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莲 | 打破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道路选择_风闻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国际格局出现转型，世界的不确定性增强，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全球性危机进一步加深了世界的裂痕。“强权政治、冷战思维沉渣泛起，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横行，人类发展面临空前风险挑战，国际形势进入动荡变革期。”从大国关系来看，中美关系从2017年的贸易摩擦开始出现紧张状态。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特朗普政府更是将矛头指向中国，使中美两国的分歧从贸易进一步延伸到科技、意识形态、社会等多领域。而这种冲突背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国家盛行的权力斗争的逻辑，即“国强必霸”。按照这种逻辑，中国崛起后必然追求地区乃至全球的霸权，从而威胁到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利益。那么，中国一定会按照西方的逻辑走传统大国“国强必霸”的道路吗？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面临什么样的内外环境？其展示了什么样不同的选择

大国外交与国强必霸

将大国外交与国强必霸相联系源自传统大国所走过的历史道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世界体系中的大国几经更替，但它们无一例外地都走上了通过殖民掠夺积累原始资本、通过大国竞争角逐世界霸权的道路，于是强国压迫弱国和大国间终会相斗也就成了大国外交的标签。虽然冷战结束很长时间了，但是权力斗争的逻辑仍然支配着一些国家的外交思维，尤其是在权力结构发生转变的时候。

（一）大国及大国外交的基本任务

大国是大国外交的基础。从概念来看，“大”是与“小”相对的特征，大国在比较中得以确认。通过比较国际体系内的国家，依据一定的分类标准可以将它们划分为大国和非大国。那么，哪些国家可以被视为大国？在单元层次上，大国的资源禀赋常常更为优越，“如在人口、领土范围、工业资源、社会组织、历史传统以及志在强大的决心上”比一般国家强大。同时，大国整合资源的能力和运用资源的意愿也明显强于其他国家，从而形成大国优势。从这一角度来说，大国应该是强国，是已经建立了“有效的政治制度、坚实的经济基础与实质性的民族凝聚力”的国家。对内来看，大国可以“持续地吸取社会财富和资源和调控社会，以稳定促发展”；对外来看，大国可以“在无政府状态的国际社会中，有效地以从疆域内的社会中吸取的财富和资源运用于国际领域，抵御风险，应对挑战，赢得竞争”。在体系层次上，大国是国际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国家，它们的一举一动关乎国际体系的整体运行，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是“决定体系性质、内涵和走向的‘主导者’和‘建构者’”；而小国则不具备这种关涉全局的影响力，更多的“是国际体系的被动‘接受者’和‘服从者’”。这也使大国往往拥有比小国更为强烈的对外行动意愿，其外交政策考虑的地理范围也比小国更广阔，它们“宣称自己拥有或者被赋予这样一种权利，即在涉及整个国际体系的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发挥着决定性作用。它们负有义务根据所承担的管理责任对自己的政策加以调整，而且其他国家也认为大国有这个义务”。据此，本文界定的大国接近于国际体系中的“极”，是系统中的关键国家。

大国的概念为大国外交的基本任务作出了限定。在单元层次上，大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帮助实现国家的实力增长。首先，国家并不会自动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极”，这需要国家的尽力争取，因此大国外交的第一个任务是确保获取并保持大国地位。为此，大国外交一方面要助力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防止因自身的发展后劲不足而退出大国行列；另一方面是帮助国家获得在体系内深度参与国际事务的合法性，避免因国际孤立而难以获得实质上的大国地位。其次，实现国力增长需要有效维护国家利益，这是大国基于国家生存发展考量的内生需求。因此，维护大国利益也是大国外交的核心任务。大国利益是根据本国的实力地位来界定的，在本国安全与发展的基础之上，还包含了大国的扩展利益，即对国际影响力的追求。

在体系层次上，大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发挥大国在体系内的重要作用。首先，通过推广自己认可的价值观来塑造国际秩序既是大国的主观愿望，也是国际体系赋予大国的行动空间，因此大国外交注重大国意志的推广。为此，大国依据本国的价值偏好影响国际议程的设置、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国际规范的设立，并尽可能地确保这样的国际秩序安排得到其他国家的广泛接受，以更容易地使其他国家的行为符合自己的预期，确立自己行使大国权利的合法性基础。与此同时，大国总是期望本国的发展道路与发展模式得到他国的认可、尊重甚至效仿，以树立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榜样形象并确立自己的大国影响。其次，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大国责任是大国外交区别于小国外交的基本方面，促进国际公益、推动国际体系的良性发展是大国需要为国际社会作出的贡献，是体系层次赋予大国外交最为重要的任务。一方面，在国际社会的基本运行中，大国需要积极为国际社会提供必需的公共产品，这些产品范围涉及国际关系中的各个领域。另一方面，在发生国际危机或国际安全问题时，大国需要通过“负责任的保护”扛起“保护的责任”。如开展国际救援行动、提供有效的国际援助，通过参与和领导全球治理确保地区和全球层面的和平与发展，维护世界秩序的稳定。

（二）传统大国外交中的国强必霸逻辑

大国外交的基本任务是所有大国都需要面对的，但如何实现以上外交目标，各国可以使用不同方式。纵观传统大国外交的历史，上述目标的实现总是伴随着大国对小国的掠夺和大国之间的争斗，体现出控制国际关系、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国强必霸”的核心特征。从大国外交的普遍性出发，传统大国外交中的国强必霸逻辑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1. 在大国地位的获取和维持方面，错置的利己主义使大国外交从常规的国家间竞争走向失控的大国竞争。

获得和维持大国地位是为了保护和增进自身的实力和相对权力优势，但传统大国的争霸心态常使其利己行为产生偏差，形成一种错置的利己主义，将本应为提升实力服务的国际竞争当作大国外交的终极目标，为了赢得国际竞争而不计后果地将资源投入其中。具体来说，一方面，传统大国的崛起与在世界范围内抢占殖民地密不可分，并以殖民扩张为主要手段汲取国际资源实现利己目的。大国的命运与殖民地的多寡及产出绑定，对殖民地的争夺也成了引发大国间矛盾冲突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在追求体系认可时，历史上传统大国对大国地位的追求在本质上往往是对霸权国这一特殊位置的追求，因而大国对国家间的相对实力变化十分关注，具有优势地位的国家对潜在崛起国充满防范，而崛起国又试图通过以战胜守成国的方式成为新的霸主。因此，传统大国外交的历史表明，这种错置的利己主义会使大国竞争走向失控，甚至爆发战争，最终导致大国的衰落。

2. 在大国利益的维护方面，无限的利益界定使大国外交从正常的利益维护走向不加约束的利益霸占。

在界定自己的国家利益时，大国总是有扩大自己利益范围的野心，也有将大国的扩展利益当作国家核心利益的冲动。从传统大国外交来看，他们对自己界定的国家利益的追求往往是建立在强权政治的基础上的，并呈现出明显的区别对待，大国的傲慢突出地体现在其与小国的交往中。如欧洲历史上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先后三次瓜分波兰；“二战”前夕的“慕尼黑阴谋”中英法等大国推行绥靖政策，为了安抚德国而随意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利益；甚至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共识的21世纪，美国仍然打着反恐的旗号悍然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传统大国外交充满了对小国的干涉、侵略和征服。更重要的是，传统大国外交显示出的西方大国内在的深刻偏见到现在也没有彻底消除：当前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包含了“对非殖民化的漠视甚至反对，对独裁统治的支持，直接或间接的军事干预，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及国际多边主义的选择性支持和敌视”，传统大国始终没有真正做到尊重主权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

3. 在大国意志的推广方面，扩张性的国际改造热情使大国外交从适当的文化传播走向文化霸权主义。

传统大国把不同国家的制度和文化划分为三六九等，将自己认可的文化包装为高等文明，而将其他文化描述为洪水猛兽。这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大国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如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将世界划分为两大对立的阵营，“通过代理人战争在全球推行本国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迫使他国选边站队。二是大国对小国的强制文化输出。传统大国如美国“深信自己国内的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实施这些原则对他国有益无害”。此外，“一战”后国际联盟的创设使西方大国开始尝试建立由其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来安排国际事务，以实现它们的国际秩序追求，这也逐渐成为大国推行价值理念的重要方式。但西方大国对自由民主的传播方式并非是自由民主的，“从殖民时期到后冷战时代，自由主义秩序一直是通过胁迫手段（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强加给别国的”。

4. 在大国责任的承担方面，工具性利他主义21使大国外交从负责任大国走向不负责任大国。

在近现代国际体系形成的过程中，世界和平的维护与国际秩序的形成常常不是因为大国将之当作自身应肩负的责任并通过主动规划设计形成的结果，而是大国竞争的产物，是大国追逐自身利益的副产品。随着国际社会的成熟，在国际共有观念的指引下，大国要承担国际责任逐渐成为各国的共识。然而在现实中，大国的承诺并不是总能得到很好的兑现。其一，大国有逃避承担国际责任的可能。如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美国停止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等行为。其二，大国有借助承担国际责任追求私利的倾向。传统大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具有三大明显的缺陷：“私物化”问题、“次优性”问题、“强制搭车”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很难体现出大国的公共责任。承担大国责任带有明显的促进国际公益的导向，但传统大国的行动却时常出现偏差，甚至成为国际社会的搅局者。它们在履行国际责任时常常掺杂着推卸责任和谋取私利的意图和行为，而在面对新兴大国时又试图转嫁国际责任以减少自己的负担。这种隐性的借利他主义之名行利己主义之实的行为表明，大国衰落的主要原因不是对国际责任的过度承担，而是对自身利益的无限追逐。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的内外环境

对传统大国来说，在权力逻辑为主导的现实主义思维下，都走了一条“国强必霸”的外交之路，并将其视为普遍规律。在他们的思维逻辑中，大国只要崛起，就必然追求霸权之路，因为只要获得霸权，就会有丰厚回报。正是这种对可观收益的强烈预期，使传统大国常常枉顾国际道义而推行霸权主义。但中国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面临着与西方大国兴起时代全然不同的内外条件，使得这条路径既是行不通的，也是中国不愿走的。时代的变化使国强必霸的做法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抵制，而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华文化以义为先的传统也使中国从内心抗拒这条会给其他国家带去苦难的饱受争议的道路。

（一）百年大变局中的世界需求

处于百年大变局中的国际社会以更高的标准来审视大国的国际行为，这意味着大国要作出的国际承诺与之前的传统大国外交大不相同，需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理念、内容和方式上全面创新负责任的外交实践。更确切地说，百年大变局预示着世界正在从增量扩张时代转向存量优化时代，前者是从无到有的过程，而后者则是从有到优的过程，这一转变至少在三个方面影响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进。

**1.相对于以往的领土争夺，世界对生产力提升的诉求更为突出。**在增量时代，也就是近代传统大国兴起的时代，社会是围绕着土地组织起来的，整个世界范围内“农业是占压倒优势的经济活动”，“政治权力的基础是控制土地，调动农业盈余，并将其转化为军事权力”。在这样的社会中，“成功的战争产生了明显的收获：对领土的控制——增加土地和相关劳动力——直接增加了经济和政治权力。与潜在的回报相比，至少对赢家来说，成本很小”，这能导致一国国力的显著上升甚至发生根本性改变。所以在增量时代，传统大国外交的扩张方式总是以领土征服为主，通过建立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获取财富和权力，以敲诈勒索和割地赔款取得资本原始积累。而且由于世界整体生产力低下，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根本无力反抗船坚炮利的宗主国的压迫，即使组织起反抗斗争也会因实力弱小而容易被扑灭，因此他们无法对宗主国提出更高的道义要求。然而在当前的存量时代，国家领土的确定性已经成为共识，工业革命和技术革命也完全改变了国家获得财富和权力的方式，大国通过战争增加领土控制获得巨大收益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对现在的大国而言，“当前和未来的诸多最为重要的问题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取决于谁占有一块领土，而更取决于它在这一领土上做了什么”，大国外交亟须创新获益方式。与此同时，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沉重的发展任务，提升生产力是它们的迫切需求，也组织起来要求大国对其提供支持。在这样的情况下，帮助落后国家改善困境实现发展目标不仅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大国的新诉求，也是大国赢得国际支持的新钥匙。

**2.国际社会日趋完善成熟，世界对公平正义的要求更为突出。**增量时代是现代国际社会的形成时期，是布尔所说的国际体系的基本要素——主权国家、在主权国家间的互动关系基础上形成的国际体系和主权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共同接受的规则和秩序——从西欧逐渐向世界扩散的阶段，整个世界都处于接受并吸收消化这些观念、制度的过程中，能够与这些观念、制度开展竞争的对手几乎没有。而当前的存量时代，既有国际规范和制度已经深入人心，不仅形成了全球范围的国际体系，而且全球范围的社会运动也在兴起，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这一过程中国际行为体逐渐发现既有的国际安排还存在种种缺陷，很多中小国家的需求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国家间的平等虽然得到了程序上的承认，但在实践中却屡遭忽视。因此，当前世界不缺乏国际规范、制度和秩序，而缺乏更加体现国际公平正义的国际规范、制度和秩序。国际社会对大国的要求也不再是提供规则，而是创新规范、制度和秩序，优化其内涵、结构与分配。在国家间的互动关系方面，增量时代被国家频频选择的大国战争在存量时代被视为需要尽力避免的悲剧，大国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包括经济、科技、文化等在内的多领域的竞合关系，管控大国竞争已经成为大国国际责任的一部分。同时，在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上，增量时代大国对小国赤裸裸的压榨在存量时代被视为非法，小国抗争大国剥削的力量在增强，对约束大国权力的要求变得更加严格。

**3.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世界对权力分享和责任共担的需求更为突出。**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传统大国都是西方国家，大国外交也是西方大国的外交，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21世纪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现在大国的范围被扩展了，在地理上不再局限于西方世界，有更多的非西方国家冲破权力壁垒发展为体系内举足轻重的国家。增量时代是大国间关系占据主要地位的时代，由于大国的竞争者相对较少且能力较弱，只要可以在大国间的竞争中获得胜利就可以支配世界事务，大国外交奉行赢者通吃的规则。但在存量时代，传统大国的特权已不再适用，而新崛起的国家也将面临新的挑战。一方面，如前所述的国际规范约束大国权力的倾向将增强；另一方面，参与解决国际安全问题和应对国际危机的国际责任也将增强。正如唐世平所说，新兴大国的任务十分艰巨，“它既要满足其民众日益高涨的期望，又需要同时让那个经常要求过分并且咄咄逼人的霸权国放心”。存量时代的新旧大国之间形成了新兴大国要求传统大国分享权力，而传统大国要求新兴大国共担责任的局面，最终使得所有大国都要学会分享权力、共担责任。

世界转向存量优化时代表明，大国外交必须彻底抛弃以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坚持互利共赢。这既是中国对自己的要求——中国不愿意走国强必霸的老路，也是时代变化的要求——存量优化时代使中国不能走国强必霸的老路。

（二）中国和平崛起进程的内生基础

与传统大国的外交相比，中国的大国外交必然带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从“国强必霸”的角度来看，一方面，中国对自身的实力局限有着清醒的认识，“国强”仍然是中国的长期追求；另一方面，中国对自己是不是通过霸权路径崛起的问题，回答始终是否定的。实现和平崛起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目标，而“称霸”这一选项中国则从未予以考虑。

**1.从“国强”的基础来看，中国与发达国家仍有很大差距，国内建设和提升自我能力仍是中国的主要关切。**其一，从中国的物质实力来看，虽然综合国力已经达到了可以被称为大国的水平，但人均发展的低水平表明中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现代化仍然是当前中国的主要任务。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对自身发展问题的清醒认识。国内问题的持续存在使得中国很难迅速将大量的精力和资源转投到国际事务中去。此外，中国的国家统一还未实现，陆地领土和海洋领土争端依然存在，以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核心的传统安全依然是中国崛起进程中要解决的重要课题。

其二，就中国的国际能力而言，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是与过去的中国相较而言的，但横向上看在地区及全球范围的利益布局和影响力发挥等方面并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普遍水平。当前的中国是在大国拒绝分享世界事务主导权，而小国期待获得世界事务话语权的新时代中推进大国外交。一方面，在多边交往中，中国与传统大国在国际议程设置、国际规则制定、国际话语体系构建等方面的能力差距依然很大。另一方面，在双边交往中，很多国家的对华政策并未形成友好且稳定的共识。尤其是一些多党制国家，常在国内的政党竞争和轮替中打对华政策牌，有些甚至发起和（或）参与对华遏制网络。正如苏长和所提示的，“如何让多党轮流执政国家在对华政策上形成共识，像巴基斯坦等国家那样，无论任何政党上台，都不会将损害与中国的关系作为政党的外交选项，成为新时期中国大国外交需要面对的课题”。

其三，从中国外交的理论和实践能力来看，一方面，中国仍处于构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的起步阶段，没有形成系统的学术知识，甚至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出前的一段时期内对中国的大国身份充满犹豫。方向明就曾认为，中国外交面临着“两难处境”：虽然以大国的身份加入国际制度并承担一定责任与义务，但中国的利益诉求又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相同，只能做出并履行有限承诺。现在，中国对自身的大国身份已不再犹豫，也比犹豫期具有了更强的实力，但总体来说，犹豫期所面临的只能承担“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这一现实困难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实践上中国还处于开创大国外交新路径的摸索阶段。与创立了近代外交制度并掌握着当前国际事务主要话语权的西方大国相比，中国才刚刚站到世界舞台的中心位置，缺乏充足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国外交经验积累。而且，中国的大国外交实践才刚开始显示出面向全球的外交尝试，对很多全球性问题既无能力也无意愿涉足，尤其是在展示大国军事威慑的领域。

2.从“称霸”的意愿来看，中国从未将称霸当作战略目标，却始终坚定地要成为国际社会中的负责任大国。这是因为，其一，中国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国家性质决定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平等、公平、正义的追求。与“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一样，以强凌弱、强强相斗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反对剥削与压迫，以实现人们在经济、政治、社会等诸方面的平等为奋斗目标”。这种基本价值取向使中国不愿以颐指气使的傲慢态度对待广大中小国家，也不愿用东风压倒西风或西风压倒东风的零和博弈思维与体系内的其他大国相处，而是秉持相互尊重的原则，以正确义利观探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道路。

其二，中国是拥有悠久文明的东方国家，这使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兼容并蓄、和合共生的底色。古代以儒家文化为核心构建起来的东亚秩序具有“大小国家各安其位，小国尊大，大国容小，政治和经济上相互往来，基本保持了和平”的特征。当代中国在交往中更是将中国文化崇尚和谐的一面发扬光大，以求更好地体现出“平等相待、和而不同、诚信正义、立己达人等中华传统优秀文化的价值，让世界感受到中国外交的胸怀和气度，给国际关系带来新风范、注入正能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可见，从中国自身来说，不可能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一方面，就所谓的“国强必霸”来说，中国的“国强”基础并不牢固。总体上看，“中国的国力有限，还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有全方位影响的大国”。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落脚点在于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另一方面，就“称霸”这一行为本身而言，它与国力的强弱并无必然联系，国强并非一定称霸，国弱也不一定不寻求争霸。即使“一个国家很强大，确实具备了称霸的硬件条件”，但“诸如文化传统、社会形态、政府追求、民间思潮”等软件条件不具备，这个国家就不一定会称霸。在这一点上，中国有极为克制的自我要求，也多次表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使命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不是为了赢得“相互攻击、你死我活的角斗赛”。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道路选择

如何走出与传统大国不同的道路，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面临的时代选择。当前阶段，中国是世界关注的崛起大国，一言一行都被放在时代的显微镜下观察。就自身而言，中国正处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作为一个还未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肩上的发展任务十分繁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进的基本战略立足点。从国际体系来看，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承担起了既要谋求自身发展也要兼顾国际责任的外交使命，而且时代的进步使国际社会对中国外交的“负责任”要求更加严格与高标准。为此，中国有必要在大国外交的各个方面都谨慎行动，做好选择。

**1.在大国地位的维持方面，中国要始终明确开展大国外交的首要目标是为中国的和平发展提供有力保障，避免因错置的利己主义导致陷入崛起失败的困境。**中国作为新兴大国，正处于从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转型的阶段，最终是否能够真正实现崛起还需要长久的努力，这需要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

其一，要管控与大国的竞争，中国求的是发展而不是霸权。不仅要防范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竞争走向失控，尤其是中美关系可能面临的危险前景，而且要防止与其他新兴大国和潜在大国之间的常规竞争演变为恶性竞争的可能性。在美国拜登政府仍然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中国要认清差距，保持战略韧性、做好长期斗争和“接受被动应战的局面”的心理准备。同时，中美关系的恶化使世界将目光聚焦于国际体系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竞争，往往掩盖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对中国的防范与遏制。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暴发后，以巴西、印度等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对中国的指责、抱怨和不满实际上也反映出新兴大国之间潜在的矛盾。而中印之间围绕领土争端、贸易纠纷等矛盾反复进行外交拉锯战，提醒中国也要管控好与地区大国之间的分歧和冲突。

其二，要注重合作互利，中国求的是共赢而不是剥削。虽然实现可持续崛起并不容易，但中国要走的发展之路不是通过剥削弱小国家以获取本国进步的资源，而是要以自身的发展带动世界的发展，以世界的发展推动中国的进步。独行快、众行远，中国是极少数奉行结伴不结盟政策的主要大国，这在给中国带来战略灵活性的同时也会使中国面临被孤立的可能，而如果被孤立将意味着大国地位只能空有虚名。为此，中国要坚持合作共赢，不以牺牲他国利益换取自身实力的增长，为和平崛起巩固国际支持。

**2.在大国利益的维护方面，要注意进行合理的利益区分与排序，防止对大国利益的过度追求，避免利益强占。**从国家的基础利益来看，陆上和海上领土争端问题、国家统一问题、边疆稳定问题都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这些利益的实现都需要长期的努力，因此要确立中国外交的优先序列与时期规划，对涉及底线利益的干涉予以坚决回击，对长期利益保持战略耐心，不以一时一事的短期利益置换核心利益。从国家的扩展利益来看，一方面，周边的和平稳定是中国实现发展的必要条件。对周边国家来说，“不管中国在全球的自我定位如何，它作为一个实体和一个崛起的大国的重要性首先被邻国感受到，而且最强烈地感受到”，这使得邻国对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十分敏感。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考虑如何安抚周边邻国的情绪，进一步化解“中国威胁论”，并以和平方式解决中国面临的周边安全问题。另一方面，当前中国的发展利益已经逐渐向全球范围扩散，海外利益保护也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内容。在保护海外利益时，如何有效与东道国开展合作，如何平衡海外利益保护中保护本国利益与尊重对方主权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都需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谨慎对待。

**3.在大国意志的推广方面，要注意中国特色的适应性问题，尤其是避免与西方大国的意识形态之争和道路模式之争。**大国合法性的来源之一是其所提出的价值理念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和认可，这意味着虽然国家的价值偏好各有不同，但只有具有全球主义关怀的理念才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获得认同和支持。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需要实现中国特色价值理念与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同之间的融合对接。这提出了两方面的要求：在内容上，中国提出的全球主义理念要覆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中国的发展得益于对现存国际秩序的接受和融入，中国并非现有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现有国际秩序中存在的不公平不合理之处，主要是对西方大国利益的保护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忽略。中国特色外交理念的推进应该以此为基础，注重与国际关系现有理念的兼容性；更要进一步研究中小国家的现实需要，考虑怎样的价值观可以使国际秩序容纳更多国家的利益、回应更多国家的需要。在方式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促进世界文明的和谐共生。现有国际观念几乎都是西方大国推广到全世界的，带有明显的西方烙印，中国因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东方文明传统而来的国家特色理念很容易被视为对西方观念的挑战。而传统大国外交对小国的轻视和对强权的推崇，又使得一些中小国家对中国的大国外交可能抱有一定程度的怀疑和不信任。对此，中国要拒绝同西方大国在意识形态上针锋相对，拒绝要求其他国家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以提升中国价值理念的包容性和推广方式的平等性为基础，为世界的未来发展提供“另一种选择”，而不是“替代性选择”。

**4.在大国责任的承担方面，要注意可能出现的战略冒进和战略透支问题，避免做出过于理想的国际承诺。**中国对“负责任大国”的追求和中国外交传统中以义为先的价值取向，使中国很难做出逃避国际责任和借承担责任谋取私利的行为，但却可能出现一种过于理想化的全球主义倾向。正如杨雪冬所警示的，中国“要警惕的是盲目的自信和随意的承诺”。因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推进应该时刻注意，全球主义理想的实现需要国家能力做背书，承担国际责任也要与国家能力相匹配，中国要避免不计代价地过度负责导致崛起失败。在参与全球治理和解决国际危机中，中国既要勇于担当也要量力而行，继续履行“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避免掉入西方国家鼓吹的“中国责任论”陷阱。而在提供国际公共产品时中国也要考虑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要对承担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成本有清醒的认识，过快、过多地承担与自身实力不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容易引起对国家资源的过度消耗，降低中国崛起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如果对国际社会所需的公共产品不加考察地盲目供给，则会引起供给过剩、资源浪费的无效供给。正如王毅外长所说，“中国不是救世主，但愿做及时雨”。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不可能满足国际社会的所有需求，但中国愿意充当重要的供应者，与其他国际行为体一道为国际公益的实现贡献力量，在合作中解决共同问题、分享共同利益。

结语

如果说传统大国外交是在大国绝对重要性的基础上开展的，那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则是在大国相对重要性的基础上推进的。在当今的全球体系中，大国不再是国际体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但大国的作用仍然不可或缺。对中国而言，适时提出并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既是中国对自身发展的时代自信，也是中国对国际社会期待的重要回应。从根本上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与传统大国外交的根本区别就是中国坚决摆脱“国强必霸”的大国外交逻辑，拒绝随意践踏国家主权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国际关系准则。而如何兑现中国的这一外交承诺，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做出自己的道路选择。如果说以前中国的“发展目标是‘如何成为一个大国’，那么今后还将增加一个新的目标，即‘如何更好地做一个大国’”。中国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压迫，屈辱的近代史给中国留下的不可磨灭的痛苦记忆使中国政府和人民始终坚持不会将此遭遇重复强加给别国。因此，即使面临比传统大国外交更为复杂难解的外交环境，中国也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以实际行动开辟大国外交的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