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职养老育儿记（52）两个“我”：非不可，是不行_风闻

    很久以前，当欧洲传教士第一次踏上澳洲大陆时，看到肤色黝黑的当地土著人生活在极为原始的状态而感到异常惊讶。传教士深入到围成一圈的土著人当中开展工作，说道：“我并不像你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人，而是两个人。”话还没说完，就引得土著人大笑不止。

   待笑声销停后，传教士接着说道：“你们爱怎么笑就怎么笑，但我要告诉你们，我是两个人合二为一的，你们看到的我这个大身躯是一个我，里面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小我。”听到这，一些土著人连连点头：“是的，是的，我们也是两个人，我们胸中也有一个小我。”

    上面的故事出现在英国著名文化人类学家J.G.弗雷泽（1854年—1941年）的传世巨著《The Golden Bough》（《金枝》）中，“大我”、“小我”即指人的外在肉体与内在灵魂。而我认为，这个故事还向人们证实，文明与野蛮在肉体和灵魂方面无差别，若有差别，仅显现为外在的“涂层”。

    撇开灵与肉的神秘主义，我也点头承认，我这个中等身躯里也挤着两个人，与上面微小的差别是，一开始，两个“我”不分大小。

（一）

    第一次告诉我有两个“我”的这一“神奇”的事实的，不是弗雷泽先生，而是眼睛雪亮的我的小学同学们。

    小学是我人生中一段非常欢乐的时期，能够和同学们玩在一起，特别是我不戴眼镜也不戴有色的性别眼镜，能够深入女同学当中与她们打成一片。在那个男女同学之间保留着“三八线”还有“授受不亲”遗风的1980年代，作为男同学的我和女同学们打成一片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但是，可以简单地说，在外部条件上，要和女同学打成一片只须擅长一些女同学的玩艺。

    那个时候，广大的孩子既没有课外兴趣或特长培训班，也没有像现在可以轻松买到这么多的玩具，大家的玩艺儿大多数是自己动手制作的。

    打弹弓、打弹珠、打陀螺、打火枪、打烟盒纸牌等，是男同学的玩艺；跳皮筋、绑手帕、抓骰子、踢毽子、织毛线等，是女同学的玩艺。

    男同学的玩艺我自然都会，女同学的玩艺，我也样样精通。

    男孩女孩们各自的玩艺对我来说几乎没有分水岭。直到今天，偶遇昔日的小学女同学，她们除了记得我跟她们一起玩的风采别的什麽都不记得了，“我们一直惭愧，女孩子玩的东西怎么就玩不过你了？”说这些话时，她们的神情里不见了羞涩，但仍不失可爱。

    确确实实，跳皮筋，十有八九的女同学比不过我；绑手帕，十有八九的女同学赢不了我；抓骰子，十有八九的女同学快不过我；织毛衣，十有八九的女同学巧不过我。

    我简直无所不能，于是，同学们赠我一枚雅号“大姑娘”。后来，也有同学改口称我“贾宝玉”，那是一位早年就博览过群书的女同学。

    不过，牙尖嘴利的女同学秉性难移。前两年，一位女同学从杭州过来顺道往家看望我，她屁股刚坐下，就啧啧地感叹起来：“你现在也变成一个小老头了。”女同学被辣了眼睛，我真是很抱歉，岁月何曾饶了我。

    当年，雅号为我涂了一层油漆似的，让我闪闪发亮，成为浙中盆地里一个大型国营农场子弟学校的耀眼人物。同时，也像在我的身上贴了个标签，走到哪都有认识或不认识的同学向我高呼。

    每天被同学喊作“大姑娘”，使我切身地感到自己小小的身躯里真的有两个人。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既来之则安之。我学会平静地接受，努力地对两个“我”一视同仁。唯一作了一点区分是，让其中一个继续去和男同学扎堆捣蛋，刷刷我坏坏的存在感；让另一个继续与女同学好好玩耍，保持我的超人魅力不掉线。

    把两条战线上得来的成果对比一下发现，口头禅“男孩越坏，越像男人”、“男孩不坏，女人不爱”，并非是女孩不可捉摸的小心思，可能仅仅是男孩朦胧的性幻想。

    这样欢乐的时光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直到临近中考的初中三年级才被迫宣告结束，接下来，大家没空也没心思再玩了。直到十年后，赴厦大读研究生，一颗爱玩的心面朝大海之时再度春暖花开。

    如今仔细想想，我温柔细腻的一面在上小学之初就显露出了马脚。

    记得，一放假，我匆匆做完作业就往隔壁乡镇的外婆家跑，路过热闹的镇上，我通常会被各种售卖小首饰的摊铺子所吸引，摸一摸口袋里的银子，然后挑选几件诸如戒子、耳环、项链之类的小东西送给舅舅家的表姐和表妹，有时表弟也会收到这样的礼物。

（二）

    两个“我”谁也不欺负谁快乐地成长着。然后，第一次让我感受到两个“我”合二为一的，是我的母亲。

    大概是1990年吧，母亲要调去农场下属效益最好的制药厂上班了。这对我们家来说，是一件大喜事，意味着家庭的经济条件将会有较大的改善。

    好归好，随之而来一个新问题，是母亲怎么去上班。一开始，母亲是走着去的。过去，农场有不下十个划片分区，我家原在果木栽培片的住宅区，而制药厂则在相距3公里的中心工商区。

    新工作让母亲劲头十足地走了两个月。可是，一天上下班至少来回走两趟，而且不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久而久之走在路上就不见风光了。更何况，母亲偏胖，天一热，走得一身淋漓大汗，一进空调车间就有苦头吃了。

    解决问题不能给公家添麻烦，厂车不可能只为接送母亲一个职工而拐个老大远的弯，只能靠自己手脚并用。母亲决定骑自行车上班，我为母亲这一跻身当时时代先进行列的抉择鼓掌。但是，母亲还不会骑车。

    不会骑，当然要学会骑。活人岂能被尿憋死。

    学校与制药厂毗邻，我去上学先是靠走后来靠自行车。我骑自行车完全是摸爬摔滚中自学的，母亲想学骑车的时候，我已具有3年的骑龄。母亲的自学能力不行，脚踩缝纫机，针头扎手指，手剪裁布料，剪刀尖又会插到脚背上，自学裁缝就曾让年轻的母亲吃尽苦头。母亲感叹自己笨手笨脚。

    我想母亲是不善于操纵机械吧，据说到制药厂上班，母亲也是远离操纵台的。于是，我自告奋勇，当母亲学习“自驾技术”的教练。

    没有一颗勇敢的心，是不可能担当母亲的教练。当时，我刚好平视半价火车票的刻度线，体重三四十公斤，而需要我手把手教练的“女大学生”光体重就达70公斤，加上质量不赖、份量不轻的车辆，对我俨然形成巨大挑战。

    母亲事后回想起这段学车的经历，目光总是包含歉意，她说：“那个时候学车，真是老鼠拖着猫上路啊。”

    “老鼠拖着猫”，就是这幅景象连续一个半月，每天的傍晚时分至夜幕降临之际，在我家附近的石子路面上演。母亲连人带车翻倒的时候，我也难免不被波及，我们母子俩常常是流汗又流血，精疲力尽地结束一天的练习。

    邻居们撞见了，他们总会笑呵呵地说：“强强真能干，把‘老牛’都教会了。”就这样，我被升级为了能拉车的“小牛”。

    现在，再回想起这段母亲学车的往事，我真觉得有如神助，手把手教会母亲骑车，不仅仅需要小小男子汉的力量（可是一个毛孩子能有多大的力量呢），更需要有类似女性的细致耐心，就是需要两个“我”合二为一，变作一条心，一股力，才能办到并做好的。

    我也觉察到，自从母亲学会骑车，她很少再像以往那样凶巴巴地对我，除了偶尔几次火气上来刹不住车。老佛爷的脾性大体上没改，但微细处却慢慢变得比我娇气了。

    研究生毕业前夕的2004年暑假，我趁进京实习的机会租了房子，然后带母亲一起上去体验皇城的生活。母亲不习惯宽得走断腿的马路，两周就回家了。中途，我在一个站台上买了几个素馅包子充当午餐。我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咬了一口却把包子还给了我，然后面朝卧铺闭目养神。多年之后，母亲提起火车上的包子，惊讶地说：“那么难吃，你怎么能吃得下呢？”我呵呵地笑答：“我吃了三个，还把您剩的那一个也吃了。”接着，母亲感叹道：“我是不是越老越变修了啊！”呵呵，不知何时学会的矫情。

（三）

    毕业后参加工作，我的人生开始起飞。渐渐的，两个“我”失和了，外在的膨胀压迫内在的灵魂。

    2007年以来，房子、孩子接连降落到我的世界，等着我的供养。工作很忙，身子很累，在外地为奴的十余年间，回老家与父母团聚次数屈指可数，母亲请我不要惦记。

    我驱使着两个“我”合二为一，快马加鞭，争当新闻界里的“打工皇帝”。追求功名利禄，灵魂陷在了俄罗斯套娃里，自我掏空，杯套着杯。

    忙碌奔波中，我分明能感到两个“我”在大多数的时候是一堆晃晃悠悠的重影，魂不守舍，言不由衷，力不逮心，一不谨慎还弄得灵魂出窍而找不回来。

    为了安定形神，2009年，我勒紧裤腰带再买了一套现房，然后鼓动父母来到了我所在的城市团聚。母亲苦苦坚持了两年，实在不习惯怎么都听不懂的异乡方言，还是卷起铺盖打道回府了。事后，母亲开玩笑说：“她在福州坐过两年牢。”

    2017年，年老体弱的父亲出门不慎跌倒住院了，我也终于下定决心按下工作的暂停键，回老家陪伴父母。携带妻儿回老家的这一路，起初也是充满艰辛，但我感到两个“我”完全是牢不可破地合一的，因此没有什麽克服不了的困难。

    回家陪父母养老的故事，在过去几年来持续受到朋友们的关注，收到很多朋友的鼓励。

    前些年，闽西的一位企业高管听说了我的事，他毫不掩饰对我的钦佩之意。我说，那是我刚好运气，经济条件许可了，也就可以放下工作，返乡奉老。那位高管不认可我说的，他说现在像我这样的很少，不是因为人们不可以这么做，而根本是不能做到。

    那位高管说到激动处，将此上升到了“做人良心”的高度。我从中受到一点启发，两个“我”，一个叫作“可不可”，一个叫作“行不行”。

    在与那位高管愉快交谈的时候，我们正走在红色古田八个闪闪发光的经典大字“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标牌底下。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弱火能够做到燎原，势必要借助一阵恰到好处的风。比如我返乡奉老，算是那一点星火，但这阵风现在还没有流行起来。

    上周，一位在福建省委机关的朋友看到我的文章《尴尬的芒果》才得知我悄悄地回过福州，她专门来电嘱咐下次一定要到办公室喝茶一叙。通话期间，她再次谈起我的事，说道：“我现在经常拿你的例子教育我们的那些弟弟妹妹，在外面钱是挣不完的，不如多出点时间常回家陪陪老娘。”

    这位来自“妈祖故里”的大姐在电话那头反复地算账：一个人在外从参加工作到成家立业站稳脚跟，再到六十岁退休，期间就算每个双休日都能回家陪伴父母，加起来也才仅仅两年时间。等到自己退了休，空闲了，却已经“子欲养而亲不在”。

    “及时对父母尽孝心，太重要了！”

    大姐她以身作则，忙着繁杂的公务，每两周必定要抽出一个双休日从省城赶回200公里外的老家陪伴老母亲。

    大姐对我的关怀和鼓舞，让我感受到连接彼此的不是无形的电波而是伸手可触的暖流。

    过去，我们已经习惯把为社会发展而奋斗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却很少静心思索社会发展归结到底是人的发展这一根本课题。

    今后，这方面如有更多的思考与实践措施，或许能够蔚然成风，人们的精神面貌将大为不同。

    内人心情好的时候也会毫不吝啬地赞美我。有一次，她含情脉脉地对我说：“老公，你真是我的‘宝藏男孩’。”

    她之所以有此诗性，估计是我们当时正坐在一起观看一档名为“宝藏歌手”的电视节目。

    恭维还是嫌肉麻的，两个“我”一起打了个哆嗦，其中一个还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我侧过头去，对着正站在电视机前方企图打劫电视信号的小宝说：“求你别吵啦，还不学点好的，像爸爸一样做个安静的‘妈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