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一代！_风闻

　　文 | 飞剑客

　　就在上月初的时候，“全面两孩”五年后，“全面三孩”向我们走来。当时消息一出，我看周围年轻人哗然，皆表示生不起。不过抛开这些情绪，生三胎的前提是你得有二胎，那么显然我周围的年轻人并不满足这个条件，这里又引出了一个问题：三胎政策是面向谁的这个问题？

　　一个要从社会阶层来看，一个要从代际人口来看，从前者来看，在浸染在都市化里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显然不会被看作是三胎主力（因为这个阶层的年轻人职业发展和生育存在矛盾），故他们的抱怨未必能被决策者看见，但从代际上看，生育的主力是20-40岁，70后晚期的女性正在脱离“育龄女性”的范畴，这意味着，今后15年内的生育主力，将会是80后晚期、90后全期、00后早期，即1985到2005这二十年间出生的人群，一直到2035年10后接棒为止。

　　那么这群人有什么特征呢，这20年，恰好是计划生育最严厉的时期，这20年出生的青少年，尤其是城市户口的，大多数是独生子女。关于独生子女，笔者没有统计学意义上的回答，去给这代人贴标签也毫无意义。之所以聊独生子女，是因为这些和笔者之前的《白岩松，不会吧》以及《什么叫土猪供白菜？》等等，颇有渊源，算是续篇。

　　先聊一聊独生子女的历史构成问题。

　　中国的计划生育，实际上是从1970年代初开始的。不过那时候还没有提倡只生一个好。“计划生育”是82年写进的宪法，但是其实企事业单位、政府部门在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优生优育了，也就是说，从70年代末开始，部分城市家庭就诞下了最早的一批独生子女，如今这些人已经迈入40岁了。他们的父母，应该60、70多岁了。

　　82年以后，准确说85年到95年这一代，才能被叫做是独生子女一代，85年以来，城市、农村都大面积实行计划生育（少数民族地区按人口数量具体政策有所区别）。

　　当时独生子女家庭可分为，公务员及事业编家庭，城市职工家庭以及农村家庭。但整个计划生育的执行力度的程度是：大城市比小城市严，小城市比农村严，为什么城里执行的更有效？很简单，因为在90年代城市人口大多在单位上班，直接受到国家权力管束，具体来说，公务员家庭最严，央企比省里的国企严，国企比集体企业严，优先的是双职工。城市人口一旦超生，就可以用停职，开除等方式来让你想想后果，相比之下农村则是通过超生罚款，不给上户口等方式，在后期就陆陆续续松了些口子。

　　如上述所言，假如你是个85后或90后，去上大学，见到了全国各地来的小伙伴们，那么你会发现，你的东北的室友是独生子女的概率很高，因为这地方城镇化率高，即使是在农村，也几乎没有成型的宗族概念。所以计生政策可以比较顺利推行下去。反之宗族势力强大的闽粤，尤其是潮汕地区，会见到非独的概率高。除此之外，来自城镇化比例接近东北的北京，天津，上海这些直辖市的同学，江浙尤其是苏南地区来的同学，成渝上江来的同学，是独生子女的概率也会高很多。

　　换言之，一个85后或者90后，来自独生子女家庭，那么此人的家庭是城镇户口概率偏大，这些人家境未必优渥，但家庭收入排到当时全国的20-30%之前是有可能的，相当于现在自媒体云云的“中产”，因为当年实施的严厉程度基本是按照当年的福利待遇的好坏来进行的。

　　根据当时的国外学者的一项调查显示，受访的将近1500户北京城市家庭中，单单一个孩子决定了约70%的消费。翻开当时的一些人类学作品也提到，很多长期的田野也会观察到，中国城市夫妻会将他们收入的半数使用在孩子身上。相比70后的孩子们，他们的童年回忆是肯德基麦当劳庆祝过生日。也多亏了这代人，象征全球化的麦当劳、肯德基得以变为新的地标想象空间，作为美好生活的一番预演。

　　此外，有调研统计显示，光在95年，中国城市儿童从他们的家长那里收到了大约50亿美元的零花钱和压岁钱。这一数字与当年的蒙古的国内生产总值不相上下。大概就在那段时间，中国的儿童发展专家开始跳出来讨论中国父母溺爱孩子的危害问题。像“中日夏令营的较量”这种谣言流传甚广，独生子女一代被贴上“爱指挥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协作精神”等等负面标签，不被当时很多人看好。

　　不过到了90年代中后期，这会的很多独生子女的生活体验比以前要差不少，特别是那些效益不好的省属市属的国企双职工一些家庭，后来迎头遭遇下岗潮，很多人小时候都经历过一些艰难的时光，至此有了心理包袱，对紧巴巴的日子、亲人的接济、家庭岌岌可危的记忆犹新，因此说这代小孩普遍是“小皇帝”或者“温室花朵”是不对的。

　　既是独宠又过分忧虑，既是高投资又有诟病，父辈们这种矛盾的心态，用“唯一的希望”来概括，十分恰当。一方面，独生子女被视作感情上唯一，相比非独，独生能获得更好的照料和守护，孩子承载了一个家庭的全部希望。对这些家庭最严重的问题不是钱，是失独。

　　另一方面，在中国，子女视为老年人的主要社会保障资源，这导致独生还是非独都会通过大力投资教育来抵御通胀，但非独可以把养老风险分散，而独生则有孤注一掷的感觉，当然，这种社会保障并非完全都指向养老（因为计划生育曾按照当年的福利待遇的好坏执行，有一部分的独生子女的父母并不在意养老问题），也有保障儿女能够替家庭维持生活水平和社会地位的问题，这个问题是阶级性的，常常以“为了孩子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不能输在起跑线”的话语里无意识地进行着，那个“别人家的孩子”始终是悬在脑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也正是情感和经济因素共同促使独生子女对其父母具有极为珍贵的价值，这种很强烈的珍视感也会给双方带来负担。

　　不可否认，这些获得了教育资源上方面竭全力的投入，恰逢经济腾飞、高校扩招等等因素，造就了这代人空前的平均文化素质，以及让城里的女孩受到了和男孩平等的教育机会，这是当年旨在控制人口的计划生育的副产品，但是，如今我们越来越发现，在独生子女的身份形成过程中，很明显和“第一世界”的年轻人一样，拥有空前的自我意识，习得了高期待、消费诉求、教育志向——这些是低生育率的重要因素。

　　更没想到的是政策下的孩子成长至“第一世界”水平的速度过快，远超其家庭和社会跟进的速度，这可能是这代人的幸运之处，也可能是其痛苦的来源——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独生子女，被父母堆积的资源卷到了与自己天性不匹配的位置，当然痛苦；相反，父母作为独生子女的对照组，他们大多是在“第三世界”下成年，有兄弟姐妹，从小吃过苦，因为遗憾可能再物质上尽所其能地为儿女提供支持，也可能在子辈们不能延续父辈路径时怒其不争，或者在年轻人对分配问题严峻的抱怨面前，阴阳怪气地说：“难道你们就指望…不会吧？”

　　可以说，上一辈大力投资教育，间接上促进了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但现代化不只是经济发展规划，“也是一种被所有渴望攀到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顶端的人们内化了的文化模型”。当某一人群中的大部分人接纳了这一文化模型，对多子女予以较少人均投资的大家庭就会被对少量子女进行高额投资的小家庭取代，同时代的非独也会走向这个道路。也就是说，历史造就的独生子女这代人以及他们的家长们的养育实践及其焦虑，被扩散了，加重了人们对这种文化模型的内化程度，诸如学业上的成就可以和体面的生活挂钩、学业上的成功追向到自我实现的预言等等，这些命题被第一代独生子女成家以后欣然继承了。

　　于是乎，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浮出水面，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如今互联网甚嚣尘上的鸡娃主体的年龄层，最早是80后，最晚90初的那批人，这批人也是计划生育最严格时期出来的。他们要么曾经依靠教育实现过阶层上升，要么是早期的独生子女，双职工的父母业已退休。自己在08年，最晚15前上车，则不必掏空父母；如果还是独生子女夫妻大概率还有两套房或者是一房一车的，不会因为房子问题而有烦恼，鸡毛更多撒在是孩子的事情上，孩子的钱是大头，不过一般不用担心，孩子的爷爷奶奶姥爷姥姥基本都管，上补习班也有人接送。

　　但是经历过15、16年这一个上涨周期过后，那个时候的预备中产圈层最流行的话语叫做“阶层固化”，这是当年的90初的一批人的焦虑大释放，我们在《什么叫土猪供白菜》里谈及过，但90初们该老老实实上车还得上车，于是18年有了6个钱包这种说法，其实能让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姥姥老爷心甘情愿掏钱包的往往也是独苗儿。

　　又过了几年，轮到更亲建制的95后开始步入社会，也登上了舆论场的舞台，这时无论是独生还是非独都发现，即使有父母的倾囊相助，也未必能让自己留在一线，甚至在一些二线都有困难。当然也有退路，尤其是对于独生子女来说，家庭所在中小城市就是退路。总而言之，当被教育资源堆砌出来的985、211们不再是上升的保证时，不知道这批人有了孩子后，还会不会热衷于鸡娃呢？

　　**历史的客观在于，虽然独生子女一代家庭教育资源集中导致鸡娃水平拔高，但显然又不能说如果没有独生女子政策，这一现象就不存在了。**八九十年代在相对贫困的多子女家庭中，兄弟姐妹中只有一个能上大学，其他人要早早挣钱供养家庭是很常见的现象，在社会教育总资源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人多了只能是造成人均资源稀缺更稀缺。

　　随着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束，三胎的来临，都预示着我们终会面临老龄化的问题。当年被媒体诟病的“小皇帝”们，现在都已参加工作，组成家庭。他们的后代，或许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或许因为国家经济升级和分配改革而面临更宽松的环境，也会有更多公平或者改善劳动的诉求。

　　虽然和父母辈的方式不尽相同，但同样都为时代和社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无论如何，独生女子这代人都是历史进程中特殊的一代。

　　参考文献：

　　冯文《唯一的希望：在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下成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