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勇鹏：抗洪救灾，同舟共济，就是我们的为民之道【大道之行03】_风闻

【文/范勇鹏】

我讲的第三个字是“民”字，就是人民的民，这个字非常有欺骗性。

无论在中外历史上，我们都经常看到一种做法，就是把一部分人的意志和利益给说成是普遍性的人民的意志和利益。比如我们中国古代文献里边用到这个民字，经常指的是地主和士人阶层，甚至有时候是指的地方豪强或者巨商大贾。在西方古代也一样，它的民通常指的就是城邦或者帝国的公民、自由人，也是一种封闭性的社会等级。比如像古希腊的所谓民主，说白了就是这些人来做主。

另外比如像中世纪佛罗伦萨的平民，这个词其实指的就是工商业阶级的中下层，真正的下层劳动者不被称为平民，他们是叫庶民。再比如中世纪的威尼斯这样的小国，一些家族通过做生意发财加入了统治者阶层，他就赶紧通过立法把上升渠道给封闭掉。所以当时威尼斯就有一个著名的叫一个法律叫《关闭大议会》，说白了就是把参政公民的资格给限定在这些家族之中，就相当于坐公交，我们先上车的，就关上了后上车人的这些机会。

直到今天，西方文化里边所讲的民仍然是有很强的阶级性。

西方的“民”——资产阶级

本质上代表的资产阶级，那么引申来看，今天西方社会科学有一个基本的范式，就叫“国家-社会”的二分法，大家非常熟悉，认为和国家相对的存在着这么一个所谓的公民社会。

在西方文化里边，社会所代表的就是民主、自由、独立甚至是正义，自带道德光环，那么政府你代表的就是坏的，社会的就是好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理念？因为它指向的是对国家公共权力的制约。西方人经常会说中国你哪个机构不够独立，他的潜台词就是说你是受政府领导，受共产党领导，或者你是接受公共资金的，但是反过来看问题，我们也可以问，独立于政府的就一定是独立的吗？不一定，因为任何一个机构你总要花钱，实质上就是依附于资本。

政府和社会并非对立

中国有不少学者都跟着西方这种思维方式走，比如我们经济学家天天喊“国进民退”，这个民指的是谁？大家不要以为是我们劳动人民，指的就是资本家，政治学、社会学一些学者成天讲加强公平社会，背后指的其实就是加强资本力量而已。

这些东西实际上中国历史上都玩过，这里所谓的社会，或者民这样的概念，它其实类似于中国早期历史上的豪民这样一个概念，这么一讲问题就清晰了。实际上人类社会从来不存在政府和社会的二分法，而往往存在的是一个政府、豪民或者资产阶级和平民的这样一种三方互动。

但是我们来比较中西历史，我们就发现中国这个民字的定义，它显然是更具有开放性的，至少在秦汉之后，它不再是一个封闭性的阶级概念了。自汉代以后，历朝历代也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打压豪民。另外就是我们中国作为经济基础的这种小农经济，客观上也促进了平民社会的平民观念的出现。因而在中国历史文化传统里边，这个一定程度上代表小民，而不是仅仅代表贵族豪民的“民”字，就获得了比其他文明里边重要得多的分量。

所以今天我讲这个名字主要是从三重含义来讲，第一是民本，第二是民生，第三是民事。

首先讲民本，中国有一种追求民本的政治传统，美国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何柄棣先生，他在一篇文章里边就讲渭水流域，陕西它那种独特的地理条件使中国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定居文明。我们的先民不用像世界上很多文明一样，去过一种游耕或者游牧的生活，那么长期的定居就带来了一代一代人之间在一块土地上生存（的条件），产生了一种心理的联系，然后逐渐的就使人成为文明的中心，产生了人本的观念。

中国很早产生了民本思想

比一比中国，大家想想世界上从古到今有多少文明，它是以神为本，以资为本，或者以血统贵族为本的，似乎只有中国产生了最深厚的以人为本的观念。民本它有很多层次的含义，比如说民是国家的基础，就像我们古人讲的“民为邦本”。第二就是民比统治者高贵，就是“民为贵，君为轻”。第三是统治者要爱民。第四是国家存在的理由是为了给民来提供秩序和福利，也就是我们古人讲的“恤民、安民、为民制产”这些概念。

中国的民本它崇尚实质，就是说要让民拥有恒产，得到生息，免于天灾人祸，能够生活在太平盛世里边。中国民本和西方的民主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我们民本跟欧洲近代的社会主义运动所强调的民主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比较强调实质，强调平等，强调福利。但是西方古典的民主和现代自由民主里边所讲的民主，它更看重的是一个“程序”问题，这方面在中国古代是比较缺乏的，中国古代从来没有去关切这样一个程序问题。所以中国古代它是通过皇帝制度来实现这种民本的目标，通过官僚和科举制来解决民如何参与政权，但是并没有涉及民如何成为统治者的问题。

直到我们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人民共和国，才实现了在民本传统上的一个飞跃，产生了我们今天讲的叫人民民主。它不仅在实质上要以民为本，在程序和结果上也都要追求人民来做主。

其次，我要讲一下民生，由民本的逻辑我们往前推演，那么国家自然要重视民生，国家对民是负有责任的，它要带领人民去挖掉大山，引走洪水，改善生活，抵御外敌、消除内乱。要让民有财产、有家庭、有积蓄，有抗风险的能力，不仅要有饭吃，还要有书读，遇到困难还要有小额贷款，有了饥荒还要得到救济，实在没有办法了，国家也有义务来把这些民给迁到丰收的地方去就食，这是一种具有家庭伦理的国家观，与世界上很多文明是大不一样的。

​国家为民提供公共服务

比如美国学者宾格尔他就指出一点，他说中国的皇帝没有统治的“权力”，仅有一种“天命”，也就是说他有一种必须履行的职责，皇帝有职责治理好国家，所以他原文讲“一个好皇帝就要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治国安邦、抵御外敌、关注民生，例如治理洪水、发展灌溉、修筑道路、赈济灾民。古代中国政府所承担的民生职责是大多数其他古代社会所不具备的”。

我觉得美国学者他认识是比较到位的，确实是中西文明的一个迥异之处。比如我前面提到欧洲的国王们到12世纪才意识到他自己有责任来提供公共服务。到英国17世纪才产生了国家要对平民负责的这种理念。美国是到19世纪随着西部拓荒，才开始大规模地去建设水利工程。

从孟子讲“为民制产”，到孙中山讲“民生主义”，中国2000年都有这种朴素的社会主义观念，所以当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人就非常容易去产生共鸣。因为共产主义的理想正是中国人几千年理想的一个科学表达。

第三我要讲的是一个民事概念。 民事是什么意思？它对应的一个概念就是军事，讲一个社会或者一个国家，它应该由文官来统治来管理，不能由军事力量凌驾于文官政府之上。现在很多国家都非常强调叫民事性，比如像美国宪法里边就有几个民事性条款，比如第一条就是美国的三军总司令要由民选的总统来担任，另外一条就是美国各州不能有常备军，但是事实上后来美国的国家的军事化已经推翻了这样一个民事性的原则，特别是在二战之后。

中国古代有一个民事国家的传统，我们看到所有国家它在初期一定是高度军事化的，否则它没有办法生存发展，但是军事化的国家必然会产生军事化的统治秩序。所以世界历史上出现过的民主制、贵族制、封建制、帝国制，大多数都是以军事立国，以军事力量作为基础来分配政治权力。

但是军事力量它也是一把双刃剑，它能保卫国家，能扩张领土，但是也能吞噬国家，它能够对外征服，也能够压迫人民。直到今天世界上有相当多的国家，在它表面的宪法秩序背后，实际上是军事力量在掌控权力。比如像我们知道的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拉美，一直到美国，军方往往是无人敢惹的。比如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很早就讲过，美国这个国家已经被军工复合体所绑架。

那么10年前“阿拉伯之春”的时候，当时埃及的穆兄会把穆巴拉克给推翻，通过全国选举上台，但是军方就可以把它颠覆掉。所以你就发现在这样的国家里边所谓的宪法秩序，所谓的选举的、合法性，没有什么价值的。

另外去年美国大选的时候，军方的立场举足轻重，如果不是军队这种威慑，特朗普也许真的能干出点什么事来。还有就是缅甸不久前的军事政变，到今天还尘埃未定，将来没准会演化成一场内战。今年5月27号，法国百名退役高级军官和上千名下级军官发表了一个公开信，向法国政府“逼宫”，声称如果马克龙你不能阻止国家解体，我们就要实施军管。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国家它表面的宪法秩序和选举民主背后，都隐现着军队和军工势力的身影。

我们回到历史，可以看到中国是世界历史上驯化军事力量最成功的，甚至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基本实现了国家民事化的文明。

中国是唯一一个实现国家民事化的文明体

从春秋末期中国产生了一个现象叫文武分值，区分将相，所以大家熟悉的蔺相如、廉颇对吧？它就分将和相，到战国之后，就演变成了一种由文官科层来治理国家的制度。但是一直到唐代，文武的这种还没有完全分开，比如像习文习武者都可以成为士人。

一直到了宋代，才牢牢树立了文官掌军的规矩，形成了重文轻武的文化。兵不是将、将不习兵，比如当时有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武将要去执掌兵权，比如到边区去担任治治史，他首先要换成文官的身份。

当然了这种制度它也有弊端，它压抑了军事力量，比如最典型的就是像宋朝的名将狄青，去年有个电视剧叫《清平乐》，里边有很生动的描述，其实在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狄青这样的武将，他在像韩琦这样的文官面前，他是低一等的，那么这样的制度它在一定时期也导致了中国军事力量的衰弱不足，所以社会也丧失了扩张进取的动力。那么从效果上看它还是有效的，汉唐都是亡于地方军事割据，到宋之后基本上把危险给消除掉了。

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继承了历史上2000年的经验教训，同时也吸收了苏俄革命的成果。后来通过我们三湾改编、古田会议，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的原则叫党指挥枪。它把朴素性的一个民事原则给提升为一个政治性、人民性的原则，让军队牢牢低掌握在党手里，成为人民的子弟兵。同时又通过组织建设和政治建设，让人民军队成为一支能够打胜仗的军队，所以很好地解决了对军事力量的控制和对军事力量的使用，这中间的微妙的平衡。我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迄今军事制度的最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