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建文：辨识南吕梁白狄墓_风闻

摘要：山西隰县瓦窑坡墓地M29、M30是春秋时期前后相继的两座白狄子墓，时间上与公元前627年“箕之役”到公元前600年晋狄联合伐秦相契合，两座中的一座很有可能就是“箕之役”时擒获的白狄君主即“白狄子”的墓葬。乡宁嘉父山墓地M4、M6分别与瓦窑坡M30、M29时间相同，但墓主人较瓦窑坡M29、M30低一、两个等级，为白狄中等贵族。典型的晋文化在此之后才到达南吕梁。

南吕梁是指山西西部从汾西县老爷顶以南的吕梁山脉，也泛称为姑射山，21世纪有两次重要的考古工作，都发现了春秋时期白狄墓。

2005年冬发掘的隰县瓦窑坡墓地，17座墓中11座“出土有大量青铜器”，其中M29、M30两座都是“一椁两棺”，墓室面积都超过15平方米，笔者同意原报告所说“瓦窑坡墓地M29和M30的年代大致相当于春秋中期，晚于春秋早期偏早阶段的中州路M2415而早于春秋中期偏晚的分水岭M269和M270”的分期意见，但不同意绝对年代估定在公元前600年左右，也不同意“M29的墓主人为男性，M30的墓主人为女性。M29和M30出土遗物组合及纹饰风格均十分接近，结合位置、规模等推断两座墓葬或为夫妇异穴合葬墓”的结论，而认为这是春秋时期前后相继的两座白狄子墓。

由瓦窑坡认识到，2000年夏清理的乡宁县城西南2.5公里的鄂河北岸嘉父山墓地33座墓葬，其中有8座铜器墓，发表简报的M4、M6，墓室面积都是8.7平方米左右，分别与瓦窑坡M30、M29时间相同，但墓主人较瓦窑坡M29、M30低一、两个等级，为白狄中等贵族。

一

先来熟悉瓦窑坡M29、M30。“M29位于发掘区南部地势北高南低的缓坡上，西距M30约4.5米”，没有说明是否排列整齐，两座墓葬都是方向10度的长方形土坑，中间没有墓葬分布，M30较M29略大略深，具体是：

M29“口略大于底，墓壁略斜，底平坦，墓口长4.65、宽3.38米，墓底长4.59、宽3.3米，墓深7.1米”，一椁两棺。随葬品有铜鼎6，铜鉴2，铜甗、敦、平底簋（原报告称为盆）、舟、盘、匜各1，铜镈5，铜钮钟9，石磬1组9件，兵器52件即戈2、矛1、镞1组45件、盾钖4及车马器22件，还有石器、玉器、骨器等48件（组）（图一）；

M30“口大底小，墓口长5.1、宽3.6，墓底长4.8、宽3.3米，墓深7.3米”，一椁两棺。随葬品有铜鼎5，铜鬲3，铜圈足簋、平底簋（原报告称为盆）、簠、壶各2，铜豆、舟、盘、匜、斗各1，铜钮钟9，石磬1组8件及石器、玉器、骨器等24件，共63件（组）。（图一）

这两座墓出土的11件铜鼎中，除M29∶8个体较大为镬鼎外（口径45～49厘米，通高41.2厘米），其余都是平盖鼎，盖面正中有一环钮，近边平均分布三个曲尺形立钮，可分两型。

A型，浅腹平底，相对矮胖，盖面、曲尺形钮和腹部都有蟠螭纹等纹饰，厚重大气，M29∶6仅一件，M30五件，“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相次”，即：M30∶16，口径27.6厘米，通高26.2厘米；M30∶17，口径23.7厘米，通高23.6厘米；M30∶18，口径23.5厘米，通高22.8厘米；M30∶31，口径21.7厘米，通高23厘米；M30∶34，口径21.5厘米，通高20.8厘米。

B型，深腹（球形）圜底，显得瘦高，腹中部饰一周凸旋纹，朴素雅致，只在M29中见到，由于M29∶3、5没有发表线图或照片，形态无从得知，联系到M29∶4口径、通高与其他三件略有区别，那么加上A型的M29∶6就是五鼎墓了，即：M29∶5，口径25厘米，通高25厘米；M29∶6，口径23.5厘米，通高24.8厘米；M29∶4，口径20.1厘米，通高27.7厘米；M29∶3，口径16.7厘米，通高24.8厘米；M29∶48，口径14.9厘米，通高23.2厘米。

显然，M29、M30两座五鼎墓的随葬铜鼎应都是临时拼凑而来，两墓随葬的其他铜器则各有千秋。

二

瓦窑坡M29、M30随葬的平盖、曲尺形立钮的铜鼎，这种鼎很有特色；两墓都没有铜盖豆，但在一些关键器物上存在差别。

1.M30铜簠2、圈足簋2、圈足带有长方形镂孔的铜豆、铜壶、铜斗，M29无。其中铜簠，路国权《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图1.3.2“铜簠谱系图”可知，整体形态开始是上下两梯形，逐渐口部微折至斜方折，最后正反两“盝顶”，腹部极像汉代的长方形陶盒。上马M4018∶12→瓦窑坡M30∶30→长治分水岭M270∶12→太原金胜M251∶537（图二），就是这种演进轨迹的体现，《研究》把上马M4018分到第一期，约相当于公元前770年—前680年，金胜M251年代晚于公元前475年，瓦窑坡M30中间还隔着分水岭M270，其年代应比其更靠近公元前680年。

铜簋，从上马墓地铜器墓看，有一个从圈足簋到无足簋到盖豆的演进过程，M30既有M30∶27圈足簋又有M30∶35无足簋（图三），显示其较早的特征；陕西宝鸡福临堡M1也有类似的情形，M1∶3圈足簋M1∶2无足簋，这座墓大家都定为东周初也就是春秋早期，《研究》分作陕甘第二期，最晚不会晚至公元前600年。

2.M29铜鉴2、铜镈5，M30无。铜镈没有多少材料可以比较，两件铜鉴皆深腹、体量较大，属于《研究》Aa型鉴，此型鉴以第二期山东海阳嘴子前1994M4∶73最早，由图1.5.10“铜鉴谱系图”可知，除晚期多有矮圈足外，鉴耳由肩部逐渐上移到颈部，下腹早期急收、晚期微鼓，海阳M4∶73→瓦窑坡M29∶1、临猗程村1987M1002∶19、上马M13→太原金胜M251∶630（图四），就是这种演进轨迹的体现，瓦窑坡M29∶1等三件束颈明显，应该划归同型同式，上马M13同出两件年代在公元前572年—前542年的徐国重器“庚儿鼎”，无疑这座墓年代上不能早于公元前572年，表面上为瓦窑坡M29提供了年代参考，其实不然，《研究》划为山西3组（期）的上马M13没有随葬平盖、曲尺形立钮铜鼎，而有三环钮隆盖鼎和敦，大多铜器与山西4组（期）分水岭1972M269、临猗程村1987M1002接近，M1002还新出现盖钮为捉手状的铜鼎，所以情况是相当复杂的，总之精细的断代不能依靠这些变化不太敏感的铜鉴。

3.瓦窑坡M29∶9铜平底敦，最有可能是《研究》图1.3.5“铜敦谱系图”Bb型蹄足、环钮盖敦前身，第二期河南洛阳西工区1981CⅠM124∶4三足低矮，上马M13、分水岭M269∶60、程村M1002∶1、2（合为一件）等都是蹄足、环钮盖，联系到以后平底敦极少见（图五），这个推测应是可以成立的。

总之，瓦窑坡M29的年代当位于以上3座墓的前列。此外，瓦窑坡M29也与山东2组（期）的海阳嘴子前1978M1年代相近，尤其是嘴子前1978M1∶62铜舟（《研究》图2.5.24“海阳嘴子前1978M1铜器群”6，称作“”），与瓦窑坡M29∶10舟基本相同（图五），都是平盖，都有5个半环形钮。

在参考《研究》的分期断代的基础上，我将瓦窑坡M29的年代定在公元前600年左右，与瓦窑坡原报告相合。也就是说，M30略早，M29略晚一些。

三

随葬玉、石和其他质地的圭是晋系墓葬中的一个主要特点，举例如下。

1.曲村北清理西周、春秋时期墓葬641座，47座墓葬随葬玉圭3、石圭65，共68件，“每座墓少则1件，多则2、3件，最多6件”。

2.晋侯墓地西周晚期的M62，“椁室东西两侧散乱有铜鱼、蚌贝及小石圭，数量达600余，原应为椁饰”。另原报告图一〇“M62棺椁平面及器物分布图”中有48、89、90、92石圭，可能是大石圭。

3.上马M13有大小不一16件石圭，“在人骨的头前”。

4.上马墓地1373座墓葬，第三章“随葬器物”的第四节“玉、石、蚌器及其他”中统计随葬圭共685件，“随葬圭的数量，少者1件，多者可达30多件，一般3～5件左右。根据质地不同可分为石、玉、蚌、陶、铅矾土等五种”；第九章“结束语”的第五节“圭的使用及其规律”提到：“上马墓地244座墓葬中，共出土玉、石、蚌、陶等质地的圭680余件。”圭是贵族身份的象征，用于区分尊卑（表一），“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用圭制度发生了很大変化，上马墓地同时期墓葬中有着比较明显的反映，一些第三等级的小墓葬中已多见用圭随葬，石、蚌质地的圭被大量使用，圭的制作逐渐粗糙，形制多不太规整，形式多样化。春秋中期，前期各类型圭继续使用的同时，又出现不少新的类型。小型墓葬用几种形式的圭，少者三五件、多者二三十件随葬的现象成为普遍现象。春秋晚期到春秋战国之际，用圭随葬之风仍然流行，但圭的制作更为粗率，玉圭数量减少，类型也趋于简化，主要流行甲Ab型和乙C型两种石圭”。

再说瓦窑坡M30与M29不同时，自然不大可能是夫妇异穴合葬墓了。而程村、上马等晋系墓葬大都随葬B类铜鼎，A类仅见于上郭1975M17；M30是五鼎墓伴出铜簋4件，但这4件铜簋有圈足簋和平底簋各2之分；M29也是五鼎墓但仅伴出1件铜簋；还有M29铜鉴2为M30所不见，M30铜簠、壶各2为M29所不见，M29、M30都没有随葬陶器，更没有像以天马—曲村遗址、北赵晋侯墓地、上马墓地为代表的晋系贵族墓葬随葬玉、石圭等，因此墓主人应该是不遵守周代礼制的非晋系。由于瓦窑坡地处南吕梁，那里遍布着以农牧混合经济为生业的戎狄，这就使我作出与戎狄有关系的认识。

隰县庞村发现晚商殷墟一期的铜器墓，表明“至少在殷墟一期左右，商文化的中心区域已经与吕梁山地保持了较高等级的文化交流”。在晚商时期，山西西部高原地区为方、土方所占据，吉县上东村墓葬最新的研究成果又认为到了西周早、中期。到了西周晚期，杨宽在《西周史》里引用了史伯对郑桓公说的一段话，“当成周者……北有卫、燕、狄、鲜虞、潞、洛、泉、徐、蒲”，他相信韦昭注：“狄，北狄也。鲜虞，姬姓在狄者也。潞、洛、泉、徐、蒲，皆赤狄，隗姓也。”史伯列举北方九个较大的方国，除了卫、燕两国是周朝的封国外，其余七个都是狄族方国，“足见当时北方戎狄势力之盛。在今山西北部、东部的，主要是赤狄……蒲即后来晋的蒲邑，在今隰县北”。杨宽所说的“主要是赤狄”，值得我们注意。

由于生业不同，晋与戎狄“杂居”。《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年）：“骊姬嬖，欲立其子，赂外嬖梁五，与东关嬖五，使言于公曰：

‘曲沃，君之宗也。蒲与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无主。宗邑无主则民不威，疆埸无主则启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国之患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与屈，则可以威民而惧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晋侯说之。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就是最好的说明，但其中“狄之广莫，于晋为都”的“都”文义不合，当为“邻”（隣、鄰）之讹。今取《金文编》卷六“都”与《古文字类编》（增订本）之“邻”对比后就可以看出，两字极易混淆（图六），所以修正为“狄之广莫，于晋为邻”。

晋、狄之间既有平安相处也有战争，“狄族侵扰的主要目的在于掠夺财富，而中原国家进攻狄族的主要目的，则在于占有土地”。从公元前655年“骊姬之乱”时，重耳在“蒲城”受到威胁后就逃跑到白狄的情况来看，南吕梁山至少在此时，白狄已经取代了赤狄。公元前660年晋国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就在中条山的垣曲，而公元前652年晋狄“采桑之役”，公元前644年狄侵晋，公元前627年晋狄“箕之役”，公元前600年晋狄联合伐秦，公元前578年秦狄联合“麻隧之役”等，有人考证以上诸“狄”都是白狄。

白狄“于晋为邻”，其中“箕之役”时“狄伐晋，及箕”，即“箕”是晋国的边境，因为擒获了白狄的君主，这一仗晋国算是胜利了，但晋国中军元帅先轸也战死了。“箕”地，马保春先生有过细致的考证，相信清代江永《春秋地理考实》卷一的说法：“箕，《经》晋人败狄于箕，杜注太原阳邑县南有箕城。《汇纂》今在太谷县东南三十五里。今按此年伐狄者，白狄也，白狄在西河，渡河而伐晋，箕地当近河，成十三年《传》云：‘秦入我河县，焚我箕、郜’，是近河有箕，今山西隰州蒲县本汉河东郡蒲子县地，东北有箕域，隋初移治，此后改蒲县，唐移今治，而箕城在县东北，晋人败狄于箕，当在此，若太谷之箕去白狄远，别是一地。”也认为箕地在蒲县东北，这一点多数人遵从。

此“箕地”就是今蒲县克城，古称箕城。（图七）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蒲县新志》卷之一“沿革”记载：“隋以蒲子移治县东北故箕城，大业初移治新城，改蒲县属龙泉郡。”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蒲县志》、光绪六年（1880年）《蒲县志》沿袭旧说，《克城镇志》说这里在隋代还是蒲子县的县治。

再来看瓦窑坡M30、M29，墓葬规模与上马M13相当，后者共随葬铜鼎7，即Ⅰ式1（镬鼎）、Ⅱ式2（庚儿鼎）、Ⅲ式3、Ⅳ式1，其他还有敦4（原报告作簋）、鉴2、方壶2、簠2、甗1、鬲2、舟2、盘、匜、鍑、钮钟9、戈6、戈鐏2、矛2、铜矩、镞和车马器、玉石器、骨蚌器及陶鬲1，其列鼎很可能是拼凑而成的，从4件铜敦来看，M13很有可能就是五鼎墓，至少是大夫一级，为晋国晚期都城新田级别最高的墓葬。瓦窑坡M30、M29早于M13，也是山西境内春秋中期早于M13最高等级的大型墓；时间上也与公元前627年“箕之役”到公元前600年晋狄联合伐秦相契合，结合墓葬所在地点和规格说明，两座中的一座很有可能就是“箕之役”时擒获的白狄君主即“白狄子”的墓葬。目前来看，农牧混合经济为生业的白狄有没有夫妇异穴合葬墓，还很难说。

四

再讨论嘉父山M4、M6。

M4，方向345°，墓口长3.63米，宽2.4米，深7.2米，一椁一棺，墓主人“头顶靠近棺内有石圭若干”，随葬品有A型铜鼎1，无盖铜鼎2，铜簋、舟、盘、匜、甗、容臭各1（图八）；没有发表线图及照片的还有铜戈1、铜镞26。铜鼎统计如下。

M4∶7（无盖），口径22.2厘米，通高20厘米；M4∶6（A型），盖径23.8厘米，通高22.1～22.3厘米；M4∶5（无盖），口径27.6厘米，通高22.8～23厘米。

M6，方向4°，墓口长3.56米，宽2.5米，深1.4米，一椁两棺，墓主人“头部右上侧有石圭若干”，随葬品有铜A型鼎2，B型鼎1，铜簋、舟、盘、匜及陶鬲各1（图八）；棺内墓主人头、胸、手部还有玉饰、玉玦、绿松石、条佩玉饰，也没有发表线图及照片。铜鼎统计如下。

M6∶3（A型），盖径24.6厘米，通高24.3～24.6厘米；M6∶7（A型），盖径24.6厘米，通高21.8厘米；M6∶4（B型），器口径21.6厘米，通高27厘米。

其中铜鼎M6∶4，平盖，深腹，高兽足，除盖上为瓶状钮外，与瓦窑坡M29∶4基本相同。

从嘉父山M4、M6与瓦窑坡M29、M30出土铜器比较得知，M4的年代与瓦窑坡M30接近，早于M6和瓦窑坡M29。这两座墓都有铜舟、盘、匜各1，不成列的鼎各3，但至少是两座二鼎或三鼎墓，同瓦窑坡M29一样，两墓分别只随葬簋1，同样也不遵守周代礼制。

两处墓地4座铜器墓头向基本一致，随葬铜器大同小异，既然瓦窑坡M30、M29之一可能是相隔不长的“白狄子”，嘉父山M4、M6与之同时，也可视为白狄墓葬。嘉父山和瓦窑坡用鼎存在三、五之别，墓口面积小，没有编钟、编磬，而且M4葬具仅为一椁一棺。种种现象都说明，其墓主人肯定比“白狄子”要低一、两个等级，只能是白狄部族的中等贵族。

前文把瓦窑坡M30、M29推断为“白狄子”，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们不随葬玉圭或石圭，而嘉父山M4、M6都随葬石圭，又该如何解释？这两座墓还都随葬陶鬲（M4没有发表），无疑是受晋文化或秦文化的影响程度较深的缘故。杨建华析出陕西清涧李家崖墓地有“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的“河西白狄”遗存，查看“清涧县李家崖东周、秦墓统计表”，得知套场坪M2、M8、M9、M10、M15、M30及峰家塔M2、M7、M8都有石圭，共60件，“均为豆绿色层岩片打制而成的，形呈不规整的长条形或三角形，长短、厚薄不一。有的墓随葬四、五件，有的随葬十几件”。所以，虽然嘉父山M4、M6都随葬石圭，但由于其在白狄中所处的等级差异，并不影响其族属的确定。

时间、族属既定，就与公元前652年发生晋狄“采桑之役”就联系起来了。（图七）采桑在乡宁县西，2018年乡宁县文化研究会在鄂河入黄河南的枣岭乡万宝山一带进行过多次调查，在俗称“打狼要险”的地方采集到东周时期的陶罐、绳纹板瓦和筒瓦残片等，并打听到2017年村民平田整地时发现四枚战国“安阳”布币。这里是从陕西过黄河到山西的一个渡口，顺着鄂河东北逆行50余公里就是嘉父山，“采桑之役”晋胜狄后一个月“狄伐晋，报采桑之役也”，八年后的公元前644年狄侵晋时攻占了尧都区西北“狐厨”和尧都区境内的“昆都”，这些都是晋国的领土，因而嘉父山M4、M6的墓主人很可能参加过“采桑之役”和“狄侵晋”，或是参加人的直接后裔。

公元前655年到前578年间白狄特别猖獗，这是因为其受秦国的逼迫跨越黄河直接变为“于晋为邻”，而晋国正在经受着从公元前655年开始的“骊姬之乱”，公元前651年晋献公病死，骊姬所立的奚齐、卓子被杀，晋惠公成了秦军的俘虏，晋国越来越无力守护南吕梁而导致白狄占据，虽然公元前636年晋怀公被杀后晋文公即位，不久称霸诸侯，但从公元前578年秦联合白狄发动“麻隧之役”来看，直到此时白狄还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以后才逐渐在南吕梁销声匿迹。嘉父山、瓦窑坡两处墓地就部分反映了这一历史过程，对于南吕梁的考古学文化，意义自不待言。

既然以上考证出嘉父山和瓦窑坡的4座铜器墓的墓主人都是白狄，春秋的箕地、隋代的箕城在今蒲县克城，那么与西汉时期的“骐县”有没有关系？《汉书·地理志》“河东郡”中包括“北屈、蒲子、绛、狐讘、骐……”，明显可见“北屈”、蒲子、“骐”分属三县，汉代蒲子县城在隰县龙泉镇古城村的“古城遗址”，公元前112年汉武帝把匈奴骑兵长驹几封为“骐侯”，在其封地“骐国”设置“骐县”，2016年在蒲县曹家庄发现的匈奴墓就属于“骐县”范围。“骐县”治所何在？是不是古称“箕”的今蒲县克城？现在看来，很有可能。

典型的晋文化什么时候到了南吕梁？应该是到了瓦窑坡墓地M23及四座口、底同大，长方形土坑竖穴陶器墓所代表的更晚一个时期了。

2019年7月初稿，2020年8月再定稿于晋都新田紫金山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