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 “费厄泼赖”应该缓行》_风闻

鲁迅先生在1925年12月写了一篇短文：《论 “费厄泼赖 ” 应当缓行》 ，在中国的知识界和舆论界引起极大反响。

鲁迅当初写这篇短文的初衷是针对当时的知识界中一批“公知们”（当时被鲁迅称为“仁人们” 或 “土绅士“ ）忽略中国国情，一昧鼓动中国社会应当紧跟西方列强提出的“费厄泼赖” （ 即 fair play ，“公平游戏” 之意）从事国际，国内交往。这本来是好意，但是有的知识分子往往说话冒尖，先抬高西方话语权，却又贬低本国民众素质欠缺。鲁迅先生对此气愤不过，写下此文。文章虽短，战斗力极强，深刻解剖了中国少数文人仰人鼻息的虚伪，驳斥了西方提出的“费厄泼赖”的“双标”特点（鲁迅称“双标”为“两重道德” ），呼吁国人明辨是非，分清曲折，不要人云亦云，特别是不要盲目跟着洋人的声音走路。

鲁迅先生这篇文章已经历时96年，今天读来依然充满活力，其战斗性没有因为时间流逝而有丝毫减弱，相反却有如陈酒，越久越香，忍不住写几句《 再 “论费厄泼赖应当缓行》。

重读鲁迅先生这篇文章，丝毫没有沧桑之感，倒像是就是写在当下，写在今天。

96年了，世界正经历百年不遇之大变局。可是人们惊奇地发现，世界千变万变，却总有一样东西似乎一直不变：西方政客们的傲慢与偏见始终没有变化。100年前的西方呼吁世界都要有“ fair play ”的精神，是因为当时的世界面临经济动荡，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西方资本家赚钱的机会大大缩小，各国需要增加公平，公正的竞争机会。这肯定伤及资本的利益。于是西方开始鼓吹大家要“fair play ”， 把体育赛事中的口号引申到市场交易之中。表面上看，这似乎没有什么错，但是当西方用“fair play “约束穷国的发展欲望和努力的时候，“fair play” 早已经变质走形了，它成为西方掠夺穷国的护身符，又成为限制穷国求翻身的紧箍咒，自然引起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中国有识之士的反对。

所以，鲁迅先生干脆直说了：现在还不能一味“ fair ” （公平）。

鲁迅先生的观点简单明了，他说 ：中国自有特别国情，……（西方）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 “费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

他还说：所以，（我们）要“费厄”，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他也“费厄”了，然后再与他讲“ 费厄” 不迟。

读到这里，我们不禁为鲁迅先生的一针见血和洞若观火的睿智鼓掌叫号。鲁迅先生如果今天还活着，看到西方国家政客们的所言所行与他们的祖先如出一辙，鲁迅先生一定会痛心疾首，不知会如何痛斥西方“洋绅士”们的顽固不化和无耻之极。

远的不说，就说这一百年中，西方政客一直用“费厄泼赖”，对穷国谆谆教诲，尽力洗脑。要让全世界按照他们制定的规矩，规则说话行事，稍有反抗，即刻加以训斥。尤其是拜登总统上台以来，更是不厌其烦的鼓吹大家要按“基于规则的体制”和“法律”办事，可是恰恰是他们自己 就是 “ 不配承受 fair ”的一群人。当中国认真和他讲“fair”是，他却从不讲什么“fair”，结果总是让中国吃亏，吃大亏 ！

所以，鲁迅先生反复告诫我们，要“费厄”时，先要看清对手，还要有等差（区别对待），必须视对手如何而施。因为，“ fair 不当，反给恶势力占便宜”。

现在的美欧日澳的所做所为，没有跳出鲁迅先生所言！实在是历史对西方 fair play 的嘲弄。

鲁迅先生何其英明，铁面无私，他在96年前为西方政客们的画像，至今依然栩栩如生。我们惊叹鲁迅先生的深刻洞察力的同时，也惊叹西方政客们的顽疾一脉相承，已经无可救药。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鲁迅先生之所以大谈“费厄泼赖”缓行，主要是针对当时有人反对“痛打落水狗”，故而搬出 “fair play” 这个幡旗，保护那些如今成为“落水狗”的恶人，要求革命者对那些曾经的害人，害民者手下留情，自然受到鲁迅等革命者的彻底揭露和批判。

近百年的这场论战，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当世卫组织迫于某些国家的压力，再次要求中国接受第二次新冠病毒溯源调查，这对“常识”既是严重伤害，更是对“科学”的侮辱性更强的歧视性要求，这时他们的“ fair ”在哪里呢？他们为什么不去美国进行必要的溯源调查呢？他们在刻意回避什么？掩藏什么？这时如果中国对他“fair”了，可是他们对中国并不打算“fair”，最后吃亏的又是中国。

所以，没有前提的“fair”，是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fairness”的。

由此我想把此文题目更新为 《 再 “论费厄泼赖应该慎行》似乎更切合今天的形势：对西方少数政客的“fair”要求，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三思而后行。

诚如鲁迅先生最后所建议的“ 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