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比我更懂滴滴事件，这个姓郑的男人除外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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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都感受到了，对某些行业的人来说，最近“风声很紧”，一些企业头顶的压力越来越大。

　　在互联网出行、教育和直播行业，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国家的“重拳出击”已经把一些人打懵了——

　　5月21号，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强调，要全面规范管理校外培训机构，坚持从严治理，严禁随意资本化运作，不能让良心的行业变成逐利的产业。

　　5月3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关于人口老龄化的会议中公布三孩政策。

　　6月1号，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新东方、学而思等共计13家校外培训机构进行重点检查，随后市场监管部门对15家校外培训机构分别予以顶格罚款，共计3650万元。

　　6月10号，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其中第四十六条是这样规定的：

　　6月29号，深圳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深圳经济特区数据条例》，对民众深恶痛绝的大数据“杀熟”、个人数据随意收集、强制个性化广告推荐等问题说“不”，并给予重罚。

　　7月2号，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滴滴出行”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滴滴出行”停止新用户注册。

　　同日，北京市教委宣布，北京将组织面向小学一至五年级学生的暑期托管服务。

　　全国范围内，至少有包括北京，上海，武汉在内的7个大城市开始实施暑期官方托管小学生。

　　7月4号，根据举报，经检测核实，“滴滴出行”App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通知应用商店下架“滴滴出行”App。

　　7月5号，西城落地史上“最狠”学区房政策，2020年7月31日后购房家庭，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校，全部以多校划片方式在学区或相邻学区内入学。

　　此前一套住房对应一个学校。多校划片后，一套住房对应多个学校。

　　至于分配到哪个学校，没有规律、不能干预，公平摇号。

　　同一天，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对“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审查期间“运满满”“货车帮”“BOSS直聘”停止新用户注册。

　　7月7号，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依法对互联网领域二十二起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案作出行政处罚决定》，22起案件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二十一条，构成违法实施经营者集中，评估认为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对涉案企业分别处以50万元罚款。

　　22起案件中，8起与滴滴相关，6起与阿里相关，2起与苏宁相关，1起与美团相关。

　　7月9号，“滴滴企业版”等25款APP存在严重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问题。网信办通知应用商店下架上述25款App。

　　7月10号，市场监管总局宣布对腾讯申报的虎牙与斗鱼合并案依法禁止。

　　同一天，网信办推出《网络安全审查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稿中提出：

　　掌握超过100万用户个人信息的运营者赴国外上市，必须向网络安全审查办公室申报网络安全审查。

　　随后爆出运动应用Keep、音频平台喜马拉雅相继取消赴美上市。

　　所有这些放在如此密集的时间段内，是否意味着——要变天了？

　　从去年蚂蚁金服被暂缓科创板上市以来，我们看到了国家出手的一系列动作。

　　一些人把这些举动归结于“反垄断”，然后就到此为止了。

　　但其实“反垄断”只是一个现象。

　　反垄断反的究竟是什么？

　　过去十几年，中国的校外培训、在线教育、出行平台等行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机会和扩张速度。

　　为什么今天，整个国家对他们的态度仿佛来了个180°的大转弯？

　　想要真正理解这件事，就必须理解这背后的整套深层逻辑。

　　这个逻辑的本质就是，国家和市场谁更大的问题。

　　西方对中国经济的误解，多来自于这一点，他们指责我们是国家“控制”和“干预”了市场。

　　但问题是，我们自己怎么做出“回击”？

　　直到我找到了一个人，他给出了我所见过的最好的解释。

　　他本人曾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发言，而他的书曾经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指定教材。

　　为了说明白整件事，我们要从虚构+真实的两个故事开始。

　　上篇：说说市场

　　在电视剧《大江大河》里，小雷家大队书记雷东宝为了带领全村脱贫致富，在政策还不明朗的时候，先后办起了砖厂、建筑队、电线厂、铜厂、养猪场……

　　在整个县，小雷家先富了起来，老人看病能报销，孩子上学有学费。

　　但村办企业说白了，就是从别人碗里叼肉吃，所以看不惯小雷家的人很多，比如公办的县砖厂。

　　为了跟县砖厂竞争，雷东宝放话，只要有人买砖，不管价格多低，他都卖。

　　最后县砖厂在价格战中先败下阵来，小雷家挺过难关。

　　赢了一次两次没有用，你让谁没饭吃，谁就去县里“告你黑状”。

　　结果雷东宝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

　　当时对村办企业抢市场，究竟该放开到什么程度，县里一直有争议。

　　县里一直支持他的人是改革派徐书记，但保守派想整垮徐，于是“借刀杀人”，找雷东宝谈话，对他进行严词逼供，想让他把跟老徐投机倒把的“罪状”说出来。

　　结果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的雷东宝啥也没说，还把调查组的人打了一顿。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保守派早就把小雷家“罪状书”递到了上面。

　　保守派就等啊等，满以为这次扳倒老徐胜券在握。

　　没想到省委高度重视小雷家的事情，最后传达下来的意思是：

　　保守派不死心，说：“我再去一趟小雷家，把资料重新整理一下，把案子做得更结实一些。”

　　领导说：“你把之前的资料形成纪要，剩下的交给时间来证明吧。”就算结案了。

　　又补了一句关键：“对了呢，咱们就跟着往前走；如果错了，再处理不迟。”

　　就这样，被调查的雷东宝也终于重见天日，恢复工作。

　　直到小雷家铜厂因为不合规建设引起爆炸，多人受伤，雷东宝才捅了大篓子。

　　而面临铜厂关门、银行巨额贷款还不上的他使出一记昏招：给“照应”他的县长陈平原塞了两万块钱。

　　雷东宝最终因行贿罪锒铛入狱，小雷家也从此走向衰落。

　　虚构的故事讲完了，接下来是个真实的故事。

　　在距离天津4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大邱庄，当年是全天津最穷的村。

　　六七十年代，大邱庄全村2800人，有250个男人娶不起新娘。

　　因为大邱庄主要是盐碱地，农业产量很低。

　　1978-1981年，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禹作敏没有把贫瘠的土地给农民们瓜分掉，而是创办了4家农村企业。

　　1983年，建立大邱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还把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

　　此后，以冷轧带钢厂、高频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为中心，每个工厂都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个分厂。

　　1987年，4个总厂改为四大公司；

　　1992年，四个工业公司又改为尧舜、万全、津美、津海四大集团公司。

　　同年投资10亿元，建起大邱庄百亿元工业区，每年生产能力达100亿元，利润47344万元。

　　大邱庄从最穷最破的村摇身一变，成了中国的“首富村”。

　　跟着大邱庄一起变富的还有禹作敏本人，他是中国最早拥有奔驰豪华型SL600防弹车的农民企业家。

　　随着大邱庄村企的扩张，禹作敏的政治野心也开始膨胀。

　　20世纪80年代，村民收入的飞涨，禹作敏作为绝对领袖的权威与日俱增。

　　禹作敏对大邱庄的全盘控制让他冲昏了头脑，他的越界行为越来越多，问题最终出现了。

　　20世纪80年代末，这个村主任变得极端专制和无情，经常雇用暴徒来惩罚不听他话的人。

　　1990和1992年，两名挑战禹作敏、背叛村里生意的男子在神秘情况下被暴徒和恶棍杀害。

　　禹作敏虽然只是间接卷入两起事件，但他对大邱庄的暴力部署让天津市政府感到震惊。

　　这个农民企业家的标杆人物最终在1993年被逮捕。

　　而受惊的禹作敏犯了最后一个最严重的错误：

　　他号召村民武装保卫他不受警察的逮捕，而村民们想尽办法与警察对峙了几天。

　　眼前等待他的是20年的有期徒刑。

　　抛开牢狱之灾不谈，雷东宝和禹作敏的一生，可以看做中国民营企业家、民营公司和国家之间关系的一个隐喻。

　　发展和稳定，在国家眼里，是不同阶段的不同侧重点：

　　当雷东宝、禹作敏专注于经济发展的时候，他们得到了回报——两袖清风的雷东宝得了名，统领企业的禹作敏得了利；

　　当他们把村庄打造成一个人比法大、可以为所欲为的私人王国时，他们就受到了严惩。

　　什么是发展？发展的本质就是我有三分资源，要做五分的事；我有五分资源，要做十分的事。

　　发展就是资源和目标之间的永恒张力（紧张状态）。

　　在这个过程里，无论是雷东宝，还是禹作敏，都不可能做到“万全准备”“无懈可击”才去谋发展。

　　一个人只有不做事，才可能不做错事。

　　总之，他们一定有“小辫子”能让人抓得到。

　　但这个时候的政策弹性（宽容度）也是最大的。

　　一位有魅力的领导者带领一批农村/民营企业奔向它们的鼎盛时期，直到他越过市场领域的红线，进入政治和国家法律的危险领域时，他才会声名扫地。

　　让我们再重温一下这句台词：

　　“对了呢，咱们就跟着往前走；如果错了，再处理不迟。”

　　类比到今天，这样的管理智慧同样适用：

　　当一家互联网科技公司专注于把更多中国人和更多车辆、更多名师连接起来，打破出行壁垒、知识壁垒，提升中国人生活信息化、智能化水平的时候，它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而当它们只想捍卫自身的垄断利益，跟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相对立的时候，它们也一定会得到“福报”。

　　为什么在中国这样“先扬后抑”的案例可以经常出现，而在西方较少能看到这样的“国家-市场”关系？

　　这是我们和西方国家的一大不同：

　　我们的市场是国家发展自身的工具，也是国家稳定自身的工具。

　　换句话说，市场是孙悟空，国家是五指山。

　　而在西方，这个关系是反过来的，国家是为市场服务的。

　　西方即使是中央（联邦）政府，也可能因为政党之间的对立斗争而“关门”。

　　因为西方政府的运作也必须遵循市场原则，政府的运作依赖直接税，政府需要与强大的利益集团讨价还价来制定政策。

　　可是在中国，市场并不是天。

　　国家允许民营（非国有）部门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国家的财政需要，而是为了支持社会的基本就业和物质需要。

　　因为跟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有一大块来自国有企业。

　　2005-2016年，国有企业在政府收入中占到约1/4到1/3的份额，是政府收入的支柱。

　　2005—2016年国企对税收的贡献份额

　　以2010年为例，所有国有企业合计占全国税收总收入的31％，仅122家央企就占了23％。

　　而民营企业最重要的一个职能，是它成了中国创造就业的发动机。

　　仅2013年，个体户和民营企业就提供了12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约占到劳动力市场新增岗位的90％。

　　就业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柱，是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所以也就成为各级地方政府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而反观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就是靠直接向个人、企业等征收工资税、所得税、遗产税、消费税、关税……

　　所以很多美国总统上台前后一大举动（无论成败），就是向富人征税。

　　中国通过国有部门，国家不仅能够调节市场，而且有能力把市场置于国家的监管控制范围之下。

　　这样的“收放自如”看起来是一种巨大的制度优势，但坦率地说，我们也是走过一定弯路的。

　　下篇：说说国家

　　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国有企业经济效率低下，中央政府尝试着对煤炭等关键自然资源采取更市场化的经营方式。

　　在山西，当地政府只保留最大的煤矿，把中小型煤矿出售给私人投资者。

　　私有化在2003-2007年达到高潮，全国煤炭价格也飙升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而同时煤矿安全问题也越来越严重。民营矿主采用便捷廉价的开采方法，导致违规致命事故频发。

　　因此国家紧急停止了私有化，并下令关闭所有中小型煤矿。

　　这就是一对矛盾：

　　市场化能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率，但要冒着治理不善的风险；

　　国家管控提供了更好的风险控制，但未必确保良好的生产水平。

　　所以怎么掌握好在二者之间的一个“松紧度”，就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门政治经济学问。

　　比方说今年跌透“地板价”的猪肉就是一个例子。

　　2021年春节后，猪价连续22周下跌，猪粮比价一度跌至5：1以下，全行业亏损严重。

　　在猪粮比价降至6：1以下后，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发布了三级、二级和一级预警信息，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启动2021年度中央储备猪肉收储工作，定于7月7日公开竞价收储本年度第一批中央储备冻猪肉2万吨。

　　过往历次收储对猪肉价格回升都有一定推动作用。

　　为什么国家会“违背”市场自发交易的原则，对粮食、猪肉等农产品进行收储？

　　因为这些商品的意义不仅在于交易和消费，它的背后更是数以千万乃至亿计的个人和家庭，他们的稳定就业和收入保障问题。

　　收储猪肉，和下架滴滴、打击教培机构，本质上是同一个问题：

　　人民的利益是什么？在不同时期有不同侧重。

　　在一个产业（比如教育、出行）还是“一穷二白”的处女地的时候，让市场充分“跑起来”、让更多耕耘产业的人富起来就是硬道理——“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而当大量养殖户血亏踩踏、中国地图出行数据安全受到侵害、过度“鸡娃”和学区房炒作让越来越多的人生不起、养不起的时候，国家对市场就绝不可能继续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

　　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派的语气来问，那就是：

　　这个制度公平吗？谁会从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中受益？又有谁在不平等交换过程中蒙受了损失？

　　2020年3月，胡润研究院发布《2020胡润百学·全球教育企业家榜》，全球有19位教育领域财富达到10亿美元以上的企业家里，而前10人中有7人来自中国。

　　所以说国家对市场的态度，无论是“拉拢”“放任”，还是“监管”“打压”，都不代表政策面本身的“脾气”乖张、“喜怒”无常。

　　从改革开放之前，一直到今天，中国的“国家-市场”博弈总体上遵循着一个简单的经验法则：

　　在“中间地带”，也就是那些国家看似“可管可不管”的地带，市场“可抢可不抢（或一时抢不到）”的边界地带——

　　每当国家觉得有必要刺激经济效率时，它就会把边界抬得高一些，为市场行为者（比如民营企业）留出更多空间；

　　但每当国家觉得有必要强调秩序、加强控制时，它就会把边界降得低一些，让疯狂逐利、过热混乱的市场“冷却”下来，强调恢复安全、可控、稳定的市场秩序。

　　中国由国家主导的国内市场，为各种私人企业设置了各种制度天花板。

　　它们可以在自由市场环境下进行扩张，但只能扩张到一定限度。

　　一旦达到这一限度，它们就很难获得信贷、土地、自然资源和其他生产要素。

　　在扩张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们除非与国家达成新的协议和共识，否则很难扩大国内市场。

　　最近这一轮密集整治，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新生产要素的“天花板”：数据。

　　在这方面，早有识相的“外企”给滴滴做过“榜样”。

　　库克执掌苹果以后，号称非常注重保护用户的“隐私”：“苹果不想要你的数据。”

　　2015 年 12 月 2 号，美国加州的一座城市——圣贝纳迪诺发生一起枪击案，导致 14 人死亡，22 人受伤。

　　枪击案嫌疑人使用了一台 iPhone 5C ，用了一个 4 位数的锁屏密码。

　　联邦调查局破解不进去，交给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结果国安局也破解不了。

　　FBI 希望苹果开发一个特殊版本的 iOS 系统，可以让他们无限次数地尝试解锁，说白了就是“走后门”。

　　但库克拒绝了。

　　最后FBI 花费了 90 万美金，找到以色列一家手机取证公司，破解了这台 iPhone。

　　参照库克这样的风格，他“应该”不会把苹果用户数据“交给”任何人。

　　但2018年，所有中国iPhone用户收到通知，iCloud服务迁移到一家中国公司——“云上贵州”当中。

　　不迁移？您就别用了。

　　苹果声称“与云上贵州的合作将使我们得以继续提高iCloud 服务的速度以及可靠性，同时也符合中国的云服务须由本地企业运营的新规。”

　　而这家云上贵州的背后股东主要是两家：贵州省国资委和和贵州省财政厅。

　　无论苹果、特斯拉，还是滴滴，还想在中国做生意，就必须搞明白：中国用户的数据应该“留”在哪个国家。

　　真正懂得中国政治经济学、懂得中国“国家-市场”关系的商人都应该懂：

　　无论你手里有多少个亿的用户，你的14亿人全球最大规模市场是国家给的，你能做到中国行业第一，搭乘的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

　　这一点在互联网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

　　无论是淘宝与eBay/亚马逊、微信与Facebook、滴滴与Uber、百度与谷歌、爱奇艺与Netflix、微博与推特……

　　中国互联网巨头在这些1v1的肉搏战中，并没有从政府那里获得很多财政、金融支持。

　　但他们得到了最重要的发展条件：他们在最大的单一市场运营，而这个市场是由国家的政策创造的。

　　如果他们觉得都是凭“一己之力”就赶跑了这些外国的“野蛮人”，那这些企业家就犯下了他们人生中最愚蠢的一个错误。

　　在互联网企业中，国家-市场双方对国家信息安全和商业利润的关注，已经在市场主导的合作中找到了契合点。

　　保证信息安全，是“滴滴们”得以在中国市场分得最大蛋糕的大前提。

　　所以如果你胆敢做出越界的事，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市场总是要在国家设定的规则和边界内运作，但国家可能经常“超越”市场设定的规则和边界，并随时重新定义、调整新的规则和边界。

　　这是我们的“市场制度”最有特色、也最灵活的一点。

　　我们再举一个“小小不言”的例子来讲透这件事。

　　就从7月10号晚上开始，很多网友反馈，淘宝、支付宝、闲鱼、饿了么等一众阿里系APP取消了开屏广告，应用点击就秒开，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清爽体验。

　　而这次开屏广告消失，是因为前几天工信部发布了治理公告，宣布将大力推进APP开屏弹窗信息骚扰用户的问题整治。

　　工信部表示，APP用户权益保护关乎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工业和信息化部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个人信息保护工作，持续开展APP专项整治。

　　你说如果在美国等西方国家，你觉得他们的政府会出手整治“APP开屏广告”这样的“小事”吗？

　　什么“事”在什么时候“可不管”，在什么时候又“可管”，是一门学问。

　　现在我终于可以告诉你了，早早看透这一切的人并不是我，而是海内外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教授。

　　他是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席教授、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院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

　　早在2018年，郑教授提出的这一整套理论就足以解释最近这半年我们看到的滴滴、校外培训等一系列事件：

　　郑永年提出，中国的市场增长或不增长，都遵循一条简单的经验法则：

　　市场规模等同于政治重要性，并会吸引国家对它进行吸纳。

　　当它们规模还小的时候，它们是完全的市场参与者，缺乏国家控制的资源和特权。

　　一旦它们发展壮大，就会受到国家和政治力量的监督、引导和制约。

　　政府不只从市场中挑选赢家，还以这样一种方式管理和构建市场。

　　这是我们“中国特色”的一部分。

　　自古以来，在古代中国的经济学家的著作中，经济就被看作国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市场被视为国家治理的工具。

　　而在西方的经济思想史上，19世纪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首先把经济看作一个跟宗教、政治等其他社会领域相分离的体系。

　　他们假定市场是在一个比国家更高、更普遍的秩序中运作。

　　中国经济跟西方最大的不同在于：

　　中国经济从来都不是与国家相分离的现实，而是国家创造和增加财富、维持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

　　郑永年教授在2018年的著作中将其概括为中国“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和西方“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的区别。

　　但郑教授同样发现，中国也并不是把商业和政治、把市场和国家完全对立来看待的。

　　国家对商业和商人的“吸纳”，形式是百花齐放的。

　　除了大家熟悉的国资入股民营企业，比如最近江苏国资出手注资苏宁易购这种操作以外，还包括国家对企业家个人的“吸纳”。

　　民营企业家大量进入党组织及其附属组织——人民代表大会、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以及全国政协。

　　但除了这些还有，99%的人都忽略了一个“更接地气”也更为广泛的参政议政团体——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

　　这个我们司空见惯的“商会”组织拥有470万名成员（截至2016年），多数是企业达到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家。

　　工商联与政协只有一步之遥，而政协是党的外围组织和政治协商的核心机构。

　　企业家被选为政协委员以后，就可以每年参加他所属层级的政协大会，通过政协框架向地方乃至中央政府提出政策建议。

　　再进一步，就是他成为地方甚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成员。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圈层”

　　根据全国工商联的调查，大约51%的民营企业家曾在政协和人大任职，多数在县市一级。

　　如果把所有8个民主党派的成员都包括在内，几乎所有有影响力的企业家都会被吸纳进入第二个圈层。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机会在过去10年中迅速增加。比如过去10年中，这些企业家成为县级或市级代表的机会，分别增加了3倍和10倍。

　　拥有5700万人口的中小个体户和民营企业，构成了国家主导的经济基石，但它们不可能取代国家机构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角色。

　　因为市场本身不是天，市场头上有片天，天的名字叫国家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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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郑永年、黄彦杰：《制内市场：中国国家主导型政治经济学》，5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