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内国际双循环下，这个行业会受益_风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近几年以来，中央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是“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今既是大发展的时代，也是大变革的时代。

回顾世界近百年的历史，一战爆发前，英国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英国每年在海外的投资高达40亿英镑，占据当时世界投资总额的43%。受一战重创过后，英国不仅流失了大量的黄金储备，还从世界最大的债权国成为净债务国。

而战争却一举改变了美国在世界各国经济和金融中的地位。美国在经济总量、科学技术、军事实力、国际地位等多个方面超越英国，跃居世界第一大国。

此后，虽然历经第二次世界大战、两大阵营长期冷战、两极格局瓦解、地区冲突频繁、自然灾害与流行疾病不断等种种挑战，但美国作为第一大国的世界格局，未发生质变。

然而，纵观近500年来的世界历史，世界上没有永远的第一大国。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因时而变、因势而迁，是不断变化、兴衰更替、此消彼长的。

现今大变局的“变”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当前世界经济重心正发生变化。原来世界的经济中心在大西洋两岸，而现在，经济中心则逐渐向太平洋两岸开始转移。进入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2008年，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就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到2018年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到59%，此外，这些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稳居高位，2016年就已经达到80%。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以来，更加能深切地体会到“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疯狂肆虐已历时一年多，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重创，各国因疫情肆虐而付出巨大的人力、物力代价，世界经济呈现冷战结束以来未曾有过的大收缩，并将形成更长远影响。

不少人把新冠疫情肆虐及全球战疫视为又一场世界大战。这场“新型世界大战”没有枪炮，也不见硝烟，虽然对世界造成的器物性损伤，可能不及两次世界大战严重，但给人类造成的精神性、社会性损伤，与两次世界大战相比，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曾在《华尔街日报》刊登评论：“新冠肺炎大流行将永远改变世界秩序。”

中国及韩、越等国及时把疫情的负面影响控制在最低程度，逐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正常化。

相比之下，欧洲、北美虽然号称世界上发达国家最集中的地区，人均富裕程度高、医药科技发达、医疗设施齐全，却未能有效遏制住新冠疫情泛滥。

据凤凰网数据，截至2021年3月12日，欧洲、北美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约占全球确诊病例的55%；因新冠疫情致死人数约占全球同比的58%。而欧洲、北美总人口不到10亿，不及东亚总人口的1/2，仅占全球总人口的1/8。

尽管新冠疫情对世界各国造成了带有普遍性的伤害，但由于各国应对模式及成效存在很大差异，各国受伤害程度存在不平衡性，并最终会对“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格局产生直接影响。

这其中的战略逻辑，与世界大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如出一辙：各大国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伤害程度不平衡，经济恢复发展的速度不同，从而引起战后国际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国发展战略的再定位

站在当下的历史节点看中国，我们控制了疫情，跑赢了经济，接下来该如何发展？

当下的中国，是一个年度GDP规模超过100万亿，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工业体系较为完备，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有近4亿中等收入和6亿低收入人群，城镇化水平刚超60%，经济基础设施较为完善，每年研发投入位居世界第二的经济体。

中国经济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大国经济，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20 世纪 80 年代，我国开始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扩大出口、引进技术、引进外资成为当时我国对外开放的主导方向。

此前我国经济长期与外界联系较少、生产水平也与国外差距较大，**在开放之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生产技术和丰富多样的物质产品，对我国市场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因而，面向国际市场扩大出口、建设外向型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也成为了主导这一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

那么，融入世界市场后，我国在国际分工中该处于什么地位?

当时受西方“比较优势”的影响，人们普遍的认识是，我国技术水平落后，资本积累也不够充分，所以应发挥我国劳动力量多价低的优势，靠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入国际市场。

1987年10月底，时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王建副研究员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构想》，指出通过“国际大循环”，来构建外向型经济，以实现我国经济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一思路。

在当年12月30日的《光明日报》中，王建解释了国际大循环战略是：“大力发展劳动密集产品的出口，在国际市场换回外汇，为重工业发展取得所需资金与技术，再用重工业发展后所积累的资金回来支援农业，从而通过国际市场的转换机制，沟通农业与重工业的循环关系”。

的确，这一战略构想帮助我国经济更快地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也使我国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中国迅速成长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中国也从全球生产网络的边缘角色，一跃成为世界制造业的中心。

但“国际大循环”的构想，是把我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定位确定在生产农副、轻纺产品的位置，相应地，把发达国家经济定位在生产高端技术装备的位置。

然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并非人们想像的是平等的国际分工与交换关系，而是由国际垄断资本控制资本循环的关键环节，利用不平等产业分工和价格体系，剥削发展中国家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关系。

我国发展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被冠以“低附加值产业”，我国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只是跨国公司控制的产业链中的一环，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则利用技术和流通渠道的垄断、低廉的加工费，占有我国工人的大量剩余劳动，并将高技术产品以垄断价格卖给我们，低价收购我国加工生产的产品，从中赚取高额垄断利润。

在推动形成国际大循环的过程中，两头在外、出口与投资双驱动所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我国经济过度依赖于投资、出口，不但使中国面临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和外部压力，而且国内也面临收入分配地区差距扩大，产业升级面临瓶颈制约，生态环境出现恶化等等问题。

除了“国际大循环”战略的弊端显现，我国还面临着人口红利减退、全球经济陷入长期衰退的挑战。在新冠肺炎疫情深刻冲击世界经济的大背景下，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不负责任地“甩锅”“脱钩”的背景下，对我国发展战略进行再定位，是我国强国之路的必然选择。

2020年5月，中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2020年10月，“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被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十四五”规划建议之中，成为指导我国发展的新的指导方针。它是吸收了我国四十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针对当前国内外具体形势提出的正确方针。

双循环，如何循环起来？

什么是国内大循环？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以创新驱动、高质量供给引领和创造新需求。破除制约要素合理流动的堵点，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形成国民经济良性循环。”

过去多年，乃至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尖端核心技术靠引进、资源能源对外依赖程度较高、外需占比和影响较大。

打造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是简单经济学意义上的“外部大循环”与“内部大循环”效率孰优孰劣的讨论。而是在外部环境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实现保障经济与社会的安全稳定、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政策目标而必须要做的转变。

在当前国际经济政治形势发生大变化背景下，打造“国内大循环”，通过国产替代，完善技术和产业供应链，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通过激发和做大内需，弥补外部需求的疲弱和不足，减轻外部需求波动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冲击。

总书记在2020年11月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简单来说，就是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可以说，扩大内需是促进内循环的重要方向。

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我国是全球最广阔的内需市场。

但我国居民的储蓄率偏高，尽管近10年来，我国储蓄率一直处在下行区间。横向对比，我国储蓄率仍处于全球较高水平。根据IMF的统计，2017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为47%，远高于世界均值26.4%。对比全球最低储蓄率英国的13%，我国储蓄率相当于英国3.6倍。

从经济结构上看， 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为54.3%，和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仍有20多个百分点的差距。这也意味着，我国提振内需和消费的潜力无比巨大。

而强大的内需将鼓励我国企业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与服务，向高附加值迈进。国家也将采取更加积极地助推产业升级。《“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建议》中就已经提出多个产业升级相关的建议，包括“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和“坚持自主可控、安全高效，分行业做好供应链战略设计和精准施策，推动全产业链优化升级。”

此外，我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居民海外消费支出最多的国家。居民选择海外消费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国内的产品无法满足消费者的需求。若国内企业能够把握住内循环的机会，努力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价值，将会有效促进我国居民海外消费的回流，而国内的消费者也能够拥有更加多样的消费选择。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几年，在内循环政策的引导下，中国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潜力将被极大激发，中国企业也会逐渐提升研发能力、掌握核心技术，中国整体的产业链、供应链将更加现代化。

双循环下，生产性服务业重要性突显

近年来我国服务业规模不断增大，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已经超过50%，服务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的同时，其内部结构也在发生变化：由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转向资本密集型，并继续进一步向知识、技术密集型转变。

生产性服务业是从制造业内部分离出来的，以金融服务、信息服务、研发及科技服务等为主导的产业，具有知识密集、 技术密集、信息密集、人才密集的特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总体呈现出上升趋势，尤其是 2005 年后呈平稳上升态势（生产性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已接近 1/3）。与此同时，生活性服务业的比重则缓慢下降。随着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服务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仍会继续提高。

“制造业创新导致其占比收缩的‘去工业化’，只是一个统计现象而已” ，南京大学长江产业经济研究院理事长、院长刘志彪表示，“随着需求规模的增长和分工深化，许多原本属于制造行业内部的服务活动（如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网络、物流、融资等）被分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发展的、为制造业服务的新行业，即生产性服务业。”

“十四五”期间，各地实施制造转型升级规划，不是简单给制造业设定一个占比的目标，而是放手让生产性服务业从制造业分离，同时培育新的生产性服务业。因此在统计意义上，服务业占比势必还会继续提升。

统计上，制造业下降的部分变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这其实是制造业内部服务活动的外化。这种外化恰恰是提升制造业质量和效率的必须途径。

随着全面小康社会的胜利和现代化新征程的开启，我国产业结构演进的二产化高潮也已过去。现在产业结构一直是三产就业和产值比重均继续不断地增加。生产性服务业能否成为支撑经济中高速和高质量增长的新力量，是直接关系到中国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成功与否的重大现实问题。

在“双循环“的新战略指引下，生产性服务业重要性更为突显。国内大循环强调把扩大内需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有机结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一方面，需加快技术创新，加大研发投入，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的研发投入。另一方面，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等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也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变革提供了历史机遇。

因此，应着力推动生产性服务业中新兴行业的发展，特别是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核心的 ICT (信息通信技术)服务业以及知识高度密集的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业，并加快推进这些行业与国民经济其他各部门的融合，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为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打下基础，进而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和高质量增长新的动力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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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局高度理解和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607/c40531-31125044.html

习近平在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话会上的发言http://www.gov.cn/xinwen/2017-09/05/content_5222820.htm

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http://politics.rmlt.com.cn/2021/0201/606756.shtml

刘志彪：巩固壮大实体经济应强调提升“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占比http://news.xinhua08.com/a/20210331/1981137.shtml

林利民,李莹.试论新冠疫情对世界政治的深远影响[J].现代国际关系,2021(03):15-23+63-64.

李平,付一夫,张艳芳.生产性服务业能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新动能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7(12):5-21.

张俊山.新发展格局中的国内市场问题[J].当代经济研究,2021(07):25-36+113.

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如何理解“两大循环”__新浪财经_新浪网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stock/go.php/vReport_Show/kind/search/rptid/649460768232/index.phtml

专题策略：国内大循环下的中长期投资机会展望_投资策略_新浪财经_新浪网 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stock/go.php/vReport_Show/kind/strategy/rptid/650509954531/index.phtml

文章用图：图虫创意

本回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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