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悖论与国家安全：网络环境下的国家安全(一)_风闻

全球信息化的实质是正在形成跨国界的全球“信息空间”,其扩展模式是正在实现全球“网络化”。它已经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游戏规则和运作机制,并使其本身具有了某种独立的功能和属性。这个虚拟现实正在改变着国际政治过程和国家政治的许多方面,引起了国际关系范式的变化,对民族国家的主权和政治、经济、文化构成了新的威胁,并因此而破坏着社会的稳定、整合和发展。这对于正在全面融入国际体系、全面推进信息化的中国来说,是一个十分残酷的现实,虽然其间也包含了许多历史机会和利益。本系列论文即打算探讨一下在网络环境下国家安全的新范式以及与此相关的信息政治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稳定,以及网络环境下的社会治理与社会发展等问题,供各方面参考。

1，全球网络是柄双刃剑

人们通常所称的网络,是指通过互联网和万维网连接在一起的,由通讯网、电脑、软件、内容和人员等组成的,巨大的全球性相互连接系统。它在经济和社会各部门的广泛应用以及在全球范围的迅速扩展,已经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它孕育并推动了全球化,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并正在从社会的许多方面改变现存的制度机制。这些进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了信息网络时代。

网络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积极影响,令人瞠目结舌,已经引起了各国的极端重视。目前已经没有一个政府或政党会无视这些事实。从1995年2月西方七国在布鲁塞尔召开关于信息社会的部长级会议以来,美国,加拿大,欧盟各国和日本政府都承认了网络创造就业机会的有力影响,结束了长达几十年关于技术会给就业带来负面影响的争论。在这些国家中,对网络发展的关往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政府的相关政策往往是总统级或首相级的重大决策。

然而,与人类历史上的所有工具革命一样,网络以及信息网络所代表的工具革命对于世界的影响和冲击,也有正、反两个侧面。也许这个数字化现象的最大的反讽意义在于:各国政府在热烈拥戴它的同时,却面临着严重的挑战,而且许多挑战他们才刚刚开始理解。这是因为,网络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是权力源,也是威胁源;它能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同时也会给社会带来冲击甚或破坏。这种负面影响集中表现为:第一,网络的无边界特性对主权和国家权力构成了挑战,产生多种形式的安全威胁;第二,网络的赋权功能会催生史无前例的网络政治动员,新的权力阶层应运而生;第三,网络“压力集团”成为新的重要的社会力量,影响政治和决策过程,从而影响和改变政治过程与安全格局;第四,网络流可能酿成全球“网络风暴”和全球风险联动,使网络流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变数。这几方面的负面影响耦合在一起,会对民族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领域的安全挑战。

2，网络的无边界特性对主权和国家权力的挑战

网络具有无边界特性。当电子比特沿着光缆或卫星的传输带宽迅速移动时,根本就不管什么政治和地理边界。这种无边界性使网络的活动范围遍及全球。由于这个非主权化因素与力量的作用,传统的国家主权和国家权力遭遇重大挑战而迅速削弱。

传统上,主权是国家阻止其他个人、组织或国家对它的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权力。近20年,特别是最近10来年国际舞台上出现的大量事件已经证明,国家主权正不断地受到侵蚀,国家权力遭遇到越来越明显的挑战。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全球化,信息空间的分散式体系结构和全球普布性、渗透性,更由于其虚拟性,使得信息空间超越于国家主权之上,无论是通过法律还是炸弹,任何政府、团体和个人都没有办法控制它。网络的活动范围遍及全球一一就是说网络技术不受政治边界的约束，这是网络削弱主权国家控制力的一个因素。今天各种类型的特殊利益集团,从恐怖主义分子到人权活动分子,绕开了建立在政府基础之上的影响渠道在全球范围内开展活动。从美洲到北欧,从中亚到中东,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的压力集团避开国家政府来推进它们自己的运动。

网络削弱了政府控制公民的总体权力,也降低了政府对其实施监管的能力。以往，政府治理逃避管制行为的有效方法是利用边界实施制约,因为任何跨越边界的行为都要花费巨大的代价。哈佛大学法学院的 Lawrence Lessig 教授在解释这种治理理论时指出:“边界把人民圈在里面,以便让政府来管理。信息世界打破了这种均衡，……逃避管理变得更容易了。政府管理的权力已经削弱,个人逃避政府管理的权力增强了。”再者,网络空间的存在使政府的正常权力变得模糊不清。如果货物在一个国家生产,在第二个国家存储和运输,订单来自第三个国家的服务器,

最后送达的客户在第四个国家,政府如何来清晰界定其权限范围呢?就网络而言,由于未来大多数机构将围绕网络组建和运作,所以政府不仅在监管银行系统和网络化大型公司方面遇到了新的困难,而且会遭遇到犯罪组织和恐怖组织这类非法机构的更大的威胁。进而言之,信息空间的扩展太快,网络世界的殖民速度超乎寻常,大多数政府无法从容应对。在政治制度有机会形成法制之前,网络世界的模式也许已经开始成形并初具规模。这必然会使网络治理雪上加霜。

随着安全干预和安全服务国际化的不断加强,跨境数据流动问题越来越突出，对国家的信息主权和治理模式带来冲击和挑战。这方面的问题和桃战有很多,综合起来看有两大类。一类与信息(数据)的跨境流动有关。在这种情况下,网络空间技术正崛起为社会的“力量工具”,逐渐成为对手国可以利用的工具,这有至少两种可能和途径。其一是,对手国可以直接使用这些技术来攻击、削弱和破坏别国的通讯和信息传递。网络空间的门槛很低而且可以实施匿名行动,潜在的敌人在国外,这样就会出现管理真空。由于网络的跨国界性质,罪犯,恐怖分子,情报服务机构和军队网络部门的地理位置特征变得日益复杂,使人们很难把恶意数字活动归属于具体个人,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对网络威胁进行溯源的困难。敌对势力,特别是像美国这样怀有敌意的外国政府便可以利用这些便利直接跨越统治管辖权,收集并且恶意使用从开源网络获取的或从受保护网络盗取的数据。其二是,通过某种安排,迫使或诱骗对手国的网络服务商或数据平台向美国提供涉及国家安全的敏感数据和信息,在滴滴出行事件中,美国利用上市合现的要求,使滴滴出行这样的无良企业走上了出卖国家安全之路,就是美国阴谋败露的一个事例。

另一类与主权及司法管辖有关。这方面新出现的跨界问题包括国际数据保护规则,数据传输、数据携带与相关性标准、以及云服务的责任成本等。此外,移动通讯技术的普及以及万联网的广泛应用,可能会受到来自限制跨界数据传输,以及万联网相关全球贸易服务等政策的消极影响或限制。进而言之,像 Apple 和Blackberry 这样的系统可能会将数据储存在境外,这就会与当地的立法产生冲突。由于国际社会并未形成统一的关于网络治理管辖的法理和法律框架,所以全球范围内的网络空间以及当前被忽视的国境都对现存的法律体系提出了挑战,妨碍民族国家有效地应对威胁和意外事故,从而进一步限制了民族国家行使其信息主权。

毋庸置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国家仍将是占支配地位的国际行为者,但是由于各种非国家行为者的崛起和不断扩张,更多类型的其他行为者必将在许多问题上施加重要影响，而出现新的具有网络时代特征的国家安全格局。

3，网络赋权的安全威胁:史无前例的网络政治动员和新的权力阶层应运而生

网络是自印刷术发明以来最伟大的媒体革命。它的低成本、高效率和普及性,使各种名目和色彩的公民团体、组织与个人都能够以极低的成本传播思想,扩大影响,甚或组织联合行动。这就使获取、应用和控制信息的能力从少数组织和个人的特权变为公众可以享受的基本权利。信息技术则瓦解了等级结构,把权力分散到了更多的个人和群体当中。由于信息空间的扩展和时间维度的大幅度消减,个人(或社团)可以在较以前更广阔无限的范围内活动,网状分布的节点,使个人和群体为了各自不同的目标而交互行动,并且可以毫无阻挡地跨越国界进行协调,出现信息全球大流动的两难局面。作为一个缺乏管制的技术平台和社会空间,互联网很容易突破政府控制,并将其作为思想传播空间。由此而出现的观念传播多元化,正在引发社会舆论和思想控制的新局面,某些国内的、地区性的或全球性的问题,都可能成为全球网络上广泛参与的热点和社会动荡、冲突的导火线。在一定的政治、思想和社会环境中,各种行为者,特别是非政府和非国家行为者,都会最充分地利用网络赋予的这种信息权利和机会,发动各种形式的网络政治动员。新的权力阶层便会应运而生。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网络的赋权功能。从来,信息和知识对权力与利益就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而信息传播方式的改变往往意味着权力的转移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互联网上的无政府自由主义倾向和无中心的信息传播模式,打破了旧体制和旧有媒体形式对信息的控制,从而使信息成为更多人手中的武器。这种进展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形成了冲击,其影响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已逐渐超越技术层面,完全改变了传统的“权力决定信息分配”的关系,而开始出现“信息决定权力分配”的范式,从根本上冲击着基于现行权力结构的社会稳定观,也动摇了迄今相对平衡的利益分配关系。就是说,互联网空间的技术结构和运作模式引起了新的授权过程,使互联网成为一种新的赋权武器。一个国家掌握电脑的头脑清醒者一一学生、大学教师、科学家、工程师、大型公司的职员,行政官员一一可以在网上相遇，获得为其社会或政治目的而组织起来的空间和支持。目前在我国的网络上出现了一批所谓“大V”,这批人就是我们这儿所说的新权力阶层的基本力量,他们与“新三反”分子勾结在一起(或者他们自己就是“新三反”分子),成为对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新的威胁源。此外,互联网作为一种信息传播媒介和经济活动平台,给各种反社会的组织和势力提供了舆论空间,也给邪教和其他极端思潮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条件。事实上,邪教与互联网的结合构成了另一个信息安全威胁源。除了邪教之外,美国的右翼准军事组织也大量上网,宣传他们的主张。持不同政见者和反叛着也大量利用互联网向世界各国政府挑战,无论是波西尼亚的人权问题、阿根廷的持不同政见者突然失踪现象,还是秘鲁的“光輝道路”,互联网都给提供了一个世界规模的讲坛,而隨着越来越多的人上网,其影响也随之不断扩大。从极端角度看,网络流则可能成为社会破坏分子的武器。互联网提供给恐怖分子、破坏者、武器和毒品走私犯、还有窃贼的那些东西一一招募新兵、策划、获取信息、秘密交流的能力一一转化为资产。

由此可見, 网络作力权力源和影响源、具有给个人和集团赋权的离奇能力。如果说21世纪财富和权力的增长基础并不是拥有领土和自然资源,而是拥有信息和知识的话，那么网络的发展就会传播财富和权力,这样就威胁到权力更多地受物质系件制约的那些人。所以,网络对于政府的最大威胁来自于一个更微妙的无处不在的渠道:它自己的人民。随着政府的管理和控制能力由于各种原因而削弱,网络授予人民的权力会越来越大。所以,从长期来看,网络向政府发出的最严重的挑战并不是来自国际冲突,而是来自国内人民和网络所引起的政治、思想、文化和社会综合效应。

由此可见,网络空间和网络流是一柄双刃剑,它既是增强国家内聚力,巩固国家政权的力量,也是分化国家内聚力,威胁国家政权的武器。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一切传播媒介都是政治动员、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统治的空间和手段。这样,以信息网络为基础的新型政治动员和社会运动已开始威胁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在较深层次上影响社会诀策和发展;而信息恐怖主义的威胁以及与邪教、宗教和民族分裂主义、各种形式政治极端主义在信息空间的结合,则构成一股新的反人类、反社会暗流,并因此在思想文化领域引起了一系列安全威胁和效应。

4，网络“压力集团”成为重要的社会力量,影响政治和决策过程

隨着网络言论载体的逐渐发达,相当多的网民已经不再是孤立的个体,他们在网上结成各种虚拟的社群,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网络社群加强了民众之间的联系与集体行动,一个新兴的网络族群正在我国悄然兴起,已经结成了一个有现实影响力的虚拟“压力集团”。

我国网民现模、宽常网民数、国家顶级域名注册量三项指标稳居世界第一，互联网普及率以及手机使用量稳步提升,已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中国网民人数已达8亿多（？），其中大多数是不到30岁的年轻人，为网络舆论的形成和网络动员提供了庞大的人群基础。他们习惯在网络上寻找信息和新闻,并发表自己的看法。网民看网络新闻,新闻跟帖是最为草根化、大众化的网络舆论,2亿（?)多网民访问BBS，这是网络舆论形成和发酵的主要推手；近2亿（？）网民开博客且近7千万人（？）半年内更新，网上“意见领袖”的博客是权重最高的网络舆论；近8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超过3.5亿（？）网民使用即时通讯工具,他们中的“公民报道者”托起了两种新锐的网络舆论载体一一微博客和QQ群,每天都有可能利用手机和互联网实时播报公共事件。

网民的組成更加貼近現实的社会結构, 虽然不能説网民代表全体中国人,但多种研究显示,作为中国公民中社会参与热情程度最高的一个群体,他们积极地关注和反映社会现状。调查显示,88%受调查者通过网络密切关注各种事件的后续发展,近82%受调查者认为互联网是民主建设的一条新道路。中国网民广泛讨论的话题很多,其中官员腐败和富豪特权是最受寻求社会公正且富有责任感的公民热议的现象。贫富冲突、劳资矛盾、城市拆迁、农村土地流转、环境污染、医疗、教育、道德失范等问题，都是网民关注的内容。面对政府施政缺失和司法不公,人民希望减少腐败和犯罪,并渴望通过网络来监督时事和揭露丑恶现象。这表明公民合法权益已经从现实扩大到虚拟世界,从而使网络舆论逐步成为推动立法规范和检验行业漏洞的重要平台和加速器。这么庞大的具有舆论能量的“新意见阶层”,正在形成一个有现实影响力的虚拟“压力集团”。这些压力集团就如同大洋上的大气团,看上去散漫飘渺,但其体量巨大,在一定条件下,就能集结形成气流,掀起风浪。

所有迹象都表明,我们正面临着网络政治动员向网络政治行动转变的现实威胁和挑战。直到目前为止,政治动员和政治行动事件还只是零星的,并且彼此间基本上没有联系。在网络具有“即时效应”功能以及黑客主义的条件下,当民众反抗运动与网络政治动员结合起来,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在不少问题领域,一旦发生民众的广泛关注热点而当局又未能妥善处置时,在极端情况下,全国所有城市和乡镇的不同层次便会同时发生跨领域的反抗行为或抗议行动。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是:当政治动员从孤立的事件转为一种集中化的联合力量时,又会怎样?这种势力或运动会不会有朝一日成为信息空间和现实世界中反政府的主导力量?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网络压力还具有强烈的国际响应和配合。境内外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把乱局引向中国,他们通过互联网煽动非法聚集,妄图制造事端，挑起“街头政治”。从国际政治和外交斗争角度看,目前互联网已被许多非政府组织作为全球动员和协调行动的空间,包括进行环境行动、和平行动、人道行动等。这就引出了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如果个人,非政府行为者能够跨越地理—政治边界以数码空间的形式进行政治动员活动,那么这将会对政府和国家产生何种长期的后果?该问题需要引起更大的关注以找出一个适当的、有利于进行长远战略决策的答案。

以上论述说明,信息空间并非世外桃源和自由天空,其实它也是一个政治舞台。政治极端主义活动只是形形色色反对派团体的一个代表。虽说表现形式和政治内容在各国不相同,但这种威胁对所有国家都存在。对于中国来说,鉴别并管制、打击类似性质的活动,便是信息安全战线上的紧迫任务。“

5，“网络风暴”与全球风险联动：网络流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变数

无论是在传播的速度和规模、影响的地域范围,还是媒体的表现形式等诸多方面,网络都远远超出了以往的大众传播媒体,因而在社会和政治动员中发挥着其他媒体所没有的重要作用,在许多方面常常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引起所谓“即时效应”。某个普遍关往的事件发生后,立即就可能在网络世界产生连锁反应,各个电子公告栏、新闻组以及邮件列表等虚拟交流场所便会同时出现报导、评论、讨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便会在顷刻间“聚首一起”。视事件的性质,许多源于民众的自发性抗议很快就会自发形成有组织的集体行动。这种抗议浪潮甚至会通过“无边界的数字王国”迅速扩散到对媒体和舆论实行严厉控制的国家和地区,从而干预到具体的社会、经济以及政治决策和进程。这样,数万里以外异国的一只蝴蝶因某个原因抖动翅膀,便可能在万里之遥的本国发生风暴。这就是网络的波动效应和扩散威力。网络的这种“即时效应”在社会运动和政治动员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此外,电脑网络的国际化产生了全球网络,互联节点越多,全球系统产生威胁的可能性就越大。近年来,网络关系变得日益高级,日益具有相互渗透性。特别是在全球化浪潮下,各国的组织和公司已经相互连接而组成全球网络,任何一点上的恶意信息都能造成全球性差错。称为“网络风暴“的差错链,就是这样发生的：一个网络出了问题,产生一系列错误信息堵塞了其它网络,其它网络便释放自己的错误信息来反应,于是环环相连,例下一大批网络。

这样,由于全球互联性不断强化和发展,使得媒体的平衡从原先的一向多传播(例如传统的广播和电视)转为多向多的交互式传播,全球社会正以新的方式连结在一起,产生了使旧结构遭到破坏的新的体系、关系和纽带。地理因素不再重要了,由于加速化和放大化,新体系能够一夜之间就建立。这就为虚拟联盟以满足不同威胁和不同目的而进行组合与再组织提供了可能。于是,相互联系性就产生了新时代最具挑战性的一个结果:传染性。这种传染性遍及经济、政治、社会和安全诸领域。对许多国家来说,互联的本质现在不仅被各种跨国“流动”—-资本、劳动、技术、信息,等等-—所定义,而且还逐渐取决于外国因素的存在及其自我发展壮大,并且因为它们的存在而产生了多重而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其他局部性结果。

这些新的“流动”导致无数构筑严密的经济、社会和其他关系网络的建立。世界股市的价格,外币的比价,不是由哪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所能控制的,它是由全球网络金融系统中运作的投机者、投资者、参与者共同决策所形成的。由于这个网络是虚拟的,参与者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用权力来控制的,最后就形成了全球的资产价格,决定了股市的价格,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升降、成败,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其直接结果是形成全球风险联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层面上的大动荡、大调整、大改组,代表的是运行规则、思维、指导价值、运作平台等的变化,带来的是空前的国家风险、地区和行业风险,以及市场不确定性程度的提高。

6，重新定义国家安全

显然,网络空间正在作为企业、政治和战争的运作环境而出现,因而它代表的是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环境。这个环境打破了物理空间上的有形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在组织和观念层次上引发了一场联网革命,从而催生一种新的关系“结构”。这个新现实正有动摇这个世果的关键行为者的组织结构和权力基础，使我们从相互依存的时代进入到全球互联的时代。全球民间社会力量的增长以及网络化运作正在成为新世纪的重要权力实体和战略因素。新型政治动员、新的社会运动以及新的技术范式正在引起主权概念的弱化和变异,催生新的授权过程和新的权力源、权力阶层;我们正在从以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转入以网络为中心的世界,政治、外交、军事和安全战略也正在相应地从传统以层序官僚中心为基础的实力政策转向以网络中心为基础的信息战略。

这些进展表明,我们正处在一个重新定义国家安全的新时期的开端。网络时代的来临正在酝酿时、空概念的重大变革,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无国界数字化空间”全面扩展,使国家安全的概念与内涵正在发生潜移默化的变迁。随着信息载体功能的增强,信息的媒介作用开始普遍化、社会化和多元化。这就把国家安全的视野从单纯的物理疆域扩展至数字化空间,而且由于信息渗透一切领域的特性,国家安全的范畴相对传统的领域有了更深广的扩展,除了传统意义上的领土安全和社会稳定依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柱外,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主权,特别是网域安全等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安全防卫重点便从处理危机扩大到全面防范。更具有骇世惊俗意义的历史进展是:在网络环境下,国内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通过网络的交汇、放大,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并有可能成为较国际威胁更难防范、更具破坏力的安全威胁源。

这种以网络和信息安全为核心的新范式,建筑在观念、价值和伦理道德规范这些软权力的基础之上。国家安全专家们长久以来将他们的考虑基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力维度之上。现在我们看到,由于信息空间和全球网络的扩展,世界正在重新成为一个各种观念相互比拼的战场,并且不再仅仅将物质资源作为激烈竞争的目标。在这个新世界中,成功的关键在于熟练地对信息能力和资源进行战略性管理。这意味着需要在保证网络开放性和维护信息资源访问权的同时,防范和打击网络滋生的信息安全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