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族 攸关生死存亡_风闻

作者    艾舟

生娃和养娃，是中国家庭剧最青睐的主题之一。如果说在西方世界也有一个国家热衷此道，那一定是生育率一枝独秀的以色列。

从1970年到2019年，美国总生育率从2.48降至1.70，日本从2.13降至1.36，甚至已低于1.5的低生育警戒线。但以色列同期仅从3.78微降至3.09，在发达国家中遥遥领先，堪称一骑绝尘。

生育率伴随经济增长而迅速下降，几乎是所有国家面临的难题，造成其他国家生育率下降的经济社会现象，如房价物价上涨、育儿成本增加、女性更趋独立等也都在以色列出现，可为何唯独以色列能够始终保持较高的生育率？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当时，以色列全境只有约80万人，总兵力不到3万。由于双方兵力数量差距过于巨大，英国二战名帅蒙哥马利曾断言，以色列将在两周内被打败，然而结局并非如此。

以色列站稳脚跟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组数据至关重要：到1948年12月，以军总兵力已超过10万人，几乎每月扩编1万余人。这无比惊人的增长率背后，是全球犹太人的鼎力支持。同期，以色列平均每月有超过10000名移民流入，其中很多人都是二战老兵。

以色列注重母婴保护，开始研发通过母乳为婴儿接种新冠疫苗的技术。

当1949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帷幕落下，以色列充分认识到，充足的人口是对土地实施有效占领的根本。因此，在阿拉伯国家因战败迁怒于本国犹太人时，虽然以色列已因战争财穷力竭，但有着“国父”之称的首任总理戴维·本-古里安仍亲自策划了“魔毯行动”，动用上百架次的飞机，分别从也门、伊拉克等国接回约20余万犹太人。在建国前三年，约有60余万犹太人从全球各地来到以色列，使总人口在短时间内翻了一番。

但移民红利总有告罄之时，内部挖潜才是根本。自建国伊始，以色列就把生育上升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戴维·本-古里安曾公开呼吁：提高犹太人的出生率，是关系到以色列生死存亡大事，一个犹太妇女应该至少生育四个孩子。他还立下规矩，如果一个犹太妇女生了10个孩子，政府就会授予她“英雄母亲”的称号，多生孩子被赋予了保家卫国的使命感。

国家号召在先，而家庭也有意识地分摊风险。在以色列，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幅奇景：在地中海岸边的沙滩上，许多年轻女性在身着比基尼泳装的同时，还人手一支长枪，可谓暴力与美丽的结合。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与以色列独特的兵役制度相关——自建国之初就确立了“以实力求生存”的方针，实施全面义务兵役制，连女性也不例外。

这种“全民皆兵”的制度，不同于更为常见的“每户抽一”，而是原则上要求所有家庭所有男女，在18岁后都必须在军队中服役至少24个月。退出现役后，他们仍需服长期预备役。虽然自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结束后，以色列未陷大战，但小规模、低烈度冲突持续不断，不少士兵选择在军营外也随时配枪。在巨大的安全压力下，以色列家庭也有更大的意愿，通过多生子女来分摊战场给家庭造成的不确定风险。

虽然以色列当前929万的人口总量已较建国之初增长10倍不止，但与周边数亿心理上与之对立、甚至敌视的人口相比，仍犹如九牛一毛。再加上历史上屡遭欺凌和屠杀的记忆，犹太民族始终铭记亡国灭族之危。此外，以色列国内阿拉伯裔虽仅占人口21%，但生育率长期高于犹太裔的平均水平。在当前选举制度下，这也让犹太裔感受到保持主体民族地位的巨大压力。

可以说，全方位安全感的缺失，促成了以色列和犹太民族在生育问题上强烈的忧患意识。这在部分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伊朗、叙利亚等国的生育率大幅下降，而以色列却保持高位。1970年，伊朗为6.44，高出以色列70%。2019年，伊朗已骤降至2.14，仅为以色列的70%。

对家长 给钱不如“给闲”

但是，忧患意识仅是高生育率的充分条件之一。事实上，自1973年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基本站稳脚跟后，中东多国开始调整对以关系，把国家重心转向国内经济发展与民生建设。随之而来的，是以色列国民长期绷紧的心弦自然而然地得到放松。

以色列政府也通过财政补贴鼓励生育。按照2021年最新标准，以色列国家保险局为一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每月发放152以色列谢克尔（约合人民币299元）的补贴，为第二至第四个孩子每月发放192以色列谢克尔（约合人民币378元）。

但是，考虑到以色列较高的物价水平，这点补贴所起的作用应该是非常有限的。毕竟，当地一小瓶可乐也要近5以色列谢克尔（约合人民币10元），一顿普通的肯德基快餐也要60多以色列谢克尔（约合人民币120元）。

相比将生育作为国家头等大事之一的日本政府，从产检到生育都动辄提供数十万日元以上的巨额补贴，以色列直接发放的育儿补贴可谓少得可怜。

但以色列100%的适龄儿童都接受幼儿教育，在发达国家中排名第一；以色列的学制为每周6天，在发达国家中也是唯一；以色列中小学生的在校时长，在发达国家中也罕有匹敌。

以色列的特殊学制为家长免除了诸多后顾之忧。

比如，根据以色列1953年制定的《国家教育法》，如果超过75%的家长要求增加学生的知识学习，那么学校就有责任额外开课，所需费用由地方政府或家长资助。统计数据显示，以色列小学生2015年在校天数达222天，比发达国家平均水平高出20%。

这样的制度设计，直接产生三个结果。第一，家长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在时间和精神上能得到更多的休息，无需上班忙完下班忙，有利于家庭氛围的和谐；第二，女性得以从侧重家庭的传统社会分工上抽身，可以更多地投入工作，削弱了“职场天花板”，间接促进了性别上的平等；第三，学生把多数时间花在学校，而非千差万别的课外辅导培训，既减少了家长在教育上的“内卷化”支出，又有利于教育的公平化。

可以说，以色列通过国家的制度设计，承担了监护与教育适龄儿童与青少年更多的职责，从而间接减少了家长所需投入的时间、精神和资金成本，促进了社会与个人的整体和谐。一言以蔽之——给钱不如“给闲”。

对女性 生育文化友好

对女性更为友好的生育文化，以及对生育技术的高度重视，是以色列保持较高生育率的另一法宝。

现代社会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生育障碍已成为许多家庭的困扰。有调查显示，从1973年至2011年间，全球男性的精子浓度下降近60%。

以色列建国以后，从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辅助生育技术的研发与普及，对存在生育障碍的家庭提供大笔的补贴。早在上世纪80年代，试管婴儿技术就已经在以色列得到推广应用。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色列生育诊所的密度已是世界第一。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为45岁以下妇女提供几乎全额体外受精治疗补贴的国家，适龄女性无论族裔和婚否都可享有，直到她拥有两个孩子。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对外交流增多，以色列也出现了大批奉行不婚主义的青年男女。对于这一群体，以色列社会引导并鼓励虽然不婚但渴望做母亲的女性接受体外受精，不仅在文化上予以包容，还通过立法严格保护她们的合法权益。

比如，以色列除了要求保留孕妇工作外，女性生育后还享受14周带薪产假。孕妇在公共场合可以合法不排队，享有“优先服务权”。由于所有孩童从3岁到18岁都接受义务教育，学费全免，这也进一步减少了单身妈妈的经济压力，有助于培育和保护女性对生育的渴望。

总之，以色列看似奇迹般的高生育率，并非某项单一因素导致，更非一朝一夕之功。以色列政府自建国起，从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推出诸多更贴近人们实际需求的政策，在保护和鼓励人们生育的同时，也注重培养更具包容性的社会文化。