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内卷和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思考：从姚洋的访谈录得到的启发（增补）_风闻

      刚刚看了姚洋的访谈《北大教授姚洋谈教育内卷：中考分流过早，建议十年义务教育》很有感触 对姚洋先生的学识，早有了解。有本书叫做《中国问题》，就是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那波学者写的。其中我对陈嘉映先生的文章评价也很高：通过对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分析了中国人不是不聪明，但为什么缺乏对纯智性的追求这个问题，颇有启发。这本书的所有内容未必都能在课堂上能讲，但事实解析是很中肯的。建议大家找来看看，肯定有不少收获。

       再说姚洋这篇文章，大体上是讲到了问题所在。不过对有些问题以个人之见略作补充（黑体字是姚先生原文）：

       1、我们的教育改革不能再只抓皮毛，只是采取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政策，而是要从制度上来解决问题。如果教育制度中的一些根本性改革没有推进，而只是严查辅导班，那么家长就会选择化整为零、请私教，推高“一对一”价格，一些家庭愿意付这个成本而且能够付得起，但经济差一点的家庭就负担不起了。

首先，社会辅导班的出现不是家长原本自愿希望的产物。家长的焦虑实际上从计划生育政策之后逐步产生的。“一对夫妇一个孩”实际上限定了家长对下一代期望值：唯一的选择——对下一代的未来预期“仅此而已，没有退路”。其二，几十年来，家长的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对知识的重要性认同感加深（现在不懂得起码的电脑操作，那在职业上如同上世纪59年代的文盲）；其三，科学技术的发展迫使人们为了至少生存也要接受“知识爆炸”的现实。在技术装备快速更新的今天，你的知识量不够就只能被淘汰。其四，现行的考试制度实际就是“千军万马一条路”。这样下去会把孩子和家长逼疯的，老师也会因应付而考试不堪重负。过去，“不拘一格降人才”在西南联大就有先例。熊庆来把能华罗庚找来，华罗庚能把陈景润招到中科院数学所的事情，在今天未必还能行得通。早先，还有物理学家何祚庥遇到过的一个自学高能物理的才女（记不得名字了）——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潜心研究学问：没钱吃饭，一天只能吃一个面包，图书馆的书腰托他人代借。何先生很看中她的学识天分，但那时何先生一介书生，自身难保，又能为她做什么呢——给她打点饭，跟她讨论一下学问，为她解决一下图书馆的问题，所能做的仅此而已。所以，姚洋先生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

      2、减负要让孩子发挥天性，让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专长。如果大学普及了，百分之六七十的孩子能上大学，高考就可以改革，一般学校不只看高考分数，特长生也可以被找出来，有天赋的孩子可以冒出来，这对于我国建立创新型社会是非常重要的。

李玫瑾教授说：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长和天赋，家长和老师都要注意每个孩子有哪些长处。如果发现孩子的手和大脑有着一种极好的协调性，那么这个孩子将来会在精细复杂的工作上会有突出的作为。我们不能要求每个孩子都去做基础性研究，因为这是两种不同的能力。一个农村的孩子也可能有极好的音乐天赋，但是如果家庭和社会不能提供相应的条件，那么这种天赋也会消失。杨振宁也多次强调：一个孩子如果对数字这个东西特别感兴趣，那么家长和老师就要注意了。适当的引导和培养，将来必然会有大出息。杨振宁说，小时父亲在一张纸上写过“此儿可造”，后来上学。我这一生最幸运的是在每个关键时刻都有一个很好的引路人。我告诉大家，兴趣是第一位的。再如，陈景润的个性不善交往，就是对数学有强烈的兴趣，厦大毕业后在中学教书确不适合。后来，厦大校长王亚南推荐给了华罗庚去了中科院数学所，这才有“哥德巴赫猜想”的成就。这就是大师的惜才和睿智的眼光。发现和选拔人才往往是可遇不可求的事，现在这样的人才机制未必还能做的到。

       其实，家长的“望子成龙”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是希望孩子未来能有立足之地，能为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而已。农村的孩子能清晰地分辨韭菜和麦苗，城里的孩子熟悉怎样乘坐公交。这些并不是什么聪慧，只是从环境的感知到理性的演化而已。总之，“教育资源”的不同，孩子的智商发展也就不同。其实，现在的那些高考“超级中学”不过是教育产业化的变种。从整个国家的社会生产力资源来说，并没有什么益处。我也参加过招聘：就机械专业而言，大本毕业生基本上没法录用。据了解，有的老师就讲：“学会了CAD走遍天下”，这是很荒唐的。就机械制造专业来讲，CAD只不过是代替了手工绘图，而一张设计图更重要的是要求你把所掌握的的机械原理、材料性能和加工工艺条件要求等等在图纸上正确的一一标注出来。一张没有标注的或者标注不完整甚至错误的图纸等于一张废纸。  所以，技术学校的学生往往优先被企业招录。1996年我带一帮学生去上海某厂实习，开场第一课是车间的一位技术员授课。他拿出几本教科书说：我学的和你们学的都是一样的，书上说的都对，但你们现在都用不上，因为书上说的都是概括出来的道理。你没有实践就不知道道理在那里。理论都是高度的概括，而实际生产中很多问题不是书本上能找到的，你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现道理在那里。工人师傅所以能干好是因为他们的经验都符合书上的道理，工人如此，我这技术员也不例外。

       3、技术大学属于工科教育，办技术大学比办普通大学的成本高多了。办技术大学必须有设备，需要大量资金的支持，三本学校没有这个条件。

       其实设计和制造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比如，我们已经有了还不错的芯片设计公司，但是“流片”（即芯片制造）能力差的比较多。所以有很多芯片设计还是要靠“台积电”等外企代工。动车算做的不错了，但转向架组件和那个大功率IGBT还得靠进口，原因相同：我们没有相适应工艺技术能力。我们过去就有“重设计，轻工艺；重整机，轻零部件，重产量，轻质量”的思维痼疾。作为中国的技术大学（包括工科职业院校），其课程中“工艺学”始终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日本小松公司可以把《KES生产工艺条例》给中国企业，但每一项参数的技术措施不会告诉你。为什么？核心技术不告诉你也不卖给你。实际上，一项成果要实现产品化，转化过程中的成本是很高的。你技术大学大多没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即使能够进行仿真，最后的实物验证一关还得过才行。就是姚洋所说的办学“成本高多了”。此外师资也是问题——从一个校门走进另一个校门的教师，我是不相信他会把机械制造讲出多少有用的“诀窍”来。“厂校结合”在文革前后搞过一段时间，但那时太政治化了——仅仅提了个“向工农兵学习、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纯智性（陈嘉映语）”的内容没有。我们大庆总结的“三老四严四个一样”也没有坚持下来。

       中国的制度似乎钟情于“两股道”，高等教育分成普通和职业两类也是不科学的：就工程技术体系而言所有的事物在客观上没有普通和职业之分——就看谁能解决问题。企业里早就有一个说法：工程师画个圈，技师点个点才能出来一个“眼”，这个“眼”有没有神就靠技师的造化。所以，工程师和技师永远只能走“一股道”才行。请看我们的所有“大国重器”，有哪一个是设计人员和工人各走一条道的？

       因此从技术职称序列来讲，你就不能把工程师和技师看做是不等同的技术岗位。你看现在的大国工匠，哪一个不是有自己的形成合力的技术团队？它们的经验大多来自实践，而且这些经验都和理论有关联，甚至这些经验很多还是对理论的一种完善。如果现在把这些超级工匠与高级工程师同等看待，恐怕现在普通工科大学的生源门可罗雀也有是可能的。学生和家长也不会像现在那样焦虑：“一本不行也要拼进二本”。这不是什么新发现，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早教告诉我们了。话又说回来，即使进了这样泛泛而学的本科，就业就有希望了吗？企业都是先看看学生的能耐的。、

      4、在德国做一个普通工人没关系，过几年就可以上技术大学，就转变为有社会地位和可观薪酬的高级蓝领。我们学到了德国的分流，但没有学到德国制度的后一半。现在学生被分流后做蓝领是没有升迁通道的，这对于初中阶段学习成绩不太好的孩子，特别是农民家庭的孩子来说是一种不公平的制度安排。

     技术教育厂校合办是多快好省提高国民技术能力的捷径。

     技术教育厂校合办，不是新事物。德国一直在搞，而且颇有成效。上世纪1964——·1965年刘少奇提出半工半读教育模式，即“坚持年试验，10年推广”。在这期间全国诞生了一批“半工半读”中等技术学校，这些学校都直接与企业挂钩，学校教育以理论基础为主，这是“读”，企业负责具体实践，这是“工”。学校的“工”不是承担生产任务，就是根据专业课程在企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进行课程实践。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对生产流程各个环节、生产‘管理模式’、工艺操作以及质量控制都会接触到。学校再根据实践，反过头来加深理论的引导。除了基础课之外，专业课大多以企业技术人员承担教学任务。遗憾的是，由于文革就在这一时段开始，技术教育演变成“向工农兵学习，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治运动。尽管如此这批学生还是对工业生产技术有了相当的了解（全国只有69/70两届学生毕业，70届实际并没有完成全部学业）。刘少奇的“坚持年试验，10年推广”就此终结。

     5、这一条姚先生没有提及，笔者认为需要再次呼吁一下：

       我一再呼吁：高校要以具体的学科专业水平来评估，不要再搞985、211。一所大学如果某个学科专业能达到国内一流甚至世界一流，那么这个学科专业就是对中国高等教育的贡献。也就是田长霖先生讲的“大学不能大而化之，要有大师，要能培养出大师”。况且我们的教育宗旨不就是让每个孩子的潜能都发挥出来，为社会做贡献吗？实际上，我们现在就有考进一本又转回职业院校的现实例子。

       高校不要只在校名上打主意（东西南北中几个字都用光了，科技、理工遍地开花，几个专科一凑就是综合大学，谁信呐？），学院与大学也不是等级划分的依据。发达国家很多学院是世界一流大学，发达国家的分校也不是地摊货。田长霖做校长的“伯克利分校”里诺贝尔奖获得者人数比中国所有大学的总和都多的多。优势学科专业并不都在北大和清华和科技大。高校的历史沿革都会有其资源优势，这就是林毅夫所说得“资源禀赋”。你说你是名牌大学，但你新搞的学科专业都是一流我就不相信，因为学术资源禀赋的积累都是需要时间的。浮躁，急功近利是高等教育的一个痼疾。

      我们对高校排名不是不可以，但就是要从具体的学科专业进行考评。如果你是世界一流的专业，那么你这学校的这个专业就排在前面，如果985、211学校某个专业水平不行，那就排在后面——普通高校和职业院校一视同仁，制度机制什么的别再又搞“两股道”了。什么“一本二本”？你这大学的某个专业国内一流水平，你这专业就是名牌！人为划分等级不可取。高等教育要为所有的高等院校发展提供不断提高的途径和可能。“不宜大而不强，勿以小而不精”，这是日本的经验。其实中国也并不是所有的教育精英都在一本院校。有些建校较早的学院，学科资源禀赋还是不错的。如果校企合作，科研和教学水平会有较大提升，技术资源的互补性也会促进科研资源的共享。孩子和家长如果看到今后的职业教育也能培养出超级人才，那就不会像今天那样焦急的死死的盯着普通本的“起跑线”了。都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也得制度上留出一条路，不是吗？

       “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是发展的硬道理。、

附：《北大教授姚洋谈教育内卷：中考分流过早，建议十年义务教育》                       https://www.guancha.cn/politics/2021_08_04_601609.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