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篇（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晚期帝国与士人们的“朝圣之旅”_风闻

文 |  女孩慧敏

　　本文是棒槌熊君“国家篇”系列文章的第二篇，关于作者和文章的介绍见前文:

　　国家篇（一）“人生忧患读书始”：印刷术、精神革命扩展与近代的兴起

　　　　美国学者谭凯的一个观点，使我印象深刻，值得反复引用：“在唐代，政治中心与帝国其他地方之间存在一种类似殖民的关系。”[1]这并非唐代独有的现象，而是中古国家的常态。公元前221年，秦并吞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世卿世禄、诸国分立的封建时代，但此时形成的绝非明清时代的统一帝国，而更类似于秦国对关东六国的殖民征服。秦始皇并天下的次年开始修建驰道：

　　“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2]

　　民国史家雷海宗即指出，“东穷燕齐，南极吴楚”两句话极可注意，驰道只讲东与南，不提西与北，可见所有驰道的路线都以秦，尤其是咸阳为起发点，直达六国的各冲要地，以便秦兵随时能迅速地开出平乱。[3]此时仍是以关中为本土，视关东为外国的殖民统治模式。

　　秦国扫平宇内，废封建用郡县，是中国历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一次“大分流”。在前现代的通讯、交通等技术水平限制下，国家政权的行政管理能力十分低下，基本上只能适应小国寡民的管控范围，碎片化的分散政权才是普遍常态。偶有强权兴起，通过武力勉强将地方性政权捏合为大型帝国，内里实质也是无数地方性政权的名义联合体，比如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和选帝侯、古代日本的幕府与大名，中国商周的天子与诸侯，等等。距离，是千百年来困扰无数雄才大略的帝王的未解难题，是消解暴政的最大武器，政令的传输、地方情况的反馈、税赋的征收、军队的调动、后勤物资的保障供应、文化宗教的整合，统治的难度随着距离增加而成指数倍地扩展。煊赫一时的帝国依靠武力维系，脆弱的纽带一旦崩解，立刻重新跌落到原先碎片化的稳定态。

　　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揭开了秦末纷争的序幕，但消灭秦国的主要力量并非黔首，而是关东六国的旧族。顺应重返封建的呼声，项羽和刘邦都不得不分封诸王，最终异姓王变成刘姓王，但坐拥关中、巴蜀以控关东的地缘政治格局并没有大的变化，从下图即可明显看出。

　　图表1：西汉初年列国分封形势图[4]

　　随着景帝时期“七王之乱”被平息，汉王朝开始剥夺诸王的置吏理民之权，代之以郡县。钱穆指出，“中国历史上讲到地方行政，一向推崇汉朝，所谓两汉吏治，永为后世称美。”[5]地方上的太守与中央的九卿平级，官制简便，升转灵活，地方主官由中央任命，但可以自辟掾吏，也为地方社会的人才提供了一定政治参与的渠道。赵翼在《廿二史劄记》中写道：

　　“盖自汉制，三公得自置吏，刺史得置从事，二千石得辟功曹，掾吏不由尚书选授，为所辟置者，即同家臣，故有君臣之谊。……既有君臣之礼，遂有持服之制。”[6]

　　由此看出汉代地方政府有职有权，远非明清时期中央一竿子插到底、只能等因奉此的地方政府所可比拟。西汉末年的绿林赤眉之乱，还是东汉末年的黄巾之乱，刺史州牧等地方长官均能聚拢地方势力与农民军相抗衡，最终演化为一方诸侯。

　　废封建兴郡县，核心是要打造一支既有地方代表性，又能认同和服从中央的行政官僚队伍，解决这一问题并不简单，更需要静待历史的时机。帝国要在广袤领土上施行直接统治，必须超越地方性的“口语世界”，上升为文字统治，所任用的官吏亦须有一定的知识水平。在前现代社会中，书籍短缺致使学习成本高昂，学习机会被限制垄断在很小的社会群体——甚至家族——的范围之内，例如汉代所谓的家学。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五“累世经学”一条中讲：

　　“古人习一业，则累世相传，数百年不坠。盖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所谓世业也。工艺且然，况于学士大夫之术业乎。”[7]

　　他举出孔氏、伏氏、恒氏等世传经学的家族，皆历经两汉，绵延数百年，历代为官。故此《汉书·韦贤传》曾载邹、鲁等地有俗谚曰：“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拥有文化知识，就拥有了问鼎政治官职的基础和优势，而对文化知识的垄断封闭，必然带来统治集团的垄断封闭。因此东汉以来，这种“教育—权势—财富”的循环占有，越来越多地围绕“族”而展开了，就是说呈现为一种“学门—官族—豪右”的循环。在这里，乡里、官场、士林都可能成为循环的起点，甚至仅仅靠官场和士林的互动，就能形成士族。[8]

　　无论是两汉的辟召制、察举制，还是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相对于后世有着严格测评标准的科举制，都更利于某些大族形成政治优势，长期把持政坛。

　　魏氏立九品，置中正，尊世胄，卑寒士，权归右姓已。其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以定门胄，品藻人物。晋、宋因之，始尚姓已。然其别贵贱，分士庶，不可易也。于时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故官有世胄。[9]

　　东汉末年直至唐末，狭窄封闭的政治参与渠道造就了一个相对少数、相对固定、以地域-族群为标签的精英群体。“中古中国社会的最高阶层，是由数百个大族所构成的集团——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这些大族构成一个坚忍不拔与充满活力的寡头阶层。”[10]唐代柳芳遍数当时国内的大族：“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11]这样的寡头集团盘踞把持中央政权，对非核心区域的地方社会施行一种类似殖民的统治，国内各地域、各阶层、各群体对国家政权的参与渠道虽未完全断绝，但受到严重限制，饱受歧视和排挤，即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中央派驻的官员和军队驻扎在军事要地和贸易重镇，政治统治和文化影响集中在少数城市的城墙之内，春秋战国时期“国”与“野”之间的分界直到唐代晚期仍普遍存在。特别是广东、福建、江西、湖南等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边缘地区。广州城内的政府，与中原王朝体系保持密切联系。但是，广州城外，是个由本地力量控制的“蛮荒世界”，对于这个“蛮荒世界”，广州城里没有多少人理解，也没有多少人打算理解。[12]

　　中古时期的门阀士族，政治角色和地位徘徊于贵族和官僚之间，既与中央权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自身也拥有日益独立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基础，庄园经济占有了大量土地与人力资源，拥有入仕的特权，更主导了精神文化风尚。门阀士族面对中央政权既有依附性，也有独立性：独立性使中央集权崩解，大一统帝国陷入分裂；依附性则使门阀士族最终未能演变为欧洲式的贵族，未能形成稳定、固定、法定的等级世袭体系，为隋唐时期中央集权的复兴埋下伏笔。隋唐科举制从制度上削弱了门阀士族把持政权的特权，但此时的科举制还远未成熟，其录取名额没有在国内各地区进行公平分配，而是过分集中于统治核心区，柳宗元讲“京兆尹岁贡秀才，常与百郡相抗；登贤能之书，或半天下。”如下表所示：

　　图表2：唐代各道科举人才分布表[13]

​　　唐代科举名额分配以京兆府为中心向四周逐渐减少，基本集中在关内道、河南道等黄河流域。这是地域的不平等，同时还有阶层的不平等。定居于“两京”地区的门阀士族依靠长久以来的学术传承、社会声望与家族关系网络，长期把持着政府的高级职位。甚至到了唐末，还出现了一股讲求士族流品的回潮，“咸通乾符之际，豪贵塞龙门之路，平人艺士，十功九败”，“当时士大夫以流品相尚，推名德者为之首”[14]。数据也显示出“在唐代前期，最高官员中大族出身的比例降至56.4%，后期则为62.3%”。[15]

　　北宋时期，鉴于唐代政治参与渠道的狭小导致社会底层精英的绝望反抗，中央政府开始大开科举之门。南宋王栐在《燕翼诒谋录》一书中讲到：“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故宋太祖赵匡胤初登宝座，就“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北宋开宝二年(969年)，宋太祖就颁布诏书，特奏贡士(科考落第者)马浦等106人，各赐本科出身。由此，屡考不中者也可得到功名，享受国家俸禄的“特奏制”成了宋朝的国策，一直延续至南宋。不仅如此，宋太祖还推行“堂吏用士人”制度，他以过去“堂吏擅中书事权，多为奸脏”为由，“诏流内铨于前任令、录、判、司、薄、尉，选谙练公事一十五人，补堂后官，三年一替。”并将此策作为“开基立国之宏规”。这样一来“进士入官十倍旧数，多至二十倍”。政治参与渠道的扩大在边缘地区表现得更为明显，以广东为例“整个唐朝289年间，全广东只35人获得进士学位，而来自广州及其附近的就有8人。……在北宋155年间，全广东出了189名进士，其中31名来自广州及其附近。”[16]北宋时期，“引人注目的改变仍然出现了，这就是一套新式礼仪的推广以及用科举考试招募土著做官的制度。”[17]

　　宋代的科举考试较之于隋唐，不仅在地域分布上更加平均，在阶层流动上也更加公平。宋代的中央王朝开始在各个地区大力推广官学，“仁宗于明道（1032-1033）及景佑（1034-1037）年间，下旨于州、县兴建儒学，并拨给土地以资赡养，从此，许多地方都建起了儒学。庆历四年（1044），仁宗又下旨，明令在府、州设立儒学，在能够招到二百名以上学生的县，也要设立儒学。”[18]造成的结果就是“自仁宗命郡县建学，而熙宁以来，其法浸备，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矣。”宋徽宗大观年间，州县学生就有16.7万余人（这个数目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全国每年毕业的大学生的数目）。[19]

　　公共教育系统的初步建立以及印刷技术的进步，使社会大众获取知识产品得到教育的机会更多，成本更低，如果说中古时期以前，读书学习、接受教育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那宋代之后则一举变成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国国内的各地区、各阶层第一次有机会实质上地被卷入到科举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后续政治社会变革之中，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在北宋的第一个世纪里，宰相来自这个大族群体的比例非常之小——大概只有2.5%。唐宋之间统治阶层的本质，显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20]一个平民化的社会由此开端，这才是唐宋之变的核心与关键。

　　中原王朝的权威力量在向边疆拓展过程中，深刻重构了边疆地区的社会权力结构和文化理念。运用编户齐民、经济税赋、科举功名、宗教礼仪等各种手段，中原王朝走出高墙的庇护，尝试介入到城外原本的“蛮荒世界”之中，并按照意识形态倾向和利益需求去一点一滴改造地方社会。国家的介入，打乱了原有的地方权力格局，活生生地选拔、造就了一个新的地方权力阶层——儒学文人群体。这一群体来自于国家推广倡导的儒学（理学）教育，认同遵从中原王朝统一的意识形态理念，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自于中央赋予的科举功名，他们的政治经济特权（免役、与地方官府的相对平等）受到王朝法律的承认和维护。因此，整个儒学文人阶层及其包含的所有个体，他们对于地方社会的领导权和优势地位须臾离不开中央政府的支持和保护，是中央政府体制化向“蛮荒世界”延伸的结果，是消灭了边缘地区原有的具有自身独立基础的地方权力阶层后，被重新制造出来、不得不依附于中央权威的新贵阶层，某种意义上是中央政府在地方社会进行统治的代理人，类似于欧洲殖民地的本地官员。

　　对于欧洲殖民地的本地官员，英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创造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概念：“朝圣之旅”，用以解释欧洲国家在亚洲殖民地造就的本土知识分子和官员如何通过自身的教育经历和职业生涯，塑造了全新的民族观念和国家认同，继而深刻影响了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柬埔寨等殖民地独立之后的国家建构和地区冲突。他写道[21]：

　　横跨全球的欧洲帝国的规模与在其支配下的巨大人口，意味着帝国既无从甄拔充分的人才，也无力负担足够的经费以组成完全由母国人或甚至是欧洲裔的海外移民所运作的官僚机构。殖民政府以及稍后的企业资本，需要的是一批批必须通晓双语的办事员大军，以充当母国的民族和被殖民的人民之间在语言上的媒介。

　　（这些办事员）的盘旋上升之路的顶峰就是他所能奉派赴任的最高行政中心：仰光、阿克拉、乔治敦或科伦坡。在他的旅途之中，他很快就了解到他的出生之处——不管是族群的、语言的或者地理的——是无关紧要的。他的出生至多只决定他会从此一朝圣之旅，而非彼一朝圣之旅出发而已；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决定何处是他的终点，或者旅伴是谁。

　　这些中央集权以及标准化的学校体系创造了新式的朝圣之旅，这些朝圣之旅典型地是以各个殖民地的首府为其“罗马”，因为隐藏在帝国核心中的民族已经不允许更上一层楼了。通常（但绝非没有例外）这些教育的朝圣之旅也平行地出现在行政领域之中——或者说在行政领域之中被复制。特定的教育和行政朝圣之旅的相互结合，为本地人逐渐把他们自己看成是“本国人”的那种新的“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领土基础。

　　宋代以降，新的儒学文人阶层是晚期帝国实现政治整合的基础和纽带。边缘地区地方社会的旧有权力阶层（土司、首领、长老、教长等等）具有独立的权力来源和基础，代表着地方利益，屁股坐在外面，矛头对着里面，是中央王朝在基层体制延伸的异己和对抗分子，而新制造出来的儒学文人群体权力来源于中央，屁股坐在里面，矛头对着外面，是体制的扩展和维护力量。儒学文人阶层既是中原王朝向边缘地区、向基层社会延伸扩展的结果，更是进一步延伸扩展的工具和动力，他们将中原王朝的意识形态播撒到全国各个角落，遵照儒家的理想形态去改造地方社会结构以与延伸了的国家政权相适应，从而最终实现“蛮荒世界”的所谓“教化”，实现基层社会与中原王朝权力系统的全面对接和整合。“百代皆行秦政制”，秦汉时期的“大分流”只是启动了历史长河的分叉，其最终流向还处于未定状态。秦国首倡的法家君主专制体制受到当时技术和社会环境的限制，在中古时期更多是理想而非现实，两宋时期的技术水平和社会基础推动了唐宋之变的“小分流”，建立在对基层社会全面改造基础上的晚期帝国开始出现在地平线的晨曦之中。

　　改良之后的科举制是晚期帝国的支柱，其作用可谓一石三鸟：

　　（一）在地方社会创造了依附于中央权威的新的权力阶层，有助于宣贯理念、推行政策；

　　（二）向地方社会精英开放了中央政权的政治参与渠道，避免了地方精英分子参政无门的愤懑和反抗，“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

　　（三）以北京为顶点、以全国范围内任官游幕为旅程的“朝圣之旅”，在无形中塑造了一个扎根地方、胸怀天下的社会集团，成为了前现代社会拥有广袤领土的庞大帝国实现政治整合的强大粘合剂。“通过了乡试并获得了举人身份的人，其实早就构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全国性精英阶层。……在赴京赶考的过程中，来自各省的举人们在北京同来自其他省份的同僚们建立起了社会及文字的联系。”[22]

　　尽管经济基础和教育实力促使江南、京城等部分地区在科举考试中占据一定优势，但全国范围内的教育普及和相对均平的省份名额分配制度，使科举制度具有了更普遍的地域代表性和阶层代表性。来自天南海北、三教交流的精英分子通过童试、乡试、会试、殿试，一步步走出偏远的山村和集镇，经历了县、府、省直到北京，他和同县、同省乃至全国的士人举子接触、了解并建立联系，成为各层级共同体的一员，在头脑中逐渐超越了狭隘的本土意识，具有了更广阔的视野和认同。通过科举制度对精英阶层观念的影响形塑，原本是人为划分的行政区划（县、府、省）由此产生了共同体意识，并随即被附丽上种种历史传统与人文特征，人造物最终演变成为“自古以来”的天然物。帝国本身也是如此，宋代特别是南宋之后，更多的边缘地区被卷入到帝国整合的大潮之中，一个真正统一的帝国以此为纽带出现在地平线，中古时期“吕”字型的隔离式殖民统治模式被晚期帝国“回”字型的向心圆统治模式所代替，中国进入自身发展历程所定义的“近代时期”。

　　国家篇（二）“南人不可为相”：水稻理论、宗法社会与中原文明的北退南进

　　[1]【美】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胡耀飞、谢宇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版，第195页。

　　[2]《汉书》卷五十一《贾山传》。引自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14页。

　　[3]同上，第14页。

　　[4]图片引自和光同尘在“刘邦、司马炎和朱元璋重新构筑的分封制有什么异同？”中的回答，地址：https://www.zhihu.com/question/28720665。

　　[5]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12年第3版，第10页。

　　[6]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三“长官丧服”，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第1版，第72页。

　　[7]赵翼：《廿二史劄记校证》卷三“长官丧服”，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第1版，第104页。

　　[8]阎步克：《波峰与波谷——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文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7页。

　　[9]柳芳：《氏族论》。

　　[10]【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范兆飞、秦伊译，中西书局2016年第1版，第57页

　　[11]柳芳：《氏族论》，转引自【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范兆飞、秦伊译，中西书局2016年第1版，第57页。

　　[12]【香港】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29页。

　　[13]邓小泉：《唐代科举人才区域分布概况及原因》，《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第79页。

　　[14]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07页，

　　[15]【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范兆飞、秦伊译，中西书局2016年第1版，第4页。

　　[16]【香港】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29、33、34页。

　　[17]【香港】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33页

　　[18]【香港】科大卫：《皇帝和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37页。

　　[19]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96页。

　　[20]【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范兆飞、秦伊译，中西书局2016年第1版，第4页。

　　[21]【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1版，第110、111、131页。

　　[22]【美】孔飞力：《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三联书店2013年第1版，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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