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前顾问卡拉加诺夫：新冷战已开始 俄中半结盟关系_风闻

普京前顾问卡拉加诺夫：新冷战已开始 俄中半结盟关系

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y Karaganov）近日在接受《论据与事实》周报采访中称，前苏联可能输掉了第一次冷战，但俄罗斯在与美国的重赛中领先，而且这一次完全有机会胜出。谢尔盖·卡拉加诺夫是俄智库“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荣誉主席，俄罗斯国立研究大学高等经济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学院院长。2001年至2013年期间，他曾担任普京的外交问题总统顾问。采访中，记者问，“你最近发表了一篇长文，说‘一场新的冷战正在展开’，‘情况最像1950年代’。但在普京和拜登在日内瓦的会晤中，许多人看到了危机已经过去、我们从深渊边缘撤退的迹象。你不同意吗？”

卡拉加诺夫说，“当然，目前的冷战与以前的冷战不同。但它现在才刚刚展开。而近年来，敌对言论的水平几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我们国家从未有过这样的妖魔化。由于大量新角色和新武器系统的出现，战略稳定性也相当脆弱。而在20世纪50年代，一场战争的开始可能更多是出于选择，现在则更多是出于偶然。普京和拜登的会晤确实使局势稍稍缓和，这是一件好事。但我们那时也有会议。记得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在日内瓦的会谈，几乎没有任何结果。”

卡拉加诺夫说，“因此，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什么改善，但我看到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的道路非常艰难。我们正在应对来自西方的猛烈反击，西方正在失去阵地。而且这种情况会一直持续下去，直到新的平衡被建立起来，直到西方国家习惯于它的新地位。其不再是一个霸主--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记者说，“你写道，最主要的是不要卷入一场重大战争。害怕第三次世界大战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但很少有人害怕它；毕竟，‘不可能有赢家’。而政治家并不像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你不同意吗？”

卡拉加诺夫说，“我对这种观点非常关注，这种观点在我们国家和世界其他地方也很普遍。我称其为战略寄生主义。我们习惯了没有战争的生活，并认为它将永远如此。但我重申：从所有角度来看，情况都与战前非常相似。而不是因为有人要用核导弹攻击俄罗斯而自杀。但因为他们想通过各种手段向我们施压”。

卡拉加诺夫说，“而在完全互不信任的条件下，任何冲突都可能迅速导致不可预测的升级……此外，在上一次冷战中，各国首脑都是经历过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恐怖的人。他们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现在，另一代人已经上台，他们认为战争没有什么特别可怕的，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正在寄生在我们奇迹般地避免战争的时期--主要归功于机会和上帝的意志，他把核武器交给了人类。”

记者问，“你认为，俄罗斯正以良好的状态进入一场新的冷战，并且完全有机会赢得这场战争。这是为什么呢？”卡拉加诺夫说，“没有所谓的最终胜利--任何胜利都可能是暂时的、幽灵般的。俄罗斯拥有特别丰富的‘从胜利的怀抱中抢夺失败’的经验。上一次冷战的代价是什么，当时我们以可怕的代价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却在一场摧毁我们的可怕军备竞赛中陷入了数十年。”

卡拉加诺夫说，“但现在有几个因素可以让我们谈一谈成功的好机会。第一个是，虽然我们上一次冷战基本上是在两条战线上进行的，但中国现在是在我们这边，是一个巨大的战略资源。它利用了西方的大部分军事和政治力量。”

卡拉加诺夫续称，“第二个好处是，我们现在不富裕，当然，但人民仍然有相对充足的食物，我们不会像那次冷战后期那样感到悲惨。当年，俄罗斯的许多精英和民众都感到不安全和内疚。我们现在知道，真理在我们这边，这是一个巨大的道德优势。”他说，“第三：我们面临着一个更弱的西方，我们生活在一个更自由的世界，在那里各国有更多的回旋余地。当我们摆脱了西方的堡垒--五个世纪以来西方对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统治所依赖的军事优势时，我们将世界从西方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卡拉加诺夫说，“但是，即使要击败这个正在减弱但仍然强大的西方，我们也需要在国内和国外推行正确的政策。最后，我们的另一个优势是，俄罗斯没有像苏联那样的巨大负担。苏联养活了半个世界，而俄罗斯作为它的一部分，养活了所有的联盟共和国。格鲁吉亚是苏联人均收入最多的国家，乌克兰是绝对收入最多的国家。而随着这些补贴的丧失，他们都变得非常贫穷，这并不是巧合。例如，乌克兰仍然没有恢复到1991年的水平。”

记者问，“你提到了军备竞赛。在日内瓦会议之后，俄罗斯和美国不会再次陷入困境的希望是否加强了？”卡拉加诺夫说，“无论如何，我希望如此。毕竟，我们的优势之一是上一次冷战的失败经验，当时我们完全无望地、毫无意义地陷入军备竞赛，试图与更富有的对手平起平坐，甚至超越对手”。

卡拉加诺夫说，“‘武装部队数量上的平等’--我们一直在争取的平等--这一愚蠢的概念是值得的。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支有效的军事力量，能够对敌人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害。它所需要的资金比苏联花的钱少很多倍。我们现在部署的那些武器系统：高超音速、机动导弹和弹头；它们贬低了美国数万亿美元的投资，例如在航空母舰舰队中的投资。这是要进行的方式。”

记者问，“显然，克里米亚海岸的英国驱逐舰的故事不会是最后一个。西方大国是否会继续‘制衡’我们的军队和政客的荒唐行为？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做--无视挑衅或作出严厉的回应，因为我们知道这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卡拉加诺夫说，“你必须放松，保持你的头脑和你的幽默感在第一位。现在正在进行冷战，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事情总是有可能发生的。挑衅行为必须得到处理，或多或少都要受到严厉打击。”

卡拉加诺夫说，“但不知何故，我们没有注意到发生在我们边界之外的其他美好事物。例如，最近，我们光荣的太平洋舰队在夏威夷附近进行了一次强大的战略演习。这是一次出色的行动，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惊。据我所知，他们大吃一惊，有人惊慌失措地谈论新的珍珠港之类的问题。”

卡拉加诺夫说，“诚然，我们与英国同事不同，没有侵犯任何人的边界，因为我们是正派的人。但在许多方面，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当我们的潜艇在北极地区突然破冰浮出水面，从而将导弹的飞行时间缩短了一半；这是一种温柔的友好姿态还是什么？是的，我重复一遍，我们的行为是得体的--无论是在意识形态上还是在军事上。但尽管如此，我们的同事应该知道我们容忍的限度。”

记者说，“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再一次靠近克里米亚海岸，那么就可以把他们击沉吗？”卡拉加诺夫说，“如果需要沉没，我们就会沉没。至少，我们的伙伴们对他们的损失确实感到愤怒，并试图进行报复，他们应该知道，代价会很高。而它会有多高则取决于我们。让他们苦恼和猜测。”

采访中，就俄中关系记者提问称，“而在友好国家的名单上，如果有的话，会是谁呢？”卡拉加诺夫说，“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今天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是我们和中国政策的一个杰出成就。而西方最大的地缘战略失败之一，不仅让我们走得更近，而且让我们在真正的半联盟状态下走到一起。”

卡拉加诺夫说，“此外，我们与大多数阿拉伯国家有着友好和半友好的关系，与伊朗有着良好的关系，与蒙古、印度和许多欧洲国家：匈牙利、奥地利和意大利有着良好的关系。总的来说，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分水岭，分水岭的一边是‘大美洲’（美国加上西北欧），另一边是‘大欧亚大陆’（将包括一些中欧和南欧国家）。最大的问题是德国最终会在哪里；目前正在争夺。”记者说，“谈到中国，你把他说成是‘几乎是俄罗斯的盟友’，以对抗西方，并告诫说 ‘北京还不会威胁到我们’。你说的‘然而’是什么意思？”

卡拉加诺夫说，“仔细分析中国的政策和军事准备，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人不会威胁到我们。否则，为什么他们会如此有力地重新安排他们的军事战略和军事建设，从陆地到海洋，将大部分资源投入到太空和海军，而不是陆地部队？”卡拉加诺夫说，“ 他们不打算为领土扩张而战；他们要捍卫其东南和东部边界。但十年或十五年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

卡拉加诺夫说，“我假设中国的精英们会犯一个战略错误，并遵循中国的一个传统方式--建立一个由诸侯国包围的中间帝国。那么中国将有巨大的问题，而且不仅仅是与俄罗斯的问题。无论是印度，还是伊朗，还是土耳其，更不用说日本--欧亚大陆的所有大国都不会容忍这一点。但是，如果中国人明智地采取行动，我们关系的前景将是巨大的。”

记者问，“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庆典上，习近平承诺要用中国人民筑起‘一堵钢铁长城，任何外来势力都会在其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然而，中国的强大，向新的超级大国的转变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好处还是一种风险？”

卡拉加诺夫说，“拥有一个友好的超级大国是一个巨大的福音。我希望我们不要重蹈欧洲人的覆辙，他们躲在美国的背后，把自己的主权卖给美国，现在正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了解俄罗斯的历史，以及我国人民和政治阶层的心理，我认为，我们不会向任何人出卖我们的主权。同时，我也希望中国政治阶层的智慧。如果我是中国人，我永远不会做任何针对俄罗斯的事情。到目前为止，他们一直在这样做。”

记者说，“你断言俄罗斯的根本弱点是缺乏‘面向未来的意识形态’。

又可以用什么方式表达呢？”卡拉加诺夫说，“我们必须认识到的第一件事也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是战胜所有伟大征服者的胜利民族。还有成吉思汗、征服了半个欧洲的瑞典卡尔十三世、拿破仑和希特勒。世界上没有其他这样的国家！第二：我们是一个不仅仅是传统价值观的国家——我们是为了让人们保持人性。而西方最新思潮所提出的，是将人转变为非人，转变为没有性别和历史记忆、对祖国、对文化没有依恋的……”。

卡拉加诺夫称，“第三：我们是一个解放的民族。我们把欧洲从拿破仑和希特勒手中解放出来，现在我们正在把世界从西方霸权中解放出来。而我们应该为此感到自豪。我们也是一个文化开放性突出的国家，与种族主义完全隔绝。”他说，“这些东西应该是我们进攻性思想的核心。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想法；它们是由许多俄罗斯思想家提出的。它们可以被用来形成，然后向社会提出这种意识形态。”

卡拉加诺夫称，“长期以来，我们有一种有害的观念，即民族思想，新的俄罗斯思想，必须从下面发展，不能强加于人。但这充其量不过是闲置或智力无能的一个借口。在君主制国家，意识形态总是由君主和他的随从制定的；在更复杂的国家，是领导层和精英。到目前为止，我们的领导层和我们的精英们还没有这样做。但从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来看，这一进程已经开始。”

记者说，“我记得，早在叶利钦时代，任务是提出一个国家的想法。甚至科学院也参与其中，但没有任何作用。有没有可能人为地创造一种被人民接受的意识形态呢？”卡拉加诺夫称，“1993年，我是准备提出全国性想法的两个小组之一的领导人。秘密地，在克里姆林宫。我的小组最远在斯大林以前的办公室开会。我们想出了一个主意，它与我现在谈论的非常相似。但当时社会和精英阶层都没有准备好接受它”。

卡拉加诺夫称，“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只想

‘进入欧洲’。许多人当时认为，我们应该接受存在于西方的思想，作为我们自己的、民族的思想。但现在，社会已经成熟了。而且也许它甚至开始成熟了。我认为，发展现代俄罗斯思想的要求现在将落在肥沃的土地上。它只需要松动一下。”记者问，“这个想法应该以什么形式被采纳--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

卡拉加诺夫称，“许多想法已经出现在宪法中，它们也出现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但到目前为止，除了我国总统的几次讲话和部分外交部长的讲话外，我们还没有系统地提出新的国家意识形态。而这是需要做的。然后全力发动国家和党的机器，让‘思想掌握在群众中’。就像一直以来所做的那样--没有其他方法，也永远不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