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奥运会，台湾省队两人起义，对岸抓狂：是美人计！下药了！_风闻

1964年东京奥运会波澜不惊，占据 “中国” 身份参赛的国民党当局代表团没有任何斩获，然而就在计划启程返回台湾的前两天，他们突然发现有两个人不见了。

这两人分别是射击队的马晴山和奥运观察团兼摄影师陈觉，很快，国民党当局代表团就得知此二人已经分别前往东京警视厅寻求了政治庇护。慌乱之中，国民党当局先是宣称二人为“失踪”，然后转称此二人遭到“绑架”，随后蒋介石责成有关方面向日方提出交涉希望带回两人，但没有得到想要的结果。

几个月后，马晴山和陈觉在东京华侨总会组织部长博仁特古斯和日本促进中日贸易的社会活动家铃木一雄的协助下，从山口县下关港搭乘挪威籍货轮，前往中国大陆。

至此真相大白，原来两人是决定“起义”（台湾方面称“叛逃”或者“投共”），借东京奥运会，投奔祖国大陆了。

轮船靠岸，马晴山和陈觉受到了祖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踏上故土的第一时间，马晴山见到了父亲马俊峰、弟弟马学礼和马学信，陈觉也见到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两人回归祖国的新闻登上了1964年第48号新闻简报。

1964年11月17日，超过1500人在政协礼堂集会欢迎马晴山和陈觉，出席大会的包括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国家体委副主任蔡廷锴、李达等。在会上，蔡廷锴代表国家体委向马晴山、陈觉颁发了奖金各10000元的证明书——这在当时绝对算是一笔巨款，要知道那年北京的人均年收入还不到800元。

在会上，马晴山透露了回归的原因：“台湾人民对美蒋的黑暗统治深为不满，我在两年以前就有返回祖国大陆的想法了。”

陈觉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我这次由日本回到祖国来，好像是浪子回头一样的做了一件正确光明的事。今天的台湾，并不像外国人所谓的‘美丽的宝岛’，而是虎狼集团所控制的罪恶的地狱。我相信凡是有血性的台湾爱国同胞，都会像我们一样的渴望着回来，更盼望着祖国能够早日去解放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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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马晴山和陈觉起义，是自抗美援朝之后，第二起由台湾返回大陆地区的案例（第一起为1955年的洪进山事件），国民党当局对此反应强烈，但对于马晴山和陈觉出走的原因，对岸方面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按照台湾《中央日报》体育记者苏玉珍的说法，两位“叛逃”者其实都是中了美人计：马晴山在东京结识了一名富家女，两人交往后，富家女希望他作为赘婿在日本继承财产。心动的马晴山前往东京警视厅，表达不愿意返回台湾的意愿，但由于没有合法居留权遭到扣留，马晴山无法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最后只能被日本遣送到中国大陆。而陈觉同样坠入情网，但不知为何被日本黑道大哥带走。国民党方面经日本国会议员协助，费尽周折找到了黑道大哥，被告知已将陈觉卖给了大陆。

苏玉珍，前中国台湾女篮队长，退役后成为台湾第一位女体育记者

这种说法很长一段时间是台湾岛内对此事件的主流意见，但这个“日本美人计”+“黑道大哥”的剧情显然有点过于魔幻，而作为事件的亲历者，韩庆愈的描述就少了很多咸湿的味道。

韩庆愈当年在东京华侨总会从事组织和文化工作，根据他的回忆，两人最初不是先去的东京警视厅，陈觉是先来到苏联驻日大使馆，寻求回中国大陆的途径，东京华侨总会接到消息后，委派韩庆愈去接人，而马晴山则是主动找到了东京华侨总会，由于当时中日尚未建交，华侨总会以民间组织的身份与日本政府进行交涉，这才要求为两位出走同胞向警视厅提供政治庇护……

当然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俩人最终是投奔红色中国大陆了，国民党方面大感丢人，以至于这次事件后来在蒋介石的日记中都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1964年10月的反省录中：“马晴山投匪，殊为不幸之事。” 另一次就是痛斥时任“外交部长”的沈昌焕：“对昌焕只知其外交部如何，不容为他人所指责的一点上，而对政治与外交有关之政策在所不顾，对马晴山案之处理毫不顾及我之指示，以致外交与政府无为，故多蒙耻辱，可痛。如此无常识者，何能再负今日外交重任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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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事情对于大陆方面已经告一段落，马晴山后来参加了两次全运会，之后成为了一名射击教练，在河北培养了不少射击运动员，很多人对他的印象是心直口快、嫉恶如仇，很有江湖大哥的味道，他和陈觉的故事则随着一代人的老去，慢慢被历史所淡忘。

但在对岸，情况却完全不是这样的，马晴山的名字一直被人不断提起，原因则在于另一个与他有关的传奇人物：杨传广。

杨传广，台湾本地阿美族马兰部落原住民，出生于日据时期，“杨传广”三个字是他的汉文名，1951年，他在国民党军运会中崭露头角，尤其擅长跳高跳远，后来被发展成为十项全能运动员。1954年他在亚运会十项全能比赛中斩获金牌，4年后破亚洲纪录再次夺冠，遂被国民党当局送往美国UCLA留学&训练。

1960年，杨传广一鸣惊人，在罗马奥运会上获得男子十项全能银牌，直到最后一项1500米才和最后的冠军拉夫-刘易斯-约翰逊分出胜负——这是中国人在奥运会上的第一块奖牌。3年后，杨传广以9121分的成绩打破了十项全能的世界纪录，他在这个项目的垄断地位直接导致国际田径总会修改了计分方法，因此还登上了体育画报年终最后一刊的封面。

杨传广（左）

显然，杨传广是1964年国民党当局代表队在东京奥运会上的最大希望，众人都期盼他能再创辉煌夺下金牌。但在比赛前一天，杨传广却突然感到身体不适，据他事后回忆，比赛前三天他开始感到头晕，剧痛的膝关节难以伸直，有流鼻涕的症状，还以为是得了感冒（也有别的说法称是严重腹泻），比赛当天完全提不起劲。

最终，杨传广只拿到第五名。

东京奥运会之后，杨传广心灰意冷决定退役，投身政界的他后来一度参选过台东县县长。但在多年后，回忆其东京奥运会时杨传广却表示，自己可能是“被下药了”，而“下药”的人正是马晴山。

据台湾媒体的报道，杨传广是在1979年左右参加台湾体育总会秘书长的餐宴时，与在座的一位退休情报人员交流后才惊觉此事，而据其回忆，被马晴山“下药”的方式是喝了他的一杯果汁。杨传广表示，自己当时和马晴山并不熟悉，而马晴山是在到奥运村之后才和他表现得很热情的。

然而，这个由杨传广本人透露的说法却并没有得到一致认可，据传，杨传广有贪杯的习惯，当时其他人怕担责任不敢和他喝酒，但马晴山却是例外，此前两人就经常在一起小酌几杯，另外还有人称，十项全能决赛前见过他们两人在奥运村外一起喝酒，所以两人恐怕不是之前入杨传广所说的“并不熟悉”，反而可能素有交情。

此外，杨传广本人十分迷信（早年信基督教，晚年改信道教），年纪大以后更是神神叨叨，后来他甚至上过台湾著名的灵异节目，称自己通灵（“灵”有时是托塔天王李靖的弟弟，有时是金母娘娘），要做“神灵的代言人”。因此，他在多年后的爆料，很多人持怀疑态度，毕竟除他自己赌咒发誓以外，这事从没有第二个人（哪怕是台湾当局方面）站出来证实过。

而至于“下药”的说法，之前在马晴山&陈觉起义案中提供了“黑帮绑架+美人计”说法的记者苏玉珍也并不同意，她表示，当时杨传广被代表团随行人员严密保护，去哪和什么人见面吃啥喝啥都有人跟着，想神不知鬼不觉的突然通过一杯果汁给杨传广下药无异于天方夜谭。

事实上，虽然岛内民间大多默认“下药说”，但关于杨传广成绩失常的原因，台湾的媒体也没有达成共识，一些体育界人士认为，他的失败和政治因素完全无关，仅与积分方式的改变有关，因为在全新的计算公式中，杨传广擅长的撑杆跳得分大幅降低，对他非常不利，而且他是年已经31岁，体能和竞技状态都已经不在巅峰……

至此，此事成为一段公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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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身份政治立场或宗教信仰，1960年勇夺奥运银牌的杨传广都会被作为“中国人”的骄傲被历史铭记。后来杨传广也来过大陆，在北京申办奥运会期间，杨传广作为对岸代表团团长，参加了大陆和对岸共同举办的“北京奥运-炎黄之光-海峡两岸长跑”活动，为北京申奥助威，2007年，杨传广去世，享年73岁。

杨传广（左）2001年来大陆

因为刚直的性格，马晴山在体制内并未一帆风顺，不过最终他还是坐到了辽宁省体育局副主任的位置，并在80年代末以这个身份退休，关于他“起义”的历史，则随着两岸交流的增加，与大陆多年来不断向对岸释放善意而被慢慢淡化。

但，他们造成的影响却延续多年……虽然这一切可能并非他们本意。

由于忌惮大陆的统战力量，担心再发生类似马晴山这样的“起义”事件，蒋介石给给自己的运动员戴上了紧箍咒，至此台湾方面严格限制体育团体出国的名额，除了正式的国际比赛之外，其他的能免则免。

而前往香港和日本比赛的运动员，从此开始要经历最严格的政治身份审查，出发前必须附上回程机票证明，还要参加讲座，内容围绕一个主题：国民党治下的台湾繁荣昌盛，人民生活安康富足。

1967年，国民党当局正式出台《体育团体人员申请出国办法》，将政治审核的对象从之前的团体细化到个人，明确规定所有出国比赛的运动员、教练员应公开甄选产生，出国三个月前要将出国计划送教育部审核，到达目的地后立即向当地使领馆或联络处报到。

其中第二十四条耐人寻味：申请出国之体育团体及体育人员以思想纯正，无不良记录者为限。

这条法令延续二十多年，直到蒋经国改革逐步开放岛内政治环境才废止，如今，台湾运动员前往大陆终于不用偷偷摸摸，即使放弃台湾的户籍也不会被扣上“叛逃”的帽子。

2011年，台湾台球名将吴珈庆为了寻求比赛舞台选择落户大陆。一年之后，吴珈庆从大陆返回台湾服兵役（因台湾地区规定，15岁以上男性必须服过兵役才允许“转籍”），而面对媒体的追问，他只是简单地回答：

“心情还不错。”

吴珈庆，和他胸口的国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