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过那么多牛人，这一次，我是真的震撼了灵魂_风闻

　　江苏淮安海棠花/摄图网 

　　最近拜访了一位很特别的牛人。

　　她不是我惯常写的知名企业家，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她却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对我的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将对我的人生产生重大影响的前辈。

　　最近因为和她的几次接触，以及特地研究了很多相关的资料，我对她以及她身后的那一位伟人，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认为，她的故事一定要写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

　　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们依然需要，或许更加需要，也将永远需要她拥有的那种精神。

　　1

　　周咪咪

　　1949年，5岁的周咪咪，跟着爸爸妈妈从天津来到北平。

　　他们一家是来和伯伯（念“bai bai”）团聚的。小咪从没见过伯伯，也不知道伯伯是干什么的，只知道是一个大官。

　　伯伯是小咪爸爸周同宇一母同胞的亲哥哥。按照中国传统，哥哥当官，弟弟必然沾光。但是这位当大官的哥哥却不一样，不仅不为自己的弟弟谋任何福利，反而还帮倒忙。

　　周同宇以黄埔四期学员出身，1925年入党的老党员资历，北伐攻打武昌城曾经负伤的经历，华北大学（人民大学前身）培训班毕业的学历，只是在北京钢铁局得到一个管仓库的普通科长职位——这是因为他的亲哥哥给钢铁局领导关照：

　　给周同宇的职位安排的要尽量低，工资要尽量少，不能像封建社会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更不能像国民党时期搞裙带关系。

　　所以他们家只分到了两间很小很小的平房——要知道当时家里有4个孩子，后来又增加到6个。

　　周咪咪（左二）和哥哥、姐姐、弟弟合影

　　周咪咪的妈妈王士琴，生长于东北，受过良好教育，讲得一口好俄语。新中国成立后，俄语人才极度稀缺，王士琴成了一所中学的俄语老师。

　　夫妻双职工，孩子没人照顾，家里房子也住不开，周咪咪的伯伯就说：让老大、老二、老三都住到我家来吧。

　　于是，这年12月，老三周咪咪就住到了伯伯家里。

　　在幼小的周咪咪眼里，第一眼见到的伯伯是这样的：

　　这位陌生的伯伯抬头望着我，笑得十分开心。我还看到他穿着一身黑色的棉服，人长得又白又胖，由于皮肤白，就衬托着他的头发、眉毛和那一双大眼睛都格外的黑。

　　伯伯高兴地把周咪咪抱起来，高举过头。周咪咪吓得紧闭着嘴，心里紧张兮兮地在想：“你可千万别松手，你一松手，我可就掉下去了。”

　　如果她年龄再大一点，记忆再清晰一点，也许她会感觉到，伯伯把她举过头顶时，右边的胳膊动作是很别扭的——因为他在革命时期曾经从马上摔下来，把右胳膊摔断了，而当时又没有很好的治疗条件，所以留下了永久的后遗症，右胳膊再也无法伸直。

　　如果她年龄更大一点，识字更多一点，还会发现，伯伯住的这个院子，入口的门楣上，写的是“廰花西”三个字，从右往左念，叫做“西花厅”，其位置是北京市中南海西北角，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政务院总理办公室”。

　　中南海西花厅/图源：百度百科

　　她的伯伯，是当时的政务院总理，后来的国务院总理，名字叫做：周恩来。

　　2

　　三兄弟

　　周恩来出生在一个败落的封建大家庭。他爷爷当过知县，外公则当过知府。但是到周恩来的父亲这一辈，家道已经中落，所以周恩来幼时，家中极贫。

　　周恩来的生父周劭纲常年在外打工，所做的不过是教书、文书一类的工作，一生清贫，用周恩来的话说，“一辈子工资都没有超过20元”，甚至都无力养家。

　　周恩来的母亲万冬儿，在30岁的时候不幸染上肺结核去世，留下三个年幼的孩子：周恩来，周恩溥，周恩寿（后因周恩来干革命被通缉，为了避免影响弟弟，他嘱咐两个弟弟对外不称名而称字，分别叫做周博宇和周同宇）。

　　周恩来还有一位嗣母，叫陈三姑，原本是他的婶婶，因为叔叔周贻淦早逝无子，家中长辈把周恩来过继给这位叔叔。所以从家谱上，周恩来是周贻淦和陈三姑的儿子。实际上，他小时候也是跟着陈三姑长大。

　　在周恩来6岁时，由于家里实在贫穷过不下去，万冬儿带着孩子们回娘家，陈三姑也一起住在万冬儿的娘家。万冬儿去世后没多久，陈三姑也去世了。所以周恩来在一年之内，就痛失两位母亲。

　　可怜周恩来年仅10岁，就要担负起家庭重任，照顾9岁和4岁的两个弟弟。

　　好在周恩来的四伯父周贻庚当时在东北当差，日子过得尚可，他把周恩来接到东北去生活和学习。

　　周恩来把两个弟弟一个拜托给老家的八婶，另一个寄住在妈妈的妹妹（十四姨）那里，从此离开了老家淮安，再也没有回去过。

　　此后，周恩来考入南开中学，然后又走上革命道路。二弟周博宇和三弟周同宇，也在年纪稍长后相继投奔四伯，也都考入了南开中学。

　　二弟周博宇毕业后，在四伯父的关照下，去了哈尔滨工作。后来东北沦陷，他也失业了，辗转了北平、天津等地，最后在山东落脚，1945年病逝于潍坊（网上有些文章说周博宇是因为参加抗日活动被日寇抓捕，受了严刑拷打，才不幸身故的。不过此说未见权威资料记载，暂不采用）。

　　周恩来二弟周博宇

　　周博宇去世后，其妻王兰芳带着独子周荣庆凄惨度日，靠给人当保姆为生。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周荣庆后来被国民党抓壮丁给抓走了。

　　好在周荣庆在某次战斗中，逃出了国民党军队的控制，投奔了解放军。

　　解放后，王兰芳和周荣庆也到了北京。王兰芳曾在部队保育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因大裁军而复员，其后由于身体不好，一直没有工作，靠周恩来和邓颖超接济度日。

　　周荣庆在北京工作一段时间后，遵照周总理的要求，到河南焦作基层落脚。

　　临行前，周总理在西花厅请周荣庆吃饭，送给他十一个字：“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

　　后来，周荣庆一直把这十一个字记在心里。他在焦作先后在汲县卫生学校、九里山钢铁厂、焦作轮胎厂、群英机械厂等单位工作过，均是没有任何职务的普通职工。

　　他的孩子们，也都是焦作市普通的平民百姓，母亲王兰芳跟着他在焦作度过了平静的一生，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一家跟总理的关系。

　　周恩来三弟周同宇从南开毕业后，步哥哥后尘，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受组织委派，在北平宏达学院从事地下工作。

　　1925年，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广州结婚，周同宇陪同邓颖超的妈妈杨振德女士前往广州与他们会合，后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学习。

　　1926年，周同宇参加北伐，担任随军宣传员，在攻打武昌城时一度负伤，被郭沫若和胡公冕抬下火线，养了一个多月伤才恢复。

　　不久，由于和一位姑娘的感情出现变故，周同宇从武汉跑到四川去挽回。周恩来对此极为生气，认为他不守革命纪律，亲手拟下对他的处分：擅离职守，撤职查办。

　　周同宇既愧又怒，一气之下离开了革命队伍，跑到东北找四伯父去了。此后，周同宇先后在哈尔滨、吉林、天津、太原等地谋差做事。

　　值得一提的是，1928年5月，周恩来、邓颖超经哈尔滨去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途中遭遇日本特务跟踪。此时正在哈尔滨工作的周同宇不计前嫌，冒着生命危险，和哥哥周博宇一起掩护周邓，以及后到的李立三，直到他们安全离开。

　　周恩来三弟周同宇

　　1945年，周同宇重新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并在天津以开“民生货栈”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47年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抓捕，受到严刑拷打，但他除了承认是周恩来弟弟之外，坚持未透露任何工作内容。反动当局从他口中问不出什么，后来又有周恩来在南开的老师、同学设法营救，在坐了三个月的牢以后，周同宇才终于脱险。

　　北平和天津解放后，周同宇携妻儿到北京与周恩来团聚，此时他已经45岁了。

　　在华北大学学习一年后，周同宇被分配到北京钢铁局当科长，后来也调到别的单位工作过，但都是基层管理岗位。

　　1963年，尚未到退休年龄的周同宇由于身患严重胃病，经常需要请假，周恩来认为他正常领工资却不能正常上班，是占公家便宜，所以就要求其单位给他办了提前退休，自然，工资也相应减少很多。周恩来此时每个月的工资是400元，一半都用在补贴弟弟的家用上。

　　1968年，周同宇在文革中受到冲击，在牢里关了7年多，直到1975年才被放出来，1979年被平反。周同宇出事时，周总理本身也处于很艰难的处境，无力营救，他唯一能做的，是亲自下令对周同宇“拘捕审查”——只有这样他才能经过正规手续，把自己的亲弟弟关押在北京卫戍区，避免他被当时无法无天的“造反派”抓走，迫害致死。

　　周同宇和夫人王士琴生有6个孩子，其中大的三个周秉德、周秉钧、周秉宜在参加工作前，很长时间都是在中南海西花厅，跟着伯伯和伯母长大。

　　在西花厅住的时间最长的，是老三周秉宜，从1949年到1968年，差不多20年。

　　3

　　周秉宜

　　周恩来三兄弟长相都酷似其母万冬儿。而周咪咪又是所有孩子中最像奶奶的一个，所以她和周总理也就最像。

　　周恩来母亲万冬儿画像。这并非万冬儿的真实照片，而是后人根据描述，参照周恩来的模样画出来的。图源：《我的伯父周恩来》，周秉德，新星出版社

　　小咪住进西花厅后，周总理和邓大姐特别喜欢，视若亲生。总理有时工作太忙，一坐下来批阅文件，就是几个小时不动弹，邓大姐有时就会让小咪进去，把伯伯拽出来陪她玩——她想通过这个方法让总理活动一下，换换脑子。

　　只要是小咪去叫，周总理从来都不拒绝，也从不发火，总会拉着她的小手，出来走一圈，或者散散步，再回去工作。

　　有一次，总理已经连续工作20多个小时，邓大姐和护士长想让他休息一下，就让小咪跑去跟伯伯说，“伯伯（根据陕北习惯，念“bai bai”），我要去中山公园看芍药花”，总理这才起身，带着小咪去公园玩了一圈才回来继续工作。

　　周总理带小咪在中山公园看芍药花

　　看到周恩来这么喜欢小咪，他和邓大姐又没有孩子，一些亲戚朋友，包括小咪的亲生父亲周同宇都提出，不如把小咪过继给他当女儿。

　　邓大姐十分欣喜，但是周恩来却没有同意。他对弟弟说：

　　“我要是要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就会觉得自己很特殊，而别的孩子又会认为我这个做伯伯的不公平。现在这样不是很好吗，你的孩子我都会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对待。”

　　小咪在中南海读完了幼儿园，该上小学了。周总理问小咪的学名叫什么（此前她一直都叫周咪咪，包括在幼儿园登记的也是周咪咪），小咪说，是“周秉儀”。

　　当时国家还未推行简体汉字，总理觉得小孩子写这个“儀”字太复杂了，就给她改成“周秉宜”。从此，周咪咪开始以“周秉宜”这个名字行世。

　　周秉宜上了小学后，有一天，七妈（由于周恩来在周家大家族里排行老七，所以孩子们都叫邓大姐为“七妈”）专程找小咪严肃地谈话，说：

　　“你现在是一名小学生，而不再是一个儿童了，以后你伯伯和我就要用一名小学生的标准来要求你了。”

　　从此后，周秉宜的生活就发生了很多改变。

　　一是她发现从此她再也不允许进入伯伯的办公室了。因为当了小学生以后，慢慢地就认字了，而周恩来办公室都是各种机密文件，无关人员进入有泄密风险，所以周秉宜就不能再进去。

　　二是她现在一般不再跟伯伯及七妈一起在西花厅吃饭，而是拿了饭票去中南海第三食堂打饭吃。因为她是小学生，已经可以自己打饭了。

　　三是她上的是八一小学，远在海淀区，平时住校，只能周末回西花厅住。虽然那么远，但周总理和邓大姐从来没有用公家的车接送过她，每次都是请卫士叔叔帮忙在街上叫一辆三轮车过去接，车钱由邓大姐出。再大一点，就自己坐公交车转车回家。

　　周秉宜（中）上小学时和哥哥周秉钧（右）、弟弟周秉华（左）留影

　　作为总理的近亲，周秉宜他们本来可以享受到很多便利，但是由于周总理和邓大姐的严格要求，他们不仅没有享受到多少便利，反而要面临比普通人更多的约束。

　　周秉宜小学三年级时，爸爸妈妈搬到一个四合院去住了——和其他三家共住一个院子。而此时，周恩来和邓颖超家里又多住了两个孩子——周恩来以前在重庆时的警卫副官龙飞虎由于在部队任职，照顾自己的两个孩子不便，周总理把两个孩子接到自己身边。

　　于是，西花厅孩子一多，就住不下了，周秉宜回到自己家住了一段时间。此时，家里新添了五弟、六妹两个小孩，父母工作忙没办法照顾，请了两个“大娘”（保姆）在家里帮忙。

　　周秉宜只能和五弟、六妹及两位大娘睡在一个房间，她和朱大娘及五弟挤一张床，而晚上弟弟妹妹又老是哭闹，吵得她也睡不好。

　　有一次回到西花厅，周秉宜和七妈聊起此事，抱怨了一下，七妈一听就很不高兴，严肃地批评年仅十岁的周秉宜说：

　　“老百姓的生活都是这样子的，人家能住，你为什么就不能住？”

　　这句话，让周秉宜记了一辈子，也践行了一辈子。

　　4

　　工农兵

　　周恩来从不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威信给周家的后辈安排工作，也坚决禁止后辈们打着总理家人的旗号为自己谋位子。此前有老家亲戚来找他，他都会拒绝，并且直接说：我是人民的总理，不是周家的总理。

　　但他又的的确确用自己的身份地位，直接给后人安排过工作。1956年，一位关系很近的堂侄女周国盛来北京看完周总理，希望总理能帮她找一份工作。总理提出，希望她能够去当一名工人，因为周家还没有出过工人。周国盛答应了，于是总理把她安排在石家庄国棉一厂，当了一名普通的产业工人。

　　这位工人，后来成为周总理的骄傲。每次见面总是赞不绝口，并且还向来访的陈毅老总等隆重介绍，说“这是我们周家的第一名工人。”

　　1961年，周秉宜的哥哥周秉钧即将高中毕业。本来老师根据他的学习成绩，建议他报考清华大学，但周总理和周秉钧谈话，问他能不能不考大学，而是去参军。周秉钧二话不说就同意了，后来成了空军飞行员，奔赴广东惠阳，战斗在对台、对美空中对峙的第一线。

　　后来才知道周总理让周秉钧去当兵的深意：当时的农村刚经历三年灾害，国家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决定暂停从农村征兵，当年所有的新兵都从城市招募。周总理本人在有关会议上动员领导们主动送自己的子女去参军，并说：虽然我没有儿子，但是侄子还是可以动员两个的。周秉钧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是也曾在总理家住过很长时间的龙桂辉（总理前警卫副官龙飞虎的孩子）。

　　周秉钧军装照

　　1965年，周秉宜高中毕业，面临高考的抉择，她本来想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从事翻译工作。但周恩来认为她的特长是美术，在翻译方面并不擅长，还是希望她报考美术类院校。同时，在美术院校中，又建议她不要选油画、国画、雕塑等偏艺术类的专业，而是选择花布印染、陶瓷设计、建筑设计、商品包装设计等偏实用型的专业，因为这些专业“是直接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于是她最终报考了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装潢系，学习商品包装设计。

　　同年，周秉宜的弟弟周秉华也参军入伍。他在退伍后，当了多年的排版工人和铸字工人，后来调入文化执法单位，干到退休，才做到一个正处级调研员。

　　1968年，国家动员城市青年下乡插队，周秉宜的五弟周秉和去了黄土高坡，六妹周秉建去了内蒙古大草原。过了几年，俩人分别在当地被推荐入伍，但是在部队没待几个月，就被周总理骂回去了。

　　周总理对周秉建说：“你参军虽然符合手续，但内蒙古那么多人，专挑上了你，还不是看在我们的面子上？我们不能搞这个特殊，一点也不能搞。”

　　而邓颖超则给周秉和写信：“你想当兵，当然很好，但是，农村更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同样可以大有作为。我和你伯伯都认为你还是应该回到延安去，和老区人民一起，坚持在艰苦的农村劳动锻炼，改造自己。”

　　下乡插队的周秉和（左）与周秉建（右）

　　周总理有这些要求，孩子们不管当时理解不理解，最后都是按照伯伯的希望去做了，尽管当时可能心里难免委屈。

　　因为他们知道，伯伯作为一个大国总理，不仅要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而且在很多方面必须做出表率。

　　同时，总理也真心认为，做普通的工人、农民、士兵，是十分光荣和幸福的事情。

　　周总理曾经多次向后辈们讲过，周家是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说：

　　“封建家庭一点进步性都没有，搞什么都是一团糟，办事情都是有头无尾”

　　“如果认为无所谓，就会铺张、虚荣、说假话，完全是虚伪。我最痛恨这些。”

　　“我们淮安老家有几个人，解放前不干活，也没土地，也能活了二十多年，就是东借西借，卖家里东西，间接剥削，或出租房子，根本不想到劳动。”

　　他号召后辈们“要背叛封建家庭，去做工人、做农民、去当兵”，“多与生产劳动者接近、来往。自己也要多劳动，要参加体力劳动”。并说，

　　“我们无论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都要向工农兵看齐，要以工农兵的标准为标准。”

　　甚至他还向周秉钧说过，“秉宜如果能到农村去，能直接和一个农民子弟结婚，就算秉宜有出息。”

　　当然，这个意思他没有直接向周秉宜说起，也许他也觉得，这样可能也太不近人情了吧。

　　周秉宜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曾一度被组织安排从事外事工作，但在邓颖超的过问及她本人的要求下，被调到北京市的纺织品进出口公司，从事专业对口的出口商品的宣传和设计工作，后来又到《国际贸易》杂志担任美术编辑，直到退休。

　　晚年周秉宜/图源：红色旅游网

　　若干年后，周秉宜在总理年轻时曾就读过的南开中学，与年轻的学子们有过一次交谈，讲述她所知道的周恩来与邓颖超。她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已经七十多岁了，回顾自己的一生，虽然我没有像伯父要求的那样，去做了一个工人或者去扎根农村，但是，我遵照他老人家的教诲，几十年来始终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做一个普通百姓、一个普通的劳动者，从不敢利用他老人家的声望去求官求财，去为自己谋利益。我想，伯父伯母两位老人家天上有知，至少还能给我打一个及格的分数吧。

　　5

　　普通人

　　2021年7月的某天，何加盐和马桶、胖子三人去拜访周秉宜阿姨。

　　之所以去拜访她，是因为我们举办了一个“何加盐·名企研习营”，我们希望把“理想信念”作为入学的第一堂课，所以请了周阿姨做第一位授课嘉宾，到开营仪式上为我们讲一讲总理治国理家，以及对后辈教育的一些故事。此次拜访，就是来落实具体的安排事宜。

　　在路上的时候，我就在想，周阿姨家里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应该是一个大院，里面绿树成荫，分布着一栋一栋的小楼，门口有武警站岗的那种吧？

　　那时候，我对周阿姨还没有太多了解。只是经马桶介绍，知道了她和总理的渊源，心里难免会想，周阿姨毕竟是周总理的亲侄女，又是与总理关系最密切的后辈，曾在中南海西花厅随总理和邓大姐住过近20年的人。以总理对共和国的贡献，以她这样的家庭出身，住在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大院，应该是很正常的。

　　但是下车后，呈现在我们眼前的，就是一栋极其平常，甚至可以称得上是有些破旧的住宅楼，别说深宅大院了，连个围墙的影子都没有。

　　房子的楼道口就直接对着大马路，也没有传达室和保安。进去以后，楼道里灯光昏暗，走廊上堆满杂物，和中国北方城市里最常见的那种职工楼没有任何区别。

　　我一再问马桶是不是走错了，马桶说没错，就是这里。直到我们敲了门，里面传来了周阿姨的声音，“是小殷吗？”我才确认确实没走错。

　　房间很小，目测也就是60平的样子，没有厅，进屋的过道就算是厅了，摆上一台冰箱和一张狭窄的餐桌，剩余的空隙勉强够一个人通过。屋里的家具都很普通和陈旧。

　　那天非常热，但是房间没有空调，周阿姨打开了一把小风扇，然后给了我们仨一人一把苇草编的小蒲扇。很快，我们的背就都湿透了。

　　由于没有厅，我们直接进到了卧室。我和胖子腿碰着腿坐在一张小沙发上，马桶坐在旁边的一张板凳上，周阿姨就只能坐在床上和我们聊天。

　　周阿姨的老伴儿任叔叔身体不好，在里屋休养。我们没敢去打扰，只是由和他们很熟悉的马桶进去陪任叔叔说了一会儿话。

　　我们了解到，虽然任叔叔卧病在床，而周阿姨本身年龄已经奔着80去了，且前几年身体也不大好，孩子又在外地工作，但他们一直没有请保姆，周阿姨一个人自己买菜、做饭、收拾屋子、照顾老伴，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即便是对任何一个普通人来说，这样的日子，难免会有诸多艰难和抱怨。但是，我们没有从周阿姨身上看到任何的不满。相反，她看起来是如此地充实、幸福。

　　周阿姨告诉我们，改革开放后，经商的大潮兴起，当时很多人都来拉她入伙，说只要她出面，其他的什么都不用干，就能挣大钱。但是她从来没有想过要经商，也不知道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就觉得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工作，有吃有住的就很好。

　　我们聊到住房条件的话题，周阿姨说，很多人都想住大房子，可是房子再大，也是住一间卧室，睡一张床。总不能几个卧室换着睡吧，那样多麻烦。

　　我们说到开营仪式那天派车过来接周阿姨，她连忙说不用不用，自己坐地铁过去就行了。

　　开营那天，为了保障周阿姨的安全以及节省她的时间，我们没有听从周阿姨的吩咐，还是开了车去接了周阿姨，周阿姨很不好意思地连声感谢。

　　周阿姨讲课前，与小殷（马桶）合影。他们认识多年了，每次周阿姨见到小殷都很开心。

　　周阿姨讲的课平平淡淡，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花哨的设计，没有激情的表演，就是把她在西花厅住了将近20年的所见所闻娓娓道来，但是却吸引了我们每一个人，也感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课后，一位盐友和我说：“我的灵魂受到的震撼，我的一生会因为这堂课而改变。”

　　周秉宜老师在名企研习营上课

　　其实，灵魂受到震撼的，何止他一个呢？

　　从进到周阿姨家里起，我的心就在汹涌澎湃。我一直在想着：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生活？是什么让他们做到过得如此普通，而又如此富足的？

　　从周阿姨家里出来后，很久很久，我的心都没有平静。我又在想：今天我们孜孜以求，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又到底应该是什么？我们要住多大的房子，买多好的汽车，享受多奢侈的生活，才能满足？我们要为世界创造什么，又要给自己和后人留下什么？

　　以周总理的身份和崇高威望，要说让自己的后代过上好生活，还有几个人比他具有更好的条件呢？只要总理随便说几句话，写几个条子，他的后人都能过上无比优渥的生活，甚至都不需要他说话、写条子，只要他在别人安排的时候不反对，都可以保证这一点。

　　但是他没有做。他坚决不给自己的后人开这个方便之门。他让自己的后人去做工人，做农民，做普通的劳苦大众，就是不做权贵。

　　而这些后人，也没有因此而抱怨。尽管他们随时可以向国家张口，要求国家照顾，但是他们从来都没有这样的念头，从来都没有这样做。

　　而做一个普通人，也并没有让他们不幸福。我亲眼见到了周阿姨在这样普通的生活条件下的发自内心的满足，也从资料上了解到去石家庄的周国盛、去焦作的周荣庆、去空战前线的周秉钧、去延安的周秉和、去草原的周秉建，每一个，都过得很幸福。

　　而反观今天这个社会，我们每一个人，似乎都过得很焦虑。我们想尽一切办法，想成功，想升官发财，想投机取巧，甚至想不劳而获，但是很少有人发自内心地想成为普通的工人、农民、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服务员……

　　我们孜孜以求的，都是让自己不要成为劳苦大众，要让自己在社会资源的分配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但是从周阿姨家出来的时候，我感到深深的惭愧和自省。

　　与总理和他的后人相比，我对社会的贡献完全就像萤火虫之光比太阳之光一样相距那么大，但我对物质的条件的要求、我现在享受的条件却比他们要高得多；而我今天拼命奋斗的一个重要原因，依然还抱着为自己和后代创造一个在未来的资源分配中占据更有利位置的念头。

　　我可以辩解说，我的这些欲求，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的想法。但是在面对一个更伟大的灵魂时，我不能不因为和他如此巨大的思想格局差距而感到惭愧。

　　因为我做不到，所以我更加觉得他的伟大。

　　但是做不到不是不去做的理由。我认为这一次探访和上课，对我有几个非常深的触动：更加坚定了我们为人民群众服务和奉献的理念；更加坚定了我们要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收入而不是总想着不劳而获的理念；同时更加坚定了自己和家人要过普通人的生活，而不是人上人的生活的理念。

　　过普通人的生活，不是说要躺平不去奋斗，更不是要随波逐流得过且过。恰恰相反，在对社会的贡献上，我们要像周总理一样努力拼搏奋斗；在个人的享受上，也要像他和家人一样，降低标准，敢于平淡，不能有奢靡之风，更不能有攀比之风。要把邓大姐告诫周秉宜的那句话，永远记在心中：

　　“老百姓的生活都是这样子的，人家能这样过，你为什么就不能过？”

　　我也许永远都无法做到像总理那样高洁，但是会不断的向这个目标努力。

　　感谢周秉宜阿姨给我们的这些震撼。她从总理那里传承来的精神与作风，我们会继续传承下去。

　　总理已逝，但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注：文中图片，如无特别注明，均来自周秉德所著《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新星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