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哮喘”运动员为什么越来越多？_风闻

近期的快乐源泉和感动都是奥运会带来的，无论是国内“00后”射击运动员杨倩一鸣惊人的首金，还是中国飞人苏炳添进决赛创造亚洲短跑记录，国外伊朗射击老将贾瓦德·弗罗吉打破记录获得金牌含泪跪地的场面，每个奥运摘金的画面都让人激动万分，热泪盈眶。看着选手们的台下十年功的努力在赛场上终于绽放，奥运选手背后的精神激励着无数观众，尤其是在这个疫情当道的场景下，感染了无数人带给了很多人拼搏、坚韧的力量。

我们知道竞技体育的竞争非常激烈，站在奖台上领奖的毕竟是少数人，为了提高赛季成绩，一些运动员在兴奋剂检测技术非常严格的情形下还是屡屡犯险，违规嗑药。

今年的东京奥运会也出现了兴奋剂，独立于世界田联的田径诚信委员会在7月31日宣称，奥运会女子短跑名将尼日利亚选手布莱辛·奥哈巴雷在兴奋剂测试中，被检测出人类生长激素成分，因此被取消比赛资格。这也是东京奥运会首例因为违禁药而被取消参赛资格的运动员。

其实这也不是个例事件，东京奥运会近期也公布了一份特殊名单，来自七国的田径组20名运动员被取消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原因还是跟兴奋剂相关——由于他们违反了10个月内3次不通知赛外兴奋剂的检测，被认定为有“诚信问题”。

“诚信问题”也是东京奥组委委婉说辞的遮羞布，大家心里都清楚是怎么回事儿。除了明里使用违禁药物外，还有一些欧美国家利用奥委会政策漏洞干起了“合法嗑药”的勾当，严重侵害了奥运会公平公正的原则。

“哮喘”运动员集结奥运

因为人权相关，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规定对于一些患有身体疾病的运动员，可以根据经过审核的医疗需要，出具同意运动员使用某种特定药物的许可，即医疗用途用药的豁免权。而这些所谓的特定药物，其实就是被明令禁止的兴奋剂。

为啥欧美运动员患“哮喘”病那么多呢？就是因为哮喘这个疾病在未犯病的时候，不会影响运动员体能的发挥，更重要的是赛前使用的哮喘药含有β2受体兴奋剂，具有使肺部扩张、加速血液循环、提高专注度的效果，在比分极其接近的游泳、滑雪运动中，运动员使用具有兴奋剂功能的药物那就是如虎添翼了，在顶级运动员生理体能接近的情况下，药物让运动员身体素质增强，比赛甩开对手摘金夺银成为可能。

据西挪威应用科技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对比试验，含有β2-兴奋剂的哮喘药物可以提高没有呼吸系统疾病的运动员的短跑和力量表现。运动员冲刺性能提高了3%，力量性能提高了6%，服用药物直接会影响比赛结果。而患有哮喘的运动员赛前服用β2-兴奋剂的结果就不言而喻了。哪怕是对于服用的剂量有限制，有数据显示限制剂量的β2-兴奋剂也仍有增强机体性能的趋势，可以提高运动员的赛事成绩。

冬奥会夺牌大国挪威，在2018年韩国平昌的冬奥会参赛时带了几乎6000支“哮喘”药物，被媒体们推上风口浪尖，也引起了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的怀疑。

挪威国家队队医负责人克尔兹伯格表示，这些药虽然多，但是摊开到每个人身上是合理的，根据我们对上一届奥运会的统计，整个奥运会期间我们负责250人，应带够250人的量。

是的，就是这么赤裸裸的“全员哮喘”，其他国家诸如芬兰、瑞典、德国等也带哮喘药，但是带的数量有限还有情可原，虽然后面冬奥会挪威的成绩优秀，但了解情况的观众都戏称挪威为“哮喘滑雪队”，他们获得的奖牌都有道德瑕疵。

美国的游泳队也有“全员哮喘”的嫌疑，甚至在公开招聘运动员的时候，优先考虑的也是哮喘病人，即便最终奖牌得的多，但是在一个不那么公正的条件下获得的奖牌，意义何在？运动员团体中偶尔有一两个患者还能说的过去，全员都哮喘，网友们戏称不如组团去参加残奥会呢。

竞技运动赛场上“持证嗑药”的运动员变得越来越多，保障运动员的医护权是一个很好的政策，但是一些组织、国家去钻这个空子投机取巧也是很没品了。那对这种情况真的是没什么办法了吗？暂时还真没有，道德约束这种东西永远约束不了别人，不过未来奥委会可以考虑对于参赛的患病运动员比例进行规定，打击这种钻漏洞情形，而反兴奋剂检测也得跟着技术的发展不断去更新。

严格检测也有漏网之鱼

目前兴奋剂涵盖的种类越来越全面，正规赛事对于运动员反兴奋剂的检测也变得愈发严格。据悉，2021年WADA发布的最新禁用名单，运动员禁用药物高达392种。而国内发布的最新版《2021年兴奋剂目录公告》显示，包含兴奋剂品种358种，比2020年兴奋剂目录增加9个品种。

兴奋剂的家族不断新增，检测的技术手段也在不断更新。在尿检血检中，往往会一次采集两瓶标本，分为“A瓶”和“B瓶”储存，通常A瓶会被直接送往实验室检测，而B瓶只会在检测结果遭遇争议之时才会启用，检测机构会将这些B瓶的尿液和血液保存十年之久。熟悉体育赛事的盆友应该知道，运动员除了在赛场上接受检查，在赛场外，也要时时刻刻受到监督，因为运动员很可能在训练时为增加肌肉力量而使用兴奋剂。

赛场外的检查简称飞检，可在一年中的任何时间和地点进行，运动员必须要配合检查，游泳健将孙杨就是因为拒检而被禁赛至今，至于拒检的原因大家都心知肚明。

而在政策方面，反兴奋剂也上升到了刑法的层面。在以往的规定中，使用兴奋剂面临的处罚主要是行政处罚，以及行业内部作出的禁赛等违规处罚。2020年12月，国内刑法修正案增设了与兴奋剂有关的罪名，规定：引诱、教唆、欺骗运动员使用兴奋剂参加国内、国际重大体育竞赛，或者明知运动员参加上述竞赛而向其提供兴奋剂，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兴奋剂违法行为正式“入刑”。

虽然有政策约束和反兴奋剂机构的严格筛查，但反兴奋剂检测的发展相比于兴奋剂的研发速率来说有些滞后，这也使得体坛违规作弊现象屡禁不止。

生物制药和分析化学的研发水平一直都是比检测机构要高，所以在一些违禁药物名单里，选择一些人体本身就能够合成的蛋白、多肽生长激素小分子，合理的控制使用的剂量，专业的机构也检查不出来。毕竟区分鉴定这个量的范围太微妙，这也是一些专业组织的一种“嗑药思路”。

兴奋剂检测可以检查出来一些违禁情形，但也不是百分百的准确，也有一些偶然因素比如疾病能够干扰它的检测效果。

比如在德国足球甲级联赛上，法兰克福队的副队长马科·鲁斯的尿检结果为阳性，当时一片嘘声，大家都在质疑辱骂，但经过随后的全面检查，鲁斯的确没有服用兴奋剂，是他所患的睾丸癌直接导致了尿检的阳性结果。患有睾丸癌时，人体会大量分泌类似兴奋剂的激素，从而引发了尿检的误判。误判是小概率事件，但是确也影响运动员与检测机构的声誉。

正如段子所说，查得出来就是兴奋剂，查不出来就是高科技。那些无法被检测到的作弊药物又会是如何泛滥呢？反兴奋剂的检查无论是自身所带的bug，还是在正常的检查流程中，都是一场堪比奥运的技术军备竞赛，竞技体育与兴奋剂相伴而生，反兴奋剂技术也需要不断地革新变化，这个猫抓老鼠的游戏无法停止。

东京奥运开放使用CBD大麻素

奥运会中，运动员在极大地的运动量和极强的压力中，确实有一些疼痛、睡眠、焦虑精神类疾病需要考虑照顾，但是一些疗效较好的药物在违禁名单中。

治疗和违禁冲突下，奥委会也在不断的权衡选择。

今年的东京奥运会是首届可以开放使用CBD（大麻二酚）的奥运会。此前，大麻素一般都是人体禁用的物质之一，任何大麻素成分在运动员体内发现就会被禁赛，但是很多医生将CBD作为许多疾病的自然疗法，因此禁止CBD是否合理被质疑。在2018年，大量研究机构经过科学研究有关大麻素效用，世界反兴奋剂组织决定解除对 CBD 的禁令。不过不是所有的大麻素都被解禁，THC（四氢大麻酚）的禁令仍然有效。

东京奥运会便成为了奥运历史上首届允许使用CBD的奥运会。对于运动员来说是福音，运动员可以使用CBD来治疗焦虑、抑郁、慢性疼痛、睡眠问题。对于拿“合法嗑药证”的运动员来说，使用其他违禁药物来治疗上述疾病，也会逐渐被取缔。某些特殊的权利在CBD解禁的前提下被打破，大家一起使用大麻素治疗共有的疾病，一起嗑更嗨。

无论是近期因为“压力”退赛引起一片哗然的美国体操健将拜尔斯，还是加拿大哮喘游泳选手玛格丽特领先张雨霏0.05秒夺金，这些具有特权合法嗑药的运动选手，在比赛中的药物优势让他们获得了万众瞩目的荣誉，但在了解情况的体育迷心目中，奖牌并非实至名归。

奥运会的主旨是更高、更快、更强，一直都倡导的是人类变得更优质，这种优质美好不仅仅是在体质上面，背后的精神力量和包含的人类宝贵品质美德，都需要一起进化，在兴奋剂投机取巧的竞技中，谈论奥运精神的意义何在？

东京奥运会的格言今年还加入了“更团结”元素，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表示：“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更是为了应对我们面临的巨大挑战。”无论是疫情还是人类面临的其他灾难，更团结口号的前提就是信任，各怀心思的投机会拉开心与心的距离，按照纳什均衡的原则，利他就是利己，互利才能共生，信任让力量凝聚、人心团结，我们打心底钦佩的是人类突破自我、突破极限的真实力量，我们爱慕的是运动员身上强大的自我精神与人格魅力，奥运奖台的神圣需要运动员自觉维护。

虽然确有病患运动员的存在，但大面积使用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用药物加持比赛，终会有被肃清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