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邦济世 著书立说才、学、识_风闻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是史家知几者，所以提出史家三长之说，他以为治史者要具备三大特长，即史才、史学、史识，不是人人都能治史的。

而清代学者章学诚主张增一史德，他说：“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不解贸化。···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決择，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处士而进奸雄，排死节而饰主阙，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这就更不是一般人都能治史的，没有才的人不治史，没有学的人治的是错史，没有识的人治的是庸史，没有德的人治的只能是秽史。

章学诚增一史德是对的，而对刘知几的话理解不一定对，同时二人没有理解到德、才、学、识不仅是治史者不可或缺的四大长处，经邦济世、一切著书立说都不可或缺。

章学诚笔下的文士，大概相当于现在的部分公知，现在的公知实分两类，一类是媚俗者，一类是媚西方者，古人不知西方，只有媚俗者，公知之分化实为世道人心之分化。

关于才、学、识、德的排序，越靠前越不重要，谓学、才、识、德是也，本文重在谈才、学、识。

才指潜在能力，有领导、感受、领悟、记忆、表达、操作、计算、创造诸能力，这些能力多为先天的，后天的作用就是唤醒和熟能生巧的问题。

比如书法、唱歌（不是音乐）就是操作能力，后天练习也只能在具有先天基础上练习，不能无中生有。很多人以为自己有书法、唱歌天才，其实没有，因为书法、唱歌能卖钱，所以刺激勤学苦练学会一点技巧，与才无关。

有些人以为自己天生就是玩政治的料，有经邦济世之才，最起码一省一市可以卧而治之，其实是你在利用通过各种手段（比如行贿）建立的人脉打压了很多人之后才上位的，不具有在专业领域的公平竞争意义，你的工作看似胜任而且很愉快，那是因为你的强制，同时积累点经验，与政治未入门儿，换个环境立马下台，更重要的是你干的也不是经邦济世，而是假公济私的活儿。

学不是能力，而是功夫及技巧，很多学者学富五车、著作等身，很多人当一辈子官僚，越做越大，都是功夫及技巧问题，如果只止于学，不会有真正的成就，也就人死灯灭，泯然众人矣。

识指认识和见解，才是先天基础，学是后天基础，而识是在基础上的升华，或引申、或深化、或抽象、或独创，不一而足，独具一心，不仅是击断也即判断能力。一切大成就都是识的成就，没有识或许可以小打小闹，但没有远见卓识、没有高屋建瓴、没有统筹全局、没有高人一筹能取得大成就吗？

识有很神秘的一面，有时会出现孤高独标，像清晨的太阳、月悬中天一样很突兀，如老子的《道德经》、古希腊的哲人认知都远远超出当时的社会应有的认知，这是天眷，但正常的识还是离不开社会发展的，识要循序渐进，尤其要受环境促发，比如再有识见能力的原始社会人也不可能高谈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民主，也不可能理解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识离不开社会，需要社会触发，在高级的开放的社会环境里，人们的识见越来越高，在低级的封闭的环境里人们的识见越来越低，庸俗、谫陋、浅薄、顽固、错误，反历史而动，所以独学不仅无友、孤陋寡闻，还一定会导致识见低下。

德是价值观问题，对才、学影响不大，主要影响识，无德的人，识见首先是错误，相信邪说。还有一种无德之人，识见和言行脱离，容易屈从、容易受利益诱惑，在威武、富贵、贫贱面前放弃自己的正确的甚至高超的识见，造成人格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