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年代》中的历史问题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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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觉醒年代》中的历史问题

宋自振 乾乾文史 5月31日

历史小说、历史剧当如何呈现历史，其中可作怎样的改编，并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不过大体上，一些明确有定论的事情不适宜改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于1949年，拍影视剧不能拍成1945年成立；一些史上无定论，或无记载的事情，则不妨加进编剧的想象，有些想象甚至可以起到突显人物形象或是让人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事件。此外，历史上一些小人物留下纪录不多，在影视剧中将数人合并为一人，或是凭空设想一个人物，也不是不可以，毕竟历史剧不同于历史纪录片。此外，与历史小说不同，因历史影视剧是一种视听化艺术，因此在给观众营造历史氛围方面，应有更高的要求。《觉醒年代》以非常生活化的画面来呈现新文化运动到中共建党的历程，使历史人物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呈现在观众面前，而非作为教科书式的角色形象，此其长处。但历史真实度中的问题，却是其短板。

一、陈独秀与李大钊对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

（一）对陈独秀、李大钊儒学观的新误解

《觉醒年代》力图重塑新文化运动的主导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传统文化及儒学的态度。其实过去的很多历史解释将陈独秀、李大钊等解释成彻底的反传统主义、反儒学主义者，自然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但如今《觉醒年代》中的陈独秀与李大钊又突然变成了儒学信徒一般，却也偏离真实的历史。如第41集陈独秀与维经斯基见面，首先谈的是陈独秀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陈独秀在维经斯基面前澄清外界对陈独秀反孔教的“误解”。又如第42集陈独秀与毛泽东会面，谈的是自己也想上曲阜给孔子上香；虽然陈独秀并不完全排斥孔子，但说他会专门上曲阜给孔子上香，则是对陈独秀个人思想与行为天大的误解。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儒学的态度，可见其1916年12月1日《再答常乃惪（古文与孔教）》一封信：

孔学优点，仆未尝不服膺，惟自汉武以来，学尚一尊，百家废黜，吾族聪明，因之锢蔽，流毒至今，未之能解；又孔子祖述儒说阶级纲常之伦理，封锁神州。斯二者，于近世自由平等之新思潮，显相背驰，不于根本上词而辟之，则人智不张，国力浸削，吾恐其敝将只有孔子而无中国也。即以国粹论，旧说九流并美，倘尚一尊，不独神州学术，不放光辉，即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1]

又可见1918年《随感录·阴阳家》：

吾人不满于儒家者，以其分别男女尊卑过甚，不合于现代社会之生活也。然其说平实近乎情理。其教忠，教孝，教从，倘系施者自动的行为，在今世虽非善制，亦非恶行。故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阴阳家之假托也。）一变而为海上方士……[2]

大略言之，陈独秀之反孔教，一是为学术思想自由计，反对独尊儒术，特别是反对北洋政府当时以孔教为国教的行为；二是为人人平等计，反对其不合于现代生活的纲常伦理、尊卑等级观念。但剧中在谈陈独秀对儒学的态度时，却并没有将这两点指出来（第二点只有少量提及），只是空泛地表达陈独秀对孔子的敬意，其实就把陈独秀反孔教是要追求学术思想自由独立、人人平等这两点给阉割掉了，变成了给当下的传统文化复兴唱赞歌。

此外剧中还有李大钊在韩昌黎祠大谈要尊重传统文化的话，此部分内容全是编剧创造出来的（虽说影视剧可以有合理的编造）。李大钊在五峰韩昌黎祠的事情，可见其所著《五峰游记》一文[3]，这篇游记并未提及对“传统文化”的敬意，倒是讲了纪念滦州新军反清起义、被日军杀害的五名铁路警察，也提及绑票的土匪，乡村赌局“花会”等。《觉醒年代》刻意在此提及李大钊对传统文化的敬意，可谓是见缝插针地为“传统文化复兴”打广告。

（二）钱玄同废除汉字观及陈独秀等人的态度

剧中讲到钱玄同在演讲中主张废除汉字并代之以Esperanto（世界语），但陈独秀站出来表示反对废除汉字。此处也是要展现陈独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尊重。但事实上，当时汉字拉丁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流认识，陈独秀也认为汉字最终会被淘汰。如陈独秀在1916年9月1日答沈慎乃的信中称：“且居恒以为欲图国民知识之发展，宜改用罗马字母，创造新文，必如此始获收语言完全统一之效，国民教育，方易普及。”[4]

至于采用世界语的问题，陈独秀亦极为赞成，如其1917年答钱玄同的信中称：“世界语犹吾之国语……至于中小学校，以世界语代英语，仆亦极端赞成。吾国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理想，当使欧美人震惊失措。”[5]陈独秀在汉字拉丁化问题上不仅如此主张，而且也是践行者，如1927、1928年时他作有《中国拼音文字草案》[6]。至陈独秀晚年亦未改变此看法，甚至他在创作文字学著作《小学识字教本》时，认为自己此书中的识字法有如此功效：“中国在拼音文字未行以前，识文字善教育之道，舍此无他途。”[7]实际上汉字拉丁化或其他拼音化运动，均有一个目的，即在社会上推动扫盲，便于教育与文化向下层社会普及。毕竟在当时的教育与生活条件下，并不可能让普通劳动者及其子女花几年工夫去熟通常用汉字。而促进文字在下层社会的普及，又有着借此而文化昌明，以实现中国复兴的目的在。

在今天倡导传统文化的大局面下，“汉字”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而汉字拉丁化运动则成了一种毁坏中华传统文化的罪过。所以剧里以陈独秀之口说出反对汉字拉丁化的主张，其实是代表编剧的意思，要捍卫汉字，捍卫中国文化，但并不能代表陈独秀当时的想法。

二、对历史人物政治立场的误解

（一）陈独秀对南方政府的态度问题

在39集中，有一小片段展现陈独秀对南方军政府和孙中山的中国国民党抱有好感。但这也不是历史事实，在1923年第三国际要求作出加入国民党的决定前，陈独秀对南方政府和国民党并没有那么大的好感，如其《南北一致》一文云：

人人都说南北意见不能一致，其实不然。请看陈树藩在陕西提倡种烟，唐克明也在鄂西照办。北方某军驻京的机关，和某族长某司令部，都为包贩鸦片发了横财，云贵军队也全靠这宗生意才有兵饷。这岂不是南北一致吗？再看护法军不提护法的事；国防军不肯担任国及的事；这岂不是南北一致吗？[8]

很明显，陈独秀将南北政府均视作军阀政府，并无偏向哪一方。

关于南北对立问题的解决，陈独秀在1919年即认为应“铲除这南北军阀的特殊势力”[9]。

甚至到1922年时，陈独秀仍不喜欢国民党和孙中山，因此他在给吴延康的信中称；“国民党未曾发表党纲，在广东以外之各省人民视之，仍是一争权夺利之政党，共产党倘加入该党，则在社会上信仰全失……”并称：“国民党孙逸先派向来对于新加入之分子，绝对不能容纳其意见及假以权柄。”[10]

电视剧这样安排，大概是受了当下历史教材革命“道统”的影响，以后来的历史发展情况而给前面的某派政治势力树正统，由于后来孙中山支持了国共合作，就认为孙中山一直代表着中国民主革命的一条主线，孙中山参与下的南方政府相对而言代表革命或进步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方，北洋政府代表保守与反动的“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所以历史人物陈独秀在剧中就只能为这种历史叙事脉络而放弃自己的立场了。

（二）陈延年的恋爱问题

未曾听闻持不婚主义立场的陈延年曾恋爱过。当然历史剧为丰富一个人的形象而在这方面加以改编并非完全不可取，但剧中的问题出在其他方面，即在陈延年与柳眉的恋爱设定中有父权主义色彩。剧中的柳眉为大资本家的女儿，因喜欢上陈延年而去了北京中法学校读书，期间参与五四运动和工学互助社。从活动上看，柳眉参加的都是激进政治活动，但她参加这些活动不是因为自身认同这些活动或主张，而是因为自己喜欢陈延年，而陈延年喜欢从事这些活动。显然这里缺乏柳眉的个人觉醒，回到上海后她最终没有和陈延年走在一起，于是柳眉就回到了自己的布尔乔亚家庭。里面给陈延年的“恋爱”加了这么多戏，但结果还是“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男女关系。

剧中父权与国家之间的密切关系也得到很好的呈现，如柳眉问：“你愿意怎么奋斗？”剧中的陈延年干瘪地回答：“我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其中没有思想的交锋与冲突，只是一个小女人无法理解为国家干大事的男人，而这个干大事的男人，不愿儿女情长拖累自己而已。

（三）《新青年》新封面的问题

剧中42集提到陈独秀在上海时出《新青年》用了新的封面，并称此图的含义是“中、俄两党亲切握手，但不是拥抱”。第41集讲到陈独秀与维经斯基见面时，陈独秀解释不与对方拥抱的理由时称：“之后要成立的中国党与俄国党可以是结盟的关系，但不可以是合体的关系。”也就是说，剧中将此图解释为陈独秀使用此图，是表明中国党与俄国党是合作或结盟的关系，但不是“合并”的关系，是在强调中国党的独立性。但编剧大概没有了解这图片的来源，这个图片来自美国社会党的标志，石川祯浩称：“在魏金斯基前半生中，移民北美时期（1913—1918年）曾加入过美国社会党……陈独秀等上海的《新青年》同人，在与魏金斯基接触后，把杂志的封面改成了美国社会党的党徽图案，考虑到魏金斯基和美国社会党的关系，其理由也就很容易理解了。”[11]

也就是说《新青年》用了美国社会党的标志，与魏金斯基曾参加美国社会党有关。且如美国社会党标志上的文字所言，这标志的意思是“全世界工人团结起来”。剧中之所以不指明此标志的真实来历，与剧中要表达的民族主义思想有关。

三、历史情景的偏离

（一）《共产党宣言》的版本问题

陈独秀朗读《共产党宣言》用的竟是今天中央编译局的译本，但陈望道译本显然并不难获取。（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marx/mia-chinese-marx-184002f-cwd.htm）

（二）国外人名的翻译问题

剧中人名的翻译多依据现在的译名来，但当时对于一些人物的译名并不统一，如马克思会译成马格斯，恩格斯会译成安格尔斯、昂格斯，列宁会译成蓝宁、里宁，托洛茨基会译成杜洛斯基等。当然这是当下很多历史剧都有的问题。

（三）《国际歌》翻译问题

这画面中的《国际歌》歌词是现在的通行译本，1962年才正式形成。最早在中文界流传的《国际歌》中文译本是由瞿秋白翻译的，且1923年才公开发表。[12]也就是说，在1920、1921年时，尚无《国际歌》中译版，所以剧中出现《国际歌》歌词的中文本偏离史实。

（四）关于“中华民族的振兴”

剧中数处出现“中华民族之振兴”、“中华民族的觉醒”这样的话语。当时陈独秀等人当然是很重视中国独立的，但剧中有些地方的台词太跳了，如43集称“它首先是全国工人阶级的觉醒，是全体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这其实不过是套用现在党章中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说法，但在建党时肯定是不会有这样的提法的，而且即使有这么多意义，也是后来的总结，而不太可能是当时的预见。毕竟当时国内党派林立，很多人结党、入党，也未必能想到后来会有怎样大的发展，更不至于当时就确立那么多“开天辟地”的意义。此外，目前所见的一大纲领与宣言两份文件均未提到“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二大宣言中多处提到“中国人民”，也只是提“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没有涉及到“振兴”“觉醒”等概念。毕竟到二大时确立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建立“中华联邦共和国”，进而实现“与贫苦农民联合的无产阶级专政”，并最终“解放全世界”。而一大时及一大前，对于这些更现实的问题还缺乏思考。

除以上问题外，还有一些问题限制了此剧的深度，如涉及李大钊与胡适的争论时，两人都在空论俄国道路好还是美国道路好，但至于俄国道路为什么好，剧中没有很好呈现出来。其他如魏金斯基来华的细节，也与历史情况不合。总体上讲，这些问题有的是以今天的话语代入当时所导致的，于是在剧中出现了很多后来才会出现的观点、事物；有的是由于受到当下意识形态的影响，受到一种单一线性史观的影响而改造历史。当然，凡历史剧、历史小说等，都会受到“当下”社会意识及创作者自己的个人意识的影响，这种历史文艺作品的创作会比历史学研究有更强的抒发创作者感情与认识的动机，但还是应尽力做到不以今代古。“宣传任务”恐怕是对此剧最大的损害。

[1]陈独秀：《再答常乃惪（古文与孔教）》，《新青年》第二卷第四号，《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册第273页。

[2]陈独秀：《随感录·阴阳家》，《新青年》第五卷第一号，《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册第421页。

[3]《李大钊全集》，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三卷第8—10页。

[4]陈独秀：《答沈慎乃（国语）》，原载《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

[5]陈独秀：《答钱玄同（世界语）》，《陈独秀著作选编》，第一卷，第355页。原载《新青年》第三卷第四号。

[6]此稿目前下落不明。

[7]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自序》，《陈独秀著作选编》，第六卷第147页。

[8]陈独秀：《南北一致》，《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70页。

[9]陈独秀：《为什么要南北分立？——南北人民分立呢？还是南北特殊势力分立呢？》，《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63页。

[10]陈独秀：《陈独秀致吴廷康的信——反对共产党及青年团加入国民党》，《陈独秀著作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第二卷第435页。

[11][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第103页。

[12]宋士锋：《““国际歌"中文译配版权属瞿秋白在中国最早公开唱”》，http://culture.people.com.cn/n/2015/0413/c22219-2683480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