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威吐谷浑王族墓选址与葬俗探析_风闻

摘要：武威南山是吐谷浑王族墓地所在，是吐谷浑灭国之后的“先茔”地。之所以选择凉州南山为其王族“先茔”，是因为这里一直是吐谷浑人的“旧居之地”，有较为充分的历史依据和民众基础。而这些吐谷浑王族墓均位于山梁上的选址特点、夫妇异穴合葬习俗等，都体现出较为明显的鲜卑文化特征，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吐谷浑本民族的文化属性。

武威南山地区是唐代吐谷浑内徙之后归葬的先茔所在，在武威南山青咀湾和喇嘛湾曾发现有吐谷浑王族墓葬 9 座，出土墓志 9 方。以夏鼐、周伟洲等为代表，以墓志资料为中心，学术界对吐谷浑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涉及吐谷浑历史的诸多方面，研究颇为充分。但是，由于这批墓葬的发现多非科学考古之故，加上墓内文物被盗严重，学术界对这批墓葬的诸多考古信息并不清楚。2019 年 10 月武威南山岔山村吐谷浑喜王慕容智墓的考古发现，开启了我们认识吐谷浑王族墓的新篇章。该墓没有被盗，保存完好，因此考古信息完整而准确。另一方面，之前的研究，由于受墓葬基本信息和出土文物严重缺失的制约，对墓葬特征和民族属性的判断多以纯正的唐墓而论，对其中是否包含有吐谷浑本民族的习俗特点关注有限。鉴于此，对该墓包含的吐谷浑丧葬习俗作些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吐谷浑凉州先茔的形成

武威南山一带是龙朔三年（663 年）吐谷浑王族一支内徙之后的先茔所在地。从龙朔三年吐蕃灭吐谷浑国，“吐谷浑可汗诺曷钵与弘化公主帅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请徒居内地”，到咸亨三年（672 年）唐廷将吐谷浑诺曷钵部“寻徙于灵州之境，置安乐州”，诺曷钵带领族人在凉州生活了 9 年（663 ～ 672 年），其间应葬死者于凉州南山，初步形成灭国之后吐谷浑王族的一个“祖茔”地。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走依凉州”“寻徙灵州”之前，在吐谷浑故地青海原也应有其先茔。

吐谷浑王族一支被唐政府安置到灵州后，便认定凉州南山为其“先茔”，显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故国难返，于是选择了与吐谷浑旧地接壤，又在这里短暂居住的凉州南山完成归葬先茔的习俗和愿望。对此周伟洲有精辟论述：“凉州南山（祁连山）离原吐谷浑中心青海较近，隔祁连山即其原领地，葬于此处，即可受到唐朝的保护，免除吐蕃破坏，又因靠近故乡，以抒发眷恋故土之情。从目前在青咀喇嘛湾发现的慕容氏墓葬来看，均系墓门向南，建于山岗之上，大有望乡的意味。”

吐谷浑王族慕容氏选择凉州南山为其“先茔”，除了有“望乡”之意，同时也要考虑凉州一带一直有吐谷浑人生活的情况，凉州在历史时期不仅是丝路交通的重镇，也是诸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地方，吐谷浑即是其中之一。周先生也强调“慕容氏虽然迁至安乐州，但该地仍然有吐谷浑部落游牧”，这一问题颇为关键，但后来论者多不作重视。我们拟在先生基本观点的指示下，做些梳理。

自北魏时期开始，由于中原王朝的强大和西进战争，已有许多吐谷浑人作为战俘或降附者入迁魏境。这批内附的吐谷浑人数量很大，仅见于记载的有七万人左右，其中一部分被安置于西北沿边诸郡，凉州自然是其入迁的目的地之一 。隋代时，吐谷浑常与突厥联手发兵凉州，抄略边民，“突厥犯塞”“吐谷浑寇边”之事时有发生，凉州亦是首当其冲，在这样的境况下，吐谷浑和凉州接壤，有吐谷浑部落在凉州南山游牧则完全可以理解的。更何况吐谷浑被吐蕃占领，诺曷钵和弘化公主选择“帅数千帐弃国走依凉州”，应该是有所考虑的，或许此时凉州已有吐谷浑人生活于此，相互接应。事实上，高宗“乾封初，更封青海国王。帝欲徙其部众于凉州之南山，群臣议不同，帝难之”，后想通过战争助其复国但没有成功，又徙其于鄯州“浩亹水南”，最后“又徙灵州，帝为拜安乐州”。高宗之所以想把诺曷钵部众安置在“凉州之南山”，应该是有所依据的，从中也似说明凉州南山与吐谷浑的密切关系。

武周时期朝廷在面临如何安置投唐的吐谷浑部众时，郭元振在给武则天的上书《安置降吐谷浑状》中强调河西各地对“吐浑所降之处皆是其旧居之地，斯辈既投此地，实有恋本之情。若因其所投之地而便居之，其情易安；因数州而磔裂之，则其势自分。顺其情、分其势，而不扰于人，可谓善夺戎狄之权矣。”明确说明河西走廊祁连山一带是吐谷浑的“旧居之地”。

据英藏敦煌吐蕃文书 Vol.69，fol.84《吐谷浑国编年史》所记，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在唐朝灵州地区延续国祚，而在吐蕃统治下的青海、甘肃祁连山南部地区仍存在着一个吐谷浑汗国，其活动时间是 705/706 年至 714/715 年之间。残卷记载当时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国疆域在青海至甘肃祁连山以南地区，国中设有可汗对国内各吐谷浑部落征收赋税，吐蕃在吐谷浑王国中派有大臣对之进行监视控制。其可汗夏宫所在地 se tong，即敦煌汉文文书中的西同，在今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苏干湖一带，紧邻青海。这一事实说明河西走廊祁连山一带在龙朔三年 (663 年 ) 吐谷浑灭国前后到武周前后一直是吐谷浑人活动的重要区域。

《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凉州境内有两个吐谷浑羁縻府州，即吐浑部落和閤门府。《新唐书·地理志》延州注下云：“又仪凤中，吐谷浑部落自凉州内附，置二府于金明西境，曰羌部落，曰閤门”，也就是说延州有閤门、羌部落等吐谷浑的羁縻府州。这些吐谷浑人都是从凉州而来。说明仪凤年以前，凉州除了诺曷钵部外，至少还有两个吐谷浑部落投唐。虽然唐政府把这些吐谷浑部落主体内迁安置，但凉州在这一时期作为吐谷浑各部落内附的首选地，除了武威所处的地理位置之外，推测也应该和凉州南山地区一直作为吐谷浑人游牧地或者说是其“旧居之地”有一定的关系。

另，在吐谷浑灭国后其青海故地一直由吐蕃论氏家族统治，后来吐蕃王室与论氏家族发生冲突，论氏噶尔家族在吐谷浑故地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并动摇。武则天圣历元年（698 年），吐蕃王室与论氏家族斗争日趋激烈，对论氏家族率军讨伐，论钦陵自杀。圣历二年（699年），其弟赞婆和论钦陵子论弓仁率所部吐谷浑归朝。《资治通鉴》圣历二年十月条云：“丁亥，论赞婆至都，太后宠待赏赐甚厚，以为右卫大将军，使将其众守洪源谷。”胡三省注云：“洪源谷在凉州昌松县界。”可知，唐把这两次归投的吐谷浑部落约 4 万人安置在河西一带，其中凉州昌松县界位于武威南山，和吐谷浑王族先茔所在的神鸟县相连接，这里是防御吐蕃的要地。

之后据《新唐书·吐谷浑传》记：“宣超立，圣历三年，拜左豹韬卫员外大将军，袭故可汗号，余部诣凉、甘、肃、瓜、沙等州降。”学界有认为这次吐谷浑归降，即是吐鲁番文书记载武周时期瓜沙地区吐谷浑归朝事件，和前述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浑状》为同一事件。但也有学者不同意此说，认为吐鲁番文书所记吐谷浑可汗十万众归唐计划，因为唐蕃关系的变化和吐蕃的阻拦，最终没有实现，其所记当是《通鉴》记载的圣历二年（699 年）四月和七月先后归唐的七千帐和一千四百帐吐谷浑部。

从以上吐谷浑各部的归唐历史及吐蕃之后青海旧部吐谷浑在祁连山的活动，结合吐谷浑的历史可知，祁连山区域一直是吐谷浑人游牧的地方，是他们的“旧居之地”。又据《旧唐书· 地理志三》河西道凉州中都督府条称“吐浑部落……寄在凉州界内”。因此凉州南山一直是吐谷浑人生活的地方，诺曷钵一支把此地作为先茔，有充分的历史依据和民众基础。

据新出土的慕容智墓志可知，该墓位于“大可汗陵”之中。此处“大可汗陵”应是慕容诺曷钵之陵，加上先前已知的发现于青咀湾、喇嘛湾一带的弘化公主墓、慕容忠墓、慕容明墓、金城县主墓、慕容若墓、慕容宣彻墓、慕容宣昌墓、慕容曦光墓、李氏夫人墓等，这些在灵州生活的吐谷浑王族死后均迁葬于此，除把凉州南山作为其先茔之外，也应该是充分考虑到这一带当有未迁走的吐谷浑部落生活，他们是守护这些王族墓园和“大可汗陵”的基本人群。

目前在凉州南山发现的吐谷浑墓虽然均属其王族慕容家族墓葬，但数量有限，结合目前在这一带进行考古调查的情况，墓葬数量整体较少，原因之一是肃宗至德年间（756~757 年）安乐州没于吐蕃，吐谷浑残部徙朔方、河东，之后不久 764 年，凉州亦没于吐蕃，诺曷钵部已无法归葬。因此，凉州先茔使用的时间也就百年左右。至 8 世纪中叶，迁到安乐州的吐谷浑王族成员死后基本上已不再归葬凉州先茔，而是葬在长安，目前可知的有慕容曦轮墓、慕容曦晧墓、慕容相墓、慕容瓌墓等。更加有趣的是，部分慕容氏家族成员不再满足于“昌黎”或“阴山”的籍贯，直接把长安作为新的籍贯。尽管如此，凉州南山作为“大可汗陵”的所在地，在吐谷浑各部落中应当有重要的影响，目前的考古发现仍然十分有限。

因此，吐谷浑王族慕容氏凉州先茔的选择，虽然属不得已的临时举措，却也是“祖茔”选择方面的基本规律，即这里应该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属于吐谷浑人游牧生活的“旧居之地”。这一地区虽属唐王朝管辖区域，但仍是他们祖先或族人活动的传统区域，作为王族先茔符合其“归葬”的传统和习俗。

吐谷浑慕容氏选择凉州南山作为家族先茔，也有可能受到其祖先鲜卑人丧葬观念的影响。《三国志· 魏书乌丸鲜卑东夷传》及《后汉书 · 乌桓鲜卑列传》均记载言语习俗同乌桓的鲜卑葬俗中，有使其灵魂归赤山的传统。

学者们认为赤山即是鲜卑人的发祥地，是他们的神山，是其民族精神寄托之宝地，每年都要举行盛大的祭山活动，人死之后魂归鲜卑山为第一要事。鲜卑人从辽东向大西北迁徙时，也把这种习俗带到了青海高原。当他们在某一地区稳定地居住下来后，就要认定一座雄浑大山为鲜卑山。有学者指出：“大兴安岭北段的大鲜卑山与西北地区的阿布干鲜卑山分别属于拓跋部和吐谷浑部。”又据《水经注·河水注》引东晋释道安《释氏西域记》的记载：“牢（楼）兰海东伏流龙沙堆，在屯皇（敦煌）东南四百里有阿布干鲜卑山东流，至金城为大河”。据考证此阿布干鲜卑山即是青海与河西交界处大通河源的祁连山，大体位置与凉州南山相合。因此这里有可能是吐谷浑王族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选择的鲜卑山，把祁连山认为是其祖先发源地鲜卑山，当然也是其族人死后灵魂回归之赤山了。

二、墓葬选址特点

目前在凉州南山发现的吐谷浑王族墓葬主要集中在青咀湾和喇嘛湾，墓志中称此地为“阳晖谷”。慕容智墓所在的岔山村一带，即墓志所记“大可汗陵”，属新发现的陵区。此外，在慕容智墓东北约 4 公里的祁连镇马场滩村长岭组发现古墓 1 座，约 5 公里的祁连镇马场滩村发现古墓 2 座，均已遭严重破坏，从散见墓砖分析，应同样为吐谷浑王族墓葬。这 5 处地点在具体的墓葬选址上虽有细微差别，但其共同特点就是墓葬均为南向，散布于一个个背山面河的小山梁上。

我们知道，汉唐以来的墓葬，特别是家族墓，都尽可能选择在平坦的地方，至少墓区是可以连成片的，尤其是唐代墓葬。在中原内地发现的唐墓群，极少有如此单个分布在一个个小山梁之上的选址形式，即使是同属一个区域的河西地区唐墓，就目前已知的敦煌佛爷庙湾、郭家堡、瓜州锁阳城、酒泉西沟、山丹及武威其他唐墓，均在距城区不远的戈壁或农田之中，与武威地区吐谷浑王族墓葬选址有本质区别。唐墓中与之类似葬于山上的似乎只有渭北帝陵，但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唐代帝陵与吐谷浑王族墓葬在选址上亦有明显差别。唐代帝陵多依高大的主峰而建，穿山构置，“因山为陵”，在陵墓周围设置陵园、楼阙、神道等配套设施。而武威地区的吐谷浑王族墓葬准确来说并非是“因山为陵”，应属“靠山为坟”，将坟墓设置于东西向山脉延伸出的一条条南北向山梁之上，且未发现陵园、神道、石像生等配套设施。如此选址方式，用我们今天已知的唐墓常识，很难理解。但对于当初选址者而言，他们一定是清楚的，是有所本。

《大周故西平公主墓志》记“葬于凉州南阳晖谷冶城之山岗”，“牛岗辟壤，马鬣开坟”；《大周故青海王（慕容忠）墓志銘》记“归葬于凉州城南之山岗”，“坟崇马鬣，地据龙堆”；《大唐故政乐王（慕容宣昌）墓志铭》记“葬于凉州神鸟县天梯山野城里阳晖谷之原”；《大唐故武氏墓志之铭》记“迁窆于凉城南卅里神鸟县阳晖谷之西原”；《大唐金城县主墓志铭》记“合葬于凉州南阳晖谷北岗”。

这些墓志所载其基本的选址地点即在“阳晖谷”（青咀湾、喇嘛湾）之“山岗”“北岗”“原”或“西原”之上，也就是我们考察时所见葬于山梁上的基本地貌特征。在志铭当中，这种极具特点的选址方式被形象的称之为“牛岗辟壤”“马鬣开坟”“坟崇马鬣”“地据龙堆”。

通过检索古籍我们注意到，用“牛岗”和“龙堆”来形容墓葬较为少见，而以“马鬣”来形容墓葬的例子却很多。以与其同时代的《全唐文》为例，其中用“马鬣”来形容墓葬的约有数十条，大多出现在志铭或碑铭当中，包括“马鬣裁封”“马鬣无封”“马鬣初封”“高坟疏马鬣”“马鬣开隧”“马鬣成封”“封为马鬣”“系甲车兮马鬣封”等。能够看出，主要是用“马鬣”一词来表达坟墓上封土的形状，或者引申以“马鬣”来代指封土或坟墓。其典故最早见于《礼记·檀弓上》，子夏言，孔子从前讲到，见过四种封土的不同样式，其中一种如斧头刃部一般两旁向上尖削，形状好似马鬣，故称之为“马鬣封”。

所以，后人在志铭当中就常用“马鬣”来指代封土或墓葬。值得注意的是，弘化公主墓志和慕容忠墓志当中的表达与传统说法并不相同，是将墓葬选址描写为“马鬣开坟”或“坟崇马鬣”。此处之“马鬣”显然非指封土，即特指在整体形状似马的小山上，在其颈（鬣）上破土建坟，这一点正是我们在凉州南山吐谷浑王族墓群所看到的实际地理现象（图一 ~ 三），因此，吐谷浑王族墓志中所谓之“牛岗”“龙堆”等词语，应与马鬣地形相似，是对墓葬选址特征形象性地描述，即以整体如牛、马、龙等动物形状的小山上，在其特定的位置构筑墓葬。当然，这种地形选择应与风水学有一定的关系，还需再探讨。

这种独特的墓葬选址方式在内地和河西的唐墓中很少见到，但考虑其吐谷浑王族墓的属性，追溯吐谷浑墓葬传统，或许可以找到其历史渊源。

首先，在已知的吐谷浑人墓葬，或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人墓葬当中，这种葬于山梁上的做法较为常见。如张掖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大长岭墓葬，即位于距西水乡二夹皮村“村委会 10 公里处的大长岭山坡上”，仝涛认为该墓葬属于吐蕃在河西的高级将领，很可能与吐蕃化的吐谷浑人有关。青海都兰县香加乡哈日赛沟两座古墓处于“哈日赛沟内山梁之上”，发掘者通过类型学分析后得出这两座墓葬“大体相当于 6 世纪晚期至 7世纪早期，其墓主人只能是吐谷浑人。”新近发掘的乌兰县泉沟一号墓，同样位于“一座独立山丘的东侧斜坡之上”，其周围还存在大量吐蕃时期的墓葬，也大多“分布于坡梁之上”，由于墓葬中有王冠出土，发掘者推测，这座墓葬可能与吐蕃统治下的吐谷浑王室有关。

另据周伟洲提示，要注意青海都兰一带之前发现的所谓吐蕃墓葬吐谷浑系属和都兰墓葬群是吐谷浑人在青海地区的先茔的可能性。我们不妨把观察的视野转移到青海都兰的这批墓葬中来。

对于青海都兰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墓葬的考古发现，已引起考古界、藏学界的广泛关注，学术界对这些墓葬吐蕃文化属性的意见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民族属性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或吐蕃，或吐谷浑，我们比较倾向于仝涛、周伟洲的观点，即属吐谷浑人的墓葬。

那么，都兰柴达木盆地东南沿吐谷浑墓葬在选址上有什么特点？据已经作过考古发掘的墓葬，都兰的吐谷浑墓葬所在地理环境以及山形特征和武威南山颇有几份相似。对于都兰的墓葬选址现象，许新国总结：“都兰吐蕃墓葬讲究对葬地的选择，一般均‘倚山面河’，有的葬在山顶上，有的葬在山腰，有的葬在山梁与平地的结合部，与山梁连为一体。有的则葬在两山之间的平地上。”血渭一号大墓所在位置，可认为是在一个小山包的顶部。热水河南岸的 4 座墓葬则是在三面环山的山腰部位。

可以看出，之前被学术界称为都兰吐蕃墓葬的选址地形，总体上和凉州南山吐谷浑墓葬极为相似，以山顶、山梁为主，个别位于山腰处。从这个角度来讲，凉州吐谷浑王族墓葬的选址还是有较为明显的吐谷浑墓葬传统。只不过凉州南山的选址更加强调在“山岗”的位置，说明作为内迁的吐谷浑王族，其丧葬习俗必须要遵守唐人的基本制度，完全按本民族丧葬习俗实行会有一定的困难和阻力，因此在墓葬的选址上既非完全的唐人习俗，也没有完全遵从吐谷浑人的作法，而是选在一个个小山岗上，非常符合其“望乡”的心理需求。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墓葬选址方面，凉州南山吐谷浑人墓葬和都兰“往往几座或十几座集中在一起，一座大墓的周围也往往埋有小型墓葬数十座”而形成的“聚族而葬”制度有所不同，也与都兰“有的中小型墓葬数座连成一排，或集中在同一条沟内”的“家族葬”制度不完全一致。但如果考虑到整个青咀湾、喇嘛湾、长岭、马场滩、岔山村一带作为慕容家族墓地的选址，则可以认为是“大集中、小分散”下聚族而葬的家族墓情况，故也还可看作是吐谷浑墓葬传统作法的延续。

另一方面，把墓葬选址在一个个不同的小山岗上，相互之间无法构成寻常意义上的墓茔，从现今地面上也看不到有相关墓葬地面建筑的遗存，又不专门起封土，利用山梁地形，有大隐于山形之中的意味。这种墓葬的分布和选址有明显的“大集中、小分散”的特点，似乎有特殊的设计意图在其中。就目前的资料，还无法给出准确的答案，仅作一个大胆地推测，考虑到其“大集中、小分散”的特点，加上每个墓葬均没有专门的道路可供上下出入，位置又高，不易到达，似乎有故意隐藏所在位置的意涵，防止被人发现或盗挖。

鉴于被唐王朝安置在安乐州的慕容氏有流亡政权的性质，他们被吐蕃人赶出青海故地，虽然在唐人的管辖地凉州找了一块先茔地，但其紧邻吐蕃，因此不得不作些特殊的考虑，最终展示给我们一个特殊的墓葬选址和分布特点，实是有趣的历史现象和考古疑案。

三、独特的夫妇合葬形式

夫妇合葬是中国墓葬的常见现象，早在商周时期已经出现，到了南北朝隋唐时期更为常见。夫妇同穴合葬是唐墓较常见的葬制，虽然也存在夫妇异穴合葬的现象，但数量远不如前者。凉州南山的吐谷浑王族墓目前所知全为单人葬，未见夫妇同穴合葬的情况，说明吐谷浑王族基本上实行的是夫妇异穴合葬。不仅如此，凉州的吐谷浑王族墓并不像中原内地或河西其他唐墓一样，夫妇各自的墓葬在同一墓园内比邻而眠，而是各自完全在不同的山岗上，各自为葬。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诺曷钵大可汗陵所在的岔山村和其妻子弘化公主墓所在的青咀湾直线距离约 15 公里，相距甚远，正是弘化公主墓志所记各自“别建陵垣”。另像慕容曦光和武氏为夫妻，慕容曦光葬于喇嘛湾，而武氏葬于青咀湾，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山湾当中。

较为特殊的是慕容忠和金城县主夫妇墓，经考察发现，两墓位于同一条山脊之上，但是慕容忠墓位于山脊上端，而金城县主墓位于慕容忠墓东南的山脊下端，两者之间相距约 70 米，周围未见有明显的墓园或茔园建筑（图四）。

唐代虽然有夫妇异穴合葬的情况，但并不普遍，且夫妇各自的墓是在同一茔园之内。

弘化公主墓志志文在表述传统的“周公合葬之仪”“诗人同穴之咏”时，各自又加“异”“非”二字，强调了其与汉唐墓葬夫妇合葬传统和上古礼法的不同。“周公合葬之仪”“诗人同穴之咏”的传统，在唐人的墓志中有很多记载，“合葬非古，始自周公”“合葬非古，肇乎姬旦，积习生常，因为故实”“合葬非古，行自周年，遵礼而循，流之唐日”，“合葬非古，取周公制焉礼也”“依周公之制，遵孔子之典”。至于“诗人同穴之咏”，以白居易诗为代表，“生为同室亲，死为同穴尘”“义重莫若妻……誓将死同穴”。唐代夫妇合葬被社会所普遍认同，唐人诗词和墓志对夫妇合葬记载颇多，“生则移天，死惟同穴”“生乃宜家，死则同穴”。

所以凉州南山吐谷浑王族墓地的夫妇合葬，在形式上明显有别于唐人流行的夫妇同穴合葬制度，慕容家族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在弘化公主墓志中强调通过“别建陵垣”的形式来表达“异周公合葬之仪”“非诗人同穴之咏”，这里似乎既有强调吐谷浑慕容氏对汉人传统礼法的某种遵从，但以“别建陵垣”和异穴合葬的形式实行合葬，显然又非唐人丧葬习俗和制度，当另有原因。

据目前已知青海地区的吐谷浑墓葬由于盗扰严重，墓葬内是否有夫妇合葬并不十分清楚，但从遗存的人骨等考古信息判断，单人葬应属主流。这似乎是吐谷浑人丧葬的基本观念，也是目前已知吐蕃人墓葬的常见现象。

另外，我们从已知的武威以外地区出土的其他多方吐谷浑王族慕容氏墓志可知，凉州以外的慕容氏也不流行夫妇合葬。

《宋书· 索虏传》记鲜卑葬俗时说 ：“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至于葬送，皆虚设棺柩，立冢椁，生时车马、器用皆烧之以送亡者。”吐谷浑的先人们如此埋葬死者，颇有几分秘葬的意味，似乎不大可能会流行夫妇合葬。因此，凉州南山的吐谷浑王族墓实行夫妇异穴合葬，且不在同一茔园，其实是吐谷浑本民族的习俗，并没有延续唐人习俗和制度。

考虑到目前已知的凉州南山吐谷浑王族墓地所葬几代吐谷浑王，均娶唐人女子为妻，属于政治婚姻，“和亲尚主”。大可汗诺曷钵尚弘化公主，大可汗子慕容忠尚金城县主，次子闼卢摸卢娶金明县主；慕容忠嫡子慕容宣超娶姑臧县主，又一子慕容宣彻娶博陵崔氏；慕容忠族弟娶李氏深，宣超子慕容䂀光娶武周宗室武氏，宣彻子慕容威娶武氏。作为唐人宗室或唐人大族女子，以政治婚姻的形式出降或远嫁吐谷浑慕容氏，应该在具体对待身后丧事方面存在文化、观念和制度上的差异，因此不会同埋一室，而弘化公主的“别建陵垣”，考虑到她和其子慕容忠同一天死亡于灵州私第，又是同一天归葬于凉州南山先茔，显然非历史的巧合，定是政治事件，所以没有葬在“大可汗陵园”之内，似有隐情。但就目前我们已知的凉州南山慕容家族夫妇合葬的独特现象，似乎又是他们本民族的传统作法，具体原因仍需进一步相关的考古工作。

四、结语

吐谷浑在青海地区建国 300 余年，以青海都兰墓地为代表的吐谷浑墓葬，多属吐蕃统治时期，深受吐蕃文化影响。武威南山作为吐谷浑王族在 663 年灭国内徙之后的先茔地，虽然已有 10 座墓葬发现，但之前均遭盗挖，所以考古和历史信息并不十分明了，更谈不上对吐谷浑民族丧葬习俗的研究。因此，保存完好的慕容智墓的考古发掘，为研究吐谷浑丧葬习俗提供了第一手考古资料，弥足珍贵。通过对凉州先茔形成历史、墓葬选址特点及渊源关系、夫妇异穴合葬习俗的分析，可以感受到吐谷浑慕容氏虽然灭国归唐，生活在唐文化圈中，但其丧葬习俗上在遵从唐人基本制度的基础上，仍然保留有较为明显的鲜卑文化习俗。慕容一族作为吐谷浑的族群代表，通过不同的方式保留其先祖的丧葬习俗，彰显本民族的文化属性。认识到这一点，对我们研究武威地区的吐谷浑墓葬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对日后开展青海吐谷浑墓葬考古有一定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