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未来的预言：关于苏联解体的哲学悬疑_风闻

（一）

未来在更远的未来，也终将成为历史。

所以，面向未来我们除了在逻辑里寻找某种必然，也可以反向从历史里寻找答案。

归纳和演绎相比毫不逊色。而这个效果，也往往让人大吃一惊，深夜世界沉睡，老牛却还在反刍。

苏联当时是不是到了除了解体别无选择的时候？

苏联如果当时顶住所有压力没有解体今天会怎样？

苏联解体对治下民众是否是更好的选择？

历史没有如果，但是如果我们翻看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两点文化存续的要害，一个是艰难时刻的坚韧不拔，一个是危急时刻的奋勇改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当然，这种变要接地气，要凝聚全民共识，这里说到何不食肉糜的政治笑话，你以为只会出现在弱智皇帝的口中？

北宋明道二年七月，天下大旱，蝗灾蔓延，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为了安定民心，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皇帝不予理会。穷苦人出身的范仲淹愤而发问：“如果宫中停食半日，陛下该当如何?” 皇帝羞愧难掩，连忙派范仲淹安抚灾民。皇帝是谁？这还是历史上号称千古仁宗、一代明君、在位历时四十二年的宋仁宗。

平实历史如同百姓家常，人和历史都那么普通。

但是我们只要进行对照，一切就开始神奇发酵，普通的一切有了不同寻常的光芒。

仁宗仁宗，顾名思义，就是要行仁政于天下。仁宗一朝，名臣名将群星璀璨，经济高度发达，北宋在他的仁政统治下，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富裕，当时的中国也是世界上科技最发达，经济最繁荣的国家。赵祯去世后，大宋朝野上下莫不哭号，就连辽国的皇帝也号啕大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我要给他建衣冠冢，寄托哀思。

我们再看今天的美国，既没有贤明如赵祯的领导人，更没有匡扶天下的范仲淹。

粗鄙如特朗普，愚钝如拜登，拜他们所赐，这次疫情应对美国成了人间地狱。

而更远又如何，2005年，还有一样不堪的卡特里娜飓风事件。

1945年8月，美军先后对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这一刻深刻改变了未来的全球竞合格局。

如果不能通过世界大战级别的终极战争改变世界，那么，穷困之下，就只能变革自救。

从苏联到中国到今天的美国，无不如此。

区别就是，苏联已经结束，中国还在继续，美国刚刚开始。

苏中美只是种子，英法德意日美加俄，人人都要过这一关。

（二）

人一旦陷入幻象，要醒过来总是很难。

情感上不愿意，理智上认识水平也不能做到第一时间全面看清楚，总需要一个过程。

幻象之奇，不在千奇百怪，而在似真非真，似假非假。

西方今天到底是为价值观而战？还是在为利益而战？

如果是两者皆有，哪一个为主？

如果站在我们的角度，很明显，帝国并没有主动挑衅美国全球霸权的意图，我们所在意者，唯有民族复兴，结论就出来了，和帝国合作毫无疑问更符合美国的利益。

但是分歧就在这里，有三：

一是，东西方思维不同，西方长期是海盗思维、零和博弈思维、赢者通吃思维，认为随着时间推移，帝国明显会全面超越美国，美国霸权不复存在，依附其上的利益自然烟消云散。

二是，西方价值观是西方维持现有国际分配财富的法理基石，如果不守住西方价值观这个堤坝，芯片卖一万一斤，还是卖两块三一斤，结果是颠覆性的，最直接的结果是，西方那些人均收入四万到六万美元的超富裕状态将大幅缩水，这个四到六万美元的背后更要命，因为这里有资本主义最致命的缺陷，就是富豪、中产、平民平均出来的，如果这个整体的超富裕状态大幅缩水，富豪可能还会稳中有升，中产阶级大量破产，那么一般平民极有可能瞬间赤贫、大量民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居无定所，加上其他社会矛盾的积累爆发，那么不少西方国家的结局只能是动荡和革命了。

三是什么？我们前面说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发达国家，大家合作肯定是更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包括欧美本身，后面这个一和二又说，按目前态势竞争下去，西方价值观必败，西方社会体系必将被碾压，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那么我们来重点说说这个第三点。

第三点有两个场景，第一个场景是全球化合作深化的大场景，这是一个动态的结果，只要每个经济体积极主动调整自我，去迎接更公平、更开放、更合理的新的全球秩序的潮流，他就能获得更好的自我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70年代末开始的帝国的改革开放。你得自我解剖、自我思考、自我革命，不断发展，不断学习，不断自我修复。欧美今天亦然，全球化2.0的时代已经开始了，不要老想着以前那种谁拳头大谁有理、谁擅长坑蒙拐骗谁吃香，不要老是想着躺着就把钱挣了的美事，国内，你得有壮士断腕的决心自我升级打补丁，国际上，你得和新兴经济体拼饱和竞争。饱和竞争的结果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人人都是大白菜的受益者。李书福一造车，车就便宜了；周鸿祎一做杀毒软件，杀毒不要钱了。西方要改变卖高价还卖出高人一等卖出优越感的病态思维。

但是反之，你不想求变，要始终保持静态思维，你也就只能获得一个静态的结果。

历史是公平的，且不说帝国当年的革命如何艰难，这四十年来的改革又何尝不艰难，不管是内部还是外部，那都是亚历山大，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知易行难，我们吃过的苦，受过的罪，遇到的欺辱，憋过的怨气，不足与外人道。

所以谈到这里我们就非常清晰了，苏联当初无论遇到多大压力，只要坚持熬下去就会有时间，只要赢得时间就能想办法解决。是熬下去还是举小白旗投降，本质上是历史沉淀的智慧。

法国大文豪大仲马在他的代表作《基督山伯爵》的结尾这样写道：上帝赐予人类全部智慧的结晶就是——等待和希望。

有的版本把它翻译成等待和期望。

如果你有足够丰富且刻骨铭心的人生阅历，你就能跳过字面发现，人类最宝贵的智慧原来就是耐心，是忍耐，是毅力，是永不放弃。比如，十年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又比如《人类简史》所说，地球上就算是现存物种里来看，人类不是体型最大、力量最大、攻击性最牛的，为什么最后的竞争是人类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因为人的耐力最好，跑得不是最快，但他可以把所有动物跑死。

（三）

西方改革的方向在哪里？

哥哥说过很多次，核心就是价值观和社会治理体系，两者缺一不可，价值观是战略是根本是上层建筑，社会治理体系则是落地保障。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比如工会组织。工会组织能有什么问题，本身肯定是历史进步的产物。

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就应了帝国那句老话，桔生淮南为橘、生于淮北为枳。通俗点，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你长期在丛林法则里面，你长期在海盗文化那种烧杀抢掠为正途的价值观里，你就完蛋了，工会在西方竟然成为一个畸形的单独的利益主体，完全违背了当初为社会底层工人争取合法权益的初衷。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除了其国家战略层面政策层面的原因，还有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就是工会的畸形强大，最典型的就是美国汽车产业。

这还只是技术层面的小问题，后面是重点。

价值观的优化、完善，是特别艰难的事情。我给你看看：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立面是两个“凡是”等）

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92年春天邓小平南巡讲话：“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我列举的这三条，值得大讲特讲。

一个是邓小平的伟大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就在于中国人民勇于和善于超越意识形态抓住事物的本质；

一个是通过国家层面对重大历史事件进行客观定性，统一认识，排除发展干扰，凝聚全部力量干发展。

这两点都是围绕价值观而展开，本质来讲是哲学上的胜利。

今天欧美最难的也就是这两点，他的思维上旧有的漏洞百出的价值观根深蒂固，他的治理体系很难强有力的对历史进行系统认知和全面定性。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往往看到、实实在在确实可以说很优秀的某些西方政坛人物动辄出现一些极其幼稚的言行。术上面是人精，道上面是白痴。

（四）

哥哥是超级历史迷。

在中学读到二战历史，很多时候感情非常复杂。

比如，我们那时积贫积弱，因此三巨头只有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而我们那时的特殊情形，充其量也就是老蒋上去被罗斯福拿来当工具人用一用。哥哥经常想，如果是毛主席周总理等老一辈代表中国在国际舞台，那该是多么有趣的事情。

很遗憾，历史没有如果。不仅没有如果，二战前后那会没毛周的戏份，建国后又面临西方国家长期全面封锁。

时间指针拨到2014哥哥开始写《诡异一年》，慕然回首，才发现，道不同不相为谋，所谓遗憾，原来完全不是遗憾，只要是大道，固然道艰且阻，也必行则将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