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宁: 怎么看透中国政治的真实逻辑？ | 文化纵横_风闻

房宁 |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演讲时)

【导读】中国是如何在不平等、不合理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中，摆脱多数后发国家的宿命脱颖而出的？这不仅是中国的经济成功，也是与中国政治发展新探索与新经验密不可分。如何理解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有哪些内在逻辑决定了中国有别于其他国家与地区？作者指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是中国实践探索的产物，“三统一”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最大特征。“三统一”回应了中国在由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流动、财富增加、关系与身份变化等新的时代课题和新的社会诉求。中国道路蕴含着两个核心要素：第一，通过接受教育以及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创造性劳动，而非政治性操作来实现大多数社会成员对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实现社会成员的个人价值；第二，保持单一权力中心，避免分配性激励，实现国家的战略性发展。

本文根据作者在2019年8月《文化纵横》杂志社与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中心联合举办的首届“重新发现中国：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高级研修班上的演讲整理编辑而成，特此编发，供诸君思考。

**▍**三统一：中国的政治发展道路

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简单的说就是“三统一”。所谓的“三统一”，按中国官方的政治语言说就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一）党的领导：民主阶段性认识形成

所谓党的领导，就是要集中国家权力，用以实行工业化、现代化的战略性发展。

**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与英美等西方国家类型不同。这种区别，既表现为性质上的差别，也有发展阶段造成的差异。****中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关键发展阶段，而西方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或曰后现代阶段。**民主问题与不同发展发展形成的差异性直接相关。谈到民主，西方学术界将其归为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两大问题。而中国在现阶段上看待和处理权利和权力的关系与西方很不一样。

比如，美国和英国在工业化初期其政治体制具有“双开放”的特点，即保障人民的权利，也开放选举，实行竞争性选举。美国民主一开始就有选举。当然最早的选举与后来有很多不一样，多年有很多限制。美国从1789年就有了第一次竞争性选举。到1800年，美国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大选。又过了40年到1840年，美国现代选举的要素基本上都具备了。

但是别的西方国家与美国、英国就不大一样。欧洲大陆革命后形成的新国家、新制度基本上都不是“双开放”的，即有权利保障而限制竞争性选举，即不向社会开放通向政权的“权力通道”。1798年以后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是选举产生的，但它后来变成了法兰西第一帝国；而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又变成了法兰西第二帝国。路易·波拿巴是被选上当皇帝的，皇帝由民主选举产生也算奇葩了。而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差点变成了法兰西第三帝国，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是历史上政府频繁变动的不稳定政体。只是到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才基本上是现在这个模式。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成立于1959年1月1日，换言之，现在法国的政体是在1789年法国革命后历经170年才逐步形成的。

（二）民主的第二通道：调动人民的积极性

这样的历史说明了什么呢？如果我们把民主作为权利与权力的二元结构看， 西方早期工业化时代的政体基本上是不开放权力通道的，也就是没有选举。在不通过选举的国家权力建构条件下，民主意味着什么呢？这就是民主的另一重含义，它意味着通过权利保障以及扩大经济、社会自由，保障了人民对美好幸福生活以及个人自由、尊严的追求。

义乌在1982年初发生了“农妇闹县官”事件。一位万般无奈被“打办”抄了摊子的农妇堵在县委大院门口与县书记争吵了起来，进而在义乌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大调查。三个月后，义乌县委作出了“四允许”的决定，义乌由此腾飞。后来去日本做工业化时代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调研时，我们吃惊地发现，**1982年义乌县委的文件和百年前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的文告许多语言竟然都是一样的。**民主，究竟是什么？在工业化时代民主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终于理解了邓小平那句关于民主的名言：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

**从经济学角度看，民主意味着给社会一种良性预期。**义乌多年前的“四允许”，就是给了穷苦农民一种对未来生活，对提高生活水平的预期——只要你努力，你只肯好好干活，你就有好日子过。明治维新的纲领“五条誓文”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这就日本民众中建立起了对未来的预期。

明治维新有“五条誓文”：

一、广兴会议，万机决于於公论；二、上下一心，盛行经纶；三、官武一途以至庶民，各遂其志，使人心不倦；四、破旧有之陋习，基于天地之公道；五、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

后来美国驻日大使赖肖尔对“五条誓文”又进行了提炼，他指出，明治维新带来的真正变革在于社会基本价值的改变， 即把日本从一个以世袭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这种改变是社会基本价值的改变，社会生活的“指挥棒”改变了！这些意思稍加翻译一下，就是中国政治话语中关于民主的在不少人看来不大理解的意思：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

前不久我看到，其实不独邓小平如是说。毛泽东早在抗战时期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讲到民主时，他说，民主就是调动积极性。毛泽东所言和几十年后邓小平说的话是一样的。过去，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拘泥于从政体形式和程序上理解民主，认为民主就是一种政治程式，就是选举、言论自由等等。而当我们深入到社会功能层面上认识民主的时候，我们对民主理解深化了，这种认识更具有实际价值。

回到当今中国的政治现实中，我们再来看看有关当代中国民主的概念——“三统一”。**所谓“三统一”，从政治分析意义上看，首先，就是要把权力集中于国家或曰执政党手中。其次，是向社会、向人民开放社会权利。**过去在计划经济时代，权利是收在国家手里的。改革开放前的管制经济之下，在城市，人们大都属于一个单位。在农村，则是“政社合一”体制下的人民公社社员，早出晚归都要听村里敲钟。无论在单位还是在生产队，每个人都只是劳动者、干活的，而不是从事经营活动的主体。这样的体制已经被中国以致多国的经验证明是无法形成和建立经济社会发展的效率的， 传统的所谓社会主义主动性、主体性也许存在于国家及官僚体制，而社会是被动的，所谓“主人翁”是口头上的而不是每个“主人翁”的经验意义上的。因此，包括中国在内所有计划经济国家都不约而同地走上了改革之路。

**按学术语言来说，如果民主意味着两个通道，一个意义是通过政治参与通过选举，来建构权力，通过权力来建构规则和法律，政策制度等等；另外一个意义就是给人民以权利的保障，形成有社会预期。****制度是否民主，就是在于有没有预期。**回到赖肖尔讲的，明治维新为什么改变了日本。它把日本从世袭为主要决定地位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决定地位的社会，促成了社会的价值转变，社会的指挥棒彻底变了。万类霜天竞自由，只要你努力就能有属于自己的未来。社会的、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就这样被激发、被释放出来了。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 改革开放意味着什么？**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价值变迁的意义上意味着，把中国从文革当中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态度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 变成了以受教育和个人成就为主决定地位的社会。**韩国、台湾、印度尼西亚等等莫过如此。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调动，就构成了整个社会工业化、现代化的无穷动力。

（三）依法治国

文革后，依法治国在提出前曾称之为“民主与法制”，这是从文革的教训中总结而来的。邓小平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之一， 就是“一言堂”，没有民主，大家的意见提不出来，上层不能了解真实的情况，结果一错再错。邓小平与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见解一样，他认为没有法制意味着不稳定，没有制度化就容易朝令夕改。邓小平说，民主的好处就是不因领导人的变化而改变。

但是，“三统一”远不止于这个意思。“十六大”上“三统一”刚刚提出的时候的认识是，党的领导要依法，人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也要依法。现在的认识大大提升了。在我看来，在中国民主语境中的“依法治国”，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结构性的政治原则，即“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确定一种政治契约，这在实际上意味着党和人民之间的一个约定。

党的领导意味着国家大事“定于一尊”，是共产党说了算。但是，共产党领导则是要以法治的方式来实施。即使掌握最高权力的共产党也要按照公开约定的规则也就是法制、法律行事，政策在法律之下，党的领导不是领导人的随意行事，不是朝令夕改，不是不受监督、不是不可考察的。这就是依法治国的意思。

**▍**中国道路的理论逻辑：人民民主的价值追求

为什么中国在现阶段要实行“三统一”这样一种制度。这个制度是中国的创造，但同时也是各国的经验。

工业化时代是一个大变动的阶段。这个阶段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中间的关联是四个变化来连接的：社会大流动，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身份大改变。放开了权利通道后，人民的积极性起来了。积极性就是追求财富，追求美好幸福生活， 这个时期的政治就是要“使人心不倦”，社会政策要尽可能满足人们的过好日子的愿望。

而工业化阶段实现社会流动和过好日子的途径有两条：**一是， 通过个人努力，通过生产、经营和创造性劳动获得成功。**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中宣部搞了一部记录片，里面谈到1977年恢复高考说了这样一句话：“恢复高考是社会价值的转变”。这句话很有份量。高考是中国教育制度的核心，但高考又远远不止于教育制度，高考在中国更是一种社会制度，甚至是政治制度。它的实质功能是社会分层。高考是一种通过教育的淘汰制度，是中国社会的精英选拔机制。

**实现社会流动和过好日子还有另一条途径，这就是政治。**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在工业化时代，在社会大变动的时代，人们会自觉不自觉选择集体行动，即通过政治参与来改变规则，以获取自身的利益。这就涉及了两个重要的概念：“生产性激励”和“分配性激励”。在工业化阶段，如果实行社会流动的权力与权利的双通道开放，那就必然形成“分配性激励”即鼓励人们通过获取政治权力而获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权，从而直接占有社会财富。在工业化阶段，如果仅仅开放“权利通道”，那么人们就只能通过个人努力，通过生产性活动来获得财富和身份的改变。这其中就包含了当代中国民主与中国工业化、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当代中国的民主的内在逻辑和外在功能就在于：它提供推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发展的生产性激励，而避免和防止了那种鼓励和引导人们通过集体行动、政治行动对政治权力的争夺和对社会财富的抢夺。

2005年，中国政府发表《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面向世界发表的第一份全面阐述当代中国民主理念和民主政治实践的政府文告。**这个白皮书中对民主的官方阐述有一个重要变化，这就是从以往的“性质论”转化为了“功能论”。****以前中国是怎么讲民主的？以前是讲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优势， 即共产党是代表全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从来都把人民顶在头上；共产党员都有牺牲精神，没有私利。****这份白皮书的一个重大改变是更多地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功能上解释和论述中国民主及其价值，提供了比较客观的功能性解释。**比如：中国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可以使国家发展目标得以长期的、一以贯之的实施，等等。即从客观上说明中国的发展道路以及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

**▍**中国道路的经验性再分析

中国道路的深层逻辑是“利出一孔”，这是管子的话。现在的解释就是由于只有一个权力中心，可以最大限度集中社会资源，可以形成基于利益的社会强力导向。而集中资源和强力导向的目标是实现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落伍国家的赶超型发展，创设一种赶超型的发展道路。

所谓中国特色、中国模式，其实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在现代不合理、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秩序中，在压制性的国际环境中，作为一个落后国家、一个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杀出重围、后来居上。在当代世界历史条件下，中国肯定不能走别人的老路，中国讲创新根本在这里。模仿发达国家、亦步亦趋地跟随发展肯定不行。中国必须另辟蹊径，如同中国古代所说“三代不同礼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

（一）战略性发展：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捷径”

中国道路的经济意义含义是战略性发展。什么是战略性发展？这些通过对亚洲诸多发展中国家工业化道路的研究，我们逐步发现并理解这个问题。所谓后发国家的“战略性发展”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建立规划。国家把事情统起来，制订发展计划；

**二是，原始投资。政府来给第一桶金。**资本主义第一桶金是“羊吃人”以及通过殖民战争获取，这个中国搞不来，通过人民革命起家的共产党不可能再残酷地剥夺人民，更没有能力去抢外国。因此只能自己想办法，比如，改革开放以来用金融的手段，用借贷方式，用土地财政置换，用吸引外资的手段来解决中国工业化的原始积累；

**三是，基础设施。**中国搞建设是学世界的，中国现在被称为是“世界工厂”，怎么来的？世界各国搞工业化的经验都是搞开发区。**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过程中，“旧城改造”很难，“新区开发”相对简单，可以集约化操作。**这是中国经验，也是世界各国经验，而也许中国做的最好。中国的改革开放确切地说是开放改革。它是开发、开放实验区开始的。1979年中国批了深圳、汕头、珠海、厦门等特区，中国工业化由此进入快行道；

**四是，建设软环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力倡导法制、民主，大力发展科学、教育，推动医疗卫生事业和社会保障，这些都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制度环境和服务性的软环境。

战略性发展使中国的赶超型发展走上了快车道，从一定意义上看，这是后发国家赶超世界工业化的进程的“捷径”。

（二）协商民主：中国民主发展的“巧”策略

**中国道路的第二重点是政治上以发展协商民主为重点。**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要以协商为主。而这背后的问题是，中国现在一方面需要民主，一方面又不能够开放竞选，不能加强政治制度中的竞争性因素。

**协商民主问题，首先是江泽民总书记在1991年提出来的。**那年他在全国人大会议之前的一个准备会上首次提出，民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选举民主，一种是协商民主。**这种民主政治分类方法还真是中国人的首创。**后来这一思想逐步发展为“发展协商民主，是现阶段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重点和方向。” 许多人并没有注意这句重要的对现今中国民主的纲领性阐述的深意。什么叫“现阶段的重点和方向”，它真正的含义是这句话后面的潜台词——至少在现阶段，选举不是中国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和方向。

**协商民主也可称为政策民主。这意味着人们可以就政治问题特别是政策问题做商量，可以在政策上体现民主结果，而不仅仅是在程序上。**有不少对中国的协商策略持批评态度，甚至认为这有些狡辩的味道。我是这一理论与策略拥护者，我赞同中国民主的这一策略，甚至认为这是在当代中国唯一可行的民主政治发展策略。当然，我也认为目前的这种选择具有阶段性。在我们不能够开放人民选举的情况下是代偿性的措施。

（三）循序渐进：扩大和发展人民权利的原则

**权利的发展、权利的成长具有渐进性。人民权利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逐渐成长的。**这是中国经验，也是世界的政治发展经验。甚至可以上升为意识形态、政治哲学。

看看美国吧。美国是现今世界上最早并最稳定地实行宪法政治和实行选举制度的国家。然而，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美国民主也不是一天形成的，不是通过了宪法就有了民主政治。美国立国之本，是《独立宣言》、《美国宪法》、《华盛顿告别演说》、《葛底斯堡演说》和《门罗宣言》，一以贯之的精神是宣扬自由、平等、人权、法制等等。然而，制订于1787年的《美国宪法》中居然承认奴隶制，没有实现平权。直到80多年的宪法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修正案后，美国才在宪法层面上实现了平权。而美国宪法最终变成法律，即联邦各州的法律，已经到了约翰逊当总统的时候，而此时距离国建国已经快200年了。世界历史表明，宪法是一个政治实践过程。一部宪法，一部基本法变成法律，法律再变成事实，这就是政治发展，这就是政治道路，要走很漫长的。

马克思主义的权利观是循序渐进的。权利既不是天赋，也不是法赋。权利是经济社会文化发展逐渐赋予的，所以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一切都须慎重，发展民主既不能慢也不能快。

（四） “摸着石头过河”：政治发展的中国智慧

这个当然也一条中国经验。为什么要摸着石头过河？难道不能够顶层设计？其实是有顶层设计的。1949年的时候，1978年的时候，都是顶层设计。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是有区别的。钱学森先生曾总结提出了一个理论，叫系统工程理论。他的理论是，要搞技术开发、搞大工程，要遵循系统工程建设规律。这个所谓系统工程理论有三个要点：第一，要有总体设计部；第二，在总体设计之下，再做分部设计；第三，把分部设计做成部件再做系统集成。钱学森先生去世，中国科学院搞了香山科学会议，其中一个考量是，这个理论是否能运用于社会科学以及社会建设？

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所异同，既然是科学，就有共同性。但又有差异性。按照系统工程理论，工程整体设计中，必须是一个思路，不能有两个思路。**但是社会领域则很难做到，是政治学上讲的利益综合——所谓政策、所谓决策，实际上是各方利益的综合，是各种力量的参与和平衡。**政治体系内部会有竞争、排斥和冲突。此外，与自然科学、工程不一样，社会政策一旦实施，就形成结果，形成了利益，进而生成固化的结构。想改变并不容易。

**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领域中国进程往往只能采取渐进式的试错方法，先做局部实验，取得经验再逐步推开。这被成为“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逻辑是1979年“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当时，中国决定要搞改革开放。但怎么搞改革开放？无人知晓，而且争论很多，分歧很大。这时候，邓小平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所谓“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改革开放的“负面清单”，是最基本、最重要的风险控制措施。**在要改革而不知道怎么改革的时候，首先确定什么不能改，这是最大风险控制。**中国改革的成功得益于“四项基本原则”，得益于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这邓小平的智慧和中国人民的幸运。对比差不多同期的苏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以及后来苏联、俄罗斯的命运，中国人更应该感到幸运。

**▍**结语

“三统一”、协商民主为重点、循序渐进发展人民权利、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中国改革、中国发展四大经验。这样的经验支持了中国的道路。中国的道路不是教条，脚踏实地艰苦探索得来的。因此这些经验艰难曲折得到的经验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