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高考2020》：抗疫人文纪录片的国际化叙事_风闻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成为国际舆论场高频词，短视频、纪录片、融媒体新闻等视频类作品层出不穷。《武汉战疫纪》《中国抗疫志》《金银潭实拍80天》等纪录片采用直面回应国际社会关切的方式，讲述彼时中国疫情实况，而《冬去春归》《好久不见，武汉》和全民合拍的《温暖的一餐》等纪录片则选择从侧面勾勒中国抗疫全景图。

在中国抗击疫情取得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决定性成果之际，教育部发布消息，明确高考延期一个月举行，受到国际舆论关注。在疫情仍在全球肆意蔓延之时，纪录片《高考2020》应运而生，期望通过中国举办疫时高考的小切口故事，积极对外展示中国抗疫举措、成效和形象。

本文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中外合拍纪录片《高考2020》导演版（即五国导演分别执导制作版本，简称导演版）和国际版的结构、内容与表达，探寻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故事呈现方式，对中国题材纪录片的生产和对外传播提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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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题式作品的结构布局

《高考2020》由解读中国工作室发起，针对“疫时高考”这一主题，邀请日本导演竹内亮、美国导演米切尔·法卡斯、英国导演罗飞、柬埔寨导演潘西西和中国导演康成业，各自执导一集，客观记录发生在北京、上海、武汉、南京、鄂尔多斯等中国五座城市的高考故事，于2020年8月24日起在海内外视频网站及社交平台账号播出，并落地中国国际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新疆卫视等电视台，获第八届嘉峪关国际短片电影展纪录片推优作品（抗击疫情类）、中国外文局2020年度优秀外宣作品优秀短视频奖，得到社会各界好评。

2020年12月12日，解读中国工作室联合美国国家地理、优酷和五洲传播中心，进一步改编制作纪录片国际版，在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播出，获评由中国广播电视报刊协会、《光明日报》文艺部、中广联合会纪录片委员会、纪录中国理事会联合组织的“2020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纪录片系列推优活动”最具对外传播力纪录片。《高考2020》是国际主流媒体首次播出的中国疫时高考纪录片。

（一） 集锦式叙事的导演版节目

《高考2020》导演版是命题式集锦片，由五位导演分别执导，带领五个团队完成，独立成章。集锦片的各个部分分则独立、合则一体，体现的风格与手法各异，又统一于影片的总主题。

1934年由八个小故事构成的影片《女儿经》是中国第一部集锦片。通过导演们不同的表达，该片从不同视角统一展现出了当时女性群体的生活与困境。由昆汀·塔伦蒂诺、罗伯特·罗德里格兹、亚历山大·洛克威尔、阿利森·安德斯等导演的《四个房间》是西方较为著名的实验性集锦片。

集锦片的优势在于最大化发挥多个导演团队的创作能力和影响力。《高考2020》中，五位具有不同社会背景的导演带着他们对于中国举办疫时高考的疑问与思考，开启了具有差异性的探索之旅，多方位呈现他们眼中的2020年高考故事。来自五个不同国家的五位导演联手打造一部作品也极具看点，有助于吸引受众。

（二）板块式叙事的国际版节目

集锦片虽然具有诸多优势，但对于海外传统媒体的受众来说，并不是他们最习惯的纪录片叙事结构。

△米切尔·法卡斯导演

为适应海外受众观看习惯，《高考2020》国际版邀请美籍导演法卡斯担任撰稿和导演，将导演版节目拍摄的所有原始素材重新整合、打散，采取板块式叙事结构，使五个故事有机结合在一起。五个故事为五个板块，虽然故事相对独立，但被同一主题所统领。各个板块中故事的开始、发展与结局可以打乱顺序，进行组合，却不影响节目整体对于主题的表达。相比于传统叙事结构的节目，板块式结构更易引导观众积极参与到节目中，跟随节目逐步揭密各板块的完整故事，提升节目完播率。

从严峻疫情时的生活－考前准备－考试期间－考后的延续，44分钟的故事按照时间顺序展开。节目开篇部分通过简单的同期声画面加解说，在一分半的时间里，简单明了地介绍了发生在五地的故事与2020年中国高考的背景。

这符合西方纪录片创作者的逻辑。他们因受戏剧传统的影响，更喜欢从高潮讲起，先将故事结果中的一部分告诉观众，引起观众的兴趣，然后再交代原因，最后再把另一部分结果告诉观众。这也可以很好地设计悬念，避免故事讲述节奏拖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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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视野下的内容选择

纪录片以其纪实特性成为跨文化、跨时空的媒介形态，肩负对话文明、沟通思想的文化使命。如何通过纪录片节目内容完成文化使命，成为中国纪录片工作者思考的主要问题。

（一）人类情感共通的题材

从纪录片类型来看，《高考2020》应归类于人文社会类纪录片。人文社会题材相较自然、科技题材于西方观众来说吸引力较弱。纵观中外合拍纪录片，题材也多围绕国家形象等宏大、单一主题开展，反映人性、温情、理想追求等平凡的题材屈指可数。但人文社会题材天然涵盖文化和价值观的能力不容小觑。

该片结合教育主题背后的逐梦与亲情和2020年颇受关注的“疫情”话题，包含了诸多人类情感共通点：爱、奉献、责任、拼搏、追求公平等。这些要素皆具跨国界与跨文化的属性，是中外文化的交融点，其普适性特征可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海外观众在认同上的缺陷。《武汉战疫纪》之所以能在播发后立即引起海外媒体关注，并被多家海外电视频道和新媒体平台采用，正是因其抓住了人类共情点：希望疫情能尽快结束以及对医务工作者的尊敬与感激。

不同于其他讲述中国高考的纪录片大篇幅描绘考生高压备考或猎奇“毛坦厂”“标语横幅”等刻板印象，《高考2020》国际版更为关注的是中国高考制度的公平性以及高考可以为中国人带来怎样的机会，体现出了该片的人文情怀与社会意义。《高考2020》不仅是对人文社会题材纪录片推广传播的一次尝试，同样是对国际柔性讲述中国防控疫情成效的一次试验。

（二） 视角平民化的故事

《高考2020》节目聚焦五位以各种形式参与高考的普通个体主人公，分别是在京高考的排球特长生赵南茵、在沪高考的普通高考生徐云驰、在汉高考的绘画特长生王科珺、在鄂尔多斯高考的马头琴特长生苏燕和在宁助力高考的爱心司机李宜。

赵南茵因疫情无法进行集体训练，父亲成为了她唯一的训练伙伴，母亲作为一线医疗工作者无法兼顾家庭，父亲挑起了家中重担。一家人并未因疫情改变前行的方向，而是在风浪中坚定坦然，共同面对挑战；徐云驰本是一名“学霸”，却在考前突发高烧，使全家忧心忡忡。在家人、医生、老师的共同帮助下，他最终顺利参加了考试；王科珺在武汉解封日“4月8日”度过了18岁的生日，历经“封城”后的她和她的家庭还是顶住种种压力，勇敢面对高考；苏燕在牧区长大，热爱马头琴，立志让蒙古族音乐登上世界舞台。疫情的意外来临没有浇熄她的梦想，反而使她坚定了自己的目标；李宜当年险些迟到错过高考，惊险的经历便是他如今为何成为一名爱心送考司机的理由。很快，他的女儿将参加高考，他对女儿的教育也用心良苦。

五位主人公的故事各具特色，具有所谓的“戏剧冲突点”；他们身边的人也参与到高考和疫情的“大考”之中，在五城的地理跨度上，以点带面，从个人到家庭，再到城市，到社会，逐层体现出中国对于高考的重视，并展示了中国如何在流行病的背景下有序组织一场千万人的考试。这种平民化视角易使观众产生亲近感，却不失形成个人故事与国家故事的共振。《在武汉》《好久不见，武汉》等多部抗疫主题纪录片作品都是通过捕捉最普通的中国人的生活，反映国家行为，充满了情感温度。

（三）富有历史底蕴的解说

纵观《高考2020》国际版改编过程，由于打散故事并增加解说，节目内容由此变得更加丰满、厚重。导演版节目仅在各个故事前利用提示字幕简单介绍当地高考和疫情情况，而国际版节目在维持五个故事的基础上，还通过解说配以历史画面资料等形式向海外观众提供更加生动、丰富的中国背景知识。

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在文化价值维度研究方面提出了“高语境文化”（high context culture）和“低语境文化”（low context culture）的概念。文化语境常被用于分析跨文化传播的研究。中国一般被认为属于“高语境文化”，而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其他国家则处于“低语境文化”环境。在中国生产纪录片的跨文化传播中，需要使用直接的符号来进行编码，从而更加有效地向海外受众传递信息，帮助他们理解中华文化，减少文化折扣。

因此《高考2020》国际版补充了诸如中国高考历史、中国人的奉献牺牲精神等相关信息，使得节目更适应海外受众的接受习惯，也借此更加软性传递中国深厚的历史文化。例如：“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高考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择优方式，无关财富和地位。但在半个世纪前的一段时间，高考消失了。将近半个世纪以前，中国是另外一种情况。大学靠推荐录取，个人选择机会有限。1977年恢复高考，上百万的中国年轻人涌入各地报名点，虽然当时连打印考卷的纸张都不够。当年有近600万人报考。1977年的高考释放了一代人的潜能，塑造了我们今天认知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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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表达的方式与手段

作为纪实性影像节目，《高考2020》强调其记录功能。单纯旁白搭配画面的视听组合方式现已基本被故事片摒弃，大多影片依靠的是真实记录的画面与声音。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提升纪录片的真实感，也可以增强中国故事在国际传播中的说服力和可信度。但无论是解说加画面、解说加访谈还是真实客观记录的叙事模式，都是单调乏味的，不适应当今社会的传播需求。多种叙事模式的结合才是大势所趋。

（一）“他者”视角反观自我

这种叙事模式的演变也符合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历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国家在政治上向苏联“一边倒”的国策的制定，中国的纪录片曾采用苏联“形象化政论”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下，一切媒体都成为传播国家意识形态的工具，但由于中西方创作者对于纪录片的诉求不同，反而会适得其反。比如中国邀请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拍摄的《中国》，本意是纪念中意复交，但却因导演未按照和中方达成的计划进行拍摄，致使制作完成的节目未实现双方预期。

正是在大量国际传播实践中，中国纪录片工作者意识到“类苏联模式”的纪录片不能冲破东西方壁垒，甚至在东方国家间都难以有效传播，开始从“他者”视角进行自我反思，“外国人看中国”“借嘴说话”“第三只眼”等一系列词语成为了新时代中国纪实节目的创新方向之一，以减少“走出去”的意识形态壁垒。其中，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通过外国导演拍摄中国故事形成“他者讲述”这也是《高考2020》所采取的策略。

上文提及的“他者”是一个相对于“自我”而生的哲学概念。不同流派的西方哲学家构建了多维的他者理论，比如柏拉图的“同者”与“他者”、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等。在跨文化传播领域中，最受推崇的是斯图亚特·霍尔的“他者”表征理论。

在《高考2020》中，外国导演在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文化语境下对故事进行了个性化架构，具体表现在讲述人、讲述方式、讲述语言等方面。此外，对于选题选角，外国导演也有独到的眼光。每位导演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而不是人云亦云、千篇一律。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之下，影片内容不再是“自证”，而是从“我者”视角转向“他者”视角，对中国故事也发生了从“自我讲述”向“他者讲述”的转变。这正符合霍尔的表征理论。

（二）善用符号呼应主题

从高考生选角上，可看出该片人物身份符号明显，且具多元化和去同质性，不仅有普通考生，还囊括体育、艺术特长生。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他们对未来充满期待，颠覆了外国人认为中国学生是“书呆子”的刻板印象，同时也展示出中国为高考生提供多种选择，反映出中国对教育的态度和价值观。“参与过‘非典’的ICU护士长”“未来高考生家长”“蒙古族女孩”等亦都是《高考2020》中关于教育和疫情主题的典型性身份符号。

此外，通过“戴口罩的面孔”“请勿坐”“标识”“耐克”“旗袍”等实物符号和“测量体温”“核酸检测”“祈福”等行为符号，该片点滴之间都以还原现场的方式呈现了中国社会如何在疫时应对高考，并讲述在中国如此重视高考的传统下形成的文化符号。

（三）解说发挥叙事功能

解说是纪录片重要的构成元素，可以将费解、晦涩的内容进行剥离，同时缩小文化差异带来的隔阂。精心打磨的解说词，会使节目锦上添花。该片解说采用客观的口吻，发挥叙事功能，铺垫情节发展，除了实现营造历史空间的功能外，亦能塑造立体人物，设计高潮段落，升华内容主旨。例如：“徐云驰出身于理工世家。他的祖母张培英是一位退休的物理老师。他的祖父曾在著名的上海复旦大学学习电气工程。这也是云驰想去的学校。”这段解说词通过介绍徐云驰祖父母的情况，使云驰学习优异、被家庭寄予厚望的事实更为合理，个人形象更加生动。

该片还在串联各个部分之间，有效加入留有悬念的话语，引导观众跟随节目叙事探索故事发展。例如：“离2020年高考只有几天了，每个考生家庭都倾注全力。在上海，繁重的学习压力让徐云驰的身体吃不消了。他发烧了。”

在结尾部分，解说用一段陈述“中国的高考让数以百万计的人，以梦为马，跨越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奔赴未来。这也是中国独特的自我更新的方式，一次又一次”，引出了主人公们的考后生活，又紧接着通过一段解说

“面对全球疫情，今年的高考已经结束。很明显，这个国家在其漫长的历史中翻开了新的一页。下一代毕业生将面临未来的挑战。也许2020年的高考会被人们永远铭记，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未来”，对结尾留有空白，利用开放式结局引发观众思考，符合海外受众的观影期待。

总体来说，节目借助五位导演的不同视角，生动记录个体人物故事，多维度展示了中国举办疫时高考的“事件”，也由此实现了软性讲述中国抗疫故事的议程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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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启示

纪录片是中国对外传播的主要载体，也是中华文化“走出去”工程的重要构成。近年来，中外合拍成为中国纪录片走向国际的促成因素，并试图解决中国主流媒体与机构独立摄制的纪录片在海外传播效果不佳的问题。海外机构出品的关于中国的纪录片多具有极强的主观性视角，虽然内容上有客观严谨性，但并不能很好展现出中国倡导的集体主义和中国人民勤劳奋斗的美好形象。中外合拍纪录片《高考2020》的成功实践得益于中方在节目策划、制作、播出等方面的话语权占据主导性。在合作中，中外双方紧密沟通，做到尊重外方团队，汲取外方智慧，但又不失本心，最终实现了“中国故事、国际表达”。

刊发媒体：2021年第6期《对外传播》杂志

作者：晋清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