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咱们对西方国家总是过于善良？_风闻

                            为什么咱们对西方国家总是过于善良？

                                                杨曾宪

     老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侦查员卡拉临死前对古兰旦姆说：“我们太年轻了”！几十年我一直在琢磨这句话的涵义，后来终于搞懂了：这里的“年轻”，实际上就是“善良”的代名词。

      2021年3月，杨洁篪国委对美方代表说：“我们把你们想得太好了”！这里“想得太好了”，实际上也就是把美国人想的太“善良”了、太守规矩了。

      听了这段话，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咱们终于“觉悟了”：对老美、对西方诸国，的确不能太善良了，因为我们为此吃得亏太多啦！

      仅举远、近两个例子。

      抗美援朝时，中方恪守日内瓦公约，对美方战俘优待有加，并分批遣送，让他们与家人早早团聚。而美方却肆意践踏日内瓦公约，不仅残酷虐待中方战俘，而且扣留并强迫他们到台湾，致使“中方战俘回国”成了后期谈判的重要议题，中方战俘便由此成为美方捏在手中的筹码。假如当时美方战俘仍在中国的话，假如让这些战俘天天向美国总统喊话要求回国的话，那情况可能就会大不一样了。

      唉，谁让咱是守规矩的善良人呢！哪里能想到，咱们优待战俘、及时送他们回国，如此善举换来的却是恶报！

      武汉疫情爆发前夕，军运会上出现了几个患病的美国大兵。由于这些大兵背后很可能隐藏着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不可告人的秘密，所以，其病情与新冠在武汉爆发是否有内在关联，网上舆论是强烈质疑的。但是，中国并没追究下去，而是一直表示：新冠是人类共同敌人，各国要团结起来，携手抗疫。因此，在中国疫情得到控制后，我们积极向西方国家伸出了援手……。

但善良的中国人，怎么也想不到，美国和西方国家，为转移国内政治的压力、转移国际舆论的注意力，竟以怨报德，反咬一口、倒打一耙，硬说病毒来自武汉的实验室。这种无理、无赖的追究，竟持续至今！现在，中方终于开始反击了，而且，正在借助民间舆论不断强化反击的力度……。

     不过回想当初，唉！我们还是太善良了。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但是，对于未知数太多的新冠病毒来讲，合理怀疑，也是符合科学精神的。假如我们就是一直“高度怀疑”——注意，仅仅是“怀疑”——美国大兵曾以某种现有科学手段无法察觉的方式携带并传播病毒的，而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反复强烈要求到美国溯源，那么，美国再想肆无忌惮地、睁着眼昧着“良心”地向中国泼污水，就不那么容易啦！

    其实，在与西方包括日本的交往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

譬如英国。作为最早侵华的国家，英国在中国曾犯下滔天罪行！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没追究索赔，而且允许英国继续占领香港。但英国呢？却总摆出一副傲慢架势，围绕着香港问题不断主动挑衅、污蔑中国！至于中日关系，我想就无需再说了。参观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时，我的心情是久久难以平复。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咱们老是把美国、英国等想的太善良了呢？撇开眼下的政治因素不说，这背后涉及的，其实中西文化、中西社会价值观的本质差异。在此不能展开讨论，我只尝试给出最简约的答案。

      西方论理文化的根，是“性恶论”，所崇尚的是“力”，其核心价值概念都是“为我”的、“利己”的权利：如“人权”、“自由”、“民主”等等；

      中国论理文化的根，是“性善论”，所崇尚的是“德”，其核心价值概念都是“无我”的、“利他（利群）”的义务：如“仁爱”、“孝敬”、“忠恕”等等。

      有人总想在中国的论理价值体系中“开出”与西方接轨的“权利”概念，这是不可能的。梁漱溟反复指出：“中国没有个人观念”。儒家“人”中无我，这是不争的事实；所谓“仁”的精神，也就是无私忘我，忠于宗法角色的伦理精神。子不言利，并不等于说儒家不要利，只是人们常常要靠他人“守义”“遵礼”的回报来获利。梁漱溟先生说得好：“各人尽自己的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与，莫自己主张。这是中国伦理社会所准据之理念。”

因此，国人总是（或必须）把别人想象成与自己一样善良的人；为了让别人善待自己，自己便要善待别人。所谓“将心比心”、“礼尚往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等，早已深入到国人的骨髓、构成了中华民族社会价值观的基因。（对于儒家论理价值的历史与现实评价，有兴趣的网友可参阅笔者长文：《“仁爱”是普世美德伦理吗？——儒家伦理历史与当代价值的科学评析》2003年第３期《学术月刊》）。

回到现实层面，我在此想要强调的是：中华民族基因中的这些论理原则，尽管在国人合法地处理公共关系时，依然属于美德，但对于根本没有这种基因的西方国家来说，这些原则是根本不适用的。因为他们崇尚的只是凭借“实力”说话，所追求的永远是一己利益最大化王、所遵循的更不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恰恰是“己所不欲，专施于人”。你对他们一万个“好”，也未必换回他们一个善报；当他们要逐利时，便说翻脸就翻脸、说使坏就使坏，而且是理直气壮地公开使坏，能使多少坏就使多少坏！所以——

善良的同袍们，大家要警觉啊！

当然，我这里只是提醒善良的国人要警觉，而绝不主张在道德实践中与西方“比烂”，更不主张动辄反美、处处与西方对着干。眼下，在小小的地球村中，中美、中西实际上互相需要、相互依存，客观上谁也离不开谁啦！“和为贵”、“与人为善”，这些原则我们依然要坚持。只是“防人之心不可无”，千万不能在涉及重大利益冲突时，把他们想的太好啦。

杨曾宪   青岛社科院  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