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中国抗疫志》：后真相时代中国纪录片的真实呈现_风闻

当下，西方媒体关于中国抗疫的报道中，不断出现一些令人难以认同的言论。面对西方媒体的质疑、批评与谣言，“解读中国工作室”团队倾力打造的五集纪录片《中国抗疫志》，自2020年4月6日起陆续在中央电视台和海外多国电视台播出，覆盖欧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3.96亿观众，同时在英国Nature杂志官网、腾讯视频、YouTube等著名新媒体平台播出。

《中国抗疫志》是一部回应世界的中国抗疫纪录片式“白皮书”，在海外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作为一部现象级的作品，本文重点分析其构建，为以后纪录片的国际化传播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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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真相时代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污名化

后真相描述的是诉诸情感与个人信仰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民意的种种状况。后真相时代的“后”表达了对真相的消解和否定。英国作家赫克托·麦克唐纳在《后真相时代》一书中将后真相划分为片面真相、主观真相、人造真相和未知真相。这四种划分，为我们分析、澄清谣言提供了新的思路。

第一片面真相。所谓片面真相就是传播者利用现实的复杂性，有目的地选择和放大支持个人意图的“事实”，但是他们并没有传达完整的真相。如2020年3月8日，《纽约时报》在其官方推特上抨击中国，“为对抗新冠疫情，中国隔离了6000万人，并对数亿人实施严格的检疫和旅行限制。这场战疫极大损害了人们的生活与自由。”这些报道是西方媒体忽略事实背景，片面性、有选择地报道，极具煽动性。

第二主观真相。主观真相和个人的价值观和思想观点密切关连，是凭借主观意愿判断出来的“真相”。为了制造话题，西方媒体根据自己的价值观逻辑，扭曲中国抗疫所采取的措施，如《纽约时报》刊登的《史上最大规模隔离只会将事情变得更糟？——讲述隔离病患措施背后不为人知的黑历史》。显然，这些报道都是西方媒体依据主观意愿编造的谣言。

第三人造真相。所谓人造真相就是媒体基于某种目的一手捏造的“真相”。如英国《卫报》：中国把绝望呼救的武汉拒之门外。2月1日发行的德国《明镜周刊》封面上赫然写着“冠状病毒——中国制造”，其中“中国制造”几个字被特别放大，并用黄色呈现，极具煽动性。这些报道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是西方媒体凭空捏造出来的。

第四未知真相。所谓未知真相就是基于某种信仰和立场，违背事物发展客观规律，主观预测事件的发展态势而形成的“真相”。如《纽约时报》于2020年2月11日刊登《“就像中世纪的欧洲”：新冠疫情重创中国经济》的评论文章就表示，疫情使得中国经济基本处于停摆状态。这些别有用心的“预言”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被西方媒体和政客借助疫情重新炒作和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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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抗疫志》的建构分析

纪录片是描摹现实、反映自然、传播文化的重要文化载体，是对外讲好中国故事、澄清事实真相、塑造中国形象的重要渠道、载体与符号。麦克唐纳关于后真相的划分，为中国抗疫主题纪录片的构建提供了新的思路——超越后真相，还原真相。

《中国抗疫志》最大的特点就是直面问题。从第一集到第五集针对西方媒体的谣言，设置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然后正面回答了西方媒体对中国抗疫的各种质疑、批评。问题的尖锐性、深刻性，决定着主题的深刻性和思辨性，深邃的主题离不开宏大叙事。该片每一集宏大叙事段落大约出现了3-4次，总时长大约占片长四分之一。虽然时长比较短，但宏大叙事段落是每一集纪录片的叙事框架，正是这些作为框架的宏大叙事段落将微观叙事段落串联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平民化视角采访不同领域、不同国家的专家，对每一集所提出的问题发表看法和见解，从微观角度回应或回答了一系列宏大问题，其成功之处在于把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融合，从大处着眼、小处入手，重构宏大叙事，创新性地理解和把握宏大叙事，融入微观叙事的观念和表现方式，不断丰富和创新宏大叙事的内涵。

肯尼斯·伯克提出的“认同”理论认为修辞者使用符号或语言与读者取得“同一”时，才能达到诱发他人行动的目的。这里的“同一”也就是“认同”。关于认同，伯克提出了获得认同的三种方式，即同情认同、对立认同与无意识认同。该片制作团队出色地践行了这一理论。

纪录片中的同情认同。同情认同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共同情感、共同体验或共同利益，借此达到受众对讲述者的认同。该片使用英语对中国抗疫进行解读，熟悉的话语使得外国讲述者在与海外受众，特别是其本国的受众交流时，没有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的障碍，讲述内容更易被接受。该片传达的价值观，如“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也比较容易产生同情认同。

纪录片中的对立认同。对立认同是指由于讲述者与受众具有共同的对立面而形成联合，即两者能够认同是基于共同的“敌人”或“问题”。该片每一集都以问题—答案的模式来组织布局，如《人类新对手》中，围绕人类共同的敌人新型冠状病毒来自哪里这个问题展开。美国冷泉实验室的奥尔森博士以科学家的身份反对“武汉病毒”的报道，认为病毒可能来自世界任何一个地方。他以亲身经历赞扬中国的疫情防控是“非常公开的、透明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健康安全中心高级学者阿达利亚博士是一名流行病危重病急救医学专家，他从专业的角度否定了所谓新冠病毒是中国制造的谣言。

纪录片中的无意识认同。根据伯克的理论,无意识认同可使受众无意识中与讲述者达到认同，是一种强有力的劝说。该片每一个讲述者都用第一人称“我”来讲述故事，都有一段自我介绍，宛如受众在一个个讲述对中国抗疫真实情况的感受。来自也门的阿马尔医生，在浙江省稠州医院工作，他说：“事实上，中国和中国人民在为我们，为整个人类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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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抗疫志》带来的启示

有学者指出后真相时代的基本特征：情绪在前，真相在后；认知在前，真相在后；成见在前，客观在后。这需要国际化传播的中国纪录片的叙事策略、叙事技巧和传播方式做出相应调整，以适应后真相时代的需要。

一是重视同一义场，直面问题。约翰·基恩认为后真相是政治操纵的新武器，它充满一个特别的隐喻：煤气灯效应。煤气灯效应来源于1940年的黑色悬疑电影《Gaslight（煤气灯）》，它是一种通过“扭曲”受众眼中的真实，而进行的心理操控和洗脑。也就是说，后真相时代西方媒体通过将虚假的信息灌输给受众，从而使受众质疑自己的认知，达到控制受众的思想和行为。在同一义场下，直面问题、正面回应质疑，是对谣言最好的反击，是揭批虚假报道、遏制后真相思潮的重要“武器”。《中国抗疫志》团队全面梳理西方媒体在疫情方面的不实新闻报道，特别是西方部分媒体借疫情发起对华舆论战的特点、策略与目的等，抓住其论述的逻辑漏洞，开展了具有针对性的反驳。

二是重视微观叙事，强化真实性。后真相时代，事物变化纷繁复杂，真相变得扑朔迷离，受众很难判断新闻报道与客观真相是否一致。国际化传播的纪录片要想被海外受众所接受并认可，就必须转变创作观念，从一味追求强调宏大叙事转变为强化微观叙事。将镜头聚焦于普通人，用平民化的视角记录他们的生活，这样才能点燃受众的真实情感，满足海外受众审美需求，实现中国纪录片在海外的有效传播。

三是重视渗透传播，善用认同理论。当下，西方国家舆论呈现出多元声音的现象，不同声音相互制衡，右翼政客与反华媒体过于偏激的言论并未占据主流。纪录片创作者应该灵活引导西方学者发出理性声音，传递真实信息。引导生活在中国的外籍友人、留学生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中国故事。要善于传达普世价值观，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要认真分析西方媒体的谣言和质疑，以事实为依据，有针对性地澄清质疑和谣言，向西方受众展现出一个真实的中国，争取更多受众的认同。《中国抗疫志》为后真相时代中国纪录片走出国门做出了成功探索，为以后纪录片国际化传播提供了很好的借鉴。

刊发媒体：2021年第2期《当代传播》杂志

作者：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副教授李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