胸怀接纳了这些嗷嗷待哺、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孤儿，留下了一段“3000孤儿进内蒙”的佳话。

弃婴数量稳步下降，孤儿院逐渐被关闭。到1978年，全国只剩下49个国家管理的儿童福利院，3665名在院儿童。然而80年代初，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推行，一些地方政府在考核层面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制”，即使一个官员其他方面都干得不错，计生任务完成得不好，其他政绩也会连带被一票否决。乡村基层干部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从牵猪牵牛，到挖谷拆房，花样百出。有的农民为了逃避惩罚，借“外出打工”远走高飞，计生干部便将责任转移到农民亲属，农民直呼这是“株连九族”。

那段时间内，产生了大量干群冲突、甚至是暴力事件。到了90年代，“二女户”结扎政策出台，无论农民是否生到男孩，只要生了二胎就必须结扎。面临体制压力的基层干部，与追求生男孩的农户轮番博弈，最终使得弃婴成为有些地方的社会风气。由于条件限制，当时未能展开全国范围的系统性调查，但地方政府的统计基本都显示：这些弃婴中，75%到95%是女婴。曾有卫计委官员在“两会”上透露：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国每年的弃婴有五千人，上世纪九十年代为每年五万人。

与“弃婴潮”一同出现的，还有“收养潮”。由于民政部门干涉不了计划生育，只能诉诸隐形的机构扩张，来应对日益猖獗的弃婴问题。从1978年到1994年，国家管理的儿童福利院数目，从49个增长到了73个，到2004年，又激增到208个。在院孤儿的数目，从1978年的3665人，增长到2004年的26140人，儿童福利体系背上了严重的负担，急需通过家庭收养，建立一套有保障的退出机制。然而，由于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还不高，收养意愿不强，计划生育政策又不让有意愿的家庭多收养孩子，国内收养家庭无法很好地为儿童福利系统“减负”。不得已之下，国家只好另行“开源”，让外国家庭参与进来。

1992年，我国开始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首次允许外国人在中国依法收养子女，制定申请流程，同时建立中国收养中心，当年便与14个国家签订国际收养协议。我国的跨国收养，也仅限于达成了双边协议的国家范围内。1999年，民政部出台《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取消了外国人在华收养子女的数量限制，同时发布专门规定，为华侨及港澳台胞在内地收养子女提供登记办理方面的便利。两部法律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在跨国收养问题的立法上，不再“无法可依”。

2002年，中央领导层在与外籍人士的交谈中明确指出，“中美两国跨国收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也具有积极意义，希望两国有关部门和团体加强沟通与合作，把这项有意义的工作做得更好”。有政府高效行政手段的保驾护航，外国家庭收养中国小孩迎来“井喷式增长”。美国是收养中国孤儿最多的国家，加拿大其次。美国国务院统计，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儿童的数量，从1992年的206个，一跃至2005年最高峰7903个，美国一国就占到2005年国际领养中国儿童总数的一半以上，其中近95%为女性。我们开始提到的麦克尼尔，就是在这一时期被收养的。前美国国务院儿童事务办公室特别顾问雅各布·布斯就曾评价，“中国建立了一整套成熟的跨国收养中央管理体系，中国政府的办事风格可靠、高效，赢得美国家长和相关部门的交口称赞，并不是每个国家都能做到这一点。”

说完了优势与成绩，客观公允地回过头看，数十年前制定的这一套法律法规体系，确实存在一些缺陷与弊端，有的受限于特定的时代背景，有的则导致了令人痛心的后果。

《收养法》的出台，恰逢计划生育执行最严格的时代。不少国内家庭以送养为由再次生育，导致法案在收养条件上层层设限，比如规定不得以送养为由超计划生育，无子女者只能收养一名子女等。国内家庭在收养孩子时被上了一把“锁”，而对外国家庭却“门户大开”，无形之中助长了一股“胳膊肘向外”的风气。

虽然《收养法》严禁借收养过程牟利，但现实中，收养人与福利院协商“自愿捐款”也成为惯例。“自愿捐款”既能补贴抚育花费，也能调动福利院送养积极性，有其合理的一面。然而，也有些黑心福利院利用政策与监管漏洞，将送养“产业化”，甚至从事违法行为。2002年至2005年间，邵阳某福利院被曝强行抱走十余名超生婴幼儿，若孩子家人交不起罚款，则将婴儿以收养的名义“销往”国外。一位南京市民在领养了孤儿洋洋一年后，被市儿童福利院告知，有一个法国家庭愿意足额交纳三万多元的“捐赠”来收养洋洋，结果该市民因为“捐不起钱”，失去了养了一年多的孩子。2005年，衡阳曝出有福利院从人贩子手中收购被拐卖儿童。南昌市某收养中心主任就曾对媒体直言，涉外收养虽然是公益项目，但争议很大，被指责为“卖小孩”。针对各地不时发生的丑闻，民政部门也适时采取整改，曾关闭个别省市的涉外送养资格。

但是，黑心机构之所以千方百计地要把孤儿送出去，关键原因还是国外需求大，给钱多。那外国人为什么要收养中国小孩呢？收养中国孤儿的，七成都是美国人，所以我们就拿美国来说一说。

首先要明确两点。第一，美国国内不是没有孤儿，每年都有近五十万美国孤儿等待领养。第二，美国人不是只收养中国孤儿。二战后，美国人就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收养他国孤儿。90年代以前，美国的收养来源国主要是韩国；1994年以前，美国收养了近14万名韩国孤儿。后来，随着韩国国力上升和韩美贸易摩擦加剧，韩国向美国的孤儿“供应”大幅降低，中国和俄罗斯，成了美国收养孤儿的主要来源国。1999年后，美国总共跨国收养了28万孤儿，其中我国8.2万，俄罗斯4.5万。

美国人放着国内孤儿不要，专程跑国外去收养，有三方面原因。一方面，美国政府出于历史和政治原因，比如说解决几场战争后遗留的移民及难民问题，辅助亚太战略等等，出台了一系列法案，推动了大规模的跨国收养。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孤儿，四成以上是黑人，而收养方大多为白人，白人家庭中的黑人孩子，会承受极大的社会压力。有些强势的黑人团体，比如“黑人社工协会”，甚至认为白人家庭领养黑人孩子，是“种族和文化灭绝”，从而横加阻挠。而亚裔作为美国的“模范少数族裔”，非常受白人家庭喜欢。另外，西方对中国计生政策和某些传统糟粕的负面宣传，也给这种跨国收养套上了道德光环。

不过，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原因。美国人在本国收养孩子，法律苛刻、耗时长、成本高，要通过严格的背景审查，支付高昂的律师、社工和领养服务机构的费用。如果孩子亲生父母健在，还要支付生母的怀孕、医疗、生产、抚养等费用，总费用超过10万美元。更麻烦的是，美国采用“开放式”领养政策，生父母不仅有权全程参与养育过程，与养父母保持联系，还得让孩子知道自己是领养的， 告知生父母的相关信息，允许孩子往来于两方家庭。如果生父母想要回孩子，孩子的养育权也将为生父母优先拥有，对于养父母来说，时间、金钱、感情全部打了水漂。

相比之下，中国涉外收养审批制度高效，经济成本相对较低，领养一个孩子，给福利院的“赞助费”、中介费、各种翻译费、手续费和往来两国的路费，几万美元就能搞定。我国《收养法》采用完全收养机制，养子女完全融入收养家庭、断绝与生父母法律关系。从中国收养孩子，带到国外，与生父母远隔万里，比起在美国领养，随时可能失去孩子，要保险太多。偏好、成本与风险一算，到中国收养孩子，在各方面都是个优势选项。再加上美国国内庞大的收养需求，中国孤儿，常常就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国内政策绿灯，国外需求庞大，导致外国收养人数激增，在2005年达到峰值。然而就在这一年，情况发生了变化。

2005年，中国批准加入《海牙收养公约》，与国际通行做法正式对轨。这个公约有两个最重要的原则，其一是儿童利益最大化，这就要求顶格提升跨国收养负责机构的层级，由中央政府直属管辖的收养部门，与外国同类机构对接，对国外收养人进行更严格的筛选和评估，并对收养后儿童的生活情况与家庭、社会融入情况进行跟踪调查。在此之后，我国的涉外收养工作，一律由民政部负责、统筹，委托中国儿童福利与收养中心执行。

其二是国内收养优先原则。《公约》第4条明确规定，只有“对在原住国内安置该儿童的可能性作了应有的考虑后，确认跨国收养符合儿童的最佳利益”之后，才能进行跨国收养。也就是说，“跨国收养”，是在原籍国无法以任何方式安置、照料儿童的条件下，采用的替代方案。2008年，民政部下达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涉外送养工作的通知》，明确采用“优先国内公民收养，适量涉外送养”的指导思想，“必须在积极鼓励国内公民收养和满足国内收养需求的前提下，适度开展并做好涉外送养工作”。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国内收养的“供需关系”也在出现大幅变化。首先，国内的收养需求大幅增加：现在许多人不是养不起孩子，而是没孩子养。以10年前3%的不孕不育率来看，每年新登记结婚的夫妇在1000万对左右，保守估计，每年仅因不孕不育而产生的领养需求，就在30万以上。同时，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收养法》、《民法典》对于收养门槛的放宽，既减少了“政策性孤儿”，又增加了夫妇可收养儿童的数量。2017年到2019年，全国的孤儿数量，以每年近10万人的数量锐减，而孤儿的收养登记数量，也同步大幅减少。国内儿童收养出现严重的“供不应求”，各地福利院都有几百个家庭在排队等待收养，这也是社会进步的标志。

2005年之后，我国政府进一步提高了涉外收养的门槛，细化了对养父母的年龄、经济条件与学历等方面的要求，事实上排除了多次离婚者、高龄、肥胖，以及有身体缺陷人士和贫困家庭，收养中国儿童的可能，美国人收养中国儿童的数量开始“滑坡式”下降。中国收养中心出台过一份文件，叫《对外国收养申请文件采取“优先办理”的做法》，不是为了帮助外国家庭多收养孩子，而是因为中国可供涉外收养的儿童，远远不能满足外国家庭的需求，有外国家庭甚至排队排到了15个月后，要是不“优先办理”，等的时间可能还得加长，说不定就因为年龄等原因，失去了收养资格。2019年，美国人在中国只收养了970名儿童，而之后由于疫情，两国的跨国收养渠道暂时关闭。

不只是数量上，美国人收养儿童的性别和年龄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男女比例趋于平衡，收养儿童的年龄不断增大。2015年后，已经很少有三岁以下儿童被美国人收养，而且美国人收养的孤儿中，大部分是残障儿童。这充分说明，在我国，决定“弃养”和“拒绝收养”的主要因素，已经从“性别”，转向了健康程度和年龄。一个现状是，排队等待收养家庭的数量，和健康孩子的比例，超过了10:1，而福利院中，还有九成病残儿童，可能直到成年，也等不到愿意收养他们的父母。

麦克尼尔能拿奥运会金牌，没人会质疑她的健康程度，她当年被领走的时候，也就一两岁。现在中国的低龄健康孤儿，不愁国内没有人领养，自然不会送到国外。所以今后在奥运会上，看到年轻的中国孤儿代表外国争夺名次的概率，只会越来越低。眼下，中国社会真正需要重点考虑的，是大龄、残障孤儿的收养、抚养问题，以及这些孤儿成年后的社会融入问题。如果有一天，我们在残奥会上，看到曾经的中国孤儿，靠着自己的意志与努力，靠着收养家庭的支持和关怀，取得了骄人的战绩，我们大可不必感到惊讶。我们应当不断思考的，是如何改进、完善针对这部分孤儿的收养政策，让他们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身后响起的是《义勇军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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